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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是幸福.pdf

神马是幸福.pdf

上传者: 冰河 2012-06-16 评分1 评论0 下载15 收藏10 阅读量227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神马是幸福pdf》,可适用于经济金融领域,主题内容包含神马是幸福晏宗新“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广东省“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在“十二五”开局盛大的春节花市里又添加了一束“幸福”之花。现在各种会议、媒符等。

神马是幸福晏宗新“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广东省“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在“十二五”开局盛大的春节花市里又添加了一束“幸福”之花。现在各种会议、媒体、领导、群众都讲幸福,整个广东洋溢着一片幸福之声!俗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语表明“不幸”呈发散状态,而幸福有收敛的趋势。既然“不幸”难以穷尽,小文就从发散的角度聊聊“收敛”的幸福。如若内容欠妥,敬请批评指正,您的善意一定会注入笔者的学习型幸福。一、幸福与幸福指标体系据南方都市报(2011年1月18日)报道,广东省情调研中心发布《广东省居民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此次调查设置了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与社会认同、生活质量和生存状况4大类一共19项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在地级以上城市中,广州、东莞的居民幸福感并列倒数第五,深圳居民的幸福感是倒数第二;在19项细分指标中,普遍感受不满意的三项指标分别是劳保福利、看病就医和个人收入。前者表明,国民收入与幸福感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必然伴随幸福感的增强;后者表明,普遍不满意的三项指标与人们的主观感受相一致,这说明国民幸福还与社会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相关。本文无意评价调查报告设计的科学性,但基于幸福感调查有助于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正确认识。源于对新一轮全球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对于“国民幸福指数”日益重视。英国国家统计局实行了衡量国民“总体幸福程度”项目;法国将“幸福指数”引入衡量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方法中;德国成立了“经济增长、幸福和生活质量”研究委员会等。然而,西方媒体和民众对政府的用意表示了质疑。英国有媒体评论认为,卡梅伦所谓的衡量国民“总体幸福程度”的方法其实就是放“烟幕弹”,是为他实施削减财政预算以减少赤字编织的美丽谎言。法国分析人士称,萨科齐的“幸福指数”更像是为了推销他的退休改革计划,即让民众少了福利却还觉得自己更幸福。德国“经济增长、幸福和生活质量”研究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之一,德国左翼党议员乌拉略策尔女士更是指出,GDP增加了有时候并不意味着幸福感提高,德国贫困人口数在上升,同样上升的也还有德国的公共债务。093茶座l刁\仁t与幸福指标体系相类似,我国澳门地区在2005年成立了“综合生活素质研究中心”。澳门综合生活素质指标体系包括了80个指标,根据此指标体系,从2005年起,澳门特区政府的措施有:一是推行l5年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免费;二是65岁以上的居民医疗全部免费;三是从2008年开始直到现在,连续四年进行现金派发;四是从2011年开始建立全民公积金,年满22岁的居民,政府为其建立一个账户,第一年注资1万元,以后每一年根据澳门财政收入情况而定。上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实施的幸福措施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是源于各自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对此,甚至有国内专家指出,以当下西方经济不景气而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来看,“幸福指数”可能是西方政府打出的巧妙的“政治牌”:对内可以提振国民士气,让国民觉得虽然国家的经济发展放缓了,但他们依然很幸福;对外则是诋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你们经济发展很快,但你们依然不幸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政府要做的是保障他们的幸福,而不是通过削减福利等来剥夺他们享受幸福的权利。二、幸福与GDP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建设,再次例证了GDP并不能等同于幸福,这也折射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某些环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一般来说,GDP是追求幸福的基础,是提供幸福所需的物质要素,而保持GDP持续增长,还需以国民幸福为前提。对我国而言,其中的逻辑或许.-j-~括为“中等收入陷阱”。我国GDP已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人均GDP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发展经济学认为,当一国人均GDP超过3855美元之后,如果经济能继续发展、产业结构能顺利升级,那么,该国就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历史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恰恰是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关键阶段,也需要解决收入分配、城市化、资本账户开放、产业升级、社会服务滞后等问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境地,故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在相继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致使这些国家出现了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属于后发赶超型经济。既然有前车之鉴,那么就应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采取相应的对策,让居民真正能长久幸福。要想避免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幸福建设”除了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以外,GDP还要有质量。比如现在不断修修补补的道路建设,道路隔一年重修一次,建的时候是GDP、拆的时候还是GDP,再修时又是GDP,结果社会财富就存在三个GDP。过分092追求GDP,急功近利造成了不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样,现在搞幸福,也要注意“幸福政绩工程”,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幸福。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一是总量指标要从GDP向净福利总量指标发展,二是国民财富从资产负债存量向国家财富即包括自然资源、创造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核算发展,使人类活动的发展建立在与大自然转换、守恒和发展的大循环测度和研究基础上。三、幸福与居民权利社会学家于建嵘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都市化的中国和乡村化的中国,一个贫穷的中国和一个富强的中国。”反差的存在表明中国还没有进入“收敛”的幸福。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出现的偏差,中国社会稳定的压力开始不断增加,这些压力大多是以公民的权利诉求为基本特征,如拆迂运动。在此过程中,或许有人认为,修成了高速公路,GDP增加了,拆两个村庄或者死了一两个人,算不了什么。高速公路建成或许让多数人感到幸福,然而,被强拆的一方一定无幸福感可言。多数人的幸福并不能替代少数人的幸福。对于被拆迁者,当其无家可归或无田可种时,修建的高速公路对他而言无幸福感可言。对于高速公路建设带给幸福感增强的多数人而言,这也不能成为侵犯少数人的理由。如果说多数人幸福可以替代少数人幸福的话,谁能保证你会成为少数者而遭侵犯呢?公平正义的幸福社会,人有选择的自由,人有尊严地活着。注重公民的个人权利,应该是幸福建设的理念和前提。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是这个道理。因此,幸福的建设就是让多数人学会去关怀少数人,哪怕这种关怀可能会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少数人的幸福是社会整体幸福的基础。如果高速公路的建设确实能带来社会的整体福利增加,那么对被拆迁的少数人,底线就是让利益受损的一方受到补偿。因此,拆迁的方式应该是谈判和交易,而不是推土机和强拆队。假如说高速公路将带来的功能效用为1000单位,被拆迁者因强拆导致效用为~200单位(财产损失100单位,精神损失为100单位),那么强拆迁后,整个社会净福利为800(1000—2OO)单位。如果公路方和被拆迁者通过谈判进行交易,公路方支付被拆迁方150单位补偿,对于被拆迁者,既弥补了100单位的原有财产,还有50单位的交易盈余,幸福感增加了。那么此时的社会净福利为900(1000-150+50)单位,可见,通过谈判和交易比通过强拆的社会福利多了100效用。因此,不管政府有多少文件规定,领导怎么说的,市场交易与补偿是最有效的建设幸福方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因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而灭失。{茶座爨翳l刁\,土四、幸福与社会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偏差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到位,从而导致政府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角色混淆,以至于政治与经济相交织,亦即通常说的官商结合或腐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结构不是呈现橄榄形,而是贫富两头特别巨大,而中间层严重受挤。更重要的是,由于政经交织,富人阶层成为“仇富”的对象,而社会底层的人们则心有不甘。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真正的稳定的基础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民心,在于中间阶层的崛起。中间阶层的特征主要有:一是他们通过合法的职业报酬并通过合法手段获得了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中等水平的收入或私人财产;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从事以脑力劳动或以专业技术为主的职业,具有较好的社会地位或具有较好的职业声望;三是因为具有较好的经济能力,并且因为受过良好教育而形成了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以及包括消费方式在内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四是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具备起码的关注和良知,对社会阶层具备起码的关爱和一定的责任意识,有较好的道德感。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橄榄形社会,即“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具有稳定、协调和引导等社会功能,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话来说,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后卫倾向。首先,在不同阶层或利益群体冲突中具有明显的缓冲功能。其次,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并且形成了健康超前的消费行为方式,他们对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对理性和超前的消费方式。第三,他们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能够对普通人起到示范作用,不仅因为他们成功获得的手段合理,不会引发人们的不平等感的“相对剥夺感”,而且还因为这种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最后,中产阶级有着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对其他群体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同样具有示范作用。中产阶级阶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中间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工作,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中产阶层被视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名望和家庭让他们对社会安宁有着超人的需求,他们天性厌恶一切可能的不安定因素,是现状的维护者和变革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消费社会的主力军,是当下政府拉动内需和刺激国内消费最应该动员的人群。倘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神马都是浮云”。(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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