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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

l_stefanie 2012-07-19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专题研究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杨天宏  提 要:北伐期间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的反教暴力事件接踵发生。但有关史料表明,在华基督教会的受损程度,远符等。

专题研究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杨天宏  提 要:北伐期间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的反教暴力事件接踵发生。但有关史料表明,在华基督教会的受损程度,远没有当时中外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迄今有关直鲁联军溃勇制造南京事件的指控证据不足。事实表明,参与暴力劫杀事件的主要是北伐军士兵。至于有关共产党人是事件主谋的指控,是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军方的一面之词,至今亦未找到相关的确凿依据。  关键词:北伐时期 反教 基督教会 南京事件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在沉重打击北方军阀和列强在华势力的军事及政治行动中,也一度出现打击面扩大的倾向,致使在华基督教会成为受攻击的重要目标,发生了一系列反教暴力事件。对于基督教会在北伐期间所受损失及相关责任问题,近年来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作为事件当事人一方的外国传教士、新闻机构以及部分中国教内人士,曾经极力渲染受损程度,将其与庚子义和团事件相提并论,以至于美国政府紧急要求其在华侨民躲避,的外国传教士随即撤离中国内地,逃往沿海通商口岸或离开中国。而中国教外人士及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回避这一问题,间有论及,也都轻描淡写,认为即便是在具有典型反教性质的南京事件中,外人所受伤害,较之美国军舰炮轰南京造成的中国军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亦微不足道。至于反教暴力事件的责任问题,从事件发生之日起,便言人人殊。有归咎直鲁联军溃逃兵勇的(如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有笼统指控“南军”即北伐军的(如当时多数外国媒体及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侨民)有先说是北军溃兵,后改口说是南军程潜所部,最后,落实到共产党控制的北伐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头上(如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及稍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官员)。今日中外学者则各自沿袭不同当时当事人的说法,意见歧出,致使这一本来有案可稽的问题成为历史悬案。本文试图检阅中外相关历史资料,清理事实,对此问题进行新的探讨。南京事件发生后,外国公使团曾发出进行国际制裁的最后通牒,并制定了制裁计划。但制裁一开始就面临困难。因为“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人能够确定谁应承担肇事的责任:是蒋介石的敌人地方军阀,还是国民革命军、或据信是挑起这次事件以便让蒋介石与外国产生仇隙的共产党和汉口的极端分子”见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姚凡立等译《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史迪威》(黑龙江出版社,年),第页。有关外国传教士撤离的报导,参见《华北美侨将集居滨海各地》,《晨报》年月一 基督教会所受损失的历史记录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对北伐是否使在华基督教会遭受损失给予确认。北伐是一次带有强烈政治诉求的军事行动,其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相结合是北伐的显著特征。北伐军将佐大多出自黄埔军校,由于军校实施民族主义政治教育,学生都满怀民族主义情感。早在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军校学生就已不甘寂寞,积极参与反教活动。北伐战争开始后,教会及其传教事业很快成为军队中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郭沫若在谈到北伐与反教活动的内在关系时说:“当时是在‘国民革命’的高涨期中,而当时的指导精神之一是‘反对文化侵略’,即是反对基督教的。”正因为如此,北伐军所到之处,反教活动异常活跃。从有关历史文献上看,北伐期间基督教遭受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教堂、教会学校及医院成为驻军之所。国民革命军是以军阀统治下人民的“救星”身份出现的,北伐的目的之一是解民于倒悬。国民党北伐宣言谴责帝国主义“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因此,在北伐推进途中,多能恰当处理军民关系,不扰民,不病商,给老百姓留下“仁义之师”的印象。但是,教会机构显然不在不受侵扰之列。“大军所至,军队、党部、政治部占住教会、学校、医院房屋”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在湖南,“全省除开湘西数县外,一切教堂、学校、医院、住宅,不问大小粗精,无不皆被军队、党会及其他所谓的革命团体所蹂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的强占是故意的,故教会房屋常在首占之列。”在浙江,“凡党军所到处,即访问有无教堂,有无外人住宅,有即入内占据。其善者尚以好言借住,或容主人同居其不善者竟无理占居,且将主人驱逐,或更加以侮辱焉。”在福建,教堂驻军几乎司空见惯。在安徽,“教会屡经驻军”,“大军云集之时,会所学校,均为军队占驻,各项事工,均无形停顿”。在江西,南昌、九江、吉安、河口、弋阳、贵溪、安仁、乐平八处历 史 研 究年第期 赵叔平:《安徽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许锡慧:《闽南教会现状》许荣藩:《闽北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倪良品:《浙江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张君俊:《疾风暴雨后的湖南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诚静怡:《全国教会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行,年,第页。这里引用的是年台北再版。《国民党为北伐军出师宣言》,《民国日报》(上海)年月日。郭沫若:《革命春秋》,台北:古枫出版社,年,第页。日KennethSLatourette,AHistoryofChristianMissioninChinaNewYork,,p。有关外国政府立场的报导,参见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年)第页。有关武汉国民政府的立场,参见《党政府将有声明:宁案系北军所为》,《顺天时报》年月日。有关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参见《南京事件因误会而起蒋、程之谈话》,《顺天时报》年月日。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PaulAVarg,Missionaries,ChineseandDiplomats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JGLutz,ChinaandChristianCollegesCornellUniversityPress,,ppBDCole,GunboatsandMarines,theUnitedStatesNavyinChina,AssociatedUniversityPress,,pp孙启泰《南京惨案》,《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编第卷,中华书局,年等等。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章第节有关论述,亦受到既有学术见解的影响。 杨家铭:《民国十五年中国学生运动概况》,出版机构不详,年,第页。内地会的教堂大多在战火中损毁,“其余则为军队及党部占驻”。美以美会、中华圣公会、执事会及其他各会教堂、学校、医院面临的情况亦大率如此。在河南,“在革命空气紧张,军事行动时期,各处军队云集,多数喜占住教产待军队一走,地方上之党部或其它新成立的机关,即继续占用教产。”在江苏、湖北、山西等地,也有类似事件发生。此外,教产遭受没收、损毁的事件也频频发生。在湖南,教会财产受损最为严重。年月日,湖南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没收教产之变”。长沙等地的青年会财产均遭封闭查抄。“教会或学校或私人器具,如桌椅、床凳及其他物什,都在必毁、必搬、必借、必卖、必抢之列,凡在革命势力范围内之教堂、或学校、或住宅,绝少幸免。共党不搬去,军队必抢走农协不毁坏,工会必蹂躏。可怜全省无自卫能力之教会,无不俯首贴耳的,任听他们的宰割。”在武昌,循道会的千家街教堂、博文中学、华中师范“均有一部分被炮火轰毁”,其未被轰毁者,“所有器具、书籍及什物等件,不是遭人捣坏了,就是被人搬去了。”在福州,“月日这天,有人发现了两具婴孩尸体,西班牙传教士被指控为凶手,因而发生了针对西班牙传教士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天后,士兵和民众一道,抢掠了传教士的财产。与此同时,美国教会组织的两处房屋遭受抢劫,损失了三千到四千美元的衣物、铺盖、打字机、手表等。此外,基督教青年会,一座循道宗的大教堂,一座圣公会教堂,两个医院被洗劫一空,其他教堂也受损严重。两位英国妇女被暴徒驱赶游街。月,当地的教会医院、一处牧师住宅、两处外国房屋、一个教堂被占据并遭到洗劫。直到月,美国领事还在报告说,这些教会建筑物仍然被中国人占据。”在广西,亦因北伐掀起反教风潮,“其乡间诸堂颇受损失,传道人亦多被劫掠”。在四川,尽管北伐军锋镝未至,教会亦未能幸免。在年至年,圣公会、英美会、公谊会、内地会分布在四川各地的教会堂点中有二十几处遭到冲击,或被捣毁,或成为驻军之所,财物严重受损。其他地区也发生了毁损教产的事件,不过受损程度不一,未可一概而论。其二,宗教活动受到限制和干扰。教会在遭受财产损失的同时,在精神信仰即宗教活动方面亦受到诸多限制和干扰。北伐军所到之处,各种反基督教的宣传活动进行得十分活跃。年圣诞节期间,湖南及其他不少地区再次举行“反基督教周”活动。“工人学生四处游行讲演,到各教堂挑衅。”由于反教人士大多为青年学生,因而青年会首当其冲,受到攻击。例如,在“革命军抵汉”后造成的“反教风潮”之中,武汉大街小巷“墙壁上贴了不少‘青年会是洋奴养成所’如此等类的标语”“耳朵里听了许多‘打倒帝国主义者底工具青年会’,‘铲除帝国主义者底走狗青年会干事’一类口号”。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各级党部此时亦宣传反教并对教会活动予以限制。倪良品《浙江教会现状》一文有如下记载:凡军队所到处,即挈有党部同来,且为党军所据之邑,即有党部设立。其对教会举动,一则用反对言语,谓基督教义为麻醉品,谓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之走狗,为资本侵略之先锋,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万福林:《武汉基督教近状及今后之进行》,《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张君俊:《疾风暴雨后的湖南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黄次威等:《两年来华西教会的概况》,《希望月刊》第期第卷(年),第页第期第卷(年),第、页。梁细羔:《广西教会状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PaulAVarg,Missionaries,ChineseandDiplomats,,p万福林:《武汉基督教近状及今后之进行》,《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张君俊:《疾风暴雨后的湖南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俞恩嗣:《河南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吴季穆:《江西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教会学校为侵略之工具,即教会医院,亦谓为帝国主义侵略之手段,及其它种种恶言。一则施侵占行为,如以教堂为党部机关,将礼拜堂作悬像(孙中山像引者注)开会之地,或假政府名义,查封乡间各教堂,禁止举行礼拜。郭沫若自传中曾记载了年“双十节”北伐军攻进武昌后他亲自参加的一次反教活动。当时青年会的礼拜堂正在举行宗教活动,他与李鹤龄走进礼拜堂,“叫听众起立,唱国民革命歌”,接着高呼“反对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政策”,“口号一喊完,在无数的万岁声中热狂了的群众像溃了堤的海潮一样向会场外涌去”。此外,据记载,当长沙青年会被人占据,改为“人民俱乐部”时,武汉反教人士亦放出风声,企图将武汉青年会取缔,“武汉青年会遂于无形之中入于恐怖时代”。其三,教会教育权受到严重挑战。当北伐军向北推进时,教会及教会学校纷纷警钟长鸣,一度陷入沉寂的反教风潮及收回教育权运动借机再度勃兴。在长沙,随着叶挺所部北伐先遣队于年秋进入湖南,教会学校开始遭遇麻烦。在雅礼大学,由于国民党青年党部的组织推动,学生多次举行集会,希望废除基督教青年会,要求具有辞退教师的权利,并要求派代表参加学校管理等等。学校当局拒绝了这些要求。月日,雅礼学生开始罢课。长沙的学生自治会、反文化侵略大同盟以及国共两党的干部都对雅礼学生表示支持。他们帮助起草了一份致雅礼大学校长胡美(EdwardHume)的请愿书,举行游行,并向雅礼校方发出警告:如果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他们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后,因北伐主力部队压境,反教运动更趋激烈。为避其锋镝,所有在雅礼任职的美国教职员均奉领事之命离开学校,雅礼大学因此关闭。除了长沙之外,醴陵、岳州、益阳、湘潭、浏阳等地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学潮。其中发生在教会学校的罢课风潮至少有起,“教会学校成了反教的大本营”。经过此番冲击,湘省“教会学校,不论大中小,都完全停办,学生无地读书,教师全数失业”。新学年开始之后,可望重新开学的只有长沙的福湘、雅礼中学以及益阳的信义等几所学校。在福建,随着北伐军第一军向闽浙进军,“非教之声,高耸云霄”,福州、厦门、漳州等地的教会学校开始处于极度动荡之中,不少学校被迫暂时关闭。在湖北,随着北伐军临近,武汉三镇学潮迭起,著名的华中协和大学也一再受到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难以维持往日的宁静。在杭州,之江大学虽然在年秋留下了招生名的记录,但由于战争及反教风潮的影响,到圣诞节前夕,校园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一派萧瑟景象。λυ在上海,沪江大学工友举行罢工,并且在国民革命军兵临城下时一度占领了学校。λϖ圣约翰大学也因受学潮冲击,处于关闭状历 史 研 究λυλϖJGLutz,ChinaandtheChristianColleges,pClarenceBDay,HangchowUniversityUBCCC,NewYork,,p黄吉亭:《武汉基督徒革新运动之前因后果》,《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RoderickScott,FukienChristianUniversityUnitedBoardforChristianCollegeinChina(UBCCC),NewYork,,ppJGLutz,ChinesePoliticsandChristianMissions,CrossCulturalPublicationsInc,,pp许锡慧:《闽南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张君俊:《疾风暴雨后的湖南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教育界消息》,《教育杂志》年第号。JGLutz,ChinaandChristianColleges,pp万福林:《武汉基督教近状及今后之进行》,《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郭沫若:《革命春秋》,第页。倪良品:《浙江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态。年春,聚集在光华大学的前圣约翰学生曾打算占领圣约翰大学。当学校当局企图在不注册的情况下复课时,这些学生又群起而攻之。直到年月,《字林西报》还在报导说:“仇视圣约翰的人正竭尽全力反对学校复课,并呼吁中华民国大学委员会接管该校。”在广州,岭南大学的激进学生与员工控制了学校,迫使该校于年月宣布关闭。同年秋季开学复课时,该校已改由中国人担任正、副校长,在校理事会中,中国人已占绝对多数。在北伐推进过程中,“南京事件”是作为反教暴力事件的典型而被外国政府、传教士以及一些海外媒体反复渲染的。该事件发生在北伐军攻破南京城防之后。年月日,北伐中央军江右军兵临南京城下,直鲁联军败退城内,旋即逃往下关,渡江逃窜。部分未能渡江的联军士兵折回城内。当晚发生了抢劫外侨的事件,但规模不大。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排外骚乱”,英、美、日驻南京海军制定了合作计划,相约彼此协力,制止可能发生的骚乱,并帮助各国外交人员及教民撤离南京。次日凌晨,江右军各部即北伐军第二、六、四十军开始进入南京。时许,进入南京的北伐部队未经激烈巷战,便占领南京全城及下关。从上午时到下午时,乘着军队入城后短暂的混乱,一些身穿士兵服装的人手持枪械,到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外国教堂、教会学校及商店抢劫财物。“在遭受枪击的威胁下,外国人交出了所有财物住宅、领事馆及商行均被洗劫。稍有不从便遭到殴打,甚至有人因此毙命。”金陵女子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JohnWilliam)被士兵抓住,要他交出手表,他犹豫不决,并与一个士兵争辩,“很可能稍示抵抗”,便当场被另一个士兵击毙。一所教会学校的美国女秘书,“因拒不交出保险箱钥匙被杀”。下关趸船上的外国侨民也被抢劫。中午,一些士兵开始袭击一家外国人聚集的美孚油行(StandardOilCompany)。英美两国军舰炮击南京之后,混乱很快结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事实表明,北伐中在华基督教会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其相关机构及人员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正如下文将要证明的那样,在华基督教会的受损程度一开始就被外国媒体及教会人士渲染过头了。二 在华基督教会受损程度的估量南京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向其驻华公使马克谟发出训令,要求他通知在华侨民,向“滨海各处”转移,并于必要时“退出中国国境”。美国各教会团体,鉴于中国形势严峻,决定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华北美侨将集居滨海各地》,《晨报》年月日《各地外侨退出消息》,《顺天时报》年月日。JGLutz,ChinesePoliticsandChristianMissions,p《申报》年月日。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年,第页。LawrenceThurstonandRuthMChester,GinlingCollegeUBCCC,NewYork,,pBDCole,GunboatsandMarines,theUnitedStatesNavyinChina,AssociatedUniversityPress,,pp“国民革命军宁垣特派员章杰关于南京浦口一带秘密工作情况敬告民众书”,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卷号,第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JGLutz,ChinaandtheChristianColleges,ppNorthChinaDailyNews,June,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一律退去”。其他各国亦作出相似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如惊弓之鸟,纷纷撤离中国或由内地移居沿海口岸城市。到年月,来华的余名外国传教士仅剩下人左右继续留在内地。不少中外当时当事人以及后来从事研究的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不免渲染北伐尤其是南京事件对教会事业的冲击,把它同庚子事变相提并论。时任美国海军舰队司令的巴特洛尔在上海发表评论说:“吾人实处于最危险之地位。目下之时局,与拳匪无异。拳匪之乱,余亦适在中国。”蒋调之《南京政变后的教会》一文对事件作了具体的描述和渲染:去岁三月二十四日晨,革命军入城时,非难教会之行为,直如飙风疾雨,骇浪惊涛之排空卷地而来,想庚子北方之难,当不是过也。首蒙其难者,花市基督会,次则天主堂,金陵神学男校,金陵神学女校,贵格会堂医院,以及各西人住宅。一霎时中,非一劫而空,即焚为灰烬。然而,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的实施范围及致损程度究竟如何有关历史记录和研究均极为粗疏,未能对相关事实作深入细致的辨析,缺乏说服力。事实表明,尽管在北伐推进过程中反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像义和团团众那样对教会人士实施暴力的事件毕竟不多。教会受损的情况亦轻重不一,未可一概而论。以武汉地区为例。武汉被北伐军攻克之后,即处于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等人的控制之下,反教活动开展得相对激烈。前已述明,当北伐军攻破武汉城池之后,曾发生了一些冲击教会机构、毁损教产的事件,宗教活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但如果仅以这些事件来概括武汉反教运动的全貌显然是以偏概全。万富林年月日发表的如下言论,颇能说明事实的真相:阅者诸君,大概都是深知长沙教会底情形的长沙的教堂,都被占驻了教士,都被驱逐了教友,都被压迫而逃散了那么,免不了要以长沙教会底情形,来推测武汉底教会现状了。甚或以为武汉是赤色革命底大本营,又当这执行赤色恐怖、答复白色恐怖的时候,一般的民众,都免不了要恐惧异常,则教会处在这个当儿,其环境之恶劣,自是较之长沙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作者有一句出人意料之外相反而概括的话,给诸位报告,就是:除一二教会,现已关闭,三五教堂,曾经驻兵外,各会各堂,都差不多可说是“安堵如恒”、“进行如昔”的。湖北其他地区或有别于武汉三镇,但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在受损程度等而次之的安徽、福建、江西、浙江诸省,即使是占驻教堂、挪用教产这类事件,也大多是有秩序地进行,盲目的一哄而起的打教事件鲜有所闻。俞恩嗣在北伐军驻豫时曾说:“基本军队受军纪之约束,尚不甚骚扰,惟杂色军队,类多不历 史 研 究万福林:《武汉基督教近状及今后之进行》,《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蒋调之:《南京政变后的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此外,《国闻周报》记者根据当时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言,留下如下记载:“三月二十四日之南京党军劫掠外人一案,当时外电轰动世界,以为党军亦变为义和拳,杀死外人几百名,某某领事等毙命,又劫夺外人财产若干,又某某领事夫人被奸云云。”见《轰传世界之南京案调查纪实》,《国闻周报》第卷第期(年月),第页。《目下之时局与拳乱无异》,《顺天时报》年月日。参阅PaulAVarg,Missionaries,ChineseandDiplomats,p。KennethSLatourette,AHistoryofChristianMissioninChinaNewYork,,p《华北美侨集中天津》,《益世报》年月日。良分子,骚扰特甚。”“杂色军队”不知所指为何或为冒牌的北伐军也未可知。但北伐正规军通常有纪律约束则是事实。当然,大军入驻教会机构,会给教会工作带来影响,不少地区的教会活动也确实因此而停顿。但北伐将士军务在身,驻扎时间一般都比较短暂,党部驻扎时间也不太长,军队及党部开拔后,教会工作很快即可恢复。在一些地区,因为军队驻扎,教会反倒因“祸”得福,免去了不良分子利用战乱对教会的洗劫。例如,在安徽,据教会人士记载,“革命军来到之前,土匪为患,教会与医院及基督中学受极大损失”但当北伐军入皖之后,虽“教会屡经驻军”,但教会财产只是“小受损失”,且土匪不敢再来滋事。值得注意的是,北伐军是否反教,以及教会的受损程度,与教会方面对待国民革命的态度立场有一定的关联。以湖南为例,虽然北伐军在年秋攻下长沙后的一段时间里曾较为激烈地反教,以致教会事业受损严重,但至同年冬季,湖南基督教协进会散发宣言份,解释教外人士的种种误会,“通告全省各教会,以后有任何事情发生,不向领事请求援助,只函知协进会,请其转向政府交涉”。从此,“革命团体”“对于教会的态度,比较的缓和了许多”。另据有关文献记载,在江西九江、南昌等地,教会医院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治北伐军伤病员,仅南昌医院附设第四红十字会,三个月内,便“收容受伤官兵九百六十九人”。此举“深得人民之同情及革命军之默许,所以南昌一处,非基之标语及宣传均属和缓”。由此可见,国民革命军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与基督教为敌。其所到之处是否反教以及反教的激烈程度,大抵是以教会方面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为转移的。至于南京事件,其受损程度是否真如传言的那么严重,也值得怀疑。事实上,还在南京事件的“残暴”渲染弄得人心惶惶、传教士纷纷出逃之际,就有人列举事实,证明南京事件中外人(包括教会人士)所受损失被极度夸大了。以下是《顺天时报》社论之分析:此次南京之事变,综合其案之情节及关系诸国复杂之点观之,其重大性似在汉案之上,且自党军占领上海以来,欧美人心,莫不  自危。因之此次之事,彼等格外重视,宛若拳匪事件之将再现也。惟据此间之确报,外国方面损害之程度,似不若最初所报之甚。而实际遭受损害之多,不在与暴徒交战之英美方面,反在泰然自若始终与危险相处之日本方面,此事洵堪注意耳。《顺天时报》为日本人在华所办报刊,其报导偏袒日本,固不足为怪,惟其以遭受冲击一方之传媒,承认“据此间之确报,外国方面损害之程度,似不若最初所报之甚”,对于澄清事实,应当是有助益的。月日,《益世报》也发表社论,对有关南京事件的消息报导提出质疑。称“南京之变”“颇足使闻者惧然”,但根据驻宁日舰日发给日本海军部的电报,可知事件“殊不若一般所称日所发各种惨祸之烈”。社论强调,若因战时难以避免的失控,“遂疑及有仇外及以领事侨民之杀掠为目标而骚扰,此绝非衷于事实之记载也。”。月日,《益世报》再次发表社论,指陈外人所受损失被夸大,消息报导失实与这些消息大多来源于“英人所办之通信机关”有关。社论说:吾人最初对于路透电之报告,即疑为不实。盖()以路透为英人所办之通信机关,则在传统上好为不利于南军之报告。故其报告乃以示之于欧美人,并非纯供给于中国人者。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南京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社论),《顺天时报》年月日。吴季穆:《江西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张君俊:《疾风暴雨后的湖南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赵叔平:《安徽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俞恩嗣:《河南教会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消息在求其敏捷,而战地消息,欲求其十分确凿本难,今所得不尽有据之片段消息,佐以主观想象之推论,则陷于张大其词,本为事所必至。()英人在长江有其数十年之积势,此项通信机关,在习惯上,久已造成迎合一般侨商心理之趋势。故偶有一二侨商受不虞之侵害,尚须为之尽力鼓吹,今则乱军已实际劫及领署,亦安有不眦裂发张之理。中外媒体对南京事件发生特别兴趣尚与一位传教士虚构的“外国妇女被士兵强奸”案所带有的性色彩有关。月日晚,美国领事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亲历南京事件的美国传教士“极度激动地叙述有几位外国妇女被狂暴的士兵强奸的经历”,“激起了记者们的追究兴趣”。这位传教士所叙述的事件,“立即由领事馆职员打印出材料,分发给各位记者参考”。尽管事实尚未调查清楚,“强奸案”却被渲染开来,“一些报纸甚至添油加醋予以登载”,主张对中国实施军事干涉的人,也借此“起劲地活动了一番”。但所谓强奸案纯系子虚乌有。据参与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密勒氏评论》(TheWeeklyReviewoftheFarEast)主笔鲍威尔称,在事件发生几周之后,一位事件发生时在南京的美国女医生写信给他,“她在信上说,她当时就对强奸案作过特别调查,能够确认的仅有一件,而且属于‘未遂’。”鲍威尔在转述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特别指出,“这也是我在华年的记者生涯中,所仅知的一件‘强奸案’”。当时有关报导与事实严重出入的另一原因在于传言者之心理已处于不正常状况,难以对事件作出客观公正的报导。时论曾对此作了如下分析:战后之劫掠,恒为事实所难幸免,及至劫掠之事实已生,则中外人士所受之惊恐,本已无所判别。南京之消息,既得之于当地之访员,则人类心理上所生之情感,已甚恶劣。在惊恐之心理与恶劣之情感下,所报告之事实,其陷于不实与过当之词,又属当然之举。殊如路透访员詹翟克君之脱险谈,谓在弹火弥漫中,逃藏于中国友人之家,以裁纸刀割去胡须,面部及手均用黄色涂抹,换着华服,乔装向江岸奔去云云,此或为神经过敏之举。谓为实录,毋宁谓为电影也。南京事件中在华外人所受冲击之程度被严重夸大,通过以上讨论,或可定谳。至于这次暴力劫杀事件究竟使外人生命财产蒙受了多大损失,目前尚无完整的统计数字。但散见各处的含有零星数据的描述性记载,对澄清事实应当有所助益。据事后专程前往南京调查该案的《国闻周报》记者称:行劫开始,满城风动,除了外国领事馆之外,“共抢教堂学校医院至五十余处之多。此帮抢去,彼帮再入,一地而再抢不已。此实当日之现象。至中国人之被劫者,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系一小铺面)一家而已。外人商业机关被劫者仅大坂公司之趸船而已。”这表明暴力所及主要是教会及其在华所办事业。那么教会方面受损状况究竟如何呢上引蒋调之的论述曾被视为直接历史见证,文中“想庚子北方之难,当不是过也”一语,为不少研究教会历史的中外学者引述。然而,细读蒋氏全文即可发现,蒋氏对南京教会遭受冲击的具体论述与上述说法并不吻合。蒋氏在文中记述了南京处基督教会堂“被难”的情况。在这处会堂中,遭到“抢劫”的会堂只有红纸廊福音堂、花市街基督会、门帘桥圣公会、大石桥来复会、双塘长老会福音堂以及螺丝湾贵格会处,其他各处要么“未遭若何损失”,要么“教堂学校,中西人住宅,均未遭劫”,要么“教堂完全免脱”。这处教堂及学校医院,没有一处像蒋氏文章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被“焚为灰烬”。值得历 史 研 究《轰传世界之南京案调查纪实》,《国闻周报》第卷第期,第页。旨微:《军队纪律与外交》,《益世报》年月日。《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页。注意的是,宗教活动大多能够照常进行。在四根杆子长老会,“堂中一切集会,均能自由”。在事件余波尚存的月日,该堂“竟能集合礼拜”。在半边营的自立会,“热心信徒,联络革命同志,努力革命工作,一则冀完成主耶稣救世之志愿,一则欲达到孙总理革命之目的。大有两贤相并,相得益彰之概。故近日之研究真理者,日益加增,教会各种事业,匪特未尝停顿,且而较前益觉发展也。”至于人员伤亡数,则有不同的说法。月日,陈友仁根据前线初步报告,召见英美驻汉领事,递交抗议书,抗议英美炮击南京,抗议书提到了南京事件外人死伤的情况:“此次骚扰中外人受伤者人,死亡者约有至人。”日本方面的资料载明,在北伐军入城之后的骚乱中,共有名外国人伤亡,其中英国死人,日、美、法、意各死人,英日各受伤人,美伤人,另有一名英军水兵在炮轰南京时被还击的江右军击毙。美国学者瓦格(PaulAVarg)综合各种材料及研究成果证明,共有名中国人和名外国人丧失性命,余人受伤。关于各处教堂及学校医院财产的受损数额,因当时战争尚在进行,没有及时估量,现在已很难得到具体而翔实的数据。个别学校(如金陵大学)虽留下了较为可靠的调查统计,却很难管中窥豹,推知别处,并据以获知整体的受损数据。在此情况下,可资参考的相对全面的数据只有善后赔款。在宁案善后处理过程中,各国与中国先后确定了宁案调查方针。如美国与中国磋商决定:组成调查委员会,各派调查委员人参与调查共同调查以个月为限赔偿要求分个人损失及团体损失,个人损失证实估定后,再着手进行证实及估定团体之损失。在宁案发生近一年半之后,调查结果及中外双方的协议先后出笼。中法宁案:中国外交部支付赔款万元,中央银行支票支付。中意宁案:一传教士受伤,意政府执意索偿,结果中方赔偿万元。中英、中美宁案:英国要求赔款万元美国要求万元,“国府对美允暂付万”。中日宁案:日方要求赔偿余万元。以上各国单方提出或与中国议结的赔款数,总计万元。这一数额,不用说与义和团事件各国索要的赔款相差甚远,就是与近代历史上其他多数战后赔款相比,亦不算多。况且此番外人索赔的数额很可能已大大超出其实际受损数额,例如中日宁案,日方索赔万元,“而实在损失证据,则未能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将宁案与庚子事变相提并论,显然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夸大。北伐期间在华基督教会被视为文化侵略的对象,遭遇打击,但受损程度远远没有时人渲染的那么严重,这与国民政府为适应形势变化作出的政策调整有关。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中法宁案协议见《顺天时报》年月日,中意宁案协议见《益世报》年月日,中英、中美宁案协议见《顺天时报》年月日,中日宁案协议见《大公报》年月日。中方的调查委员为外交部科长杨光 、财政部科长吴某,美方调查委员为斯比加(CJSpiker)和莱曼(VernerLyman)。详见《调查宁案之中美委员名单》、《中美宁案决定调查方针》,《顺天时报》年月、日。在被劫掠的学校中,金陵大学受损相对较大,因而被渲染得最厉害。但事后统计,该校也只有处住宅遭到焚毁,一些建筑物和教学设备遭到破坏。总计学校财产损失约为元,教工个人财产损失约元。详见PaulAVarg,Missionaries,ChineseandDiplomats,p。PaulAVarg,Missionaries,ChineseandDiplomats,p《日本外务省档案》,PVM,FO,,vol,pp,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编第卷第页。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年,第页。蒋调之:《南京政变后的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期,第页。年初,黄郛受命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沈亦云在回忆这一往事时说:“他面临着与前不同甚至相反的任务,骤然间从‘打倒列强’口号回到依照国际公法,要国际乐成国民革命军之北伐,统一中国。”黄郛面临的从“打倒列强”到“依照国际公法”处理国际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在北伐军攻陷武汉之前就已发生。年月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训令及对外宣言,宣称:吾党起而打倒帝国主义,绝非仇视外人。不但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吾人应诚意待之即侨居吾国之教徒、商贩,凡非妨害中国国民革命之行动者,吾人亦应加以爱护。他甚至暗示列强打消对国民革命的顾虑:“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并告诫北伐将士,应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友邦人士。到了月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时局宣言时,更是明确将统一政府建立后的对外方针解释为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定订新约,以修和睦,而维和平,不再是他就职总司令时“必与帝国主义不断决战”的誓言了。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控制的军方之所以要对反教运动作某种程度的限制,是因为在北伐已经露出胜利曙光之时,为争取未来政权的国际承认,它要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在这方面,苏俄的指导性意见起了一定的作用。早在年月初,鲍罗廷在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湛恩、李应林会晤时就表示,他并不主张像时下反教人士那样反对基督教,认为反教人士仅仅应该反对基督教使中国人丧失其民族性。同年圣诞前后,“非基督教周”活动在各地兴起,身在广州的鲍罗廷多次发表讲话,呼吁反教人士改变策略,减少对基督教的打击,将主要精力用于反对列强的其他侵略行为。他认为,在经历“五卅”后一系列激烈的政治运作之后,党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他担心外国列强可能会把非基督教运动当成施行报复的借口。稍后,在会见岭南大学校长香雅各(DrJamesMHenery)时,鲍罗廷更是坦率地表示,他十分关心国民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因此,过当的反基督教活动应当受到控制。鲍罗廷的主张对北伐期间的反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年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所作出的关于群众运动的决议,便采纳了鲍罗廷提出的斗争策略。广东国民政府则更是采取措施,限制无节制的反教示威活动,从而使北伐期间的反教活动没有发展成为脱离理性轨迹的动乱。发表在《基督世纪》(TheChristianCentury)上的一篇文章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已获悉何以圣诞期间非基督教示威活动在广州及其他地区没有恶性发展的解释:反教人士请教了在广州的苏俄顾问鲍罗廷,他回答说,将民族主义运动的注意力分散在宗教问题上是一种不明智的策略。他主张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认为反教人士不应当把反基督教的活动扩大到社会上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道命令,禁止示威活动。历 史 研 究HarryFWard,ChinapisAntiChristianTemperTheChristianCentury,May,,p,footnoteUSDepartmentofState,PostRecords:Canton,part,class,SectiononRussianandtheKuomingdang,Canton,January,USDepartmentofState,PostRecords:Canton,part,class,Specialvol,Canton,December,《青年进步》年月号,第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辑,中华书局,年,第、页。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第页。三 关于反教暴力事件的责任问题正当北伐战事犹酣之际,基督教著名人士王治心写了一篇题为《青天白日旗下的基督教》的文章,谈到了教会所受的冲击及相关责任问题,他把“青天白日旗”与基督教的遭遇联系在一起,明确指出北伐军政治部及国民党地方党部应当对此承担责任。文章说:广东汕头地区发生了多起教堂被“占据”,教会被“踏躏”,传教士遭“驱逐”,信徒受“逼迫”的不幸事件,“汕头公安局政治部竟公然发出布告,鼓动民众,有‘时机已到,拔剑奋起,杀呀杀呀’的话”长沙教会被难,教会领袖被“加以反革命之头衔”,驱逐出境,“乡间支堂十之五六为农民协会或党部占领”在福建漳州,“亦有大规模的反教,政治部发帖多数(系)排教标语”在南昌九江等地,“堂宇驻兵,学校停办革命军开到,首先驻扎教堂及学校反对教会的气焰,非常厉害。”王治心认为,北伐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反教事件,是因为国民党“党部中有此种反教的揭帖,足以鼓动民气也”。另一个教会人士汪兆翔在详细调查了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及浙江等地的反教情况之后,也认为“反教分子,党军中也大有其人,所以国民政府势力所到的地方,非教声浪,亦甚嚣尘上”。这些记载均揭示了北伐途中所发生的反教暴力事件与国民政府所实施的政策的关系,表明国民政府应当对北伐行进途中所发生的反教暴力事件承担一定的责任。对此,学术界似无异议。但南京事件的责任问题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件发生后,英、美、日、意、法五国驻汉口和上海总领事发表《宁案五国宣言书》,在陈述各国遭受“有正式服装之民军组织的军队”的暴力袭击之后声称:“英、美、日、意、法五国政府,对于其代表官及平稳合法从事于职业之本国人民所受此种暴行,出于明白预定计划之下,因此不得不要求负有责任之民党官厅,予以满足之匡正。”上海路透社日的一份电文亦指出:“逃难者均认南军此次在南京凶恶行为,系事前预定之计划,彼等在船上所写之报告中某段云,此次凶暴行为,显系受军官指挥,反对外国人民,不论国籍。”五国宣言和路透社报导,均将外人所受暴力袭击归咎于国民政府及其所领导的北伐军。但受控方却有不同的说法。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年月日发表宣言称:最近南京发生之事件,已有委员会正式从事调查。兹据该委员会初期报告,足以确定一显著之事实,盖南京之骚扰事件,实为反动派及反革命之所为。彼等乘北京及其收买之白俄士兵被击败秩序未定之际,煽动逆军余孽(内有多人衣国民革命军之制服,盖事前取自被俘之革命军兵士身上),及地方流氓,对于城内外侨有袭击及劫掠之行动。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第页。另据武汉国民党新闻社云:“关于南京事件,党政府根据现在南京实有之恶作剧官方调查所查出者,不久将发出陈叙文,该社宣称,南京事件当局报告,三月二十四日之事变,系所残留之溃败北军所为,及张宗昌军队之白俄入籍军队,纵恿攻击外国领署,以使南军与列强发生冲突。又云在国民党负责方面,以为美国人之退出扬子江区域及其它中国境内各处,为恐惧所致,而非政治上之作用云。”见《党政府将有声明:宁案系北军所为》,《顺天时报》年月日。《凶暴显系军官指使》,《顺天时报》年月日。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第页。汪兆翔:《基督教对于最近时局当有的态度和措施》,《文社月刊》第期第卷(年月),第页。王治心:《青天白日旗下的基督教》,《文社月刊》第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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