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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腐败记录.doc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记录

starz7 2012-06-28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中国历史上的腐败记录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中国历史上的腐败记录作者:杨宇立  中国历史上的几项腐败记录    王亚南先生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深刻至极。  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符等。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记录作者:杨宇立  中国历史上的几项腐败记录    王亚南先生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深刻至极。  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在描述腐败现象时惊人的雷同表现在:()权力与金钱共生()特权与财富交辉。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腐败与现代腐败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顺得其二。但现实的制度结构毕竟与历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现代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和建立市场制度而历史上的腐败则基于各国都在劫难逃的政治特权。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年做过一个千年全球最富人排行榜中国有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伍秉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却共享了一个“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个人全部是中国最有权和接近最有权的人。  和的个人财产约合年的亿美金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岁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自家的养老院颐和园一个国家腐败的记录原因。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质询的政府。当各级人大代表有能力质询政府各项收入和审议支出款项并对政府的回答不持严重异议时中国的政治文明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换个角度政府编制财政收支预案应有相当透明度人大代表应有能力通过民主程序审议这将意味着进一步为政府在政治上减负不致责任过重和权力过大。毫无疑问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  客观地说古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吏们既为百姓提供了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管理着公共事务同时在捞钱方面也绝对长了一双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学起来易如反掌。  在腐败问题上第一要务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品行中国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上面从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合理。总之是事多钱少政府拨的钱不够于是辅之以纵容乱收钱的“政策”或者听任权钱交易发挥作用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    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构成    晚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腐败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达到了新的强度。  首先靠从农民那里收地租是赚钱不多的。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细致研究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世纪后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向地主交租的土地……如果这些绅士平均收取的地租为每亩两银子绅士们收到的地租总额就是亿两银子”“如果这一总额被当时全国万名绅士均分每个绅士获得不足两一年……出自土地的收入确实是非常微薄的。”但即使如此由于土地对官吏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因此有钱人有地便成为明摆着的腐败证据。例如西方人士称李鸿章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全世界的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余亩土地。  第二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倍。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位现任官员分享。“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多两银子。”可见腐败之惨烈于中华之状。  第三基层官员的收入中合情合理的部分与不合情理及敲诈部分的界限极为模糊。  中国民间离天高离皇帝远往往无法无天留在家乡那些饱读了儒家经典及有功名的绅士调解基层社会纠纷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功能的不足部分。在解决了私人间的争端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  调解民间纠纷获得的收入叫“规费”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收入称“经理费”“从绅士服务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经理费和规费估计为亿两银子左右。出自这些来源的绅士收入数量几乎和做官绅士收入的总额相当其中有些人左右逢源同时从这两种来源获得收入。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绅士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绅士从这宗收入中分到了一杯羹。提供这类服务的绅士平均每年能得到两以上的银子”。  最后我们眼睛朝上看看七品知县以上的官吏收入几何?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政府是颇为关心廉政问题的无论西方政府在“高薪养廉”问题上有多少聪明的举措中国无疑是“高薪养廉”规模最大的实践者。一方面政府不养廉不行另一方面政府的高薪似未养出“廉”来。在清朝最贻笑四方的事情莫过于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政府开支的养廉银比正式俸禄要多得多。比如江苏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两至两银子而他的俸禄每年只有两还不足养廉银的。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两至两银子约相当于他三年的俸禄。总不能叫七品以上朝廷命官都着粗布衣升堂吧。江苏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为两银子而他的薪俸只有两为养廉银的八十分之一。  历史证明中国积淀了一种可悲的政治文化:做官当老爷合乎逻辑升官发财有必然性腐败只不过是描述权钱关系超过了一定心理限度的概念。  当没有用现代民主理念改造吏治系统时政府须对所有不合情理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不堪重负时政府只有选择砍几个人头以平民愤起到事实上的政治卸载和精神麻痹作用。总体上体制内反腐败名堂十分复杂骂不倒恨不走政府只能选择控制一个得体的腐败程度。  (摘自《政府太累》当代中国出版社年月版定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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