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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冷战史新研究_源起_学术特征及其批判.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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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l_stefanie 2012-07-19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_冷战史新研究_源起_学术特征及其批判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冷战史研究“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陈 兼 余伟民  提 要: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从来就与“冷战”缠绕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形成符等。

冷战史研究“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陈 兼 余伟民  提 要: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从来就与“冷战”缠绕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形成了局限性甚强的冷战史“旧研究”。对“旧研究”的自省与冷战之遽终使JL盖迪斯领风气之先的“冷战史新研究”应运而生。盖迪斯的反思浓缩了“冷战史新研究”的若干基本特征,如:全新时空框架的获得基于多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冷战史研究格局的形成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与重新认识等。此外,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学者贡献良多,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因此,“冷战史新研究”也折射出中外学术交流的基本困局,耐人深思。  关键词:冷战 冷战史新研究 盖迪斯冷战史研究,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自上世纪年代初以来,在一些新成立的国际学术机构(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的推动下,各国学者以冷战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量涌现。同冷战尚未结束时的情况相比较,这些新成果在充分利用西方国家有关档案资料的同时,也抓住了前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档案解密及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资料开放的历史机遇,在研究方法、范畴、视角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均有很大突破,从而产生了被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Lewis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NewColdWarHistory)的学术新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们对于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乃至整个世纪世界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本文的主旨,关于盖迪斯就“冷战史新研究”所作论述,参见JohnLewisGaddis,WeNowKnow:RethinkingColdWarHisto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pp关于由盖迪斯看法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的争议,参见RichardNLebow,WeStillDoNotKnow!DiplomaticHistory,vol,no,,ppMelvynPLeffler,TheColdWar:WhatDoWeKnowAmericanHistoricalReview,,no(April),pp。这些机构的英语名分别为:The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attheWoodrowWilsonInternationalCenterforScholars(CWIHP),HarvardProgramonColdWarStudies,ColdWarStudiesGroupat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GWCW),ColdWarStudiesProgramat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TheNorwegianNobelInstitute。即在于对目前仍在发展之中的这一学术现象提出批判性的评述,并就其对冷战史研究在中国进一步开展的涵义进行讨论,以就教于同行与读者。冷战史“旧研究”:阐释与批判要了解“冷战史新研究”的渊源,有必要从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历史的“旧”研究谈起,并对之作一些简要的阐释与批判。上世纪年代末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正统派”(The“OrthodoxSchool”)或“传统派”(“TraditionalSchool”)学者。他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对其性质又应当如何认识在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美国学者往往将苏联视为“邪恶强权国家”,认为其对外政策及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更同沙俄帝国的扩张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在于建立苏联自身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霸权。与这一大背景相关联,“失去中国论”(The“LostChina”Thesis)在美国对华政策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一些学者同右翼保守派政客遥相呼应,把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这种看法,不仅是“美国中心”心态的典型暴露,也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提供了重要注脚。进入年代中后期,随着麦卡锡主义的退潮以及冷战本身越来越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演变中的“常态”,一些早期“正统派”学者的看法朝着非政治化方向逐步转变,再加上当时以汉斯摩根索(HansMau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这就促使“正统派”学者在方法论的层面向“现实主义”靠拢。年代末年代初以后出现的“正统派”论著的主要特点是:对国际政治斗争的分析,一般以纯粹物质意义上的“权力”(power)界定为出发点,而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一概念本应包含的思想、意识与观念层面(亦即“软权力”层面)的内容而冷战对峙双方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行为,则被视为仅仅是替既成事实的决策所作的辩解,而非导致决策产生的原因。历 史 研 究年第期 参见PaulYHammond,TheColdWarYears: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HerbertFeis,FromTrusttoTerror:TheOnsetoftheColdWar,NewYork:WWNorton,AdamUlam,ExpansionandCoexistence:SovietForeignPolicy,NewYork:Praeger,。关于汉斯摩根索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巨大影响,参见MartinHollisandSteveSmith,Explainingand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pp。关于“失去中国论”的典型例子,参见AnthonyKubek,HowtheFarEastWasLost:AmericanPolicyandtheCreationofCommunistChinaChicago:Regnery,。关于“正统派”可参见AuthurSchlesinger,JrOriginsoftheColdWarForeignAffairs,,,ppJeraldACombs,AmericanDiplomaticHistory:TwoCenturiesofChangingInterpretation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pGeirLundestad,Moralism,Presentism,Exceptionalism,Provincialism,andOtherExtravagancesinAmericanWritingsontheEarlyColdWarYearsDiplomaticHistory,vol,no(Fall),pp亦参见尹良武《冷战史学管窥》,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进入年代以后,美国卷入越战并触发对外政策危机和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西方学术界也因此发生内在分化,“正统派”开始受到了新崛起的“修正派”的挑战。早期修正派学者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为出发点,对于当时统治西方学术界的种种关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将冷战发生的责任归之于美国方面。到年代后期,新锐学者将对冷战历史的思考同知识界因越战经验而引起的深刻反省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指出:美国进入并推行冷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将自己的意愿及对于自身利益的解释以强权手段加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冷战中所推行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帝国扩张政策,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服务的。然而,“修正派”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同时,修正派学者的论著(尤其是早期修正派论著)多系滔滔雄辩,对史料的掌握与使用不够精细。其次,虽然修正派对正统派关于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但在方法论的层面,却同样受到了当时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制约。大多数修正派学者往往强调,美国政策行为中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其实只是对根本政治及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掩饰或辩解。换言之,同正统派一样,在大多数修正派学者的眼里,冷战的实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争。再次,修正派学者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又一误区:就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来看,修正派学者的思路与正统派一样,为“美国中心论”所左右。他们的研究,大都以美国政策为主要对象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方面的有关文献其历史批判的目的,则在于追求美国对外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们的信念是,如果美国的政策能够向着好的方面转变,那么,冷战的整个进程也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失去机会”论(The“LostChance”Thesis)的出现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年代末年代初,随着美国逐步从越战中脱身和中美关系缓和,曾经在美国学术界中美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去中国”论也受到了尖锐质疑。一些学者提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一味推行支持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那么,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对抗的种种机会正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坚持推行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才使得美国未能抓住与中共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并进而“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尽管一些修正派学者激进的批判态度后来发生了变化,并越来越注意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从总体上来看,以上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变化。关于“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可参见Comb,AmericanDiplomaticHistory,ppBradfordPerkins,TheTragedyofAmericanDiplomacy:TwentyfiveYearsAfterReviewsinAmericanHistory,(December),ppAndersStephanson,TheUnitedStatesInDavidReynolds(ed),TheOriginsoftheColdWarinEurope: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pp典型的修正派著作包括GabrielKolko,ThePolitcsofWar:TheWorldand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NewYork:RandomHouse,JoyceandGabrielKolko,TheLimitsofPower:TheWorldand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NewYork:HarperandRow,ThomasGPaterson,MeetingtheCommunistThreat:TrumantoReaga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BruceCumings,TheOriginsoftheKoreanWar,vol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导致了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从表面上看,“失去机会”论似乎对美国对华政策持尖锐批判的态度。但“修正派”学者在并没有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断言,如果美国施行另一套对华政策,便能够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这显然有失公允。由此看来,“失去机会”论同“失去中国”论一样,在方法论上仍然受到了“美国中心”意识的主导。进入年代以后,冷战史研究的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冷战初期的有关档案资料在美国等国开始解密,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冷战期间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决策机制、设想以及进程的机会。与此同时,美苏两大国之间“缓和”体制的逐步建立,又抽去了国际关系中冲突性因素的紧迫性。随着国际政治对抗中“常规化”趋势的出现,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的因素也进一步淡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School)开始崛起,在充分利用美国及西方国家解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后修正派”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努力首先放在重建“历史事实”上,并进而指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对于对方对外政策目标的误解。而在冷战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双方的误解又由于国际局势的极端两极对立以及各自来自国内的压力而不断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双方的过度反应。同“正统派”及“修正派”分别将冷战兴起的责任归之于苏美两国的做法不同,大多数“后修正派”学者所强调的是,美苏两大国对冷战的发生都负有责任冷战的发展,则是双方政策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实际运作中交互影响的结果。历 史 研 究关于“后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可参见JohnLewisGaddis,TheEmergingPostRevisionistThesisontheOriginsoftheColdWarDiplomaticHistory,vol,no(Summer),pp。盖迪斯最主要的代表作为StrategiesofContainment:ACriticalAppraisalofPostwarAmericanNationalSecurityPolic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莱夫勒最主要的代表作为APreponderanceofPower:NationalSecurity,theTrumanAdministration,andtheColdWar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伦德斯泰德最主要的代表作为TheAmerican“Empire”andOtherStudiesofUSForeignPolicyinContemporaryPerspectiv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斯塔克的主要代表作为TheRoadtoConfrontation:AmericanPolicytowardChinaandKorea,ChapelHill,NC:UniversityPressofNorthCarolina,。这里所涉及的,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全球范围内的冷战是否在年代末年代初发生了“转型”、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发生了转型的问题。年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冷战转型及中美苏战略关系的演变”专题学术讨论会,着重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关于会议有关讨论的概况,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印《冷战史研究通讯》年第期。这里必须指出,年代初美国档案解密的实际进程,同“修正派”学者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严厉批判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应对修正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挑战,美国政府加快了档案开放的进度,并扩大了档案开放的规模。毫不奇怪,进入年代后,“失去机会”论在国际学术界遇到了尖锐挑战。关于这方面的论辩,参见WarrenCohen,ChenJian,OddArneWestad,JohnGarverandMichaelMSheng,ASymposiumontheLostChanceDebateinChinaDiplomaticHistory,vol,no(Winter),pp。论及美国在中国“失去机会”的著述主要有WarrenICohen,TheDevelopmentofChineseCommunistPolicytowardtheUnitedStates,Orbis,(Summer),ppJosephWEsherick(ed),LostChanceinChina:WorldWarⅡDispatchesofJohnSServiceNewYork,WarrenICohen,Acheson,HisAdvisorsandChina,InDorothyBorgandWaldoHeinrichs(eds),UncertainYears:ChineseAmericanRelation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ppandNancyBernkopfTucker,PatternsintheDust:ChineseAmericanRelationsandtheRecognitionControvers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直至年代末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主要由以上各个学派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所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学派对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阐述和解释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方法论这一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却有着共同点,并因而揭示了冷战史“旧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特点。首先,从研究的范畴与手段来看,他们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资料为依据,实际上往往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苏两大国关系研究的一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种延伸。事实上,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他们所属学科的定位而言,都是“美国外交史”,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关系史。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说,几乎所有著作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从课题设计,到问题的提出,到资料的搜集及使用,再到论述的展开及结论的获取,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始终是美国。至于冷战中的其他国际关系行为者甚至包括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只不过是因其成为美国政策的对象和目标才获得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研究的这种单边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学术解释上的片面性。再次,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受到了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念及传统”的深刻影响。由于对“权力”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纯粹物质性质的定义,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国际对抗中的“制度性因素”受到了学者们的忽视。在各学派的大多数学者看来,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所作出的肤浅的承诺”。最后,从研究的范畴及个案选择来看,几乎完全集中于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处理,而对同冷战国际关系史发生、发展显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许多相关问题,如冷战期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变化,文化因素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关系,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演变,等等,则几乎都被排除在冷战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上述种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冷战史“旧研究”的局限性。盖迪斯与“冷战史新研究”的崛起上世纪年代末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而走向结束,这使许多知名国际关系理论专家感到困窘。尽管他们一向以“准确地预见国际关系发展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却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或相关研究曾预料到全球范围内的冷战会以苏联及“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有关中国与冷战关系的研究中,一种强调“中国面临威胁”(ChinaunderThreat)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国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受到这种观点影响的学者一般认为,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搞清中国领导人“基于国家安全而产生的种种考虑”。就构成这些考虑的核心因素而言,中国决策者同其他国家决策者并无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等等。参见MelvinGurtovandByongMooHwang,ChinaunderThreat:ThePoliticsofStrategyandDiplomacy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又参见NakajimaMineo,ThomasRobinson,andJonathanPollack等学者在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DenisTwitchettandJohnKFairbank(eds),vols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and)中所著的章节。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这种以冷战结束为契机而出现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导致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一场波及整个领域的危机。对于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危机感则由于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包括历史研究在内)在此前后所出现的一系列潜在变化,而变得更为深刻。进入上世纪年代以后,被学者们称之为“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学术新潮流先后兴起,造成了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方法论层面的革命性变动。当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从高层转向下层,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从国家政策转向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本身的复杂运动与变化,从物质定义的“权力”转向包括话语与观念在内的种种“软权力”时,以现实主义方法论为基本指南、以高层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为关注重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研究,便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被逐步边缘化的趋势,从而加深了许多以冷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内在的危机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从事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西方学者们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又为他们接触和利用来自“冷战另一方”的相关史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早在上世纪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起步与发展,包括共产党的有关文件、领导人文集以及重要回忆录在内的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资料文献逐步为学者们所了解并受到重视。进入年代以后,苏联及其集团的瓦解又为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打开了接触利用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档案资料的大门。与此同时,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档案资料(尤其是与冷战走向结束有关的资料)也进一步开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年代初开始,“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逐步涌现。严格地来说,所谓“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一种外延与内涵都可以清楚界定的学术流派,而是一历 史 研 究从俄国的情况来看,档案开放进程自年代初开始后,曾在年间达到高点。但此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性保证、又受到政治及资金缺乏等因素的制约,档案开放以及学者们接触档案资料的机会也变得起伏不定。但到年代后期,东欧各国档案解密、开放的步伐加快,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有关西方学者对这方面情况的早期评述,参见MichaelHHuntandOddArneWesta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andInternationalAffairs:AFieldReportonNewHistoricalSourcesandOldResearchProblemsTheChinaQuarterly,no,又参见StevenMGoldsteinandHeDi,NewChineseSourcesontheHistoryoftheColdWar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Bulletin,no,pp以及MichaelHunt,CCPForeignRelations:AGuidetotheLiterature和ChenJian,CCPLeaderspiSelectedWorksandtheHistoriographyoftheChineseCommunistRevolution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Bulletin,nos(Winter),pp,,。关于外交史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历史研究中被边缘化的认识及有关反应,参见MelvynLeffler,NewApproaches,OldInterpretations,andProspectiveReconfigurationDiplomaticHistory,vol,no(Spring),pp。这是莱夫勒在年当选美国外交史学会主席时所发表的就职学术讲演。参见Gaddi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EndoftheColdWar,pp。关于这种质疑,参见JohnLewisGaddi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EndoftheColdWa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no(Winter),pp,Especiallypp亦参见JeffreyTCheckel,TheConstructiveTur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WorldPolitics,(),ppWilliamCWohlforth,RealityCheck:Revis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ResponsetotheEndoftheColdWar,ibid,pp。种由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以及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及讨论而产生的学术现象。其中,学者之间在概念、定义、史料阐述以及史实释义上往往存在不同意见。在“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潮流形成、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外交史学界占有权威地位的盖迪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盖迪斯曾长期任教于俄亥俄大学,于年出任耶鲁大学美国外交史讲座教授。在上世纪年代,他曾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后修正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从来便以重视分析、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而见长。同时,在外交史学者中,他又一向以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精深造诣而著称。上世纪年代末年代初,当全球冷战走向结束之际,盖迪斯在国际关系及外交史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对美国外交史及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理论基础提出了尖锐挑战。盖迪斯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二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包括行为科学、结构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要学派。他指出,冷战在年代末年代初走向结束,显然是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发展中最具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变。然而,尽管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所有主要学派都曾以研究及预测冷战的发展进程及可能结局作为中心任务,却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理论模式曾预见到了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突然”解体而走向结束。盖迪斯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在战后几代国际关系学者身上,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将自己的研究“科学化”的倾向。其结果,则是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些本应属于“软科学”的学科,出现了逐步走向“硬化”的趋势越来越强调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事件重复的可能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人类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行为主体,其活动所必然具有的非规律性、突变性以及不可预测性。盖迪斯为此开出的是一副历史学家的药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必须重新评估现有理论模式的局限性,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叙事、类比、悖论、反话、直觉以及想象”等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所必须掌握并使用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说,在盖迪斯看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已经过于“硬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走向“软化”,以便更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史中复杂而多层次的现实。盖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出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同他对于美国外交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冷战史研究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冷战以苏联解体的特定方式而结束,恰恰揭示了以往冷战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缺陷。首先,由于冷战的长期延续,使得学者们很容易将冷战中种种具有过程性性质的事物(如“两极对立”和“三个世界”划分等),看作似乎有可能超越冷战时空而存在的现象,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受到阻碍的“凝固性话语”。其次,由于受到资料来源以及研究者本身认知结构的限制,冷战史研究在美国长期以来其实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学者们对于冷战年代美国以外的世界(甚至包括美国的重要对手苏联)的了解,不仅极为有限,也充满着各种偏见。再次,在美国学界关于冷战的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又过多地集中于各学派以往论争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其结果,则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科在进行深层次理论探索时出现了“简约主义”(亦即将历史进程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组原因)和“庸俗泛化”(亦即不分主次地罗列有可能对历“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Ibid,pGaddi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EndoftheColdWar,pp关于盖迪斯的学术生涯和主要学术观点的演变,参见蔡佳禾《盖迪斯与冷战史研究》(提交年月于武夷山举行的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史进程产生影响的种种原因,却并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种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对立的倾向,而在实质上,这两种倾向都造成了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贫乏。基于这种对于现状及其所存在问题的思考,盖迪斯提出,在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档案资料利用的同时,应当重视对于“冷战中另一方”的档案资料的利用,从而促进美国外交史及整个国际关系史研究真正走向国际化,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外交史以及冷战史有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以后的发展表明,盖迪斯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成为“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崛起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使得盖迪斯自己理所当然地成为“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盖迪斯本人对于国际冷战史的重新探讨,是以一系列在他看来“有意义的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什么是冷战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冷战为什么会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升级为热战冷战为什么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从世纪国际关系史以及更为广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冷战占有怎样的地位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集中地反映在年出版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什么是冷战”,这是研究冷战的每个学者都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包括盖迪斯本人在内对此最通常的定义是:冷战是发生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对抗由于热核武器的出现,人类拥有了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手段,因而使得这种对抗的升级受到限制,不能不局限在“冷战”的范围内,而未能发展为“热战”。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并没有否定这种对于冷战的通常定义,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仅仅将冷战所要解决的问题归结为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看,冷战所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问题。根据这样的认识,盖迪斯集中探讨了“冷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问题。整个冷战时期(尤其是初期),由于冷战起源问题本身所隐含的政治层面的敏感性及学术层面的复杂性,它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也成为各学派之间论争、分野的重要标志。毫不奇怪,当来自冷战“另一方”的新资料使得西方学者第一次有可能从双边乃至多边视角对冷战起源加以审视时,这个问题立即得到了他们的充分重视。盖迪斯在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在广泛利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新资料的基础上,也将冷战起源当作讨论的重心,很大程度上对以他本人为主要代表的“后修正派”的一些基本看法作了重大修正。包括盖迪斯自己在内的许多“后修正派”学者曾认为,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存在发起冷战的意图。冷战之所以形成,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意图“误读与误判”的结果。盖迪斯过去很少讨论究竟哪一方应对发起冷战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他看来,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但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将导致冷战发生的责任放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的身上。他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领袖,“从未放弃过关于‘世界革命’的最终理念”在战后苏联对外政策行为的实际发展中,这种理念又同因战争结果而大大加强的扩展苏联国际权力地位必要性的信念结 历 史 研 究Gaddis,WeNowKnow:RethinkingColdWarHistory,pJohnLewisGaddis,NewConceptualApproachestotheStudyofAmericanForeignRelations:InterdisciplinaryPerspectivesDiplomaticHistory,vol,no(Summer),ppEspeciallypp合起来,形成了苏联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征。由于苏联的政治制度缺乏制衡机制,斯大林很容易将自己对于“安全”与“威胁”的种种幻觉转变为政策的动力,从而造成他对国际政治性质绝对“零和”的理解。其结果,则是促使战后国际关系向着冷战方向进发。盖迪斯因而提出,冷战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存在,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冷战的发生。通过这样的提法,盖迪斯实际上已将冷战发生过程中的领导人个性等历史偶然性因素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在盖迪斯看来,美国的政策行为在内在动力、表现形式以及目标追求等方面都同苏联有着本质区别。尽管战后美国随着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大大增强,也表现出了对于扩展自身国际权力的强烈愿望,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力,却来自于对“外部威胁”的高度敏感。美国确实在卷入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建起了自己的“帝国”,但这是对苏联在中东欧建立“帝国”行为的一种反应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帝国”是以“强制”为基础的而美国的“帝国”则是在与西欧国家协商及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应邀建立的帝国”(EmpirebyInvitation)。盖迪斯强调,正是这种源于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性区别及其对于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影响,决定了苏联及其集团缺乏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并最终决定了冷战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告终的结局。正是基于冷战从本质上看不是利益之争、而是思想观念与制度合法性之争的认识,盖迪斯又进一步指出,决定冷战实际进程的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均势”问题,而是“权力多样化”问题。他承认,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冷战另一方”的新材料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便不是铁板一块,这不仅仅是因为构成这一运动的各个行为者有着自己特定的背景和利益,更是因为各个行为者出于自身“合法性”需求而作出的有关意识形态信念的表述,往往会使它们之间如同中苏分裂那样产生深层次的分歧与冲突。相形之下,美国及其阵营从一开始便在制度的层面具有多元的性质。因此,冷战的两极对立性质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便已经不复存在了。鉴于苏联在国际对抗中的力量所在,恰恰在于莫斯科以强权所建立的“帝国”,这种权力多元化的趋势对苏联所造成的冲击必定大大超过对美国的可能冲击。在盖迪斯看来,这是造成冷战最终以苏联及其集团解体而结束的又一重要原因。就其对冷战史研究的实际影响而言,这种看法又意味着,对冷战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行为,而必须将包括中小国家与“附属国家”在内的其他国际关系行为者也纳入视野。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必须重视冷战过程中“软权力”所起作用的看法,以及他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及冷战史“旧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所提出的挑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乃至共鸣。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冷战史新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并造就了“新研究”不同于“旧研究”的特殊语境。然而,在实证与个案研究的层面,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发展的一系列具体观点、尤其是他关于冷战起源于斯大林及苏联咄咄逼人的政策行为的论述,却受到了多方挑战,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论。挪威著名学者伦德“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Gaddis,WeNowKnow,pp“应邀建立的帝国”概念,最初是由挪威著名学者伦得斯泰德所提出的。参见GeirLundestad,EmpirebyInvitation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JournalofPeaceResearch(September),pp。盖迪斯不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将它同自己关于冷战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参见Gaddis,WeNowKnow:RethinkingColdWarHistory,,especiallypp,,。斯泰德是盖迪斯的老朋友、并曾同为“后修正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却明确提出,盖迪斯关于应将冷战的主要责任归之于苏联及斯大林的看法,“走得太远”,缺乏说服力。俄国学者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Zubok)和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Pleshakov)则认为,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大量俄方新资料来看,二战结束时,斯大林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苏联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他的初衷并不是单方面地、不受限制地推行扩张政策,而是希望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为了建立苏联自身势力范围并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争端,斯大林甚至将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看作当务之急。因此,冷战并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看到的,更不是他的思想的产物。”“从本质上来看,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目标是有所节制的”,“不能把斯大林及其助手们当作冷战这场冲突中惟一负有罪责的一方。“相形之下,他们认为美国的积极进取政策是导致斯大林作出反应并进而促使冷战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位长期研究苏联及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著名学者马斯特尼则指出,对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订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战后苏联国内外环境中的种种“威胁性因素”而造成的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全感”这正是推动苏联一步步走向冷战的基本原因。曾与盖迪斯同为“后修正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莱夫勒的意见则显得更为尖锐:“盖迪斯新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后修正派的观点,而重新回到关于冷战解释的传统学派那里去了。”尽管有着来自其他学者的这些不同看法甚至尖锐批评,《我们现在知道了》仍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普遍认为是过去十年间出现的有关冷战历史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这里的关键在于,盖迪斯的看法其实并不是向着“传统派“的简单靠拢或回归。若仔细加以分析便可发现,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上,尤其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我们现在知道了》同盖迪斯本人以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别。从史料运用来看,作为美国外交史专家,盖迪斯以往的著作完全是以在美国档案馆搜集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写成的当他写到“冷战史”时,实际上往往是在就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发表意见。而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他在构建冷战起源及发展的“大叙事”时,广泛地引证了俄国、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学者所引用的各种新资料,清晰地体现出了一种以多边资料为基础对国际冷战史进行探讨的意图。而对盖迪斯的研究及其结论所引起的反应,也并不仅仅来自美国外交史学界,而是来自包括苏联俄国史、欧洲史、东亚史、甚至非洲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因此,同盖迪斯本人先前的研究以及以往西方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冷战史著作相比较,盖迪斯的冷战史新著在视野上有着一种更为真实的国际性。就研究视角的选择而言,盖迪斯的关注重点似乎同遭到他严厉抨击的冷战史“旧研究”并没有多大差别他的“大叙事”所重视的,仍然是冷战期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德国问题、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等)以及对重要历史人物(如斯大林、杜鲁门、赫鲁晓历 史 研 究Leffler,TheColdWar:WhatDoWeNowKnow,pVojtchMastny,TheColdWarandSovietInsecurity:TheStalinYear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该书中文版最近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出版。VladislavZubokandConstantinePleshakov,InsidetheKremlinpisColdWar:FromStalintoKhrushchev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GeirLundestadt,How(Not)toStudytheOriginsoftheColdWarInOddArneWestad(ed),ReviewingColdWarHistory:Approaches,Interpretations,TheoryLondon:FrankCass,,pp夫、毛泽东等)的决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探讨。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盖迪斯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因冷战结束而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性”(outsideness)优势:同冷战尚在进行之中的年代相比较,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学者能够从一种后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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