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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十六国历史概述.doc

两晋十六国历史概述

zhangshulin
2012-06-29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两晋十六国历史概述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两晋十六国历史概述一、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到十年()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①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二、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使其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后就大封宗室①。以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上》)。  晋继承了两汉的封国制有王、侯两级。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传说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年)五月庚中复设“五等爵”(《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总的说来晋“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典·历代王侯封爵》)。  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汉初年所封的王来西晋诸王的封地还不能跨州连郡而且西晋的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户的户调田租也不都归王侯所有他们享有的只是户调的三分之一(绢一匹)和田租的二分之一(二斛)。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任职朝廷的如东海王越和长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公元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惠帝无康元年()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  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贾后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中书监张华、裴  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朴射王戎并管机要。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中、贾模、裴等是贾后的亲党张华是个撑门面的人物。张华和贾模裴頠同心辅政从惠帝元康元年()到元康九年间在政治上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司马光的评论称当时“虽王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马伷幼年聪明为武帝所喜爱。长而刚猛又渐为贾后所畏忌。贾后的亲党伯将来太子继位后对他们不利便劝贾后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杀害了他。  太子遹死后赵王伦在他的心腹孙秀的谋划下宣称为太子报仇起兵杀贾后及张华、裴頠等。不久赵王伦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齐王冏的父亲齐王攸和晋武帝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后齐王攸出为司马师的继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司马昭常说:“天下是司马师打的天下也应由司马攸继承。”司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为众望所归也差一点代替武帝为嗣君因而齐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赵王伦称帝时齐王冏出镇许昌。他得到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的支持联合进兵洛阳。加之赵王伦的亲信王舆在洛阳起兵反伦。齐王冏内外结合大败伦兵杀伦和孙秀迎惠帝夏位齐王冏辅政。  惠帝无子按亲疏顺序应由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齐王冏贪恋权位立了惠帝一个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颖的不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支持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首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发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晋书·长沙王乂传》)。及二王来攻乂率兵应战。战久粮乏洛阳城中大饥将士虽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愿为乂效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乂围洛阳日亟洛阳城中“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  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自己为汉王是表明他是接续汉朝的帝统要与晋争天下。刘渊在河北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并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南)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师藩。公师藩为濮阳太守苟晞所杀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招纳山泽亡命”(《晋书·石勒载记》)。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第三节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成汉的建立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傭”“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公元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年雄遂自称成都王年称皇帝国号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公元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汉(前赵)的建立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中平年间()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公元年称汉王。公元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  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流民和坞堡组织八王混战之后接着刘渊、刘聪石勒等起兵反晋中原地区人民又陷入战乱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万。①不能或不愿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条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团聚还都有最起码的川资和生活资料。携家带口长途逃难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临的命运中挣扎。当时留下来的人民求生存的一个办法是组成坞堡以防守。有了坞堡就可以防御小股的流寇。坞堡越坚固人数越多防御力量就越大。  顾名思义坞堡是一种堡垒内能住人又可储存粮食。董卓的郿坞是东汉未年的建筑但可以作为坞堡的典型来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载:“(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据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年坞”由此可①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刊《燕京学报》卷第期年月。以想见大型坞堡的坚固难于攻破。  坞堡组织还可以上推到西汉未年。汉光武刘秀与五校农民军在渔阳一带作战令“百姓各自壁以绝其食”“视人堡壁坚完者敕今固守”(《后汉书·陈俊传》)。堡壁之起和防边有关系渔阳就是北方的边地。东汉初北边备匈奴沿边地区以及河北各地都筑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后汉书·马成传》)。为了防御羌族的骚动汉光武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奏请为金城“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后汉书·马援传》)。汉和帝时樊准任河内太守“羌人屡入郡县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后汉书·樊宏传附曾孙准传》)。汉桓帝时羌人“寇钞关中”“复没营坞”(《后汉书·皇甫规传》)。“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后汉书·段颖传》)。陇西关中北方边郡的坞堡多为防御羌人而建。西方的多称坞北方的多称堡壁。三国、西晋未已混而为一了。  西晋未年刘渊石勒起事时中原黄河流域到处是些汉人聚众自守的坞堡组织。刘曜“周旋梁陈汝颖之间(今河南、安徽省一带)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清丰西南)诸垒壁多陷之。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垒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  垒壁和坞堡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从这些记载可以想像当年中原大河两岸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坞堡组织。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东晋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①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  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支持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①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态度。  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①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公元年刘曜与石虎在洛阳附近作战。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资治通鉴》卷九三)。无故大惊奔溃说明刘曜军队因连年战争士卒疲惫战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后赵石虎率军四万自积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入下河东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救蒲坂。石虎退刘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败奔朝歌(今河南卫县)。刘曜自太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河攻洛阳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内、荥阳、野王皆来降。石勒部将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刘曜攻之不下。冬十一月(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进入公元年月)石勒亲自统步骑救金墉。臣下劝他不要出兵。石勒说:“刘曜率十万大军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师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刘曜乘胜来攻将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对他说“刘曜高候大胜之后不能乘胜直趋襄国而去围攻金墉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无能为。伐之必胜。乎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  石勒对刘曜可能采取的作战计划作了三种估计。他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入河处)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到成皋见无守军高兴地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大军直抵洛阳。刘曜军十余万集中在洛阳城西。石勒自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城。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石勒帅大军出城三面夹击。刘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这次大战之前刘曜又大饮酣醉。临战石堪以骑兵冲击曜军大败。曜昏醉退走落马坠于冰上为石勒军所俘。后被杀。刘曜子刘熙、刘胤放弃长安逃往上卦(今甘肃天水)。公元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杀刘熙、刘胤等。前赵亡。至此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归在后赵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尽管这个局面没有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石勒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聪明而有才略又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中常令儒生读书给他听。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后不久就建立大学简取明经善书者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三万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上》)。他提倡经学任用儒家。以从事中郎将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各郡立学宫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拢、使用一些汉人作官帮助他进行统治。同时对汉人也有杀戮有报复。大致可以认为石勒的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残杀。对一般汉人、老百姓石勒懂得应当加以安辑使他们能够安定地生活。《晋书·石勒载记上》称:“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安阳、临漳、清丰一带)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幼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到巨鹿一带)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后来他在襄国设崇仁里。“徙朝臣椽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张宾说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为“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是十六国时期很有才略、高识的人对石勒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帮助。北方的上层人物多和张宾一样愿意依附石勒。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石勒载记上》)这说明北方“衣冠之士”乐于依附石勒者不少。  但这也并不是说在石勒统治时期北方胡汉各族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石勒曾对胡人“重典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这条禁令的本身就说明侮易衣冠华族的事实是存在的。《石勒载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敝坏大惊曰:樊将军何贫之甚也?坦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赏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土不关卿辈老书生也。”内迁的胡羯在魏晋时期是备受汉人统治者的欺辱的。如今他们的贵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对汉人统治者的仇恨撒在一般汉族人身上也是难免的。但石勒是懂得胡汉各族的相安对他巩固统治的重要性的。他是用法律来维护这种相安的。  石勒采取措施鼓励生产。他“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他采用魏晋的户调田租制每户出户货二匹租谷二斛这比魏的田租亩四斛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和晋的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要轻的多。这在战争频仍生产破坏的十六国时期也是难能可贵的。  石勒还注意建立法律、租税、田亩制度稳定国家秩序。但他的时代究竟还是个战乱时代军事权力的分配是一件头等大事。随石勒一同起家的石虎领兵多年威震内外但残暴不仁诸子又并握兵权。这对儒雅的太子石弘是个极大的威胁。石勒在世时未加防范石勒一死石虎就杀掉石弘自己称王。  石虎于公元年末或年初夺位公元年死在位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十五年。  石虎是石勒的族子一说是族弟。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作战时“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但他骁勇善战为石勒立了大功。石勒作了皇帝立子弘为太子弘弟宏为大单于封石虎为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满对儿子石邃说:“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之令人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石虎统治时期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对外作战徭役非常繁重。他准备征辽西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了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成以备征军之调”(《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又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分为三等来分配。郡县迎合他的意思务于美淑夺人妻妇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当时有个和尚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昔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在石虎残酷奴役下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梁犊领导的戍卒起义曾攻陷长安发展到十多万人从长安东出大败石虎军东进到荥阳陈留(今河南省中部)。  公元年石虎死诸子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石虎养孙汉人冉闵利用胡汉两族的仇恨大杀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都承冉闵意旨大杀羯人高鼻子黄胡须多有滥死者。这是十六国时期汉胡两族最残酷的一次互相残杀。  冉闵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幼而果锐勇力绝人。他镇压了梁犊的起义军因而声威大振。冉闵杀死石虎的儿子石鉴杀石虎二十八孙自立为皇帝后赵亡。  冉闵曾企图以汉人为基础来巩固他的政权。他最盛的时候“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他也曾企图联络东晋遣使臣去对东晋的君巨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但晋军未来。永嘉之乱后北方长斯陷入动乱中。人口死亡土地荒芜。无论是前赵还是后赵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争着抢夺劳动力把人口迁到自己的都城和中心地区。人口的流动迁徙成为这时期突出的事情。在冉闵占据邺建立魏国的时候石赵的余部占据襄国和一些地方与冉闵对抗互相残杀中原地区情况非常混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于是当初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各还本土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流亡。据《冉闵传》称:“青、雍、幽、冀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冉闵的魏不过建立了两年多一点(年闰正月至年四月)史家不把它计入“十六国”之内。起于辽西的前燕消灭了冉闵占据了北方黄河下游地区。前秦兴起于西方占有关中。于是中原出现前燕、前秦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前凉建国在河西走廊一带还是由汉人建立的对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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