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儒家经典中包含着古代天文知识

据司马迁的《english essay： http://www.51lunwen.org/customEssay/2012/0611/1701135688.html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整理过的典籍，主要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并称“六经”。除《乐经》亡失外，现存的“五经”是否就是经孔子整理编定后所留下来的，这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汉代被立为儒家经典的典籍中有不少篇章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天文知识。 《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 ]关于《夏小正》的来历，据《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这就是《夏小正》。另外，《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一般认为，现存的《夏小正》有经、传之分，其中的经是孔子编订过的。《夏小正》该书按照一年中月份的顺序，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活动分别作了记载，涉及天文、气象、动植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天文方面，《夏小正》记载：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县在下则旦”；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九月，“内火”，“辰系于日”；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等等。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一般认为，现存的《诗经》基本上是经孔子删汰选编而成的。重要的是，《诗经》有不少诗篇包含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涉及物候知识、动植物知识、地学知识、天文知识等。在天文方面，《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已经提到作为古代天球坐标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火（心）、箕、斗、定（室、壁）、昂、毕、参、牛、女等，还有天汉（银河）的记载。[ ]尤为重要的是，《诗经》中还记述有日食现象，《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这是古代文献所记述的最早的一次日食。当然，《诗经》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科技著作，至多只是涉及科技知识；而且，孔子整理《诗经》肯定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科技知识。但是，要很好的整理编定这样一部包含丰富古代科技知识的作品，孔子本人不可能不具备一定的（在当时属相当高水平的）科技知识，而且，在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整理时，势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天圆》记述了孔子的弟子曾子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枣庄附近）人。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学生。他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是“忠恕”[ ]；他还提出“吾日三省吾身”[ ]的修养论；尤其是，他以“孝”而著称，相传得孔子的孝道之正传，作《孝经》，与《论语》及“五经”并称“七经”，在儒家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同时，曾子又是孔子之后对科技最感兴趣的孔门弟子。科技史家李约瑟就曾经说过，孔子的门徒曾子及其弟子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端的兴趣，比儒家任何其他派别都大”[ ]。这个评价应当是有根据的。曾子在宇宙论上提出过许多见解，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记述，曾子的学生问：“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回答说：“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不揜也。”在这里，曾子对以往的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结构提出了责难和怀疑。中国古人的天圆地方的概念很早就已出现；相传是伏牺氏提出来的，并经殷商传至周公；其主要观点是，“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天圆地方的概念受到了怀疑，这应当是科学的一大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以往的盖天说得到了修正，而且还产生出早期的浑天说和宣夜说，并且都在汉代形成为较成熟的宇宙结构理论。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曾子还说：“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载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曾子认为，圣人应当依照日月运行规律，观测星辰的运行，推演四季天象的变化，制定历法，同时要制定音律，并且通过历法和音律的阴阳相互协调，以治理天下。 《尚书》是否经孔子编定，至今仍有争议。在汉代，有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八篇）；另相传有古文《尚书》，但在汉代之后，古文《尚书》失传。东晋时，又出现伪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今文《尚书》中，《尧典》为独立一篇；伪古文《尚书》则把《尧典》的下半篇分出，并加28字，为《舜典》。关于《尧典》的成书年代，至今尚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尧典》为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纪录，并经后人，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儒家补订而成。《尧典》中有一段记载，叙述了帝尧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其中说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段叙述的意思是，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告知百姓。具体的做法就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说，昼夜等长的时候，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即为仲春或春分；白昼最长的时候，见到大火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夏或夏至；昼夜又等长到时候，见到虚星升到中天，即为仲秋或秋分；白昼最短的时候，见到昴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冬或冬至。对于《尧典》的这一段叙述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意义，李约瑟曾给与高度的评价，称它是“中国官方天文学的基本宪章”[ ]。《尧典》还说，舜继位后，“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这里的“七政”指日月五星；“璿玑玉衡”则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谓北斗七星，一谓天文观测仪器。但无论如何，这两种解释都说明“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包含着天文学的内容。从《尧典》所叙述的内容看，其所涉及的天文知识似乎只是属于尧舜时期；但事实上，这些天文知识也是战国时期甚至直至后来的汉代依然还在运用的科学知识，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科学水平。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儒家编撰的《尧典》所涉及的天文知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关于《礼记》中的《月令》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与《吕氏春秋》的关系。由于《月令》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相似，所以，一则认为，《月令》据《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增删而成，所以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一则认为，《吕氏春秋》袭用《月令》而成“十二纪”，所以《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李约瑟也认为《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 ]从科技的角度看，《月令》包含丰富的天文知识、物候知识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与《夏小正》相类似，《月令》也是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的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等分别作了记述。就天文方面而言，《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正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三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四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五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六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七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仲秋之月（八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嘴觿中”；季秋之月（九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十一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十二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