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高僧的史学修养

试论唐代高僧的史学修养 杜斗城/李艳 【专题名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专 题 号】K22 【复印期号】2011年05期 【原文出处】《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11年3期第51～54页 【英文标题】On the Historical Cultivation of the Eminent Monks in Tang Dynasty 【作者简介】杜斗城(1951-)，男，甘肃省天水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00；李艳(1971—)，女，河北省武邑县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 【内容提要】 唐代是我国佛教史学的繁盛期，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当中的唐代高僧，他们或通过官学、私学，或通过寺学等多种途径接受儒家传统的经史教育，并将这种学术背景展露于其著述当中。因此，唐代高僧编撰的佛教史籍，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体裁和观念，而且为我们留存了中古社会的大量史料，特别是佛教史料。 【关 键 词】唐代/高僧/史学修养EE5341UU1867292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3-0051-04     唐代是我国传统史学蓬勃发展的时代，有唐一代在史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唐代史学的繁荣与唐代帝王历史意识的增强密不可分。这是因为，经历过隋末风云遽变的唐初帝王，亲眼目睹了甲兵强盛的隋帝国顷刻间灭亡的历史惨剧，因而对李唐王朝的命运与前途充满了担忧，为避免重蹈覆辙，他们非常重视探讨历代皇朝灭亡的原因。为此，早在唐朝立国之初，就诏命史家展开前代史的撰写，《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纪传体史书的编撰成为盛唐史学的重大成就。其次，为及时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当代治国理政的经验以贻鉴将来，唐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负责本朝史的撰写，起居注、实录等的撰写逐渐成为定制，并为以后的王朝所遵循，唐代史官共编撰了26部、803卷本朝《实录》。     唐代不止官方史学发达，私家撰史成就也粲然可观，例如中唐史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都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名著。     在传统史学发达的人文环境下，作为传统史学分支的唐代佛教史学也呈现出卷帙浩繁、体裁多样的特点。众多佛教史籍的编撰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留下了翔实而清晰的脉络，真实再现了唐代佛教发展的概况。通过佛教史家的记述，我们既可以看到唐代僧徒独步流沙、孤帆远征赴印求法的事迹(玄奘、辩机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也可以看到日本、朝鲜半岛三国的学僧远渡重洋前来中国取经的遭遇(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继印度之后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而道宣的《广弘明集》、神清的《北山录》则忠实地反映了唐朝国内，儒、释、道三教竞争与融合的加剧。通过唐代佛教史家的著述，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高僧大多儒释兼通，游猎内外，他们不仅是专精佛典的释门信徒，更是儒释皆通的饱学之士，深厚的儒学修养，特别是史学修养使他们善于著述，行文典雅，能够将唐代佛教发展的状况呈现给后人。     为了传播佛法，弘扬佛教教义，将佛典翻译为优雅的中华文字，或与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吟诗属文，互相唱和，六朝以降，释门浸润了儒释融通的风潮，不少高僧“出入儒释”，“兼学六经”，注重自身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他们或是在出家前就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或是在出家以后得以博览内外典籍。     一、唐代高僧以接受官学、私学经史教育的方式获得史学修养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史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学对史学起着支配作用，自古以来，经学在语言、体例方面都对史学影响巨大。同时，《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所包含的行事原则、道德前提也成为史家评判史书价值的主要标准。在我国学术史上，一向有“经史一体，六经皆史”之说。隋代大儒王通就认为《诗》《书》《春秋》为孔子所述的三史。     唐朝立国后，重新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地位，儒学成为国家推行教化、选拔官吏、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唐代科举的众多科目中，儒家经史之学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除进士、明经两大基本科目外，制举诸科如：“通儒”、“博于经史”、“博通坟典”、“通涉经史”等均与经史有关。在科举制下，博通经史成为士子举业的必备条件，唐代士子习读经史蔚然成风。因此，唐代官、私各级学校均以经史为其教育核心，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贵族学校的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以及地方府、州、县的经学，都是修习儒家经典的官办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孝经》《论语》《礼记》《尚书》《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唐代的私学教育也以经史为主要教学内容，例如：秦景通兄弟等私学大师，以传授《汉书》等史书著称于世。据《旧唐书·儒学》记载：“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也。与弟暐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1]4954唐代的蒙学教育同样体现了对经史教育的关注，各种蒙学教材如：《兔园策府》《千字文》《咏史诗》《蒙求》《古贤集》等编纂了很多历史掌故和人物事迹，采用诗歌的表现形式，通过儿童的诵读和记忆，使他们得以学习历史知识以及忠孝仁爱等道德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     在以经史为核心的国家教育体制下，一些出身于官僚士大夫家庭的唐代高僧，自幼就通过官学、私学等方式接受传统的经史教育，他们在皈依释门前属于典型的儒士阶层。释赞宁的《宋高僧传》记载了很多这样的高僧。例如：唐僧法钦，俗姓朱氏，吴郡崑山人，祖考皆通达玄儒，门地儒雅。因此，“钦立性温柔，雅好高尚，服勤经史……”[2]210又有北宗渐禅的奠基人神秀，“俗姓李氏，今东京尉氏人也，少览经史，博综多闻”[2]177。张说的《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同样记载：神秀“少为诸生，游问江表”[3]2335。而南宗顿禅一门的高僧神会，“因览《后汉书》，知浮屠之说，由是于释教留神，乃无仕进之意，辞亲投本府国昌寺颢元法师下出家”[2]179。密宗高僧释一行，(为)唐郯国公张公谨之孙，“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1]5112。     二、唐代高僧在寺院教育体系下获得史学修养     然而，许多博通古今的唐代高僧出身卑微，他们只有出家皈依释门后，才有机会系统学习内外典知识，而唐代发达的寺院经济，无疑为僧人通晓儒家经史提供了良好的习业条件。首先，唐代寺院大多环境幽雅，藏书丰富。除佛教典籍外，寺院收藏有大量的儒家经典。释道宣在《量处轻重仪》中分类记述了寺院拥有的“轻重物”，其中设“内外典籍”一项，包括“内法经部”和“外俗书记”两类，“内法经部”为“内典”，属于佛教典籍；“外俗书记”为“外典”，属于教外典籍。“外俗书记谓凡有纪传，皆存外有。上则顺天奉地，匡国化民；中则孝事父母，立身行道；下则营卫六府，五行备附。据事以求，莫非身计。纵闲放林泽，无非养生，故名外书。”[4]842外书包括九流史籍和三古字书等，所谓九流史籍即六经、纬候、诸子、史传、杂说文纪等。道宣的记述表明：隋唐之际佛寺的外学典籍，已经涵盖了儒家的经史子集。以敦煌出土文书为例，唐末敦煌地区寺院收藏的儒家典籍有《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史记》《左传》《汉书》《三国志》《晋书》等，丰富的典藏为僧侣研习儒家经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佛教容许僧人在余暇时间研习儒家经典。据北宋释道诚的《释氏要览》卷中“开外学”条记：“毗奈耶云，因舍利子降服拨无后世外道，佛听比丘学外论，仍须是明慧强记者，方可于一日分三时，初、中二分读诵佛经，至晚，读外书。”[5]292出家僧侣学习儒家经典的历史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因为要向礼法文业世代相传的土族弘宣佛法，就必须熟悉传统文化，以求得士族的尊重和接纳。据《高僧传》记载，早在东晋时期，刚出家的幼童就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如：“释昙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采，且令其读书，二、三年中，学兼经史，十六方许剃发。”[6]202又有“释道融，汲郡林虑人，十二出家，厥师爱其神彩，先令外学，往村借《论语》，竟不赍归，于彼已诵，师更借本覆之，不遗一字，既嗟而异之，于是恣其游学。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游心府”[6]241。时至唐代，寺院对僧众的教育早已自成体系：1.每个刚出家的僧人都有一位亲教师和一位规范师作为其专职导师，在相当长的时间对其学习、生活进行指导。撰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义净，年幼时即“辞亲落发，徧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闲习，今古博通”[2]1。义净从七岁出家到十二岁之前都由其亲教师善遇法师指导他研读儒家经史和佛教典籍。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忆及往事时写道：“法师亡日，净年十二矣。大象既去，无所依投，遂弃外书，钦情内典。”[7]2332.大多数寺院还兴办寺学，唐末仅敦煌地区的17所佛教寺院，就有净土、莲台、金光明等10座寺院设有寺学，在寺院中学习的学生分为僧俗两众，他们享有接受均等教育的机会。寺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由熟稔传统文化的学问僧开设讲座，也有俗家学士在寺学讲解世俗文章。在教育实践中，寺学制定了首先为学生传授儒家蒙学教材，等他们能够识文断字后，再讲解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论语》《孝经》等，最后再学习佛教典籍的程序。学生修习儒学基础知识的目的，主要是为他们掌握和理解佛典做准备。从唐代国家教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内地寺院的情况应与敦煌地区基本相同。3.唐代的佛寺以其幽雅的环境、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众多文人士子寄寺习业或授业，成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中心。中唐以后，士子因寺院食宿、藏书之便，聚读山林成为时尚，这样更加易于儒释之间的广泛交游。于是，僧侣与儒士互为师友，彼此取长补短，有的是儒士受业于高僧，如初唐僧人彦范，“虽为沙门，而通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8]144。有的是僧人依儒者为师，如唐僧昙一，景龙中承恩出家，“时兼外学，常问《周易》于左常侍褚无量，论《史记》于国子司业马贞，遂渔猎百氏，囊括六籍”[2]352。因此，在寺院教育体系下培养而成的高僧，他们对传统文化并不陌生，史学也是他们学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自幼接受官学、私学教育的唐代高僧，还是由寺院教育体系培养而成的唐代高僧，早年儒家经史的学习经历，为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他们从事佛教史籍的撰述时，自然会将这种学术背景呈现于著作当中。     三、唐代高僧史学修养的具体体现     (一)沿用传统史学体裁撰述佛教史籍，在撰述中广泛征引传统历史典故     唐代佛教史籍的体裁十分丰富，佛教史家在撰述中基本沿用了传统的史学体裁来记述佛教历史，分别有传记体、类书体、地志体、目录体等，但他们并不囿于史书体裁的限制，而是根据记述内容的需要做出适当的创新和改进。例如：唐代是历史笔记勃兴的时代，这类历史笔记的作者承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关注于记述当时名人的琐言轶事，并程度不同地杂以神怪传奇，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酉阳杂俎》等。而这一史书体裁也被佛教史家采用，用来记录佛教灵验故事，称为“感应传”或“灵验记”，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佛教史书体裁“经传体”，即专门记录某一佛经传习源流的史书。撰写于唐代的经传体佛教史籍主要有释慧祥的《弘赞法华传》，释法藏的《华严经传记》和释僧祥的《法华经传记》。     七世纪至八世纪是我国类书编纂的全盛期，类书的大量涌现，一是为了满足文人学士写作骈文的需要，他们需要了解对仗所需的华丽辞藻和典故；二是为了满足士子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参加考试的士子需要了解各种经过简化、归类，易于记忆的知识。于是，一些综合各科知识又便于携带和背诵的简约化文本便应运而生了，并被人们大量传抄和诵读。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为解决传统史籍卷帙繁多、翻检不易等难题，史学界随之出现了辑录历代史料，分门别类编排的类书体史书，如《贞观政要》《唐六典》等。同样，浩如烟海的佛典宝藏往往会使释门初学者畏而止步，为了指导他们修习，佛教史家在传统史学体裁的启发下，也开始采用类书体的形式编撰佛教史籍，而唐代佛教史籍《法苑珠林》无疑将佛教类书的编纂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书中仅征引内外典籍就多达四百余种，是一部事理渊博的大型佛教百科全书。     此外，佛教史家在宣传佛教时，对于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异域文化，只能用国人熟悉的历史掌故相比拟，以增加他们的感性认识。例如：针对我国民众期待通过信仰佛教，能够为自己和家人的今生来世带来各种世俗利益的心理需求，释法琳在《辩证论》中列举了“邹衍长叹夏日零霜(《后汉书·刘瑜传》注引《淮南子》)，李广注心箭羽没石(《史记·李广列传》)，将军拜井疏勒泉飞(《后汉书·耿恭传》)，明府叩头江陵火灭(《后汉书·刘昆传》)”[9]537等历史典故来劝说信众只要坚定信仰，就一定会离苦得乐。     “故汉文优贤，而贾谊犹谪，魏武礼士，而孔融就诛”[10]590；“唐尧伪让以享福，夷齐真让而致馁”[10]604等诸如此类的历史典故在释门学者神清的《北山录》中更是信手拈来。     (二)继承传统史学求真和经世的治史观念，将传统史学的严谨学风移入释门     求真和经世是我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特征。求真即“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要求史家忠于史实，坚持直书、实录的原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记载历史。唐代大多数佛教史家在撰写佛教史籍时，基本恪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学原则。例如，《大唐西域记》的作者辩机在该书记赞中明确表示：“书行者，亲游践也；举至者，传闻记也。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11]1049唐陇西处士李怀琳在为释彦悰的《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作序时称赞彦悰为“僧中之良史”，“其记词记事，班马拟以多惭，直笔直言，陈范方之有愧”[12]198。     《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一书主要记载了唐僧法琳的事迹：唐初，释道之争愈演愈烈，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上疏皇帝，主张废佛，并广泛散布胡佛邪教的言论。为捍卫佛法，佛教僧人以法琳为首先后撰写《破邪论》和《辩正论》予以回击。但是，由于得不到皇权的支持，在释道之争中，释门逐渐处于劣势。贞观十一年(637华)，唐太宗更是发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诏》，明确规定道教的社会地位在佛教之上，称李唐皇室本源出自老子李聃，故令自今以后，斋供行立以至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以敦尊祖之风。这对当时的佛教界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贞观十三年(639年)，护法沙门法琳又因道士秦世英的诬告而被捕入狱，理由是讪谤朝廷。唐太宗亲自讯问法琳，为何要在其著作《辩正论》中批判皇室的祖宗老子？法琳回答：“……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12]210法琳因此触怒了皇帝和朝廷，竟遭遇流放四川僧寺，被贬而逝的命运。     沙门法琳的护法言行被彦悰忠实记录在《法琳别传》中，因为坚持秉笔直书，此书被唐朝政府明令禁止流通。释智昇在《开元释教录略出》卷四中记载：“……明敕禁断，不得流行，故不编载，然代代传写之。”[13]625因此，在敦煌文书中，至今还保存有《法琳别传》的残卷，如P2640Va、P2640Vb、P3901、P3686、P4867等[14]248,303。日本当代学者砺波护在其《隋唐佛教文化》一书中也一往情深地写道：“……彦琮把法琳的言行如此详细地记录下来，令我满怀敬意。”[15]32     但是，佛教史家在撰写佛教史籍时，势必会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诸如佛法感应、神异等的事迹，他们也作为“实录”郑重书写下来，正是这些内容使佛教史籍遭到传统史家的非议，降低了佛教史籍的史学价值。     所谓经世，其主旨是“经邦”“致用”，唐高祖在《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中指出：“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6]32唐高祖的这篇修史诏书，重点强调了传统史学的取鉴作用和教育作用，一方面认识到史学可用来总结历史经验，探究政治方术；另一方面又肯定史学彰善瘅恶，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功能。受儒家经学的影响，我国传统史学一般使用儒家伦理观念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价值标准，君臣、父子之义，始终是传统史籍评价史事、人物的主要尺度。虽然遁形于空门，但自幼浸润在儒家文化当中的佛教史家在记述佛教史事时，更多地也是依据儒家伦理观念发表评论或褒贬是非。     梁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信奉佛教的皇帝，他曾四次舍身出家，广建佛寺，在佛教史上是著名的护法帝王，梁武帝晚年政治腐败，因侯景之乱，导致南梁的动乱和灭亡。对于梁武帝的败亡，传统史籍这样记载：“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16]97“……遂使滔天羯寇，承间掩袭。鹫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舆，涂炭黎元，黍离宫室。”[6]98为南朝佛教繁荣做出特殊贡献的梁武帝，佛教史籍又是如何评价他的呢？神清在《北山录》中批评萧梁：“虽四十五年江表无事，而政刑襄缺，礼乐崩弛，征徭不减，鳏寡无告，君倡臣和，父倡子和，自谓无为致理，高谈治国，遂使侯景伺隙，凭天作威，既丧其身，亦弃其族。”[10]604与《梁书》相较，《北山录》对梁武帝的评价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     儒家孝亲观同样是传统史籍不遗余力宣传的主题，唐代修撰的纪传体正史《隋书》《周书》《南史》均设有“孝义传”，《梁书》《陈书》《北史》也设有“孝行传”。因离家背亲屡遭儒士抨击的佛教，在隋唐以后逐渐走上与儒家孝亲观融合的道路。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专设“忠孝篇”，列举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十五位孝子的事迹，说明我国佛教对儒家孝行的认同、糅合。     对孝的宣扬，在其他佛教史籍中也俯拾即是。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了很多以孝行清直知名的高僧，隋僧敬脱“常施荷担，母置一头，经书及笔又置一头，若至食时，留母树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继”[17]519。唐僧法护，十二岁时父母双亡，哀恸气绝。道宣还记载了梁代高僧法云，因母亲去世累日不食，哀毁过礼；隋僧灵裕“母病绵笃，追赴已终，中路闻之，竟不亲对”[17]497。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面对逝去亲人的伤痛，法云用儒家礼仪要求自己尽孝，而灵裕又以释门规范约束自己离亲割爱。神清在其著作《北山录》中同样记述了法云、灵裕的事迹，在对比了“昔者法云居忧，殆至毁灭；灵裕觐母，闻丧而还”[10]608之后，神清作出评价，认为裕为失礼，“然诸夏之邦，以礼仪观德，居其邦变其俗，君子所不为也”[10]608。表明唐代高僧已经能够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世俗孝道予以认同和肯定。     (三)以弘扬佛法为撰述宗旨，留存了中古社会大量的珍贵史料     由传统经史教育培养而成的唐代佛教史家，在其撰述行文的字里行间，可见其谨严精审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他们致力于撰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佛法不坠，能够长流世间。即使这样，唐代佛教史家依然为我们保存了中古社会大量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一可以弥补正史对佛教史事和民间社会史的缺载，例如，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迅速由盛转衰，中晚唐时期，整个国家交织在内忧外患之中，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唐朝帝王需要借助佛教安抚百姓，或以崇信佛法来消灾免难。佛教不仅成为劝善化俗的手段，而且成为镇护国家的法宝，并逐渐参与到国家祭祀的礼仪当中，如祈雨、祈福和攘除星变等活动，然而我国传统史籍受儒家正统观念的支配，对佛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严重缺载，流传下来的唐代佛教史籍，却忠实显现了中古社会的真实面貌，在一个科学并不昌明的时代，人们必须借助信仰来给苦难的心灵以安慰，这些史料为我们重塑唐人社会生活，弥补正史记载的缺憾带来了希望。     又如《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在撰写该书时，“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仇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言约繁简，事通野素，足使绍胤前良，允师后听”[17]425。正因为道宣竭尽全力搜罗史料，所以《续高僧传》为我们留存了从梁初至唐麟德二年(665年)共一百六十多年间释门僧侣与帝王、士大夫往还的事迹，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寺院经济状况、世情风俗、民谣时谚等，其中许多记载不见于正史，成为研究中古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二可纠正正史的错误。日僧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日记的形式，翔实地记录了他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入唐求法的行历和见闻，内容主要涉及文宗、武宗两朝的朝政史事，举凡民情风俗，市贾物价，灾害星变，乃至佛道斗争他都一一缕述。圆仁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与感情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记载，不仅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而且还可以纠正正史的许多错误和偏见。例如，对于文宗、武宗时期朝廷的政治斗争以及武宗毁佛的时间、原因，圆仁的记载与正史多有出入，虽然所记不无讹传误闻，但至少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晚唐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综上所述，在儒家思想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中古社会，在传统史学发达的学术背景下，唐代高僧出家前或出家后均可通过多种途径接受儒家传统的经史教育。深厚的史学修养使他们在撰写佛教史籍时，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体裁和观念，而且能够根据记叙内容的需要，对原有体裁进行改造和创新。同时，唐代高僧又以其“方外之人”的特殊身份，为我们记录了中古社会的大量史事，成为当代学者研治中古史的珍贵资料。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赞宁.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道宣.量处轻重仪[M]//日本大正一切经编辑委员会.大正藏：第45册，台北：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影印，1990.     [5]道诚.释氏要览[M]//日本大正一切经编辑委员会.大正藏：第54册，台北：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影印，1990.     [6]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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