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出现以会馆(财务论文http://www.shlunwen.org/yanjiusheng/后来亦有称
公所的)为形式的城市同乡组织之后,到清代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传统的城市同
乡组织几百年保持不变,直到清末民初,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移民数量的增加和
移民素质的改变,才开始发生变化。现代性的同乡会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了传统同乡会馆
和公所的组织性质向着现代组织的方向转化。特别是旅居上海的宁波同乡组织的这种转化,
在整个近代中国城市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居于领先和典型的地位,也反映
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 从会馆、公所到同乡会
关于宁波同乡组织的产生时间,迄今为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嘉庆二年(1797 年)创
立的“四明公所”为起始;第二种说法认为,上海宁波同乡会是从 1903 年(实际应是 1905
年)由钟观光、虞和钦、虞含章等开设“科学仪器馆”而组织起来的;第三种说法把“旅沪
宁波同乡会”的建立作为宁波同乡会的开始。
科学仪器馆可能做过一些联络同乡的事情,如创办《宁波白话报》,以期“开通宁波之民知,
联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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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之感情”,但是很难说是宁波同乡会的起始。一则,迄今为止尚未有史实证明该馆
有何同乡性的活动,有何组织制度。再则,据有关论者所言: 辛亥革命以后,(科学仪器馆)
主要负责人物如钟观光由蔡元培电邀至京,任教育部参事,虞含章回镇海故乡当县参议员,
其余也都星散,同乡会无形停顿。这时才有虞洽卿等出来改组,加“旅沪”二字,定名为 “旅
沪宁波同乡会”。[1]其实,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建立是在 1910 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筹建上,
都与辛亥革命后科学仪器馆因领导人的离开上海而解体毫无关系。
如果从组织内涵的同乡性质来说,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都可以说是上海的宁波同乡组
织。它们不仅由旅居上海的某些宁波绅商发起建立,而且有大量的宁波绅商加入其中,为全
体在沪宁波同乡服务,也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制度。因此,四明公所成立应该是宁波旅沪同乡
组织的起点。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以其新型的组织体制和功能作用,可以说是宁波旅沪同
乡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折点。
同乡组织是城市移民的地缘性组织,它的组织程度、组织体制和组织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于移民的数量、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同乡会馆、公所作为一种城市移民的传统地缘性
社会组织,它的组织体制和功能作用是与其移民数量较小,经济活动的领域相对狭窄和相对
分离,以及文化素质的传统性相一致的。到清末民初,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活动领域
的扩大和共同利益关系的密切化,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传统的会馆、公所组织模式逐渐
与移民的状况不相适。尤其是身处资本主义发展较早、较快的上海,而又是上海资本主义经
济活动主体队伍的宁波人,他们的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生活和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较
之其他各籍移民处于领先的状况。
从 20 世纪初开始宁波流向外地的人口迅速增加,1900 年时为 149622 人次,此后到 1905 年
间保持在 20 万人次上下,1906 年猛增至 405859 人次,1910 年再增至 799137 人次。[2]这
些外出的宁波人绝大多数流向上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到上海求业的,使旅居上海的宁波
人跃居各籍旅沪人口之首,清末民初时“沪上宁绍两府同乡约有三四十万人”[3]。
与此同时,旅居上海的宁波商人及其经济活动,不仅已成为上海经济界的主体,而且已达到
相当高的资本主义化的程度。上海外资企业的买办,在 20 世纪之前以广东人为多数,20 世
纪之后以宁波人为主体的浙江籍买办很快超过广东人而占首位,在 20 年代的上海 90 名著名
买办中,浙江籍买办有 43 人,约占 48%[4]。其中著名的如担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法商
东方航业公司华董、法商达兴银公司华总理的朱葆三;先后担任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
荷兰银行买办的虞洽卿;美兴银行和长利洋行的买办傅筱庵;德华银行的买办许春荣。
他们还开始创办和投资大型的新式企业。如朱葆三是华成、华兴、华安三大保险公司的总董;
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的协理;通商银行、中兴面粉厂、大有榨油厂的投资者和董事。
周金箴是上海华盛纺织新局的协理;通久源轧花厂、赣丰饼油公司、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
的大股东;华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经理;法商达兴银公司的华董。李云书投资创办的企业
有绢丝制造公司、大达轮步公司、天余东洋进出口货商店、天一垦务公司。如此等等,不胜
枚举。有些大型企业是他们共同合资创办的,如由朱葆三任总董的华兴火险公司中,傅筱庵
是经理、周金箴、严子均是董事;由朱葆三任协理的海丰、赣丰公司中,严子均、李云书、
樊时勋是董事。[5]1908 年,由虞洽卿、周金箴、朱葆三、袁濂卿、李咏棠、方樵苓、严子
均、叶又新、李云书、陈子琴等宁波著名商人共同发起,在宁波商人中集股 50 万两(额定资
本 150 万两)创办了四明银行。[6]同年,又由虞洽卿牵头向宁波商人和四明银行筹集资金
70 万元(额定资本 100 万元)创建了宁绍轮船公司,发起者同样是吴锦堂、陈子琴、严子均、
方樵苓、方积琳、陈征献、李厚仍、叶又新、董杏荪、李廉、楼丕诏、王植三、袁有道、严
廷桢等著名宁波商人。这两家大型企业向广大旅沪宁波商人招集资本,如入股宁绍轮船公司
的旅沪宁绍人达 5000 户[7],其主要投资者和经营管理人员集中了所有宁波商人的领袖人
物,与旅沪宁波商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可见旅沪宁波商人中已经产生了一批新型工商企业家,
并形成了整体利益关系。
宁波旅沪商人在清末上海工商界的新型社团中也处于领导者地位。在 1902 年成立的上海商
业会议公所和 1904 年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中,宁波旅沪商人的头面人物一直占据着会董中
的最多比例,且总是担任着总理或协理之职。如商业会议公所的 5 名总董中,有严信厚和朱
葆三,在 13 名议董中有朱葆三、袁咏笙、苏宝森、李云书、张让三 5人,均占 40%,会员
中有袁联清、虞洽卿、樊时勋、丁钦斋、陈子琴、陈瑞海、张乐君、干兰屏、李咏裳 9 人,
且由严信厚任总理,周金箴任副总理兼坐办。在 1904 年以后的历届商务总会领导阶层中,
宁波商人仍占优势,不仅原有的阵容基本保持着,而且还有新的宁波人增选上去。[8]此外,
旅沪宁波的一些著名商人还在 1907 年发起成立了浙江旅沪学会,上列的那些人物均是重要
成员。[9]
宁波旅沪人口的急剧增加,尤其是他们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和整体利益关系的形成,使原
先的四明公所组织方式愈益不能适应同乡事业发展的需要,从而去寻求新的更能维护同乡利
益的组织形式。他们组织和领导商会等上海新式工商社团的活动,不仅使他们有了组建新式
同乡组织的借鉴模式,而且具备了组建和领导新式同乡组织的知识和能力。于是,同乡会这
种新式同乡组织首先为宁波旅沪商人们所创造。
1909 年,有部分旅沪宁波人士感到,仅有四明公所尚不足以广泛团结宁波同乡,于是由慈
溪人洪宝斋发起,“集乡人数十人首创四明旅沪同乡会于汉口路”。不久,洪宝斋离沪,会
务中断。于是由施嵋青出面与钱达三、谢蘅牕、陈韵泉、陈蓉绾、朱葆三、孙梅堂等人商量,
决定继续筹组同乡会,于 1910 年 4 月 14日建立“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于福州路
22 号,推施嵋青为干事长,订定规则和会章,以“联络同乡”、“力谋公益”、“调查实
业”、“排解纠纷”为宗旨。[10]
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之后,同乡会这种城市同乡组织模式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就上海而言,
其他各籍的同乡组织也继宁波旅沪同乡会之后陆续组建同乡会。首先是与宁波人关系最为密
切的绍兴人起而仿效,在 1911 年成立“ 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11]。1915 年洞庭东山旅
沪同乡会成立。[12]此后,上海各籍同乡会相继成立。到 1919 年 3 月,虞洽卿领头发起组
织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时,加入其中的各籍同乡会,除宁波和绍兴同乡会之外,还有: 旅
沪大埔同乡会、平湖旅沪同乡会、湖北旅沪同乡会、江淮旅沪同乡会、旅沪肇庆同乡会、丹
阳旅沪同乡会、温州旅沪同乡会、嘉应五属旅沪同乡会、四川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同乡会、
江宁六县旅沪同乡会等 11 个。[13]在五四运动中露面的同乡会还有: 旅沪山东同乡会、
旅沪处州同乡会、全浙旅沪同乡会、江北旅沪同乡维持会、江阴旅沪同乡会、青浦旅沪同乡
会、吴江旅沪同乡会、河南旅沪同乡会、旅沪台州同乡会等 9 个同乡会。[14]同年,又有徐
州旅沪同乡会、海盐旅沪同乡会、通海旅沪同乡会先后成立。[15]由此可知,1919年上海
至少已有 26 个同乡会。到 1934 年 10 月,上海的各籍同乡会已发展到 65 个。[16]几乎所
有旅居上海的各籍同乡都组织了同乡会。
就其他地区而言,宁波旅沪同乡会一成立,就试图将同乡会这种新的组织模式推向旅居全国
各地的宁波同乡之中。在成立大会上,第一任会长沈仲礼的演说词指出:“我宁波人足迹遍
环球,将来可于各处设立分会,以上海为总会,凡有贫苦流落他乡者皆宜设法救济”。[17]
后来,旅沪宁波同乡会虽未曾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但其组织模式却逐渐被其他各地的宁波
同乡组织所仿效。旅居杭州的宁波人,在 1912 年组建了“宁波旅杭同乡会”,以原设的四
明怡养庐为事务所。[18]1921年,重庆的宁波同乡组织由“四明公所”改组为“宁波旅渝
同乡会”。[19]1928 年,旅居南京的宁波人,为“谋同乡感情之联络,与期甬侨福利之促
进”,成立了“宁波旅京同乡会”,并新建会所于中山路湖北路口。[20]同时,于 1897年
成立的南京四明公所,也在 1928 年采用同乡会的组织模式,由传统的柱首管理制改变为董
事会制,所有董事由民主选举产生,公所事务由董事会“共同主持”。[21]
除了由宁波旅沪同乡会直接向外地的同乡推广同乡会组织之外,各地各籍的旅居者也陆续组
建同乡会。北京是继上海之后较早出现同乡会的城市之一,1913 年旅居北京的天津人组建
了旅京天津同乡会,其宗旨是“联络乡谊,结合团体,共谋公益”,其会务是: “关于本会
公益事项;关于本籍公益事项;关于各属地方团体联络事项”。[22]旅居北京的湖北人士,
在 1925 年之前成立了湖北旅京同乡会。[23]重庆之有同乡会也始于民国初年,最先成立的
是“湖北旅渝同乡会”和“湖南旅渝同乡会”。1920 年又有“广东旅渝同乡会”之成立。
抗战以后,随着各地迁入人口的增加,同乡会组织更是相继出现,为数达十余个。[24]在南
京,1916年时有旅宁奉直同乡会之设。湖北旅宁同乡会也于 1919 年之前成立。[25]在汉口,
1919年之前有汉口江苏同乡会。在天津,1921 年之前由旅居天津的南京人士组建了宁津同
乡会。[26]据中央民运指导委员会统计,1934 年时,南京有 54 个同乡会、汉口有 23 个、
江苏全省各县有 73 个、湖北有 38 个、云南有 24 个、广西有 20 个、安徽有 16 个。[27]在
香港地区,民国初年时同乡会开始出现,在整个民国时期约成立了近 30 个同乡会。[28]可
见同乡会的组织形式已在全国普及。
[1] 庄禹梅:《关于宁波旅沪同乡会》,《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第 263 页。
[2] 中国海关编:《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宁波,各相关年份。
[3] 《虞洽卿通告宁绍公司股东》,《时报》1917 年 5 月 14 日。
[4]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之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
版中译本,第 64 页。
[5] 参见拙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1-183 页;
上海商务总会编:《上海华商行名簿册》有关记载,上海申报馆 1908 年版。
[6] 参见洪葭管:《从借贷资本的兴起看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完整形态》,《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
[7] 《虞洽卿通告宁绍公司股东》,《时报》1917 年 5 月 14 日;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
篡委员会编印:《交通史航政编》第 1 册,1931 年版,第 376-377 页。
[8] 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3-47 页及他相关
部分。
[9] 《浙江旅沪学会周年大会纪》,《时报》1910 年 10 月 3 日。
[10]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简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0 日版;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81 页。
[11] 《绍兴同乡会复选揭晓》,《民国日报》1922 年 10 月 31 日。
[12]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892 页。
[13]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函致南北和议代表呼吁力除障碍继续开议》,《民国日报》1919
年 3 月 6 日。
[1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
版社 1959 年版, 第 162、163、561、572、596、642、694 页。
[15] 《民国日报》1919 年 7 月 1 日;7 月 9 日;10 月 12 日。
[16] 高洪兴:《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上海研究论丛》第 5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1990 年版。
[17] 《旅沪宁波同乡大会纪事》,《时报》1911 年 3 月 20 日)。
[18] 《宁波旅沪同乡会月报》第 73 期,“各埠同乡消息”第 1 页。
[19]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 1943 年版,第 39 页。
[20] 《何端芝编著旅京同乡会史》,《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第 139 期。
[21] 庄祥麟:《南京四明公所史略》,《宁波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