�学术探索�
�学术界� (双月刊) �
总第 82期, 2000. 3
ACADEM ICS IN CH INA
NO. 3 M ay. 2000
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李 � 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 100084)
� � �摘要�本文从经济利益关系的角度, 将当今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四个主要社
会群体, 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任
何改革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都会造成物质利益的得失。本文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在 20
年的改革中还是获得了利益的。然而, 利益获得的多寡是有差异的。本文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了社会
各群体的利益获得和利益相对受损。只有了解了此种情况, 我们在将改革向前推进时,
才会使其每一项措施能够尽可能地对于多数人有利,尽可能减少改革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经济改革; � 社会阶层; �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1698( 2000) 03- 0005- 15
本文试图从利益结构的角度, 分析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变
化。为什么要从利益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呢? 首先, 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
构的调整,而利益结构的调整显然会使得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 同时会使得
另一些集团损失利益。当然, �全赢�的局面 � � � 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
社会整体利益上升 � � � 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要实现这种局面实在
是太困难了。当前的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金体制、失业保障体制的改革,几
乎每一项都难免会损伤一些人的利益。为使得改革顺利进行,我们就必须分析,
这样的改革究竟对于哪一部分人群有利,对于哪一部分人群不利。为使得我国
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我们就应做到使改革措施尽量能够对于更多的人有益。
�5�
� 李强: 1950年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这也就是边沁( Jeremy Bentham)提出的观点: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
那么,二十年来的改革究竟使得哪些利益群体获得利益、哪些群体利益受到
损失呢? 为阐述这个问MATC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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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713512908713_1,笔者先从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的最一般观点谈起。
在中国大陆传统的社会结构分析中, 社会学家大多使用阶级、阶层的说法。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人开始使用�利益群体�的说法。据考证, 最先提出此
种分析方法的是黑龙江的顾杰善先生。� 2�此后, 湖北的于真研究员和顾杰善先
生等还承担了社会科学课题,专门对于� 利益群体�进行研究。该课题组给社会
利益群体下的定义是: �社会利益群体指在社会利益体系中, 具有相同的利益地
位,有着共同的利害与需求、共同的境遇与命运的群体。广义的社会利益群体泛
指以各种不同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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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出来的有相同社会特质的人群,如以生产资料占有与
否和是否受剥削为标准划分出的阶级, 以某项社会差别的不同层次划分出的阶
层,以具有某项特殊利益划分出的集团等等均可涵盖在内。� � 3� 在此,笔者试对
这一定义作一评价。笔者以为,对于利益群体下定义的关键是要解释清楚什么
是�利益�,而上述定义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阐释清楚,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利益�。
上述定义提出了�相同的利益地位�、�共同的利害与需求�、� 共同的境遇与命
运�,这样三个限定语。但是,三个限定语的涵义相近,并且, 没有对于利益本身
做出解释。反不如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群体差异时所说的经济的、政治的(权力
的)、声望的三个维度的解释更清晰。
笔者以为, 所谓利益群体, 核心问题说的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
构成的群体�或者说�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物质利益上
地位相近的群体,在大陆, 传统上称为�阶级�或�阶层�,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使用
�阶级�或�阶层�,而采用�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的说法呢? 这主要是受到�历
史误区�和�大众心理�的影响。在 1979年我国理论界拨乱反正以前,阶级、阶层
曾经是非常流行的政治术语。当时,对于所有社会问题的分析, 动辄就是�上纲、
上线�为�阶级斗争�。而一旦称为阶级或阶级斗争,就可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所以, 直到今天,说到�阶级�的概念,仍然会使人�谈虎色变�。历史的误区使得
�阶级�一词在中国有了特殊的涵义,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使得人民大
众对于�阶级�一词普遍产生厌恶的心理和态度。所以, 近年来,中国的理论界、
�6�
学术界 2000. 3�学术探索
� 1 �
� 2 �
� 3 � 顾杰善、刘纪兴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 11月第 8
页。
参见顾杰善、刘纪兴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 11月第
4页。
徐大同: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 378页。
学术界多采用�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的说法,来反映在经济利益上、物质利益
上有差异的群体。在笔者的论述中, �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涵义基本上是
一致的,也就是说,是可以互换的词汇。
笔者使用利益群体范式而不使用�阶级、阶层�范式进行分析的另一个原因
是,阶级阶层在涵义上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地位已经相对稳定的集
团。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
解组( disorganization)、�重新整和�( reinteg rat ion) ,因此, 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
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经验研究中,笔者曾对于 80 - 90
年代的多种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会群体出现了大范围的分化组合,很难发
现稳定的阶级阶层。比如, 1994年笔者研究城市国企职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无论在收入地位、福利待遇,还是在社会声望方面, 它都是一个社会地位颇高的
阶层。但是仅仅二、三年后, 到了 1996、1997年再做研究时, 笔者发现国企职工
的地位竟一落千丈。社会结构变迁速度之快颇使本人惊讶。这就迫使笔者不得
不从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而使用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概
念,有一种涵义在内,就是该集团内部的构成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的。
所以,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的说法比较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状。
本文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
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
社会底层群体 � 1�。四个利益群体观点的原型, 最初是由笔者与孙立平教授、沈
原博士在有关社会结构课题的讨论中共同提出的。� 2�四个利益群体或集团的说
法突破了传统社会群体分析的界限。传统上,我们常常讲�工人、农民、知识分
子、干部�是我国的基本社会群体, 后来又加上了个体户、民营企业家等。改革开
放至今,从社会利益结构角度来看, 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全都变了,如果今天还
延用传统的群体结构的框架去分析,肯定会有很大问题,因为现在几乎每个群体
内部都大大地分化了。比如农民这个群体,里面既有西南、西北贫困地区极端贫
穷的农民,也有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农民,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农民企业
家�。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近来分化得也很厉害, 一部分名牌演员、歌星、记者、主
持人成为�大腕儿级�人物,住高级别墅、开高档轿车, 而有些乡间教师却因地方
上发不工资而生活拮据。所以,虽然都叫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利益需求肯定
�7�
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 1 �
� 2 � 参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
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 5期第 6- 7页。
对于社会底层群体,笔者最初曾称之为� 利益绝对受损群体� ,下文有解释。
是不一致的。所以笔者试着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 把社会群体分成
这样四个利益群体。
一、特殊获益者群体
� � 这个群体在改革 20年中获益最大, 比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经理、工程
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证券大户、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 以及与外
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技术层等等。
改革初期的那些�个体户�、�万元户�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中退出去了,现在
这个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雇员, 都是些获益很大的人, 收入水平
相当高。从 80年代到 90年代中期,这个集团的心态还算稳定, 但是现在这个集
团感到了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环境对他们的威胁,其离散倾向很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
集团在这场体制变迁中获益最大, 本应是改革中�动力�最强的人,但是他们现在
对改革存有很大疑虑,不少人手里都有外国护照, 或者老婆、孩子干脆就移居国
外,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马上就出去。当然这也与产权明晰有关,产权不明晰
时,一些人可能还感到有自己的利益和动力在里面,一旦明晰了, 倘若他们的利
益得不到保证, 他们的离散倾向就更加严重。
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国企的老总们。表面看,国企老总的收入相对是低的,
为此老总们的抱怨很多, 当然,老总们实际的经济利益并不少,但是, 问题是很多
经济利益不是通过正当工资收入获得的,所以,老总们一方面获得了实际经济利
益,但是, 另一方面, 也对于收入待遇不满。褚时健的例子比较典型, 他本人对于
�玉溪卷烟厂�的成功贡献是很大的,然而最后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广而言之,
很多老总们、高层管理集团对改革的贡献很大,但是他们自己却感觉没有得到法
律认可的回报 。所以这个集团一方面是获得了很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对现状不
满。
特殊获益者集团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很大的变化。八十年代初, 邓小
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一部分�万元户�、�个
体户�,这是最初的特殊获益者。当时的问题是,这个群体的素质不高,引来人们
所谓�不三不四的挣大钱�的种种非议。九十年代以后,特殊获益者的结构发生
很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高素质者进入这个集团, 这应该是一种社会正向的变化。
1992年以后出现的文人下海,儒商现象, 近来出现的所谓�知本家�现象都反映
了此种正向的变化。
对于九十年代以后发展起的高素质的特殊获益者集团, 用社会学的术语可
以称之为�经济精英集团�。在任何市场经济的社会中, � 经济精英集团�都是非
�8�
学术界 2000. 3�学术探索
常宝贵的社会力量。高素质的�经济精英集团�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和经济
持续增长的核心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对于�经济精英集团�的形成给予肯定的
评价。中国目前决不是�经济精英集团�太大,而是太小,和国际上的经济精英集
团还无法比较和抗衡。试想, 中国如果多出几个� 李嘉诚�、多几个跨国企业,那
对于中国经济的腾飞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当然, �经济精英集团�由于和社会其
他群体的经济差异较大, 这里面有一个如何协调他们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关
系问题。
总的来说, 中国的�经济精英集团�形成的时间还甚短, 与世界的高水平的
�经济精英集团�相比,其本身的无论是管理技术素质、知识水平素质还是道德素
质都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的�经济精英集团�如果要真的对于中国的经济
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前提是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
对于目前的特殊获益者群体, 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上层群体, 它是相对于社会
中间层和下层而言的。迄今为止, 就我们在文献、信息和现实生活中见到过的人
类社会而言,还没有发现过哪一种社会没有上、中、下的分层。所以, 社会分为
上、中、下层是正常的现象,不过,不同社会筛选分层的标准并不一样, 有的注重
于经济分层,有的注重于政治分层, 有的注重于权力分层、也有的注重于声望分
层。当然,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 都是要将高素质者筛选上去、将低素质者筛选下
来。因此, 我们特别强调,经济精英集团应由高素质群体构成, 而要形成高素质
群体的经济精英集团,就必须有正常的流动机制。所谓正常的流动机制就是使
高素质者能够进入上层的机制和低素质者能够被淘汰出精英集团的机制。
二、普通获益者群体
� � 笔者过去的研究证明,中国的普通获益者群体人数非常巨大,它包括各个阶
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 也有一般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
农民等。笔者在 1996年曾主持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入户问卷调查,该问卷的最后
一个问题是让被调查者比较从 1986年到 1996年的生活水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 结果,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很高比例的人均回答, �好了一点�和�好
了许多�, 而回答�生活变差了�的人比例甚低,具体数据参见下表(表 1) :
表 1 � 中国城乡居民对于 1986- 1996 生活水平评价的百分比分布 � � � ( 1996 年)
地 � 区 样本数 好了许多 好了一点 几乎一样 差了一点 差了很多 合 � 计
城 � 市 3, 087 52. 7 30. 9 10. 6 3. 8 2. 0 100. 00
农 � 村 3, 003 49. 2 39. 5 8. 5 1. 6 1. 1 100. 00
�9�
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城乡加权平均值 51. 0 35. 1 9. 6 2. 7 1. 6 100. 00
� � 从上表可以看到, 高达 83. 6%的城市居民和 88. 7%的农村居民均认为他们
的生活�好了一点和好了许多�,相反,认为生活变差了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分别仅
占 5. 8%和 2. 7% 。1986至 1996年是中国的体制改革迅速推进的十年,是体制
变革从农村推向城市的十年, 根据笔者的理论,是市场改革从边缘群体向核心群
体推进的十年, � 1� 是商品市场改革急剧发展的十年。因此, 中国居民对于这十
年给予正向评价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可以断言,从物质利益的获得和受
损的角度看, 在中国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 � � 由众多职业和阶层构成的群体
� � � 他们通过改革是获得了利益的。这是中国改革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在
当前社会矛盾丛生、体制变迁困难重重的局面下,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还能稳步推
进,多数中国人之所以还能对于改革给予认同,关键就在于有这个重要的社会基
础。所以,笔者的观点是认为, 普通获益者群体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集
团。特别是当我们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的改革作对比时,就会更突出感
受到普通获益者群体的重要意义。
1994年,研究人员对于东欧国家居民所做的类似调查,得出的数据和结论
却与中国的情形完全相反。在对于东欧国家居民的调查中, 回答生活水平�上
升�的比例非常小,大部分人回答生活水平�下降�。东欧的数据是由两位著名的
社会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基分校的撒列尼( Ivan Szelenyi)教授和特雷曼( Don�
ald J. Treiman)教授所主持的课题� 1989年后东欧社会分层研究�完成的。该问
卷中的此问题是: �与 1988年时相比较,您现在的生活变好了还是变差了?�下面
表 2就是回答者的百分比分布。
表 2� 东欧国家居民对于变革以后生活水平评价的百分比分布 � � � ( 1994年)
国 � 家 样本数 好了许多 好了一点 几乎一样 差了一点 差了很多 合 � 计
保加利亚 4, 802 2. 81 13. 92 16. 07 31. 97 35. 24 100. 00
捷 � 克 5, 698 8. 91 25. 59 24. 08 28. 42 13. 00 100. 00
匈牙利 4, 380 2. 09 13. 58 18. 11 36. 28 29. 94 100. 00
波 � 兰 3, 54. 6. 97 20. 42 17. 66 26. 77 28. 18 100. 00
俄 � 国 4, 747 4. 88 12. 39 18. 08 23. 80 40. 85 100. 00
斯洛伐克 4, 940 3. 55 14. 27 19. 81 36. 20 26. 17 100. 00
加 � 权平均值 4. 94 16. 85 19. 21 30. 63 28. 37 100. 00
�10�
学术界 2000. 3�学术探索
� 1 � 李强: �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 6期。
� � 资料来源:由 UCLA 的 Donald J. T reiman 和 Ivan Szelenyi教授提供。
从表 2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东欧居民都表示, 他们的生活比变革前的 1988
年更差了。其中,俄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情况要更差一些, 认为生活变差了
的居民比例分别达到 64. 65% 、66. 22%和 67. 21% 。表中所有国家的加权平
均值是,认为生活变差了的居民比例为 59% ; 相反, 所有国家里,只有 21. 79%
的人回答说生活变好了。所以,在东欧国家, 利益受损群体的比例比中国的要大
得多,而普通获益者群体的比例比中国的要小得多。由此指标我们也可以判断,
比起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欧国家来, 中国的改革要成功得多。
下面,我们试对普通获益者集团中的典型群体作一分析。那么, 谁是典型的
普通获益者群体呢? 笔者以为,相比较而言, 知识分子是比较突出的普通获益者
群体。为什么这样说呢? 笔者以为,与笔者所提出的劳动者参与市场两阶段理
论� 1 �相一致,改革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变迁也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在
市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从 1979年的改革开始, 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有
了很大提高。作为中国改革起点的政治口号之一, 就是提出了 �知识分子是工
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这个口号的意义主要并不在于阶层划分的学术涵义,而
是在于调整了社会改革的动力机制。在这一口号的影响下, 知识分子从改革以
前的�臭老九�、受批判、被改造群体, 一跃而成为受尊敬的先进生产力代表。所
以,这个口号使得知识分子在改革的一开始, 就成为支持改革的最主要的社会群
体。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市场发展第一阶段政治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从政
治地位很低的群体上升为政治地位较高的群体。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市场发展
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知识分子又成为市场改革的经济上的获益者。在这一阶段,
与其他群体相比较, 知识分子又成为经济利益相对上升较快的群体。所以,知识
分子在市场转型的两个阶段都是获益者。在第一个阶段,知识分子获得了政治
利益,在第二个阶段,知识分子获得了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知识分子
是中国市场改革中最为典型的获益群体。由此可以断言,知识分子会成为我国
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支持者。
那么,知识分子成为改革最主要的支持者的意义何在呢? 社会学在群体分
析中, 一般将社会群体分为两个最主要的集团, 一个是�精英集团�( elite) , 另一
个是普通大众集团。那么,两个集团那一个对于改革更重要呢? 应该说,在任何
时候都是精英集团对于社会的变革、发展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精英集团虽然人
数不多,但是其能量极大。普通大众集团之所以会发挥作用,最主要的前提条件
�11�
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 1 � 李强: �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 6期。
就是组织起来。而大众集团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 也主要是因为有了精英的发
动与管理。
普通获益者群体内部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 1995、96年以后, 情况
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经济增长的变缓,普通获益者集团的利益开始受损。收入
增长开始停滞, 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从此集团分离出去。本人 1994年的调查还能
证明,绝大部分国企职工还是属于这个集团的, 但是 1995、96年以后的调查却
证明,很大一批国企职工开始从这个普通获益者集团中分离出去,进入了下面的
一个集团: �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运行出现危机、经营的
不景气愈来愈严重, 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大批失业下岗职工。
随着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普通获益者集团中一个很大的群体落入下面第
三个集团, 其表现之一是在流行语言中, �职工层�、�工薪层�成了低收入层的代
名词。此种变化也是影响今天市场销售、造成市场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80年代中期以前, 社会的最主要消费群体是城镇的职工阶层。职工阶层是
当时票证制度的主要获益者, 他们手持票证到市场上积极购买各种消费品。而
今天, 这个集团由于经济地位的衰落已经不能积极地到市场上购买东西了, 这
是值得忧虑的。应该说,普通获益者集团是有消费能力的, 但目前的状况是,他
们就是不去消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前途的忧虑。1995、96 年以后, 由于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相对而言,他们的收入明显下降,又加上医疗、住房、养老、教育
收费等项制度的改革或面临改革, 他们发现, 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是三位、四位数
字,而将来的每项改革都需要五到六位数的支出 � 1�, 所以他们不再敢消费了。
笔者曾将职工层称为中国社会的�类中产集团�,就是说它处在类似于中间阶级
的位置上,这个集团的生活水平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 整个经济就很难搞上去。
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
� � 通过对于第二个集团�普通获益者群体�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到, 第三个集团
的人数比例不很高。根据笔者前述的劳动者参与市场两阶段理论,相比较而言,
市场转型的第一个阶段, 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曾出现经济利益受损的现象(即所谓
�脑体倒挂�现象) ,到了市场转型的第二个阶段,经济利益相对受损的现象则主
要发生在体力劳动者中间。目前, 最为突出的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就是失业、下岗
职工群体。下面试对这个群体的状况作一分析,此处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与
中国人民大学姚裕群教授于 1998年组织的全国调查。该调查抽取了黑龙江、河
�12�
学术界 2000. 3�学术探索
� 1 � 笔者友人孙立平语。
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天津、重庆、内蒙、新疆、
宁夏等 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并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共完成 1043份
有效问卷。
首先我们看看, 我国城镇中,失业下岗人员究竟有多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 199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 1% , 登记失业人数为 571万。由于该
数据既没有包括下岗人员也不包括待业人员, 所以,在失业分析上有很大欠缺。
一般认为,我国的实际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要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笔者在与
姚裕群教授的调研中,将失业下岗人员分为三类: 登记失业人员、下岗人员(指虽
已停止工作,但与工作单位还保持关系者)和待业人员(尚未找到工作的新就业
求职者) , 这三类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和比例如下(表 3)。
表 3 � 城市失业下岗人员比例
失 业 分 类 人 � 数 有效百分比( % )
登记失业人员 300 31. 6
下岗人员 545 57. 4
待业人员 105 11. 0
不适合与未回答 93 missing
合计 1043 100. 0
� � 从表 3可以看到,登记失业人员仅为全部失业人员(包括下岗、待业人员在
内)的 31. 6% ,这样,可以与上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相结合, 由此推算出,全
国包括下岗、待业人员在内的失业率应为 9. 81%, 人数约为 1807万人。从历史
比较的角度看, 目前的失业人数和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关于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构成,本次调研显示,从地域上看, 失业下岗人员
比较集中的是东北、西北和西南的一些老的工业基地。从行业上看, 失业下岗人
员多集中在工业制造和采矿业等行业, 在本次调查中, 占了 45. 8% 。从单位经
济类型看,失业下岗人员多集中在国有、集体企业,根据本调查, 90. 9%的失业下
岗人员是来自国有、集体企业。而且, 这个集团的利益受损是比较长期性的,据
我们的调查,失业下岗后,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人员比重较大。(参见表 4)
表 4 � 您失业下岗已有多长时间了?
失 业 的 月数 人 � 数 有效百分比( % )
6 个月以下 304 34. 0
7- 12 141 15. 8
13- 24 205 23. 0
25- 36 103 11. 5
37 个月及以上 140 15. 7
�13�
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不适合或未回答 150 missing
合 � 计 1043 100. 0
� � 由表 4可以看到,失业下岗 7个月及以上的长期失业者达 66% ,而且竟然还
有 15. 7%的人失业 37个月及以上。
很多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也是比较困苦的,下面我们试比较一下他们失业
前和失业后的收入情况。
表 5� 失业下岗人员, 失业前与失业后的个人月收入对比
失业前 失业后
有效样本 959 673
missing 84 370
平均收入(元) 419. 71 235. 07
标准差(元) 365. 14 173. 15
最低收入(元) 30. 00 20. 00
最高收入(元) 6000. 00 1230. 00
� � 表 5反映出,与失业前的收入相比,失业后这些人的月收入锐减,当然, 失业
者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很大,最高的 1200元以上,最低的月收入仅有 20元。当我
们询问那些既得不到救济,又陷入贫困的人是如何维持生活时, 我们得到了如下
的回答(表 6) :
表 6� 您靠什么维持生活? � � � � (多项选择,并按重要性排序)
依靠下列方式 多项选择次 � 数 百分比( % )
按重要性排序,加权得分
靠过去的存款积蓄 252 29. 4 666
亲戚朋友接济 254 29. 6 635
打零工 195 22. 8 486
借 � 钱 156 18. 2 296
合 � 计 857 100. 0
� � 由表 6可以看到, 生活困难的失业下岗人员, 维持生活的两项最主要手段
是: �靠过去的存款积蓄�和�亲戚朋友接济�。由此可见, 对于这些人来说, 存款
是他们的保命钱。在此情景下,无论银行怎样降低存款利率,这些人也不会将存
款转入消费市场。
总之,以上的数据证明,我国失业下岗职工人数多、失业时间长, 失业后生活
水平骤降、维持生计困难,这确实是典型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下岗人员的利益
相对受损还表现在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变化上。市场改革以前,国有企业职工
是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都比较高的群体,国企工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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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 2000. 3�学术探索
场改革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景气, 国企职工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 现在又遇
到了失业的现实,更使人有一落千丈之感。
前面的第一个集团和第二个集团都从改革中获得了利益, 而这里的第三个
集团则相反,他们在改革的现阶段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们当然会对改革不
满或持否定态度。其实,从绝对的客观标准看, 我国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并
不是生活条件最差的人,如果与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相比、如果与中国西
南、西北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生活相比, 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
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 要注意, 失业下岗人员从不和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相
比,他们总是和城市中没有下岗的人相比较、总是和生活比较好的人相比较,同
时,他们也和没下岗以前的生活相比较。这样一种心态, 在理论上称作�相对剥
夺感�或�相对丧失感�,英文是 relat ive deprivat ion 。
在此笔者试用相对剥夺或相对丧失理论范式对于失业下岗职工作一个分
析。最早提出相对剥夺范式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 S. Stouffer) , 他认为,相
对剥夺感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
状态,此种心态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既和自己的地位相近,
又不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人或群体作反向的比较。此种心态变得强烈是由于,人
们所对比的群体变成了自己的潜在对手。� 1�社会学家默顿( R. M erton)则用�参
照群体�( reference group)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 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
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从绝对的生活条件看, 中国改革二
十年来,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准有了很大上升, 如果与二十年前的粮油票证制度相
比、与每月每人只有半斤油、一斤蛋的供应相比,今天, 即使是失业下岗人员的生
活也有了很大的上升。但是, 今天的失业下岗人员并不是用那个时期的工人生
活作参照, 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也不是以农民作为参照群体。那么,谁是失业下
岗人员的参照群体呢? 他们往往是以未下岗的人员作为参照, 他们往往是以国
有企业管理者的生活作为参照。而使得许多失业下岗工人感到最为不满是,一
些国有企业管理者挥霍企业的钱财, 贪污腐败, 一些国企经营者打着改制的旗
号,转移企业资产,将原本运转较好的企业关闭,辞退大批工人,抽出资金, 以参
股、合资的名义、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另建新厂,甚至将企业据为己有。在这
种情况下,这些腐败的国企管理者就成为下岗工人的参照群体, 并由此引发失业
下岗工人强烈的不满和相对剥夺感。近来, 类似的事端在一些地方激化了失业
下岗职工的矛盾,甚至引发了社会冲突。此种情况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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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 1 � 斯托夫( S . Stouf fer) : T he A merican Soldier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那么, 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集团�是否会威胁到整个社
会的安定,是否会引发较大的社会动荡呢? 笔者以为, 目前的失业下岗问题虽然
严重,但还不至于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不要忽视。
一是隐性就业的现象。据笔者观察,我国城镇失业人口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
实际上处于就业状态,或曰�隐性就业�,即:名为失业、实为就业。根据笔者在劳
动局组织的一些�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调查,前来找工作的失业人员中,有 1/ 3的
人承认,目前正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至于那些没有到� 再就业中心�来找工作
的失业人员,隐性就业的比例可能还要更高些。迄今为止, 大陆人头脑里所想象
的�就业�,是指将自己的档案转入一个单位并享有该单位的一切�劳保福利�,如
果只是干活挣钱,即使是每周干 48小时那也不算就业。在笔者的调查中, 下岗
工人就是这样回答的。
二是�生活机会�现象。中国地盘大, 各地区千差万别, 例如, 东北、西北、中
部地区失业问题比较严重,东南则缓和很多。我国总共有 670多个城市,城市之
间失业问题也很不相同。据笔者观察,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城市,象
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各省省会等, 这些城市是国有企业职工最为集中的地方,也
是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然而,大城市因人口聚集的效应, 经济机会和就业机会
也比较多。这些地方的下岗职工和失业市民主要是� 放不下架子�的问题, 他们
不愿意从事那些所谓�伺候人�的工作。另一种是中小城市, 这里的经济机会不
多,职工下岗后很难在本城市找到工作。不过,这些城市的国企下岗人员不是很
集中。再者,中小城市的城乡分界不明显,不少职工下岗后在家里养猪、种菜等
等,自谋生路,据笔者的观察, 这里的生活机会也还是有的。
再者, 失业下岗人员,在家庭内部也得到一定的补偿。这不仅因为, 大陆家
庭内部成员联系密切,而且也在于, 自五十年代起,中国已将阶级体系打碎,此
后,一家之内阶级混杂的现象是常有的,家庭成员中有下岗的, 也有变成�款爷�
的。家里面一个成员富有之后常要接济其他成员,国企职工下岗后, 兄弟姐妹、
父母子女之间常有互助。80年代是父母给孩子钱,现在倒过来了, 是孩子给父
母钱。
笔者以为, 我国失业问题的真正危机,在于年轻一代失业的增长。本人的研
究已经证明,目前的失业还主要是中年以上人的失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有
一种可能性,即失业的主体将从年纪大的一代人转为年轻的一代人, 未来的毕业
生将面临着毕业即是失业的危机。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会是对于社会安定
的最大威胁。解决的办法也只有靠保持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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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底层群体
� � 社会底层群体的说法听起来不那么悦耳,但是,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
社会事实。且不说中国边远山区的特困人口, 就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
国最富裕的超大城市里, 我们每天都目睹着乞丐群体、制假贩假群体甚至犯罪团
伙等等。在做四大群体分类时,笔者起初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主要是与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相区别, 后来考虑到改革以来很难说有哪一个群体一点没
有获得利益,所以,想来想去还是称之为�社会底层群体�比较符合实际, 类似于
英文的 underclass一词。
实际上,从逻辑上讲,利益的获得与受损是一个过程,而底层、中层和上层是
利益分化的一种结果。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第一个群体称为上层, 第二个群体
称为中层,第三个群体称为中下层,这样, 第四个群体就可以称为底层群体了。
笔者以为,对于目前的各个社会群体之所以难以命名, 恰恰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群
体分化还远没有形成。
笔者以为, 社会底层群体可以有经济底层、政治底层的区分。1949年以后,
中国在经济方面实际上打碎了阶级体系,从 1949年- 1979年,中国并没有经济
意义上的底层社会。那时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但在城市里也没有明显的�贫民
窟�之类的现象,反倒是现在的城市里出现了�富人区�、�穷人区�。但是,改革以
前,中国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政治底层群体,比如�地、富、反、坏、右�就是当时社会
的政治底层。笔者以往所阐述的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原理, 就可以解释当时社
会的政治分层状况。� 1�
从经济上说,所谓� 底层群体�是指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社会群体。
传统上,我国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主要是在农村地区。1984年当时的中
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最先提出了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线。按此规定, 集中
连片贫困乡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 120元以下; 人均口粮,南方水稻产区 400斤
以下, 北方杂粮产区 300斤以下。1985年以后, 我国农村人口的贫困标准大体
定在两条线上, 即, 人均年纯收入 150 元以下为赤贫户, 200 元以下为贫困户。
按照这个标准测量, 1886年 5 月, 我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 200元以下的贫困者
有 1亿零 200万人, 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 12. 2%; 而人均 150元以下的赤贫者
有364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4. 36% 。据世界银行估计,按 1990 年当年价格计
算, 1990年中国农村的贫困线为年人均 275 元, 农村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有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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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 1 � 李强: �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 4期。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11. 5%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 1992- 1993 年, 中国农村绝
对贫困人口为约 8000万人, 占农村人口的 8. 8% 。根据 1999 年的统计, 到
1998年底,中国农村的贫困线依地区之不同而设定在年人均纯收入 600元至
750元之间, 贫困人口 4200万人, 占农村人口的 4. 83% 。根据 2000 年初的统
计,农村贫困人口为 3400万, 占农村人口的 3. 91% 。如果用这个比例与 1978
年比, 据中国官方统计, 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2. 5亿人,占农村人口比例
为 31. 1%,那么, 20余年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确实是大大下降了。然而,这是
不是说 20年前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而今天已经大大缩小了呢? 并不
能这样说。20年前,中国社会处于普遍贫穷的状况, 社会上存在着比例相当庞
大的低收入层。但是,在经济上,群体之间的相对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很难说谁
是底层,谁是上层。另一方面, 在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绝对平均主义的
观念。例如,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的所谓�贫下中农�,在精神上、政治上却被置于
较高的位置上。当时是政治分层社会, 政治地位是人们的首要地位, 经济地位倒
居于次要的位置。根据社会学原理,首要地位是判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
因此,在当时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底层社会群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
从政治分层社会进入经济分层社会,今天倒比较容易看到经济上的底层群体。
由此看来, 底层社会是由如下的几个群体构成的: 第一,西南、西北集中联片
贫困地区,那里的贫困人口还有约 3400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1999年底,中
国绝对贫困人口为 1200万)。第二,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第三,贫困
农民和一大批流入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
底层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其内部的差异性也很大。虽然, 很大一部分贫苦
村民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但是,确有一部分底层社会群体明显地具有社会仇恨
性质。例如,最近报载的中国河南平顶山地区的郑营村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绑
架勒索活动的村民, 广西出现专门拐买儿童的家族,武汉江岸西站的竹叶山段铁
路上活跃着�偷盗游击队�,不少地方出现了专门抢劫过往乘客的团伙(笔者的学
生在协助笔者做社会调查时就遇到过光天化日之下拦截长途汽车进行抢劫的团
伙)等等。底层社会明显带有反社会倾向、社会暴力倾向,这对改革威胁很大,成
为改革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严重的暴力犯罪现象层出不穷, 对社会损害很大,社
会治安不好,少数犯罪团伙将社会搞得人心惶惶。一些抢劫团伙甚至打出劫富
济贫的口号,这是比较可怕的。
当然,底层的犯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原因,下面表 7显示了对于在押的
城市农民工罪犯的调查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犯罪的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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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 2000. 3�学术探索
表 7� 被调查的犯罪民工解释他们处于经济困境的原因
原 � 因 百分比
无工作 35. 0
开销太大 10. 0
赌博输光 2. 5
工资被克扣 25. 0
其 � 他 27. 5
合 � 计 100. 0
� � 资料来源:俞得鹏:�浙江省城市外来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宁波大学法律系 1998 年 10 月
第 51 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高达 60%的流动人口犯罪者, 他们在经济上陷于困境的
原因是没工作或工资被老板克扣。可见这部分人的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他们没有经济上的来源和保障。
迄今为止, 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底层社会的状况。全国总工
会近年对失业工人的调查发现, 只有 1. 7%的失业工人领到了民政部的救济,
25. 4%的人拿到了单位的救济,余下的人就哪儿的救济也没有了。更何况,笔者
1998年的调查发现,一些拿到了社会保障金的人不是生活最困难的人, 许多生
活最困难的人并没有拿到社会保障金。而且,目前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是
针对城市居民而言。而底层社会不光是城市居民, 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
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这部分人对社会的威胁比较大。所以,从长治久安
的角度看,我们最终还是要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制。
�责任编辑:钟 � 和�
The Four Main Social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LI Qiang
� Abstract:Great changes have been taken place in mainland China af ter M r. Deng
Xiaoping� s reform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ny kinds of the reforms w ill lead to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al rela�
t ions among deferent social classes. There are four main social groups
in China toda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ir econom ical relations
after the Reform. T hey are � special benefited social group�, � ordinary
benefited social group�, � relative deprived social g roup� and under�
class. Therefor the smooth cont inuity of the reform must be based on
w ell adjustment of benef it s among these four social groups.
� Key words: reform, adjustment of benefits, social g 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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