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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官田和民田.doc

秦汉时期的官田和民田.doc

上传者: zhangshulin 2012-06-28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秦汉时期的官田和民田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秦汉时期的官田和民田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等级差异反映在土地占有关系上主要是官田和民田的区别。在官田和民田的内部又都各有不同的类型。官田之内有官府符等。

秦汉时期的官田和民田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等级差异反映在土地占有关系上主要是官田和民田的区别。在官田和民田的内部又都各有不同的类型。官田之内有官府直接管辖的田有封赐高爵和官宦人家的田有牧场有屯田。民田之中有受赐的田宅有来自历史的继承有来自买卖和兼并。在所有这些土地占有形态中基本上都离不开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都是在小块土地上由一夫一妻为主要劳动力的个体家庭成员进行耕织结合的生产劳动。秦自商鞅变法就推行这种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不同于奴隶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自行生产的自由他们的生产兴趣提高了。同时他们也不同于村社成员他们有了自己可以从事生产的固定的土地不再需要定期轮换耕地了他们成为跟土地密切结合的农民这也必然提高他们的生产兴趣。农民生产兴趣的提高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战国中期孟子在对齐宣王说到为民制产的重要性时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些话透露了战国时期那样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能不能为民制产是统治者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商鞅以授田的政策招徕三晋之民就是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发展局势的一种有实际效益的办法。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针对当时局势的特点提出了为民制产的方案。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个方案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是小农家庭所需要的也是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所可能作到的。孟子所说的庠序之教也是要求从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制特点出发进行相应的道德教育。孟子认为实行这个方案“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他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认为小农经济必然要发展。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一种理想但这也可能反映当时东方国家中已经出现的某些现实。  商鞅变法就是要发展小农经济。他的办法是运用法律强力推行。他立了两条法。一条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一条是:“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第一条是督促个体家庭的发展第二条是鼓励耕织结合的生产。秦始皇继承并发展了商鞅的政策。他在碣石刻辞自颂说:“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在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这些刻辞表明秦始皇特别注意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的特点因而强调妻不再嫁、男不入赘以及男女有别的重要性这都是从巩固和发展小农经济出发的。孟子这段话在《孟子梁惠王》下凡两处内容基本相同。同书《尽心》上也有一段话意思相同而异文较多。这可见孟子的这一方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史记商君列传》。  《史记商君列传》。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具体表现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强调“务耕织”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思想意识上的重要性。《吕氏春秋上农》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晁错上汉文帝疏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所谓“本教”所谓“地著”都说明了耕织的重要性。“地著”用现在的话说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他在《资本论》中又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马克思的论断不只指出了耕织结合在生产本身上的特点还指出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秦汉时期小农所用以进行生产活动的土地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有来自村社解体过程中的土地占有。村社解体了轮耕制逐渐为长期定耕所代替直接劳动者从而取得土地。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土地这就是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为他们取得土地提供机会和条件。有来自开荒过程中的土地占有。汉景帝元年诏:“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毄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由硗陿地区移往饶广地区这就是一种开荒活动因而可得到土地。又有来自官府授田者有耕豪民之田及各等级地主之田者。小农的生产劳动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进行分散的个体劳动也就是通过这样的劳动使全国农田绝大部分得以进行生产。《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食货志》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资本论》第三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汉书景帝纪》。    《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时“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这些数字大概是当时上计的数字不会精确。如从这些数字来看西汉晚期可垦未垦田之数与定垦田之数相差甚远。出现这种情况有复杂原因但主要原因之一应是劳动力的不足。秦代官田的经营管理秦自商鞅变法为人们提供了土地兼并的条件。同时秦对官府直接控制的官田也有一套经营管理的具体办法这在秦简资料中是可以看到的。秦简《田律》现在仅存六条但全部讲的是官府如何经营管理官田的事。《田律》规定:“雨为澍及秀粟辄以书言澍稼、秀粟及垦田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水潦、螽虫、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书。”这是关于各级地方官必须向上级报告本地庄稼播种与生长情况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包括已耕种、未耕种、受雨、抽穗及遭受水、旱、虫灾的顷亩数。这不是官府督课农耕的规定而是关于农田的具体管理。《田律》中还有不许壅隄水、不准损坏庄稼、不准农户卖酒以及令“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等规定。这说明官府设专门官吏如“田啬夫”、“部佐”等主管农田耕作之事。《田律》还有关于“乘马服牛”凭证明(“致”)由官府廪给饲料的规定。其中有“禀大田而无恒籍者以其致到之日禀之”的条文这说明服牛(即驾车、耕田之牛)属“大田”农官管辖用以耕种官田。秦简《厩苑律》中有称作“牛长”的官这是主管饲养官牛的“皂者”。“皂者”饲养的官牛被称作“田牛”。以“田牛”耕种土地称作“以其牛田”。既然牛是由官府饲养的官牛则以官牛为“田牛”时所耕种的土地只能是官田。秦简中现存有《仓律》二十余条也可以从中看到官府管理官田的一些规定。如对于种子条文有:“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亩大半斗菽亩半斗。”这显然是关于官田使用种子数量的规定。又如条文有:“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这讲的是官府男性奴隶从事耕作时的口粮标准。官府奴隶耕种的土地无疑是属于官田的。再如条文中有:“稻后禾熟计稻后年。已获上数别粲、糯、黏稻。”所引简文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这讲的是农田收获上缴官府时应如何记帐以及如何区分品种等事。上述的这些条文都说明商鞅变法后秦对官田的经营管理是抓得很紧的。在一般农田以外秦的官田中还有牧场的存在。《田律》讲到官府有“乘马服牛”《厩苑律》讲到官府有“田牛”及主管饲养官牛的“牛长”、“皂者”。官府既要饲养马牛就必有牧场。《徭律》有“公马牛苑”之名当即官府牧场的别称。“公马牛苑”又有大小及所属部门不同的差别。《厩苑律》有“大厩”、“中厩”及“宫厩”等不同名目。对牧场如何饲养“公马牛”法律也作了规定。如凡“将牧公马牛”者必须对所牧马牛负责。如果出现“马牛死者”应当立即向牧场所在县报告然后由县官派人进行检查并作出处理。法律还规定:有关部门每年要对各县、各都官所辖“公马牛”饲养情况进行一次评比。如果发现公马牛死亡超过规定数量者主管官吏及饲马、牛的“吏”、“徒”等人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如发现“田牛”的腰围减瘦每减少一寸要对有关人员进行笞打。此外还有关于已死亡的“公马牛”的肉、骨、皮革等如何处理的规定。法律既对马牛的饲养、管理规定得如此详细这表明官牧场的数量是不少的。秦时的山林川泽之地可归在官田的范围。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不许砍伐山林树木不到夏季不许烧草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而且还不许杀死和捕捉鱼、鳖、鸟、兽等。每年七月以后解除不许砍伐林木的禁令但仅限于伐木为死者棺槨的需要。《田律》的这些规定证实了《商君书垦令》所说的商鞅“壹山泽”措施的可信。这与《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所说商鞅变法后“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也是一致的。从秦简及有关历史记载看来秦的官府有直接管辖的大多土地并实行了授田制。《商君书算地》说:“凡世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从而出现“地狭而民众”或“地广而民少”的不正常状况。它指出:“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这即是要按山林、薮泽、谿谷、流水、都邑、道路及耕地的比例去规划与利用国内的土地。在这个基础上《算地》的作者提出了这样的方案:“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道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谿谷足以供其利薮泽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这里的所谓“分田”即把土地授给农民每人按五百小亩之数。如要他们当兵则方百里之内的地区就至少可得战卒一万人。这样就算是寓兵于农耕战结合了。这表明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不然是不能按人力多少而“分田”的。《算地》的写作时期虽还不能具体断定但其所指确系商鞅以后的情况则无可疑。《商君书徕民》也可说明同样的情况。《徕民》首先提出了一个山陵、薮泽、谿谷、都邑、道路、恶田与良田的比例认为“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谿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谿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接着它又指出当时的秦国能种粮食的“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室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意即荒地太多“作夫”(即人力)不足。反之地狭而民众的“三晋之民”很希望得到土地居宅如果能把“三晋之民”招诱过来许之以“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好处则“三晋之民无不西者”。然后按照“制土分民之律”使“垦田”与“作夫”结合起来则秦国的荒地就能得到开发。如果良田与草田均不属于官府所有“制土分民”以“食作夫”是无从谈起的。《徕民》可以确定为秦昭王时期的作品可从而见到此时官府直接管理的土地是极为广阔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商鞅变法后所实行的赐爵制度。此制要求按赐爵级数给以田地与住宅地且赐爵人数甚多如果官府手里没有大量的土地也是无法给立军功者以田宅的。所引简文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参见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土地制度》见《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  《算地》与《徕民》中所反映出来的“制土分民”与“为国分田”的授田于民的作法在秦简中也可得到证明。秦简中除了有以官府奴隶“隶臣妾”耕种官田和从事放牧的作法外《田律》还有“受田”的提法。既然民有“受田者”则官府必实行了授田制。所谓“授田”即官府以官田按人口给农民耕种然后责令农民向官府缴纳地租的土地制度。这同《商君书算地》的“为国分田”、《徕民》的以良田“食作夫”的“制土分民之律”如出一辙。这表明《田律》所说的“受田”制就是文献中所说的“为国分田”之制。如果再从秦简《为吏之道》简文中所滥入的《魏户律》来看则《魏户律》中“假门逆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的规定可证明授田制不仅秦国有之战国时的魏国也有之。授田制可能是有授有还的其具体办法已无从详考了。西汉官田之盛秦国和秦皇朝时期官田中的可耕地名为“受田”、“分田”而无“公田”与“官田”的名称。到了汉代“公田”与“官田”的名称正式出现了。“公田”之名见于西汉史籍者不少。如《汉书食货志》有“令命家田三辅公田”的记载《汉书外戚孝景王皇后传》有武帝赐其姊以“公田百顷”的事《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年)条有少府温顺“坐买公田与近臣下狱论”的案例《汉书平帝纪》有对“江湖贼”成重等“赐公田宅”的作法均为官田称作“公田”之证。此外在《汉书》的《宣帝纪》、《元帝纪》、《霍光传》、《赵充国传》及《盐铁论园池》中也屡见“公田”之名。“官田”之名见于史籍者虽远不如“公田”之普遍但已确有此名称。“公田”与“官田”名称的出现意味着这种土地占有形式的制度化。  有些官有土地虽无“公田”、“官田”之名但本质上都是属于官有土地的组成部分如官府手里的园池苑囿和山林川泽之地就是如此。《盐铁论园池》有“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和“县官多给苑囿、公田、池泽”等记载把“公田”与池泽、山海、苑囿并列足见后者同“公田”一样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其所以不称它们为“公田”、“官田”大约是还未耕地化的缘故。  饲养牲畜的牧场汉代也同秦时一样属于官有土地。《汉书食货志》云: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又说:“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史记平准书》也说:武帝“令民得畜牧边郡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后又“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这是景、武二帝发展官牧及民牧的梗概。养马需要牧场。养马业的发展意味着牧场的扩大。由于养马牧场的扩大设置专门官吏主管其事就成为必要。故《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承秦置太仆“掌舆马有两丞”其“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还设“龙马、闲驹、橐泉、騊駼、丞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师苑令各二丞”皆属太仆管辖。养马的牧场边郡有之内地亦有之。仅以边郡而言《汉官仪》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官有牧场之大于此可知。  汉代官有土地从它的量来说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其中西汉的整个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初到武帝初期属于官有土地制继承秦制时期。第二阶段是武帝时期是官有土地制的兴盛时期。第三阶段从昭、宣二帝到西汉末属于官有土地制的逐渐衰落期。  前面已经说明汉高祖刚刚打败项羽而统一全国便于汉五年(公元前年)五月下令对大批从军归来的“军吏卒”赐爵、赐田宅。如果不是以秦皇朝直接遗留下来的土地为基础汉高祖的“法以功劳行田宅”的作法只能是一句空话。汉高祖晚年丞相萧何曾“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兽食。’”这里所说的上林苑中的空荒地显然就是从秦皇朝继承下来的官有土地的一部分。正因为西汉之初继承了秦的官有土地故秦时采取的“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的政策汉循而不改。《盐铁论复古》也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置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这也说明同样的事实。到了武帝时期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办法以扩大官有土地而且在官府经营的土地上推广水稻的生产从而使西汉的官有土地制进入一个兴盛发展的时期。汉武帝扩大官有土地的途径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兴修水利把原来的荒废不毛之地变成可耕地并以之置于少府或大司农管辖之下从而扩大了官有土地的量。依《史记河渠书》的记载首先是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且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武帝同意了“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其次是河东太守番系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其三庄熊景建议“临募民庶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自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引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其四是北方各地争相修建的水利工程。“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积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这段记载概述了汉武帝利用水利兴建以扩大耕地面积和改废地、盐碱地为高产水浇地的梗概。这些因水利兴建而扩大的可耕地有的虽是“民田”但大部分是“弃地”(即荒废地)、河壖地(即河滩废地)、故卤地(即老盐碱地)、山地及其他不毛之地。一旦在这些地区兴建了水利土地获得了灌溉就变成了官府直接经营管理之下的土地。《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引。  《史记萧相国世家》。  官府有权把它给越人或作其他处理其租税入于少府表明其所有权不属于臣民。有的官有土地由左右内史直接管理如《汉书沟洫志》所说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兒宽为左内史时“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渠)旁高卬之田”。武帝支持这一建议认为“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这可表明左右内史确是管理官有土地的机构。而且这些土地因为有了水利兴建都可种植水稻其租税收入也比一般农田为高不同于一般的三十税一的田租率。  第二通过没收商贾土地而扩大了官有土地的量。武帝时由于种种原因曾对富商大贾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不许私营盐铁并加重对他们的各种课税没收了已经占有大量土地的商贾的田地和奴隶。没收的结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结果是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至于按照“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的法令而没收的土地还不在这个数字之内。官府得到这些土地以后乃于“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没入田田之”。由此可见没入的商贾土地全部变成了由少府及大农等机构直接控制的土地。  第三通过暴力手段强占民间私田而扩大了官有土地。武帝时为了扩大官府的园池苑囿“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即价值)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西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以偿鄠、杜之民”。吾丘寿王奏事。武帝大悦称善。东方朔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丰镐之间的“膏土”“其贾(价)亩一金”“今欲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造成“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的恶果。但是武帝并未听从东方朔的意见“遂起上林苑如吾丘寿王所奏云”。这次强占民田之事在名义上虽然采取了以“属县草田”去赔偿“鄠、杜之民”失去“膏土”的损失实际上只是以荒田去换取关中的膏腴之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强占民田以扩大官有土地的行径。所谓“草田”颜师古注:“诸荒田未耕垦也。”换言之“草田”即熟荒地也就是暂时未耕垦的土地。仲长统说:“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其说见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似最晚在仲长统时所有草田都已成为官有了。第四通过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而扩大的土地也是官有土地的重要来源之一。武帝时由于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从而夺得了匈奴占有的大片土地。随后武帝就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还在北部沿边地区设置了朔方、西河、安定等郡又更名九原郡为五原郡并在上述两个地区实行大规模屯田以致出现了“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的局面。屯田不论是以兵士屯垦还是以农民屯耕其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性质都属于官有土地。因此通过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也确是汉武帝扩大官有土地量的又一途径。参阅高敏《试论汉代抑商政策的实质》见《秦汉史论集》。  《史记平准书》。  《史记平准书》。  《汉书食货志》。  《汉书东方朔传》。  《史记平准书》。    此外凡因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而暂时出现的无主荒地也是官有土地的来源之一。最明显的例证如东汉末年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时司马朗公开提出复井田的建议说:“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这种因天灾人祸而造成的暂时无主荒田在整个汉代是经常存在的故武帝时期也得收用荒田以扩大官有土地。  上述多种扩大官有土地的途径并不限于武帝时期但武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和集中有的事例还为此时所独有。  在扩大官有土地的同时官府加强了对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秦和西汉前期朝廷仅有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武帝时增加了不少农官如“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其中“农都尉”的官名屡见于居延汉简足见边郡屯田地区多设置此官。还有掌治京畿地区的左、右内史明显有管理官有土地的职权。《汉书地理志》说左右内史的设置在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年)。《汉书昭帝纪》中有“故稻田使者燕仓”其人则“稻田使者”这一官职的设置必在昭帝之前也许便在武帝之时。在居延汉简中除“农都尉”官名外还屡见“别田令史”、“农令”、“农亭长”、“护田校尉”、“代田长”、“候农令”、“部农第四长”、“居延田官”、“骍马田官”及“张掖农都尉”等名称同《汉书元帝纪》中的“北假田官”可相印证。居延汉简所载上始武帝时期下迄东汉初期上述诸见于汉简的农官名称当都是在武帝时及其以后才有的。再结合《汉书食货志》所载武帝没收商贾土地后于“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及《盐铁论园池》所载武帝“立诸农广田牧”又于“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等记载来看更说明上述农官的设置确在汉武帝时期。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扩大了的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为了改善官有土地的经营效果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武帝还采取了改良土壤和推广水稻种植等措施。上文已说到武帝的水利兴建措施大都使旱田变成了水浇地使荒田、故卤地(即盐碱地)变成了肥田沃土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现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武帝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大都推广了水稻的种植。如河东渠田官府交给越人耕种其原因就在于发挥越人“习水利”的特长。所谓“习水利”即善于种植水稻之意。《汉书昭帝纪》有“故稻田使者燕仓”。燕仓为主管官有土地的官吏其官名为“稻田使者”。顾名思义其所主管之土地所种当为水稻。还有《汉书沟洫志》说武帝时的“左、右内史地名山川甚众”而这些土地中多有稻田故武帝有“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的诏令。武帝所以在北方的土地上推广水稻种植目的无非是为了提高单位产量同时也适应盐碱地宜于水稻种植的特点。《史记平准书》。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参阅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伏况》见《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  《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    为了经营这些官有土地武帝采取了两项新的经营措施。一是在边防地区大力扩大屯田制具体表现为以兵士屯田的军屯制度和以徙民实边的民屯制度事详《汉书》的《食货志》、《匈奴传》、《西域传》及《赵充国传》等。居延汉简也不乏这方面的记载。这种田制的类别、剥削方式、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等方面均为东汉及曹魏时期的屯田准备了条件。二是租佃制即把官有土地租佃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耕种然后课取不同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的高额地租“假税”。这种经营方式又叫“假民公田”制。这里的“假”是租赁、租借的意思。前引《汉书昭帝纪》所说的“稻田使者”便是管理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曹魏人解释“稻田使者”说:“特为稻田置使者假与民而收其税入也。”见于《汉书食货志》与《元帝纪》的“北假田官”也是主管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元帝纪》注引李斐语释“北假田官”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这种“假民公田”制下的“假税”是高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率的。  汉武帝经营官有土地的措施虽然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但连年用兵、广兴屯田和不断徙民实边也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灾难以致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下罪己之诏实行较大的政策性转变。于是武帝末年采取了改进耕作技术、废弃轮台屯田、停止征伐战争和移民实边等措施。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把官有土地的经营方式由租佃型“假民公田”改变为授田型“假民公田”或曰“赋民公田”。自此以后昭、宣二帝相继实行的“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就是这种授田制甚至还不断把官有土地正式赐予贫苦农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由于授田制与赐田制的实行特别是由于民田的迅速发展使官田土地量日趋减少。加上官吏、贵戚和豪族地主经常不断地以借贷、强占、请射等方式侵占官田以至到了西汉后期官有土地在日益减少不得不依赖于外戚王氏和其他官吏、地主的“献田”来补充官有土地量从而表现出官有土地制的趋向衰落。官有土地制的进一步衰落还是东汉时期的事。当时全国的可耕地面积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总量。在全国的可耕地面积被区分为民田和官田两个部分的情况下前者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后者的减少反之亦然。西汉时期的民田主要是豪富占有土地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而官田的比重则相对地处于不断下降之势。到了东汉豪富的土地兼并其发展程度又超过西汉故东汉官田的比重较西汉又有下降。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官田制又抬起头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总之在土地占有关系中两汉的官田与民田的地位是一个有起有伏的过程而总的趋势是在官田制经过一段盛世之后豪富势力占有的民田逐渐取得上风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参阅高敏《论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见《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年版。详见高敏《试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年版。  《汉书平帝纪》。  世家、豪富的土地兼并秦汉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三个主要等级一有机会就致力于土地兼并。  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同。世家是封建贵族是身份性地主他们受封的田仍可说是官田性质豪族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人物高资富人是靠经商致富的人物。豪族和高资富人在社会上有经济上的影响一般没有封爵没有封地和封户这是不同于世家的。他们是非身份性地主他们手中的田是民田。在这三种人之间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土地兼并的贪婪是相同的。从阶级关系上说这三种人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阶级基础但从具体的经济利益说他们的土地兼并一方面是侵占官有土地一方面是掠夺民田这又都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上的损害甚至可以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但这三种人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们相互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或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身份。  秦始皇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些豪富占有土地的情况不详但都可说是土地兼并的苗子。《史记货殖列传》记乌氏倮和巴蜀寡妇清的事迹:“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倮和清可能是秦始皇时最著名的高资富人。倮是牧主清是矿主都一定占有大量的土地但又都地处边远跟一般的土地兼并是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意义。倮、清以富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身份已与一般的富人不同。  六国贵族经过秦的征服、楚汉战争和汉的建立政治地位大非昔比但他们仍有很大的社会潜力不能不引起新皇朝的重视。汉高祖九年(公元前年)娄敬献言:“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对六国贵族在政策上的得失可以影响汉朝廷的安定足见其能量之大。但六国贵族在这时也只能算入豪族的行列与世家的身份是不同的。这些出身贵族的豪族比起高资富人来对于土地兼并更有优越条件是很难从立法上加以阻止的。田氏在六国贵族中是有地位的。诸田之中有不少富商大贾并从而扩张土地的占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所谓“末”是营商所谓“本”即占有土地从事农业。《史记秦始皇帝本纪》。  《史记娄敬列传》。  汉兴七十余年间土地兼并之风延续不断。汉文帝时和汉武帝时晁错和董仲舒先后分别进言指斥土地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晁错、董仲舒都是主张从法律上限制土地兼并。但因为妨碍一些权势人物的现实利益很难得到实施。汉武帝时曾大规模地打击了兼并之家但土地兼并之风并不因此就可终止而是通过各种形式延续下去。汉平帝时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承帝旨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从孔光、何武所奏看来当时占田逾制的人包括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在内这都是属于世家地主范围的人。此外还包括吏和民这范围就更大了。但孔、何的话详于世家地主而略于吏、民。这可见世家地主的权势在土地掠夺中更显得出色。史称此议一出“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但这为当时权贵所反对还是行不通。东汉初年光武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公元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这个故事说明这时土地兼并在地主、官吏互相勾结的形势下甚有势力光武帝后来也只得以不了了之。《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    在东汉时期有一批世家地主都可以从他们的家族渊源中寻觅出他们的祖先是如何从战国、秦和西汉而世代蝉联的发展轨道。如东汉明帝时的廉范本是战国时廉颇之后在西汉时已成为豪宗因此而被徙于北边。到边地后“世为边郡守”。经过几代的“广田地积财粟”和笼络宗党的活动到东汉时便成了“宗党”势力强大的廉氏家族。廉氏家族的经历是由战国时期的封建贵族经历了豪族的道路又进入世家地主的行列。不可忽视廉氏这一长期的发家史是跟几代人的“广田地积财粟”分不开的。又如东汉初期的马援本系战国时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子孙以马为氏。汉武帝时赵奢之后以“吏三千石”自邯郸徙茂陵。马援的曾祖父马通以功封重合侯。王莽时马援兄弟三人都是二千石。东汉时期马氏一门“声腾三辅”。其儿子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宾客奔凑四方毕至”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这个家族的声势的。其他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吴郡陆氏、南阳阴氏和樊氏等无一不是累代相承的世家地主。两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发展逐步表明它是在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地主转化他们手中由兼并而来的土地带上了越来越多的私有性质他们原来由于赐爵、赐民户而得到的土地也越来越减少了官有的色彩。东汉晚年仲长统论述古今及时俗行事说道:“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契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般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债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又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惟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纲禁疎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约略与仲长统相先后王符著《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说一些人“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辞薄知友而厚狗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誌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这说的是当时豪富主要是说高赀富人说他们一旦富起来以后的骄奢淫佚。像这样的人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成为庶族的部分来源。《后汉书刘隆传》。  《后汉书廉范传》。  《后汉书马援传附子防传》。  《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  《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损益》。    世家和豪富兼并土地主要是通过横赐、假贷、侵占、请射和买卖等形式。横赐是官府于制度以外横赐官吏以土地。如武帝以官田“赐乳母”以官田百顷赐其姨以“公田、鱼池、蒲苇数顷”赐东方朔以“公田十顷”赐卜式以“公田二顷”赐苏武哀帝以“公田二千余顷”赐董贤等。假贷是租借只能有使用权。请射是请求使用可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但对有权势的地主说租借和请射都只是名义实际上都是兼并。如武帝时酷吏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租佃给农民耕种。《盐铁论园池》谓官吏以“公田转假”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指出了名义上的假贷实际上是对官有土地的侵占。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阳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便“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地这是以请射方式侵占官有土地。至于匡衡的私改土地疆界而隐瞒有官田四百顷陈汤所说的“关东富人”“多规良田”以及“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等则是更为明显的侵占官田的行为。东汉时期如梁冀、苏康、管霸、张让、侯览等人无不侵占了大量的官田。通过买卖以兼并土地是最常见的形式而以买卖为名强买贱买其实的也是常有的事。这在汉初从丞相萧何那里就开始了。萧何为了消除汉高祖对他的疑虑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果真“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又如司马相如未发迹时在成都买田宅为富人霍去病“为中孺买田地奴婢”张禹为官之后“买田宅至四百顷”。东汉时期土地买卖之风有增无减。前引仲长统、王符所说都是明显的例证。年在四川郫县犀浦附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簿书碑”其中多有“某某田若干亩贾(价)若干”的记载如:王岭直万五千田顷五十亩直三万何广田八十亩质五千王汶田四顷九十亩贾卅一万故杨汉田二顷六十田顷卅亩质万中亭后楼贾四万这些有土地一顷五十亩和二顷六十亩以上的人应是乡村中、小地主。《潜夫论忠贵》。“忠贵”《后汉书王符传》作“贵忠”。  《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汉书外戚传》。  《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史记平准书》。  《汉书苏建传附子武传》。  《汉书王嘉传》。  《汉书酷吏宁成传》。  《汉书孙宝传》。  《汉书匡衡传》。  《汉书陈汤传》。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汉书霍光传》。  《汉书张禹传》。    残碑仔细标明各户土地的价格有可能是评定资产的需要。但从“土地若干”可以“质钱若干”的话看显然买卖土地与典质土地时也是这个价格。土地、住宅、奴婢均系于某人名下可见东汉时期的乡村已出现了不少中、小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多来源于土地买卖与典质。这种乡村的中小地主的汇合也像豪富地主一样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庶族地主的部分来源。  官田和民田间的矛盾官田内部出现的矛盾和民田内部的矛盾往往在土地兼并情形下显得更为显著。土地兼并在秦汉时期是社会矛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农业生产中所遇到的灾难性的现象和阶级矛盾之激化为农民武装起义往往跟土地兼并有直接、间接的联系。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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