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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音乐家吕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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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音乐家吕才传唐朝音乐家吕才传 蜚声乐坛,博学多能 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

唐朝音乐家吕才传
唐朝音乐家吕才传 蜚声乐坛,博学多能 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①在公卿大臣的大力举荐下,太宗遂征用吕才,令直弘文馆。   有一次,太宗披阅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曾做过此戏,太宗召来问他,允恭也因停废年久,遗忘殆尽,于是又召问吕才。吕才回去研究,“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看过吕才的图解以后,“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这样旷废多年,无人知晓的《三局象经》戏经吕才图解后又起死回生了,吕才也由此蜚声乐坛。此后,吕才被擢任为起居郎。   贞观六年(632)九月,太宗驾临庆善宫。庆善宫本太宗降诞之所,因此在宫里与从臣举行盛大宴会,并赏赐闾里。太宗非常高兴,即席吟诗作赋,起居郎吕才又和以管弦之乐,取名为《功成庆善乐》。并播之乐府,用64名儿童进行演练,“冠以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履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①。之后,每逢享宴及国家大庆之日,即进行表演。   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过去的《秦王破阵乐》制成舞图,其形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吕才依照舞图,以乐工128 人“披甲执戟而习之”。此舞有三个变化,每次变为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之象,动作与《秦王破阵乐》节拍相应,不几天即演习成功。后来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词,并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观者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列将一起上前祝贺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②于是群臣皆称万岁。   吕才亲自教练而成的《九功舞》、《七德舞》获得了成功。自此,每年元旦、冬至朝会庆贺时,两舞都在廷中演奏,成为唐初的名舞。这表现了吕才的精湛技艺与卓越才识。不久他又被擢为太常博士。   ① 《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 《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唐会要》卷三三《庆善乐》。   ② 《唐会要》卷三三;《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   贞观十七年(643)前后,唐太宗计划亲征高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事先特命吕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博学多才的吕才对四方疆域及阵法也很精通,所绘制的地图及阵法图“皆称旨”,因摧授太常丞。   显庆年间(656—660),唐高宗以为有名的古琴曲《白雪》至唐时似已绝迹,遂命太常增修旧曲。不久,吕才上《进白雪歌奏》,以他在音律的渊博学识,对《白雪》琴曲的原始本末作了详尽的说明,指出《白雪》琴曲“未宜和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楚国宋玉以来千余年,未有能歌《白雪》曲的人。尽管湮废已达千年之久,这位精通音律的学者仍“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吕才在考察古今的乐府时发现,凡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于是又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经过演习证明,“并皆合韵”。高宗十分高兴,又作了《白雪歌辞》十六首,交付太常,以编于乐府。   吕才还参与编修工作,曾与右仆射高士廉等人奉诏共同编修《文思博要》,全书1200 卷,目录12 卷。他还精通谱牒,与中书令许敬宗等人撰成显庆《姓氏录》,全书200 卷,重新品定氏族门第的高下。后来右监门长史苏敬上奏高宗,说陶弘景所撰《本草》药书,“事多舛谬”,于是高宗又诏命吕才与中书令许敬宗等官员及诸名医,增损旧本,并由司空李勣总监定。经过刊正以后,改正了旧书的舛谬,并图合成54 卷,“大行于代”,可见,吕才在医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另外,吕才还精通史学,自撰《隋记》20 卷,流传于当时。 无神论思想 吕才的博学多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无神论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到他所奉命刊正削存的阴阳书中。   在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掺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用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唯心论与神学的思想体系。传世的阴阳书,荒诞怪迂,甚至连唐太宗也不能容忍,称所传阴阳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于是命吕才及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   在刊正阴阳书的过程中,吕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①。吕才的无神论思想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并不拘泥,“以经谊推处其验术”,他批驳了阴阳书中的宗教迷信,用儒家思想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体系。   尽管吕才刊正削存的百余卷阴阳书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并诏颁天下,但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仅存《叙宅经》、《叙禄命》及《叙葬书》三篇残文。   在《叙宅经》篇中,吕才首先援引《易经》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至殷、周时,始有卜宅以定吉凶的说法。师巫“更加五姓之说”。五姓是指宫、商、角、徵、羽等,认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以此为法”。可见,《宅经》的有神论思想在于“五姓之说”。因此,吕才重点揭露与批判了五姓之说的虚妄。   首先,吕才指出五姓“配属”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是自相矛盾的。他说:“至如张、王① 《新唐书》卷一○七《吕才传》。   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以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他从矛盾律原理出发,指出“五姓之说”违背了逻辑规律,难以自圆其说。其次,他稽考经典,古代本无五姓之说,诸阴阳书,也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指出乃“近代师巫”的无知妄说,不足为训。最后,他从姓氏起源来考察,指出五姓之说的荒诞不经。在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至多”。至如管、蔡、郕、霍等十六姓,“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等八姓,“并是子姓苗裔”。至于其他无不如此。他大量地列举了姓氏,并分别指出它们“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吕才还稽考了《春秋》一书,其中以陈、卫、秦并同“水姓”,齐、郑、宋皆为“火姓”,其姓之来源,“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羽、徵,共相管摄”。他得出结论说:“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辟者也。”吕才详明地叙述了姓氏的源流以后,五姓之说的迷信思想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叙禄命》篇中,吕才首先考察了禄命之说的源流。在《史记》中记载有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的故事,出于卜筮之口。“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王充的《论衡》也称“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由于禄命之说行之既久,又“多言式中”,于是人们遂信以为真了。吕才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禄命书说秦始皇“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吕才据《史记》记载,指出秦始皇是“有始无终,老而弥凶”,结果活了不过五十岁。他还考察汉武帝、魏孝文帝、南朝宋高祖等人的生平,说明禄命法也同样不验,从而揭穿所谓“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完全是虚伪与骗人。   在《叙葬书》中,吕才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首先考察了丧葬的原始情况。据《易》、《礼》等书记载,“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来才有“圣人易之以棺椁”。“葬”字的原义,“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到了后来,才有阴阳葬法。由于阴阳家和巫者一再宣扬迷信思想,遂使葬术一时颇为流行,致有一百二十家之多,他们“各说吉凶,拘而多忌”。   为了揭穿丧葬中的吉凶、禁忌等迷信,吕才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情况,说明丧葬只不过有“贵贱不同,礼亦异数”,但都“葬有定期”,因而得出了葬“不择年月”的结论。葬书中所谓“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及“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等说法,都是“巫者诈其吉凶,愚人以徼幸”。至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地以规财禄”,均为无识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诈诳谝。   吕才以大量历史事实和深刻的推理分析,揭露了宅经、禄命、葬书的荒诞虚伪,充分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价值。但是,他“以经谊推处其验术”,时时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立论根据,而对儒家经典中的一些迷信思想失去了批判能力。如在《叙宅经》中,对《堪舆论》记载“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这本是五姓之说的源头,他却避而不谈;在《叙禄命》中,在谈到人生禄食运数时未否定“天命”,说:“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实。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表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是不彻底的。   尽管吕才的无神论思想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阴阳迷信充斥、“举世相惑”的时代,他对《宅经》、《禄命》、《葬书》的深刻批判,仍然放射出唯物论思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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