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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改革死了.doc

第二章 改革死了.doc

上传者: medazhi 2012-07-05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第二章 改革死了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第二章改革死了改革的终结年月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符等。

第二章改革死了改革的终结年月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年开始的延续了年的改革时代。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鎔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鎔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鎔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年代中期朱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鎔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鎔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鎔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精兵简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鎔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鎔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鎔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朱已经按照一个清官的理想将现有的体制资源挖掘到了极限后来者如果萧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鎔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朱鎔基掌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以中国的舆论管制程度如果某个问题被允许在公开媒体上讨论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朱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但说他没有注意到并采取措施改进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准确的。在朱鎔基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有股减持事件。对于很少教条思想并经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的朱鎔基来说他推动国有股减持并不象经济学家“窃”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是有着十分实用的目的: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资金。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热心及坚决表态上看朱鎔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紧迫性。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弹。仅仅半年之后朱就以“本届政府任期已经有限“为由决定将国有股减持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如果说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还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话那么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经很难走出中南海了。这无异于表明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体制正在不由分说的剥夺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无论他们多么出类拔萃也无能他们在民间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而对于持续了将近年的中国改革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声正式终结的下课铃声。因为一个被悄悄培育了多年的体制已经长大并站立起来从此之后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改造这个国家再也不会理会个别领导人善良的道德意愿。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誓言要建立的那个市场经济吗?是我们在多年之前期望的那个民主自由、繁荣均富的彼岸之国吗?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现实的麻木。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不幸的是我们经过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这一轮迄今为止延续了年的改革是一个以旧的官僚体系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年到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革命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年尤其是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在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型构“新”的体制。在中国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旧灵魂是如何借助新“肉身”而复活并繁殖的。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官僚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脱胎于官僚体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而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势被延续下来。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面相在中国社会中繁衍复制的。在旧的官僚权力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同时国家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脉相承的旧式官僚体系具有多么惊人的适应性。我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的式微但在年代中期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年之前我们是回到年之前。最为要紧的可能不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合谋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于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带有抢劫性质的“原始积累”而在于在盗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时“新”的旧体制的意志已经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志。如果这种意志是体制性的那么以少数精英构成的上层分利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抽取就是无止境的。年代后期尤其是新千年开始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存量”改革中表现出了与他们的职能极不相称的“积极角色”从房地产开发到国有资产改革一个本应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场的官僚体系却一跃变成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改革”动力。除了看得见的财政压力之外看不见的应该是官僚体系巨大的利益冲动。中国官僚体系这个越来越反常举动表明中国改革不是进入了什么“存量”阶段而是进入了“瓜分阶段”。一个“新”的旧体制正静悄悄但却疯狂地运转着。然而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以现代标准衡量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官僚体系形成一个具有自利倾向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前途那就是中国的官僚们将这个国家变成“官僚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该是我们第N次面临同样的历史处境了。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的拨向了另一面。有敏锐的论者提示我们注意当今中国的“重新民国化”也有论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实警告说:中国正在拉美化。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么这种前景离当今中国究竟有多远呢?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等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的眼前挪开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官僚体制附着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上并与它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是各种经济文化的分利集团。这个庞大的上层结构除了维持统治之外剩下的冲动就是无孔不入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在产权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动机低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即便他们勉强提供这些服务也多半是出于某种牟利冲动。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这种极化形态的晚近版本就是极右的专制政权。从这个抽象的事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旧式官僚国家的现代影子。所以对当今中国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国化”。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官僚国家有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GDP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个术语预示:中国社会经过了年之后可能又一次被锁定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所谓锁定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境遇:没有外部强力路径将很难被轻易改变。实际上深入中国社会内部我们就能够发现今天中国已经在诸多面向上有被锁死的迹象。这首先表现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模式上。年月日中午点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事件。不过发生在南京的“”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月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他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零散的个人抗议如此有组织的抗议形式则更是变成了“洪水猛兽”。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则表现为村社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保护作用虽然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人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想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相反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的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进入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如此循环直到压制成本变为政府一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或者不满情绪不能被进一步压制真正汇成领导人头脑中那种骇人的洪流。这颇有一点“自我证实的预言”意味。近几年来在中国社会浮现出的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虽然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不可能汇集而这种零散的、无组织的特点正是这类抗议活动最值的担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仅仅由极端不满情绪构成的抗议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标所指之处任何建设性都可能顷刻化为齑粉。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隐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有力的揭示了这一点。而这种前景越是逼近当局对利益表达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当局对天安们系列自杀事件的严厉态度证实了这个判断。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任何希望。一位学者在回顾中国年的改革时满足的总结到“‘八九’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垮台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共产党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顺利论证其“中国特殊论”的主题这位学者使用了许多操之过急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社会新的结盟趋势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过这位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实质上起到了一个平衡利益表达的作用起到了某种类似于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舆论组织功能。所以在年代之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沉寂可能并不是什么良性的发展。学生运动的消失恰恰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剥夺了。正如这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以传统政治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新的联盟出现了。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执政者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敢轻易判断但这个联盟垄断了中国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则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事实。一个涉及亿万人利益的改革却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达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对比中国年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是放宽了而是显著地收窄了。中国的改革决策变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年代中期之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上。这个严重困扰延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提振内需”变成了各级政府官员常年挂在嘴边的一个政治口号。那么在国民财富增长“一支独秀”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为什么反而会变得如此低下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却缺乏消费能力”恐怕是对这个悖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这个事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远远不像“内需不足”这个术语那么中性了。这实际上在暗示中国社会经过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持续之长及扩展之快都显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相当高的可能性被锁定一个久别了的词汇马太效应正在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被注入了典型中国式的内涵:被权力为分配轴心的模式不是将少数人而是将大多数人趋入贫困的深渊。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年由改革前的倍显著缩小到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GDP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从来不像某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效率。相反常识告诉我们合理的分配只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那些对中国GDP成就津津乐道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忘记”了这个简单的常识。对于现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改革之初有着鲜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的说:“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显示了中国精英意识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倾向如果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它将不是推动而是毁灭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场经济。具有警醒意义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最高民意机构中的民意代表。中国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雄辩的论述过中国改革最初在农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点平等。这一点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们忘记。这种“健忘症”不仅遮蔽了我们的常识更遮蔽了中国社会已经趋于极端的分配现实。中国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治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年改革中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除了少量国外资本所创设的风险投资公司之外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办风险投资公司中完全是官员身份的公司高管们竟然以私人名义占有所投项目的股份。有趣的是这些官员似乎丝毫也不觉的这种“改革”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现象实际上揭示了权力一面退出经济领域又一面源源不断的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真实目的:进入就是为了退出退出就是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钱是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这些“官办私有”企业会不会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呢?在年席卷全国各地的MBO(管理层收购)浪潮中这个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听说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们对此一定会心领神会。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僚企业(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企业而且包括诸多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伪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它表明中国洗钱和寻租进程已经开始逾越微观领域而走向更加宏观的工具。由于银行、股市、国债、保险、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国民财富为管理对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这些工具进行“化公为私”的操作将更为方便、更为隐蔽、而且规模也更大。年代末期中国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实际上就具有明显的洗钱嫌疑。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体系却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非常隐秘的循环:一方面广大国民不断通过汗水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系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抽取这些资源以供各种靠近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人兴办各类五花八门的官办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化私为公)。接着这些企业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掏空(化公为私)。当然最新也是最时髦的办法就是MBO。为什么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办企业的董事长们对其他金融知识一知半解的同时却对MBO这个在技术上相当复杂的金融工具领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改革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入这种循环。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紧密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权力阶级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大量不法资本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将使得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分配锁定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首要恶果就是它使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始终被固定在低水平状态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年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陶醉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今天的情形与年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社会资源的上层官僚机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规模私营经济。这些产权保护屏障脆弱的私营经济不仅很难形成现代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上层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成为官僚体系剥夺的首选对象。这就是说他们离破产或者贫困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积累循环”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经济后果是它将会不断更多的人们驱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后果在国民财富增长显著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其效果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存在着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趋势。温州市一个小小的副市长杨秀珠一个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达到~亿人民币之巨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官僚体系巨大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贫困和剥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架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原始积累都意味着底层阶级的绝对损失。如果中国权力体系的原始积累不受到断然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原始积累”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些城市的时髦场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样也活跃着热衷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小资们。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真的就突然变成了稳定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像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相差将近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年甚至下降到了。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在据称已经成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率不降反升年达到%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年的全年投资率将可能达到%。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而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的投资率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危险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本书的其他章节加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有日益锁定的趋势。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低效率投资的进一步高涨。不过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循环的逆转临界点。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年代中期之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于不坠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量的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的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甚至很难看到改变这种模式的意愿。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等待这种模式一直运行到衰竭并最终以灾难性的形式收场。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年改革未曾稍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官僚体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具有“无与伦比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方面我们还停留在年之前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年来这个古老的政治体系因缘际会创造了让几代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社会、经济景观。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我们今天对中国物质生活变化的感受与洋务运动、一战以及其他类似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是否一致。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揭示而且在后面章节中要更加详尽揭示的那样一直蛰伏在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幽灵完全有可能反过来吞噬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将我们再次抛入历史黑暗的轮回之中。无论这个轮回被赋予多么炫目的现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历史的一次简单而粗痞的重复。这种危险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在年代之后又一次悲剧性中断而变得愈加可能。从任何角度讲文化转型都是引导、维持、最后巩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架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时间。与那些在短期内能够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体系、社会时尚相比中国社会在后改革时期所出现的某种日趋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最致命的隐患。如果文化被锁定在一条歧路上那么中国人回头重来的时间就可能极其漫长。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实。中国商界很知名的地产大腕王石先生在年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曾经放言说自己从来没有行过贿但在场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这个论坛规格较高回报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质疑而是一阵狡猾的讥笑了。对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叹说“这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过司空见惯的行贿或者诚信危机显然已经不是中国文化毁灭最极端的例证了。毫无疑问建立在这个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及其“市场经济”成果不仅是畸形的“坏”的而且随时有塌陷的危险。在对待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做一个比较将是非常有趣的。同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毛泽东显然要比邓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他总是试图用唤醒人们精神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毛看来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转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对这种精神转型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将它命名为“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激进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则干脆将它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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