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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诗歌_词语的诗学_研究_以欧阳江河为个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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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15271622881 2012-07-26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先锋诗歌_词语的诗学_研究_以欧阳江河为个案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先锋诗歌“词语的诗学”研究以欧阳江河为个案毛靖宇蓝棣之摘要:在先锋诗歌对于一种“词语的诗学”的探索中欧阳江河的理论深度和理论自觉引人注目。他写于年代符等。

先锋诗歌“词语的诗学”研究以欧阳江河为个案毛靖宇蓝棣之摘要:在先锋诗歌对于一种“词语的诗学”的探索中欧阳江河的理论深度和理论自觉引人注目。他写于年代的一些批评文章体现了如下思想:语言中词语的意义不是来自于指称而是来自于使用诗歌的意义也不在于写了某种外在于语言的内容而在于诗人对语言的个人化操作。这些思想体现了西方“语言论转向”以来的哲学、诗学的影响。这种对于诗歌本体和表意机制的理解成为了他在年代诗学建构中提出的“个人写作”命题的思想基础。当代诗歌先锋运动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其弊病也十分明显。关键词:词语语境个人用法“个人写作”作者简介:毛靖宇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蓝棣之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正如周亚琴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研究》在论及年代诗歌时所指出“词语的引入在我看来比之在诗歌或文学理论中本体的重新整体化或本质化的结构更具诗歌的特性”。周亚琴在该文中以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在年代的言论、文章为例证明了年代诗人中存在着普遍性的“对‘词语’的关注”。其中她引王家新年的言论说:“从‘词’入手而不是从所谓抒情或思考进入诗歌导致的是对生命与存在的真正发现并且引领我渐渐从根本上去把握诗歌。现在对我来说不仅诗歌最终归结为词语而且诗歌的可能性灵魂的可能性都只存在于对词语的进入中。”周亚琴的论文其本节的标题是:“词语:‘梦想的诗学’。”而从其所引的王家新的论述来看在年代人们对词语的关注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诗歌本体理解。这种差异性在王家新的论述中体现为:一方面对于诗歌已经不是从“所谓抒情或思考”那里得到理解另一方面“诗歌”、“诗歌的可能性”、“灵魂的可能性”、“生命与存在”等“传统”诗学中的命题现在都被“最终归结为词语”或者被理解为与词语相关。如此看来说年代已经出现了一种“词语的诗学”也不为过。本文认为这种词语的诗学作为一种诗歌本体理解从年代以来已经逐渐为当代诗人所思考、探索并在年代的诗歌写作语境中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欧阳江河是当代著名诗人及诗歌批评家。在年代所谓的“知识分子”阵营中“历史意识”、“现实意识”、“精神高度”、“知识分子立场”等是在这个松散的共同体中的诗学建构的共同主题。而在这一诗学建构活动中欧阳江河的理论深度和理论自觉无疑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部分。遗憾的是目前对于他的诗学思想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本文认为在欧阳江河的诗学思想中“词语的诗学”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部分。本文将对欧阳江河这种“词语的诗学”思想进行理论阐释着重阐明它有别于“传统”诗学的本体理周亚琴:《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年第页。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见王家新:《游动悬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年第页。年第期(第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Vol)解、表意机制及表意机制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指出这种诗学思想与其所谓的“个人写作”立场的关系。本文试图由此揭示自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语言探索的一个侧面。由于欧阳江河本人并没有正面、系统地提出过他的诗学思想本文的研究将以对他写于年代的一些诗学批评文章如《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以下简称《升华》)等文的阐释进行。一、“词语的诗学”(一)语境问题与反对指称论《升华》开篇就提出一个“语境问题”:“对如何理解一个词感到没有多少把握……我想这里首先有一个语境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提出既表示了对既往写作模式、诗歌本体理解的怀疑又已经暗含了作者将此问题理解为当代诗歌写作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根本问题的意识。在“传统”的诗歌本体理解下一般认为诗歌是抒情或“言志”或描写无论是否想象的“现实”等等。总之这种理解一般认为诗歌写作有一个语言之外的主观或客观的对象需要描写、表达所谓的“诗意”是来自于这个独立于语言的“对象”而相应的词语的意义则已经被默认为来自于它对某种事物、“对象”的指称。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如何理解一个词”也即词语的意义的来源问题显然不可能被首先提出来因为显然在这里重要的是事物、“对象”而不是词语。这样看来该文首先将词语的意义问题提出来就已经暗示了对一种词语的诗学的理解。欧阳江河将词语意义问题归结为“语境问题”这里显然有西方“语言论转向”思潮中的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以及从他们那里发展出来的符号学、语用学的影响。该文举了“反常语境迫使正常语境产生变形的一个极端例子”:“一间阳光明媚的房子里摆满接通电源的鲜花一群孩子被带进来后人人都本能地扑向鲜花而电闸就在孩子们的手碰到鲜花的一刹那拉下。这种情形重复一千次后鲜花与电流在概念上就紧紧黏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事实的简单呈现或噬咬人心的痛楚经验也是一种具有固定含义的‘反常的常识’。换句话说鲜花与电流的联系既是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又是词与物词与词的联系……由于它已内在化为个人语境无疑将作为修辞的噩梦在孩子们的一生中起作用。”(第页)在欧阳江河的阐释中上述事例已经不是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而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域下被做了重新理解。在通常语言的用法中显然“鲜花”一词具有诸如“芳香”、“美好”等意义这种意义来自于在我们通常的生活形式中鲜花这种物具有“芳香”、“美好”的性质。但是在这里由于一种特殊经验(生活形式)的介入这个词获得了“电击”、“痛楚”等的含义。显然在欧阳江河看来那些孩子们在此后的“一生中”看到“鲜花”这个词语能指时这个能指的所指意义是“电击”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鲜花”。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实指教词”虽然有助于对词的理解但“这只有在和一种特定的训练一起进行时才有可能。如果进行不同的训练那么对这些词的同样的实指施教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解”。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鲜花”这个词指称某种事物这种关系可以并不改变但是它的意义却可以随语境而改变。那种认为词语不过是贴在事物上的分类标签词语的意义来自于它对某个事物的指称的观念是一种在我们习焉不察的常识中的语言观念。在西方“语言论转向”思潮中无论是索绪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都反对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指称论”。欧阳江河显然也对这种观念表示了质疑。在欧阳江河看来一定语言系统中的词语的意义并不是来自于它对某个事物的指称而是来自于它在一个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见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年第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标注页码。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实指教词”是指“教师指着对象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对象同时说出一个词来”的情况。显然人们对这种“实指教词”有一个习焉不察的理解:是那些被指向的对象赋予词语以意义。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以及来自于它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形式中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因此由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是开放性的、多种多样的相应地语言这个差异系统其内部包含的子系统以及语言游戏的玩法也是开放性的、多种多样的那么在这种种不同的“语境”中具有同样一个能指形式的词语其意义(所指)也就是多种多样的了。这种对于词语意义来源的理解就构成了欧阳江河诗学中诗歌表意机制的理论基础。(二)个人语境的不纯性与诗的可能性在《升华》一文中欧阳江河对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语境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提出有两种语境。一种是“一般诗学所面对的”“由交叉见解所构成的具有可公度性的共识语境”一种是“在某一特定文本中起作用的”“个人语境”(第页)。在这里他显然是就诗歌文本来谈论语境问题的但是由于语境其实是和诗人的生活形式相联系的所以欧阳江河上述对于共识语境和个人语境的划分就隐隐对应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和“私人语言”的区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是一个公共的参照系统它的起源不可追问而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性的生活形式相关联。它为个人表达其经验提供了一个公度性的判据和样本。而表达完全的私人经验的“私人语言”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之没有任何判断的参照。本文认为可以把“私人语言”和公共语言当作诗歌写作与理解活动中的两个极端而欧阳江河所谓的个人语境中的“个人语言”正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这里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如果“私人语言”是可能的那么诗人所有的体验、经验、感受、思想包括其诗歌写作的形而上学追求就都可以不通过公共语言系统而被作者直接、完全地表达出来这时候他写的可谓是百分之百的纯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除非有直接阅读他人心灵的能力否则他就根本读不懂这种作品一个极端是:诗人只能使用共识语境决定的公共语言系统这时他的写作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活动一样他只能在这种写作中传达被某个社会共同的生活形式所决定的、被这个公共语言系统所能容纳的意义。很显然虽然在这种共识语境中词语也可以有复杂而丰富的用法但欧阳江河不会认为在这种用法中存在任何“诗”意。《升华》在质疑当代诗歌写作中个人语境的不纯现象以及批判了当代诗歌中“升华”等社会性的症候之后欧阳江河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他说:“在一般诗学中在公众的阅读期待中存在着先于个人写作的前意义这个事实并不带来沮丧。因为一个中性的、毫无现实倾向性的理想词语空间对于读者、批评家和诗人都不存在。一些当代诗人为了纯洁词语重温词作为事物起源的古老梦想……因而采取全然无视公众见解以及当代批评的极端立场。另一些诗人则与此相反他们急迫地要使个人语境获得公共性质……两种倾向都各有道理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第页)这里欧阳江河所指出的两种写作倾向分别相当于上文所述的完全使用“私人语言”和公共语言的情况。欧阳江河本人显然并不赞同这两种写作方式。正如前面所论他选择的语言立场在这两者之间。从上引这段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话来看欧阳江河很清楚尽管他前面质疑、批判了个人语境的不纯但“纯”的个人语境中的个人语言就相当于维特根斯坦说的“私人语言”它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欧阳江河在前面部分的批判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澄清一些理解上的混乱。事实上他并不反对个人语境的不纯而是恰恰把这种“不纯”性当作自己诗歌写作与诗学建构的起点。他说:“能不能这样说:一个词无论在信息量、价值判断、修辞功能等方面包含了怎样的公共性质都不必回避因为词的混杂不纯实际上能够为当代诗歌的写作带来现实感和活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为词的意义公设寻找不可通约、不可公度的反词。也就是说反词立场的确立不是一般诗学、不是群众理解、当然也不是身份认同这类准政治行为的事它纯属于诗人自己。诗人通过对词的意义公设的被动认可及奴隶般的服从隐身于现实世界隐身于人群之中但诗人与此同时又通过对反词的个人化理解得以从人群中毛靖宇等:先锋诗歌“词语的诗学”研究以欧阳江河为个案关于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判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页。抽身离去保留至关重要的孤独性和距离感。”(第页)这段话事实上就是说对于一个社会中既有的语言系统诗人应该“奴隶般”地服从因为这是他的诗歌写作的前提和起点。但是虽然这个既有的语言系统包括它所包含的所有不纯性比如说它的权力意识形态因素、它的历史惰性、它的商品化与工业化的非诗性、它的公众性、它的升华倾向等等是诗人无法选择和改变的但是诗人对此可以有自己的使用这个使用是“个人”、“私人”性质的它满足了诗人主体对于某种“至关重要的孤独性和距离感”的需求欧阳江河所理解的诗歌就从这种使用中产生。(三)“词语的诗学”的表意机制欧阳江河谈到这种“使用”的具体情况时说:“我在这里所说的反词不应该被狭义地界定为词与词之间自行产生的语义对立而应该从广义上被理解为文本内部的对立语境。我的意思是反词是体现特定文本作者用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词的意义公设与词的不可识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精心设计为一连串的语码替换、语义校正以及话语场所的转折由此唤起词的字面意思、衍生歧义、修辞用法等对比性因素的相互交涉由于它们都只是作为对应语境的一部分起临时的、不带权威性的作用所以彼此之间仅仅是保持接触(这种接触有时达到迷宫般错综复杂的程度)而既不强求一致也不对差异性要素中的任何一方给予特殊强调或加以掩饰。”(第页)这段话中体现的诗学思想和《年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的相关论述是一致的。在该文中欧阳江河指出“年后国内一些主要诗人”“实际上不再采用一种特殊语言例如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人们……所采用的‘诗意辞藻’……来写作而主要是采用一种复合性质的定域语言即基本词汇与专用词汇、书写词根与口语词根、复杂语码与局限语码、共同语与本地语混而不分的语言来写作”。他说“显然这是汉语诗歌写作在语言策略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它涉及语码转换和语境转换这两种相互重叠的转换直接指向写作深处的现实场景的转换。所有这些都表明写作者希望借助改变作品的上下文关系重新确立写作的性质。”(第页)在上引言论中欧阳江河谈论的是在一个既有的、不纯的公共语言系统的基础上某种词语资源的选择、词语关系的设计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欧阳江河显然认为在诗人主体中某种“纯”个人性的因素如“特定作者用意”、“写作深处的现实场景”是在公共语言系统所容纳的意义之外的但通过某种对公共语言系统中的词语的个人化使用它们就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文本语境中“体现”出来。在上引言论中欧阳江河说“所有这些都表明写作者希望借助改变作品的上下文关系重新确立写作的性质”这意味着在欧阳江河那里相对于采用“诗意辞藻”进行写作的传统诗学而言上述问题具有确立新的诗歌本体论的意义。语言是一种公共性的意义系统如果诗人对词语的个人使用意味着完全脱离既有语言的规则、任意指定词与物的关系的话这就相当于“私人语言”了。欧阳江河对词语的个人使用恰恰是在遵循语言内部基本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上引言论中我们看到欧阳江河使用了诸如“反词”、“对比性因素的相互交涉”等提法因此在欧阳江河的诗歌语用学中体现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以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诗学的影响。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索绪尔的思路也许可以归纳如下:语言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价值因此语言就是发现个性。但是在语言中发现个性也就是发现差异因此在语言中每看到一件东西必然同时在这一感知过程中觉察到它自己的对立面。尽管区别性特征可以是各种非常复杂的组合但它们最基本的形式是一系列的双项对立。”在索绪尔那里意义产生于语言系统中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最基本的产生形式是一种二元对立。这种思想到了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那里就发展出一种诗学理解即诗意来自于在能指、所指、用法等一系列语言层面上对于“日常语言”、“标准语言”系统的“偏离”、“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年第页。曲”、“突出”等。比如布拉格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穆卡洛夫斯基就曾说:“对诗歌来说标准语是一个背景是诗作出于美学目的借以表现其对语言构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的背景……正是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使对语言的诗意运用成为可能没有这种可能也就没有诗。”我们认为无论是“偏离”、“扭曲”、“突出”都意味着一种“差异”。如果说在索绪尔那里在语言系统内部意义产生于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之间的差异那么在形式主义者那里诗意、诗性也正是产生并建立在这种意义产生原理之上的诗语相对于“标准语言”系统的差异。这样看来在形式主义者等的诗学理解里诗意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神秘的、纯心理或物理的语言表述对象而是基于既有语言系统的以一种崭新的观看方式、操作方式释放出来的差异性的意义诗歌写作也不是对现实生活中某种“诗意”因素的描写、不是象征和形象思维而是对于上述差异性意义的文本操作。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邓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欧阳江河显然继承与发展了这种“差异”性的语言学与诗学思想。在上引他的言论中他使用了“反词”、“对比性因素的相互交涉”等提法强调的无非是索绪尔语言学揭示的语言系统中最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他采用了一些令人目眩的表述方式如“语码替换”、“语义校正”、“语码转换”、“语境转换”等等事实上说的都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在这里欧阳江河充分注意到了在我们既有的公共性语言系统中所包含的子系统的丰富性、词语的多义性与复杂性(这同时也意味着语言的“不纯”性)并强调在诗歌写作中进行多个语言子系统之间词语的混杂与借用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在“个人语境”中的对词语的“个人”性使用与操作产生“对比性要素的相互交涉”即一种相对于这些词语在各自原来的语言系统中的意义而言的新的差异性意义。由于原来的语言系统是在某种“共识语境”中使用的是与某种公共的生活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欧阳江河认为这里不存在任何诗意而上述对词语的个人使用因为是与诗人个人的生活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通过这种个人使用所释放的新的差异性意义也就具有某种非公共的个人性质这就是欧阳江河诗学理解中诗意的本质。(四)对“传统”诗歌本体论的消解显然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欧阳江河的“语码替换”、“语境转换”等词语的用法已经不是传统诗学意义上的技巧、修辞等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直接地就是诗歌本体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诗歌看作是传达一定意义的载体的话那么对这种诗歌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意的来源的追问就是对诗歌本体的追问。在“传统”的比如说“朦胧诗”的诗学理解中虽然语言、形式问题也常常得到人们的谈论但是总的来看人们认为诗意的来源是诗歌所写的无论是“内在世界”或“外在世界”、“现实”或“想象”的某种东西。而且在通常的理解中我们是可以脱离语言的层面而“谈论”这些东西的。与这种诗歌意义来源相应的本体理解就是比如说表现自我的“表现说”、描写现实的“摹仿说”或者“抒情言志”说等等而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诗学观念不过是表现说、摹仿说、抒情言志说的复杂变体。这种诗歌本体观念建立在一种常识的指称论意义观念之上。在这种意义观念中人们认为词语的意义来自于它对某种事物的指称因此一个语言之外的对象和现实是确实存在的因此人们在谈论和写作的时候往往认为他们处理的是那些语言之外的对象而语言则是完全透明的。在诗歌史上与这种本体理解相应的诗歌写作当然并不是无效的但是它必然产生一种以象征、意象为表现手段的模糊、朦胧的审美特征不能满足先锋诗人对于一种真实性、准确性的形而上学追求。在欧阳江河对诗歌的谈论中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词语的意义问题并且这个词语的意义不是来源于它对某种事物的指称而是来源它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成分在一定语境中的用法。这样传统的诗歌本体观念被消解了在欧阳江河看来现在有关诗歌的谈论都应该在语言的维度毛靖宇等:先锋诗歌“词语的诗学”研究以欧阳江河为个案上进行。这种转变可以称为当代诗歌的“语言论转向”。这种转向显然是以西方“语言论转向”思潮为知识背景的。在欧阳江河看来诗歌写作意味着对于公共语言系统中的词语的个人化使用。一方面如果“私人语言”是可能的诗人就可以使用这种语言完全、直接地表达对于“内在世界”或“外在世界”所感受、经验到的意义这是一种百分之一百纯粹的诗歌写作但这种写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诗人也不能完全被动地在公共语言系统范围内写作这意味着诗歌不能获得较之散文与日常交流的独立性。欧阳江河的诗歌本体论建立在上述两种语言的中间性上。而这种诗歌本体论之产生诗意的深层机制则是:通过对词语的个人化特殊使用从既有语言系统上释放出新的差异性意义。由于新的差异性意义的释放是一个“发生”、“发明”的动态过程这样新的诗歌本体就不仅仅在于诗歌呈现出了某种“名词”性、“固态化”的意义更在于诗人本身对于上述新的意义发生的过程性体验。这样传统诗学中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而且以内容为主的本体观念就转换为形式和内容(能指和所指)相统一的强调“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的“词语的诗学”的本体观念。这其实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诗学观念而这种诗学观念至少在年代末期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广为诗人们接受比如在尚仲敏年的《反对现代派》一文中就曾经指出:“诗歌是一种纯语言活动这已经被大家所公认。”二、“词语的诗学”与“个人写作”立场据周亚琴判断年代“个人写作”的概念似乎是欧阳江河首先使用的。正如周亚琴所指出的“到了九十年代‘个人写作’成为一个类似于‘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的概念用来指称有着一定的价值立场和写作目标的诗歌写作主张”。不过本文认为与后来关注这个概念的人们通常在历史、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语境中谈论、界定这个概念有所不同欧阳江河始终是在语言的层面在个人语境与共识语境之间的关系中确立这个“个人写作”的立场的。在《升华》一文中在提出其正面的诗学思想之前欧阳江河首先批判了他所看到的当代诗歌写作中“升华”、“圣词”、“公度的反词立场”等现象。他称这些现象为“社会症候”他对这些症候的批判具有一种文化价值批判的诉求其最终目的是要确立当代诗歌中写作主体的文化价值立场。但是“升华”、“圣词”、“公度的反词立场”等首先无疑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词语用法现象因此欧阳江河的这种文化价值批判在根本上是通过语言批判的方法来进行的。这种语言文化批判体现了欧阳江河对一种““语言本体论”思想的接受和理解。这种语言本体论即:认识到主体、世界、文化、现实等都是一种语言的建构。我们不可能离开语言而有意义地谈论主体与世界而我们对主体与世界等的谈论又都可以在语言范畴内得到解决。事实上这种从文化价值批判向语言批判的转向早在早期非非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当然非非有一种强烈的颠覆整个语言系统从而暴露出被语言覆盖之下的整个非语言、非文化的精神主体、本真世界的倾向。相应地这种文化语言批判体现在写作上就是一种强烈的、试图使用维特根斯坦所证否了的“私人语言”进行表现的努力很显然这种努力在写作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欧阳江河这里既有的语言系统与个人语言的不纯性已经得到了承认早期非非中文化和自然、文化和自我、语言和前语言等的矛盾已经被转化为共识语境与个人语境、一般语言系统与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之间的矛盾或者一言以蔽之转化为某种“公共性”与“个人性”的矛盾。在这里似乎是欧阳江河做出了某种妥协但对“个人”的强调与年代诗人对非语言、非文化的“个体(自我)”的追求之间依然可以看到某种继承和联系。欧阳江河对“升华”等社会症候的批判虽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尚仲敏:《反对现代派》见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周亚琴:《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研究》第页。具体的切入角度、谈论重点有所不同但从其论述来看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它们在以下这点上是相同的:在诗人的写作立场、词语用法中都不假思索地预先设定了某种价值和意义或者说都不自觉地掉入了某种事先挖好的陷阱从而丧失了其个人的立场。比如欧阳江河认为在词语的用法问题上:词的重新编码被升华冲动形成的特异氛围所笼罩被不知不觉地纳入一个自动获得意义的过程。此时词语的使用脱离了与特定事物的联系、脱离了语境意义成为“似乎是外在于任何具体语境的一个纯客体”词语成为一些被滥用的空洞的能指成为圣词。(第页)欧阳江河认为“升华”和“圣词”化产生的都是一种类型化的意义。他说:“在单一向度的演变序列中词所获得的意义通常是类型化的。我们都知道类型化意义有一个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词的升华由于预先规定了单一变化方向词不仅自动获得意义而且自动获得这一意义的对立面。”(第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欧阳江河将“升华”和“圣词”化的根源归结、追溯到语言结构本身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将一种写作中的社会症候归结到写作主体的思维结构、精神结构本身。在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是由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差异构成的意义系统二元对立的模式是语言系统中内涵的基本逻辑它显然意味着人类思维中的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模式。这在后来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那里就发展出一种:“写作就是语言展示自身”的理解。也就是说由于主体和世界都是语言建构的因此看起来是我们在作品中写到了某种事物、事件实际上是语言在写作中呈现了自己。早期非非中的周伦佑对语言和文化的批判也是着眼于对语言中包含着的二元对立的价值模式的批判。欧阳江河显然并未完全否定这种二元对立的意义、思维模式因为这种语言是他以写作的前提。但是他反对的是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意义、思维模式的未经质疑的、不自觉的、简单化的顺从。在他看来这种顺从意味着对于文化语言系统的顺从、对于非诗意的社会公共生活形式的顺从。在他看来这种顺从在写作中不但自动接受了某个先在的意义、价值设定产生了“升华”和“圣词”化等对诗歌意义的类型化、僵化的处理而且极易落入公度性的反词语境中被制度话语、时尚话语以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所利用、歪曲、夸大从而危害了“个人”写作的自由主义精神和立场造成了诗歌写作的某种混乱。所以欧阳江河说:“正是由于这个以反对什么来界定自我的过程回避了自我分析因此所谓的界定自我可以方便地转化为升华自我。这给当代诗的写作带来了真正的混乱。我指的是写作立场的混乱精神起源的混乱。其实许多诗人的写作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起源他们往往是从青春期冲动、从短暂地风靡一时的种种时尚、从广告形象设计和修辞表演效果以及从江湖流派意识获得反对立场。”欧阳江河认为“这是一种时过境迁的、寄生性质的反对”(第页)。所以在欧阳江河这里早期非非激烈的语言变革态度已经被转化为语言内部的一种个人化处理。正是出于上述对语言中同时也是主体精神结构中的类型化的二元对立结构的警惕欧阳江河始终坚持写作中词语的意义是由“反词”限定的是在“不可公度的反词”语境中被理解的从而提出了他的一系列的混杂语种写作、不可公度的反词立场、语码转换、语境转换等写作理念强调通过对共识语境中的词语的个人语境限定产生“对比性因素的相互交涉”强调“对比性因素的相互交涉”的“临时的、不带权威性的作用”。虽然如周亚琴所指出欧阳江河并没有在其文章中直接阐释“个人写作”这个概念但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在欧阳江河那里从根本上说“个人写作”就是一种基于个人语境的词语的个人使用的写作。显然在这里他的上述写作理念已经不仅仅是“诗歌内部”仅关乎词语操作技巧或者诗歌本体的问题而是成为了和写者主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定位、价值追求处在同一层面的问题。所以欧阳江河在《升华》等文中反复强调毛靖宇等:先锋诗歌“词语的诗学”研究以欧阳江河为个案参见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论述。比如詹姆逊在谈论形式主义批评时曾说:“诗的主题便是诗本身的形式。这一规则无疑隐含于形式主义方法之中。”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第页。说:“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我们所写的不是什么世界诗歌而是具有本土特征的个人诗歌……在转型时期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第页)。欧阳江河的“个人写作”概念不仅仅与词语操作层面的“个人语境”问题相关而且与生存状态、知识分子精神、本土特征等年代诗学建构中的突出主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说在欧阳江河那里对于词语、语言的态度就是他对于生存、现实、历史、文化等问题的态度。个人写作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他的词语诗学本体观的体现也是他在年代的写作语境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定位参与诗学建构话语空间的核心和出发点。欧阳江河的词语的诗学是年代以来先锋诗歌语言探索在年代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语言探索潮流中一些诗人接受了西方哲学中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使当代诗歌中对于诗歌本体的理解悄悄地实现了从“象征诗学”向一种“语言诗学”的转移。而在这个过程中欧阳江河的诗学思想尽管不能代表当代诗歌语言探索的全部路径与可能但无疑是其中比较典型、具有比较深刻的理论自觉性的一个个案。在《年后国内诗歌写作》结尾欧阳江河不无沉痛地说:“记住我们是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第页)这句话可以说概括了欧阳江河诗歌本体理解、表意机制、主体定位、文化价值追求的全部内涵。它首先意味着对主体的语言、文化建构性的承认而诗歌写作就是意味着写作者主体退缩到词语的深处作为一种“穴居动物”从词语的个人用法中从词语与词语的差异性的裂隙中体验到语言的诗意的发生。在对这种诗意发生的体验中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独立、自由的形而上学主体的追求但这种实现是以现实主体被无限压缩为代价的。正如詹姆逊所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所以“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的神话“在后现代主义中”就“都结束了”。因此从积极的方面看欧阳江河等人的语言诗学探索可以看成是在这种渗透一切的商品化、工业化、体制化的非诗语境中对于行将凋萎的纯粹的诗与美的竭力保存。但是从消极的方面看欧阳江河甚至当代诗歌的语言探索其不足之处也是显然可见的。首先这种诗学探索具有过于浓重的哲学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诗人是将诗歌当成了哲学其次虽然年代一些诗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诗人极力强调自己的写作并没有脱离现实和历史但是我们看到总的来看诗人沉浸于对语言本体、对语言的意义发生的体验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以主体(尽管这个主体是语言虚构的)精神被无限地压缩为代价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的诗歌并不是为读者而写的从而引发了一度以来人们对当代诗歌“读不懂”的抱怨。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本来就处境不妙的中国新诗就不得不被逼入一个越来越狭隘的死角。从近来在网络媒体出现的一些诗歌争论以及一些新锐批评家的谈论来看人们对当代诗歌的不满似乎正在升级这种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和本文所说的年代以来的语言探索有关。当代诗歌先锋运动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在诗人和读者之间、在私人性和交流性之间、在哲学的真理与精确和美学的“虚假”与模糊之间能否取得一种平衡中国新诗的道路怎么走似乎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责任编辑:苗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andresultoftheperiodNewExplorationontheOriginofFuFanZongTherehasbeennoconsensusontheoriginofFusinceancienttimeXunZi’sFuPianwhichwasnamedFuforthefirsttimeinhistorySongYu’svariousFusandthoseuneartheddocumentssuchasYuFuShenWuFuHanPengandTianZhangbambooslipscriptspossessthecharacteristicsoffolkliteraturebecausemostofthemaretherenovationfromfolkriddlessatirerelationandtheartofboastingbycontemporaryliteratorsTherhetoricalandobscurewordsinHanDaFuisnomorethananeloquentandrhymingskillofchantaswellMoreoverthefactthattheearlyFuwriterstriedtoflattertheemperorsandwereseenastheentertainersisanotherevidencetoprov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originofFuandfolkrhymedwordsLocalConditionsSocialCustomsandHistory:CulturalFactorsofJiangNanandFormingBackgroudinIdleTalkUndertheBeanArborYongqiangLiuFullofinnovativeconsciousnessinboththinkingandwritingskillsIdleTalkUndertheBeanArborisanexcellentworkintheealyQingDynastyTheveryexpressiontheBeanArborsuggeststhenaturaltraitsandculturalelementsintheareaofJiangnanItscriticismofthefourflushersinSuZhourevealsthecircumstanceandhumanrelationshipinthisspecificdistrictofJiangNanfromanotherperspectivewhilethestoryofXishireflectsthetraditionofJiangNancultureAlltheseculturalfactorsinlocalconditionssocialcustomsandhistorybuildanindissolublebondbetweenIdleTalkUndertheBeanArborandJiangNancultureHopefullynewcluesorreferenceaboutitsstillunknownauthorandwritingbackgroudmaybefoundthroughameticulousexaminationonJiangNanculturePoeticsofWordsinAvantguardPoetryExploring:ACaseStudyonJiangheOuyangJingyuMaoDizhiLanDuringthecontemporaryavantguardpoeticmovementsOuyangJianghe’spoeticsofwordsisthemostnoticeableoneThecriticalarticleshewroteinsexpresssuchideaswhichareundertheinfluencesofthelinguisticturnwhichare:themeaningofthewordsarenotcomefromtheirreferencestosomethingsbutcomefromthecontextsinwhichtheyareusedthemeaningofapoemisnotcomefromwhatkindofcontentsbeyondthelanguagebutcomefromthepersonaloperationstolanguageThismeansthepoetimmersedinakindoflanguageexperiencewhenwritingThiskindofpoeticsofwordsisthetheoreticalbasistohisadvocatingofpersonalwritinginthesSuchkindoflanguageexploringintheavantguardmovementsbringssomenewideastoChineseneopoetrybutcausesproblemsalsoOnGreatUtilityasChineseConsensusAndonChineseGreatutilitarianismontheBackgroundofWesternstyleUtilitarianismYaonanZhangUtilitarianismThoughtofConfucianismcanbedividedintotwogroups:RationalAltruismandUltraAltruismThehighestlevelisdenialofbothMoralityandUtilityItpaysattentiontoneitherselfinterestnorpubicinterestneitherlittleinterestnorgreatinterestneitherselfregardnoraltruismandittakesUtilitydenialasthehighestlevelInChinesethoughtsConfucianismbelievesinRationalAltruismMohismTaoismandBuddhistbelieveinUltraAltruismandlateMohismYangZhuShaoYongbelieveinUltraUtilitarianismandDenialofbothMoralityandUtilityThereisnothoughtthatarguesSelfregardneitherRationalSelfregardismnorUltraSelfregardisminChinesethoughtswhichcontrastssharplywithWesternstyleUtilitarianismAllChinesestylethoughtstalkaboutUtilitarianismbasedontherelationBetweenNatureandHumanandonthebackgroundoftheUniverseSuchkindofUtilitarianismisthesocalledGreatUtilityTakingGreatUtilityasChineseConsensustellsusthatthereisAltruismaboveSelfregardThingregardaboveAtruismandUtilitydenialaboveThingregardWesternstyleUtilitarianismhasnotbeenabletorealizetheHighestandUltimatePerfectionLevelofUtilitarianismIthasnotobtainedtheHighestandUltimateTruthofUtilitarianismOnMencius’TheoryoftheNatureofMindFuchunPengThepapermainlydiscussesMencius’theoryofthenatureofmindorheartMenciusheldtheviewthatthedistinctionbetweenhumansandanimalsisthathumanshaveanaturalheartThehumanheartisnotonlycognitivebutmoralinnatureHumanhearts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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