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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程永生 描写交际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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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程永生 描写交际翻译学参考资料 1 《描写交际翻译学》 描写交际翻译学 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TION——A DESCRIP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程永生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全书共14章,分上下两篇,35万字左右,上篇主要研究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篇提出了一些纵深的研究课题。描写交际翻译学是笔者自己在总结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参照其他翻译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的一种新理论。笔者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

2001 程永生 描写交际翻译学
参考资料 1 《描写交际翻译学》 描写交际翻译学 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TION——A DESCRIP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程永生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简介 全书共14章,分上下两篇,35万字左右,上篇主要研究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篇提出了一些纵深的研究课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描写交际翻译学是笔者自己在总结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参照其他翻译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理论提出的一种新理论。笔者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一方面词语选择受语境制约;另一方面,语篇具有构境功能。翻译交际的交际语境既是多层次的,也是动态的。翻译交际的语境可分为译者翻译时的翻译中的语境、作者创作时的创作语境、作品中人物交际的人物语境与戏中戏情节中的人物交际的戏中戏语境,这些语境还可细分,每层语境又可分为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与上下文语境。翻译语境可分为表层与底层。参与表层交际的是译文文本的作者和读者,底层交际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文文本的作者与作为读者的译者的交际,第二阶段是作为二次创作的译者与译者心目中的读者的交际。底层交际的语境及其从属语境随着事件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更和/或人物的更迭变化无穷,是动态的。笔者讨论了翻译交际的主要参与者作者、译者和读者与翻译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文本原文文本、译文文本和翻译中的译文文本,讨论了翻译的译型及译型配置、翻译与共有知识、共有文化和共有经验,是为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为上篇。继后,讨论了翻译与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文体和体裁、翻译与语体和风格、翻译与时空以及翻译的制约因素与译者的平衡手段等,是上篇的继续与深入,是为下篇。本书有许多创新:1)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具有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的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2)在重视对语言、语篇、文本、文化、文体、风格等传统项目研究的同时,将研究翻译交际的主体作者、译者和读者提到了应有的高度,突破了翻译标准理论、对等理论等理论的藩篱;3)将语境理论引入了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丰富了语境理论本身;4)将翻译的跨时空研究列为翻译的研究课题,进行了初步探讨;5)区分了译作的实际读者和译者的心目中的读者,使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6)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 马祖毅教授序 程永生教授来访,遗我以手稿,抽暇细读,获益良多。程君曾以此稿内容,为本校外语学院研究生班开讲,反应极佳。余早有耳闻,今乃窥全豹,何幸如之。 程君曾游学新西兰,专攻现代语言学,学养深厚。归国后,于淮南工业学院既授此学,亦教翻译实践,且参加该院之外事活动,实际经验丰富,得以完善其理论构想。鉴于国内译学方兴,议论纷繁,乃思别树一帜,参加争鸣,其思可钦。 程君突出翻译之交际作用,结合现代语言学之相关理论,构筑有体系之翻译学框架,撰成《描写交际翻译学》一书,洋洋三十余万字,有理有据,立论新颖,一改传统翻译理论之旧观,其启迪之功,不可泯殁。 某虽不才,素以为学者治学当独辟蹊径,务去陈言,敢于创新。读程教授手稿,实获我心,顿生敬意,乃赋五言四句以赞之: 译苑驰驱久, 心雄敌万夫。 耻为鹦鹉舌, 入海探骊珠。 马祖毅于安徽大学求得一斋 二000年十二月十日 前言 翻译往往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工作,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往往相互矛盾,Cicero早就说过,如果字对字地翻译,结果会很不理想;如果不得已而改变词序和用词,又觉得偏离了译者的作用(Nord,1997:4)。Nida(1993)开篇用了整整一章阐述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种种矛盾。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如音译和义译、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似、化境、信达雅及各种翻版等也都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矛盾的见证。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大多是因为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头脑里有个框框,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译作的好坏必须对照原作来衡量。这种观点,乍一看无可厚非,实行起来弊多利少,修修补补、重新诠释也无济于事。例如,本书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一句简单的原文,八位译者译出了八种译文;严复翻译《天演论》案语超过译文的一半;将汉语姓名用汉语拼音翻译成外语,许多信息附加都会丧失,对此,译者常常无可奈何。另外,用非通用语种或小语种写成的作品,翻译成通用语种或大语种,就可能流传开来,而不是相反;翻译往往是从处于优势的语种如早期的希腊、拉丁译向处于劣势的语种如早期的英语,而不是相反;一个二三流的作家,翻译到国外去,反而成了一流作家;道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国教,可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却强龙压倒了地头蛇。上述翻译事实使我们看到,翻译是一项极复杂的工作。不仅仅是语际转换,不仅仅是信息转换,而是不但涉及原文文本和作者,而且涉及译者和读者;不但涉及语言而且涉及文化;不但涉及同一个时代的语言与文化,而且涉及不同时代的语言与文化;不但涉及同一个地区的语言与文化,而且涉及不同地区的语言与文化。翻译的过程不是在译者翻译完成、交给出版社或类似人员或机构就可以宣告结束,而是要延伸到读者那里。翻译理论不但要将所有这些因素包揽无余,而且要将这些因素揉合起来,容纳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这就要求我们采用合适的译理论框架对之进行描写和解释,而且这个理论框架只能是描写性的,不能是规定性的;这个理论框架要能用于描写和解释翻译的本质和过程以及译者在特定的翻译中所采用的特定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因此,我决定抛弃过去那种只看到文本看不到物人的研究路线,通过描写参与翻译交际的人,通过描写作者、译者和读者,将翻译涉及的所有因素揉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具体地说就是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建构合适的翻译交际框架来对上述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 将翻译看成交际,就顺理成章地将语境理论引入了翻译理论研究。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有可能突破文本和语言的局限,将文本和语言熔于一炉,置于统一的交际框架中;才能将语言和文化熔于一炉,置于统一的交际框架中;才能将从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角度、从文本的语域和体裁的角度、从交际的媒体和渠道的角度以及从其他角度划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翻译形式溶于一炉,置于统一的交际框架中;才能将翻译交际所涉及的其他因素一炉,置于统一的翻译交际框架中。研究时,我们发现,翻译语境具有极其复杂的层次性。Firth (1935:33, in Lyons, 1977:573)说,语境之中有语境,小语境包含在大语境之中,是大语境的一个功能,所有的语境都包含在文化语境之中。他讨论的是普通语境。翻译语境是特殊语境,既受普通语境规律的支配,又有自身的规律性。用这个观点认识翻译语境,我们看到,翻译语境的层次性是其自身的语境层次性和普通语境的层次性的交叉与综合。我们还发现,语境具有动态性,随着事件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更、人物的更迭而发展变化。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看,语境是由三个大变量语旨(tenor)、语场(field)和语式(mode) 构成的。它们之所以称为变量,是因为在交际过程中,它们始终在发展变化。翻译交际中,作者、译者和读者是交际的主要参与者,参与翻译交际的文本是原文文本、翻译好了的译文文本和正在翻译的译文文本。在此基础上,我们援引语境构型(contextual configuration)理论探讨了翻译译型和译型配置。以上为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为使框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我们引入了共有知识、共有经验和共有文化三个概念,使某些特定的翻译策略、技巧和手段能得到合理的描写和解释。 以上述翻译交际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我们还对翻译与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文体和体裁、翻译与语体和风格、翻译与时空、翻译的制约因素与译者的平衡手段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笔者希望,今后自己能有充裕的时间与充沛的精力,对这些课题逐一进行深入探讨。 全书共14章,分上下两篇。第一到第八章为上篇,第九到第十四章为下篇。第一章简略地述评了目前国内外倍受青睐的几种主要翻译理论,述评是批评性的。目的不在于指摘前贤,而在于为转换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进行铺垫。第二至第八章分别研究了翻译的交际性质与过程、翻译语境的层次性、翻译语境的动态性、作者、译者与读者、翻译与文本、语境构型与译型配置、翻译与共有知识、共有经验、共有文化等问题,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是为上篇。第九至第十四章分别讨论了翻译与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文体和体裁、翻译与语体和风格、翻译与时空、翻译交际的制约因素与译者的平衡手段等问题,是为下篇。下篇在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对上述具体问题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例如,在讨论翻译与语言时,分别讨论了翻译与语音、翻译与词素、翻译与词汇、翻译与句子、翻译与语篇、翻译与语义、翻译与语用等方面的新问题,在讨论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文体、体裁、语体、风格等问题时,对文体、体裁、语体、风格等传统概念,借鉴目前的新成果加上笔者自己的体会,重新进行了定义,至于翻译与时空、翻译的制约因素与译者的平衡手段等更是笔者自己的见解。研究中,我力求使翻译中的新老问题富有新意。总之,本书初步探讨了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提出了有待进一步探索的一些研究课题。这些问题与课题都发端于笔者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之中,对它们提出的一些看法,也是笔者自己的一孔之见或一偶之得,偏颇之见、错误之处恐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尤其希望译界同仁批评指正。至于将自己的浅见称为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如果有些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索,笔者诚恳地希望它会在译界同仁的认可、关心、培育与批评中发展,在摸索中前进,在不断地否定自我中完善自我,推陈出新。 基本脱稿之后,我将书稿面呈我的老师著名翻译家与翻史论家马祖毅教授,请他作序,他欣然命笔,使拙作倍增光彩,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马教授德高望重,虽年事已高,但笔耕不辍,能为我拨冗作序,实乃我之荣幸。马教授还邀请我参加他主编的《中国翻译史(下册)》的部分编撰工作,使我备受鼓舞。拙作送到 出版社后,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重视,特别是 编辑,为拙作的付梓刊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笔者的研究得到了原煤炭工业部与安徽省教育厅的经费支持,得到了淮南工业学院领导与同志们的支持,得到了外语系同事们的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作者 2001年3月22日 于 淮南 目录 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序 翻译史学家安徽大学马祖毅教授序 前言 上篇 1 国内外翻译理论述略 1.1 关于“信达雅” 1.2 关于形式对等 1.3 关于动态或功能对等 1.4 关于反应对等与对等效果 1.5 关于语用对等 1.6 小结 2 翻译与交际 2.1 翻译理论研究的问题与任务 2.2 翻译交际的主体框架 2.3 笔译交际的其他问题 2.4 翻译交际框架的解释力 2.5 小结 3 翻译语境的层次性 3.1 翻译与语境 3.2语境的层次性 3.3 翻译语境 3.4 翻译中的语境 3.5 创作语境 3.6 译作语境 3.7人物语境 3.8 戏中戏语境 3.9 普通语境与翻译语境 3.10研究翻译语境层次性的意义 3.11 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翻译语境的层次性 3.12 小结 4 翻译语境的动态性 4.1 事件的发展 4.2 时间的推移 4.3 地点的变更 4.4 人物的更迭 4.5 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翻译语境的动态性 4.6 研究翻译语境动态性的意义 4.7 小结 5 作者、译者与读者 5.1 关与作者 5.2 关于译者 5.3 关于读者 5.4 小结 6 翻译与文本 6.1 概述 6.2 原文文本 6.3 译文文本 6.4 正在翻译的译文文本 6.5 各种文本在翻译中的作用 6.6 小结 7 语境构型与译型配置 7.1 概述 7.2关于语境构型 7.3 译型初探 7.4 译型配置探讨 7.5 小结 8 翻译与共有知识、共有文化和共有经验 8.1 概述 8.2 关于共有知识 8.3 关于共有文化 8.4 关于共有经验 8.5 共有知识与翻译 8.6 共有文化与翻译 8.7 共有经验与翻译 8.8 小结 下篇 9 翻译与语言 9.1 概述 9.2 翻译与语音 9.3 翻译与文字 9.4 翻译与词素 9.5 翻译与词汇 9.6 翻译与句子 9.7 翻译与段落和篇章 9.8 翻译与语用 9.8.1 指示 9.8.2 预设与蕴涵 9.8.3 言语行为 9.8.4 会话隐含、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 9.9 小结 10 翻译与文化 10.1 概述 10.2 汉语言文化中职官体系的翻译 10.3 汉语言文化中姓名与其他称谓体系的翻译 10.4 汉语方言及其翻译 10.5 美国英语、英国英语、黑人英语的翻译 10.6 英汉文化与翻译的其他问题 10.7 小结 11 翻译与文体和体裁 11.1 概述 11.2文体与体裁的分类及其特点述略 11.3 文体与体裁对翻译的影响 11.4 小结 12 翻译与语体和风格 12.1 翻译与语体 12.2 翻译与风格 12.3 小结 13 翻译与时空 13.1 概述 13.2 翻译的历时研究与历时翻译 13.3 跨空间的翻译与翻译研究 13.4 翻译的跨时空研究的重大意义 13.5 小结 14 翻译交际中的制约因素与译者的平衡手段 14.1 概述 14.2 异化 14.3 归化 14.4 综合异化与归化 14.5 其他手段 14.6 小结 参考文献 上篇 第1章 国内外翻译理论述略 本章旨在对国内外流行的部分翻译理论作一个简略的批评性的综述,主要述评国内以“信达雅”为核心的翻译标准理论,国外的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对等效果与语用对等等理论。这些理论影响都很大,在一个时期内都曾独领风骚而且至今仍是译界的热门话题,在翻译理论发展史上都有过巨大的贡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的贡献与地位既是创建者们努力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抹煞的。但这些理论也都受到了历史的局限,似乎都没有完整的理论框架,都缺乏系统性,都难以充分描写、充分解释翻译现象。我们的责任,或者说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批判地继承这些理论,批判其不完善的地方,继承其合理的部分,特别是继承理论创建者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先贤们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处的时空条件,借鉴其他学科已经取得的成就,摸索出一条新路,从而将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教学研究推向前进。笔者下面的述评是本着这一原则进行的,而不是指摘前贤或当代的翻译或翻译理论大家。 1. 1关于“信达雅” 提到翻译理论,就离不开我国的传统研究和国外的新鲜理论;提到我国的传统研究,就离不开“信达雅”与其他翻译标准。应该看到,严复的“信达雅”有其丰富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译的本质与过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三者之间有较强的辩证关系。再者,“信达雅”言简意赅,道出了译者苦衷,容易引起共鸣。在此之前,没有人有过如此中肯之言。严复的翻译具有开创性,他的翻译别具一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信达雅”的流传。我个人认为,由于当时还没有系统的翻译理论,严复的经验之谈、诉苦之词“信达雅”就填补了空白。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既有偶然性,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也限制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翻译理论的发展。应看到,一百年前,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时,并没有将它视为翻译标准,只是感叹而已,只是谈谈一个翻译工作者、一个开创性的翻译工作者的内心感受,如此而已。严复的“信达雅”主要是针对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或者说具有很强的局限性,难以推而广之。“信达雅”虽是一个辩证的整体,但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不具备普遍的描写力,更不具备解释力。还应该看到,将“信达雅”提升为翻译标准之后,就赋予了很强的规定性,而五花八门的翻译实践是难以用这个或那个标准来规定的。“信达雅”被奉为翻译标准之后,人们倾向于将“信”狭义地理解为文本层面上或语言层面上或信息层面上的忠实转换,将“雅”理解为文体或忠实于原文的文体,这都可能违背了严复的初衷。翻译实践,包括严复自己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标准理论常常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信达雅”看成翻译标准,就会与其他翻译标准一样,显得过于理想,没有太多的指导翻译实践、描写与解释翻译现象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信达雅”被奉为翻译标准之后,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也不乏其人。有些人将它奉为圭臬,有些人持批评态度,对“雅”的批评尤为猛烈。有些人本打算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以便推陈出新,但考虑到,这样做,译界与翻译理论界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因而耽搁下来。 就在“信达雅”被奉为翻译标准的同时,人们就对“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这些质疑,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纯粹的质疑,一是加以修正,一是重新诠释。著名教授王佐良将“雅”理解为风格,认为,译文雅与不雅要看原文,指出,原文不雅,译文又有何雅之可言?(王佐良,1997:462)王教授可算作纯粹质疑派的代表。这一派的特点是将“雅”理解为文本之间的文体比照。提出修正案的有刘重德与张培基教授。刘重德教授也将“雅”视为风格,认为译文要切合原文的风格,并提议将“信达雅”改为“信达切”(刘重德,1983)。张培基教授提出应将“信达雅”改为“忠实、通顺”(张培基等,1980)。有些走得更远的人甚至主张译文要全面忠实于原文,提出将“信达雅”简化为一个“信”字,即既忠实于形式又忠实于内容与文体风格。 对“雅”字进行重新诠释的也很多。马祖毅(1981)与劳陇(1983)从语源的角度切入,引经据典对“雅”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认为“雅”义为“正”,“雅言”就是夏语,即当时的官话,因而将“雅”释为读者的通用语言。王东风(1992)从美学的角度释“雅”,认为“雅”既可指美的风格也可指丑的风格,试图开脱王佐良教授对“雅”的批评与责难,使“雅”获得通用性。程永生(1995b)从交际的角度来释“雅”,将语言置于翻译交际的框架中,认为“雅”指适合于读者的语言。这些修正与解释虽说都不无道理,然而都没有起到完善一个有缺陷的翻译理论、帮助建构一个框架的作用。换言之,“雅”在当时的时空范围内,是智者的智慧之言,是灵感的精炼的表达,是创造性的提法,但时到今日,其固有缺陷已充分暴露出来,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 其实,不但“雅”字标准问题很多,就是“信”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信达雅”被奉为翻译标准之后,人们在批评“雅”的同时对“信”却情有独钟。其实,只要面对翻译实践,对“信”也可以提出许多质疑,甚至可以质疑到无言以对的地步。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稍加展开予以阐述。首先援引王宗炎教授的一个小试验。王教授认为,翻译的结果因人而异,同一种原文,在一百个译者手里,可能会产生一百种译文。为证实此言不谬,他做了个试验,将一个不太复杂的英语句子交给8位朋友去翻译,结果不出所料,得到了8种译文。援引如下: 例1-1 又如1991,1992年美国经济明明衰退了,可是布什多次坚决否认,并不马上想办法 补救。关于这,美国《新闻周刊》登载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 The caus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s defeat in the election is perhaps best summed up by Scottish writer John Arbuthnot, who said, “All political parties die at last of swallowing their own lies.” Arbuthnot这句话该怎么翻译呢?我没有把握,只好请八位朋友试试。他们的译文是: 1. 一切政党最后都因吞下了自己的谎言而死。 2. 所有政党最后不免死亡,都是由于谎话梗塞了喉咙。 3. 一切政党最后混不下去,原因不外乎食言太多。 4. 虚言假语堵住了嗓子,这是所有政党最后失败的根由。 5. 一切政党都因为说话不算数,终于垮台。 6. 所有政党全是这样:大话说尽之日,即生命告终之时。 7. 一切政党的结局都是,骗局拆穿,政权丧失。 8. 一切政党到头来都是,空头支票吃不开呜呼哀哉。 (王宗炎:《翻译新论》序, 见杨自俭、刘学云,1994:3) 这八种译文哪一种最忠实于原文或作者的原意呢?我看是都信都不信。道理很简单,翻译是译者的事,是译者一方面与作者另一方面与读者的交际。任何客观的东西经过主观因素的加工与过滤,就不再是纯客观的东西了。同一种原文,经过不同译者的主观因素的加工与过滤,其产出自然是不同的。以上为对“信”的批评之一。 别人译得不信,可能是对信理解不透所致。“信达雅”是严复自己提出的,按理说,他本人的翻译应该是信的楷模了。但如果研究严复的翻译实践恐怕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注意:我不是在批评严复的翻译质量或翻译风格,而是在讨论“信达雅”中的“信”)。严复的翻译别具一格,在《天演论》一书中他将自己的翻译称为达旨。可见他承认自己的翻译信度不高。不高到了什么地步呢?不将严复的翻译与原文进行对照阅读恐怕是难以置信的。高惠群、乌传衮(1992)的研究指出,严复在翻译Evolution and Ethics(《天演论》)与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原富》)时,采用了一些特殊的做法,这些做法在我们看来都是与信背道而驰的。严复翻译的不信之处很多,但下述三点足以说明问题。一、增加了大量的案语,二、对原文有所删削,三、改变了叙事人称。关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增加的案语,高、乌二人将译文文本的本文与案语进行了对比统计(1992:83),颇能说服人,兹援引如后: 表1 -1 严复《天演论》各节本文与案语数量小计 篇 目 字 数 篇 目 字 数 本 文 案 语 本 文 案 语 导言一 察变 1160 676 论一 能实 1015 260 导言二 广义 812 1040 论二 忧患 1247 导言三 趋异 754 1118 论三 救源 1218 986 导言四 人为 870 702 论四 严意 1247 导言五 互争 580 494 论五 天刑 1044 130 导言六 人择 841 286 论六 佛释 899 导言七 善败 580 312 论七 种业 957 312 导言八 乌托邦 1044 520 论八 冥往 870 导言九 汰蕃 899 104 论九 真幻 1044 1430 导言十 择难 754 论十 佛法 957 1222 导言十一 蜂群 841 论十一 学派 1305 1846 导言十二 人群 754 286 论十二 天难 1131 156 导言十三 制私 841 338 论十三 论性 870 234 导言十四 恕败 638 260 论十四 矫性 870 390 导言十五 最旨 812 1690 论十五 演恶 986 728 导言十六 进微 1189 598 论十六 群治 986 468 导演十七 善群 1044 390 论十七 进化 1740 导言十八 新反 1015 728 合计 33814 17704 从字数看,案语占译文本文的一半以上,有的章节案语字数超过了译文的字数,少数章节案语的字数是译文字数的一倍以上。 关于严复删削原文的情况,高、乌(1992:85)二人指出,严复在翻译《原富》时除摘译之外,还删削了两段原文与一个表格,对此,高、乌二人引用了严复自己的一段说明,兹转引如后。“……独于首部篇十一《释租》之后,原书旁论四百年以来银市腾跌,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专言荷京版克,以与今制不同,而所言多当时琐节,则删置之。又部甲后有斯密及罗哲斯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伦敦麦价表,亦从删削。” 严复或择要翻译或删削原文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却与信的原则想抵牾。 高、乌二人还指出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改变了叙事的人称。原文用第一人称,译文则变为第三人称。 例1-2 原文: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 译文: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转引自高惠群、乌传衮1992:93-94) 严复改变原作的人称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什么想法,他本人没说。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国的文学具有浓厚的说唱文学的渊源,而说唱文学多采用第三人称。这种做法,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读者的习惯。为照顾读者习惯,严复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但却损伤了信。 严复的翻译实践充分说明,严复本人的翻译信度是不高的,不是严格的或亦步亦趋地忠实于原文的。由此可以推知,严复并没有将“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看待,否则,上述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实例是无法解释的。以上批评以严复翻译实践之矛攻其“信”之盾,为批评之二。 再看批评之三,同样可以说明信是难以企及的。《红楼梦》是我国四大文学名著之一,书中的人名除了指称意义之外大多另有意义,而那些指称外的意义往往又构成了这样或那样的意义系统。这些意义系统相互交错,以汉语言文化为大语境,不但隐含着人物身份、人物性格、人物的悲剧命运、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的意图与苦衷,深化了该书的主题,而且是映照当时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如“贾雨村”与“甄士隐”除了用于指称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外,又通过谐音与“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联系起来,说明小说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品,告诫人们不要将《红楼梦》当作描写作者生活的人物传记来阅读。再者,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可能是有其苦衷的。这种苦衷,可以联系清朝的文字狱来理解,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揣摩。又如,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个名字不但具有指称小说中的三个主人翁的指称意义,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略知《红楼梦》故事情节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名字还蕴涵着许多其他意义。宝玉与宝钗共一个“宝”字,又与黛玉同一个“玉”字,汉语言文化中的名中共字往往暗示平辈关系。他们名虽共字,姓却不同,很可能是姑表或姨表关系。“钗”是妇女的一种头饰,汉语可用“钗”指称女性;“黛”是妇女用的一种化妆品,汉语可用“黛”指称妇女;“宝玉”通常是一个男子的名字。由此看来,作者用这种不同姓而又能引起平辈联想的三个名字旨在暗示他们之间的一男二女的三角爱恋关系。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如他们的姓名所示,宝玉与宝钗是姨表姐弟,与黛玉是姑表兄妹,他们之间的确是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关系。这种三角恋爱关系又与三个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贾府中的力量对比相互交错,预示着三人的悲剧结局。这种从中可推导出性别、辈分、人物关系甚至预示人物的悲剧结局的姓名在《红楼梦》中比比皆是。贾雨村、甄士隐也好,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也好,这种姓名中暗含的除指称之外的意义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是无法忠实地译成外文的。可见“信”也好,“忠实”也好,都是难以企及的标准,都是理想标准,都是超越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 另外,黄忠廉(2000)认为,翻译可分为全译与变译,并一一讨论了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与参译等十一种变译。这十一种变译没有哪一种是符合信的翻译。 以上从三个方面对信作为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还应该看到,信作为翻译标准是没有解释力的,连严复自己的翻译实践都解释不了。后面,我们将看到,在翻译交际的框架下,不但严复的翻译实践,就连人们对严复的种种抱怨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其实,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信达雅”,一眼就能看出,它不是系统的科学的翻译理论。任何科学的理论对其名词术语都有严格的定义。我们看到,在“信达雅”中,何为“信”、何为“达”、何为“雅”都没有严格的定义。系统的科学都有一套完整的名词术语或术语体系,“信达雅”就三个字,远不是一套完整的名词术语。可见将“信达雅”奉为翻译标准,当作翻译理论,是在系统的翻译理论或翻译学还没有问世之前译界的权宜之计,虽是历史的必然,也终将被历史淘汰。 1.2 关于形式对等 国外的翻译理论很多,Nida(1993)第二章用了整整一章择要介绍了国外翻译理论的语文学、语言学与社会符号学流派。如果我国的翻译标准理论的形成得益于语文学、得益于我国传统哲学中的“省”与“悟”的话,国外的翻译理论则得益于各个时期的其他科学。换言之,翻译理论作为一门科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同步发展的。这是国外翻译学的一大特色,是国外翻译学区别于国内翻译学的最根本的特征。但也正如Nida说的,翻译涉及的变量太多,形形色色的翻译理论虽各有所长,然都未必尽如人意。Nida本人既是伟大的翻译实践家也是伟大的翻译理论家。他首创对等说,他的动态对等不但在国外而且在我国也深入人心。他已步入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于译林,实乃译界楷模。近年,他又将动态对等修改为功能对等。然而,他的对等理论、别人的一些翻新了的对等理论,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下面,我将结合英汉互译的实例从形式对等、动态或功能对等、对等效果或反应对等、语用对等等几个方面谈一点自己肤浅的看法。 先看形式对等。对等理论不但对门外汉而且对译界都颇富魅力。因为,在词语层面上,英汉两种语言间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等同项。 例1-3 comrade 同志 desk 课桌 dictionary 词典 admiration 爱慕 … first lady 第一夫人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一国两制 paper tiger 纸老虎 … 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对等与不对等之间的,不妨称为准对等项,如: 例1-4 Comrade Wang 王同志 Cambridge 剑桥 New Zealand 新西兰 … 但超出二者之外,就很难找到形式对等项了。 例1-5 Swift 斯威夫特 从指称意义上看,当然也还算对等,但如从音节结构与意义的角度审视之,就相距甚远。英语只有一个音节,汉语却有四个音节,如何对等?英语的Swift除了指称意义之外另有意义,汉语的“斯威夫特”却只有指称意义,如何对等? 英汉亲属词就更成问题了。英语的一个uncle相当于汉语的叔叔、伯伯、舅舅、姑父、姨夫和表叔。如从说话人的父母与被指称人的年龄序次来看,又可分为大伯、二伯、大叔、二叔、大舅、二舅、大姑夫、二姑夫、大姨夫、二姨夫、大表叔、二表叔等等。还有农民伯伯、解放军叔叔、警察叔叔与其他一些叔叔,与英语的uncle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英语的一个aunt也等于一系列汉语亲属称谓,另外,汉语的幼儿园里的阿姨、路上遇到的陌生的阿姨,与英语的aunt也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见形式上难以对等。 《红楼梦》中表示平辈关系,除刚才说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外,还有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系列,贾代善、贾代化系列,贾敬、贾赦、贾政、贾敏系列,贾珍、贾琏、贾珠、贾宝玉、贾环、贾瑞系列,贾蓉、贾蔷系列等。这些平辈关系,有的是用汉字来表示的,有的是用偏旁部首来表示的,用汉语拼音来翻译,形式就难以对等,表示辈分的信息更是完全丢失。另外,汉语中的表示辈分的字一般是宗族中通过一定的会议议定的,而不是像《红楼梦》那样是作者自拟的。例如,我老家的程姓的一个分支的近代的十个辈分系列为“千古德泽长,诗书传家本”。从名中表示辈分的字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谁是长辈、谁是晚辈。一个叫“诗文”的人,必定是“长风”的晚辈,“书尚”的长辈。这种情况如何翻译? 再如,汉人取名常用伯、仲、叔、季等字来表示排行,例如,庞义字仲,说明他排行第二;刘邦字季,说明他排行第四;张翰字季鹰,说明他也排行第四;欧阳修字永叔,说明他排行第三,等等。将这些人的字译成英语,如何来体现他们的排行? 以上是词语层面上的一些例子。超过词语层面,形式对等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例1-6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For expert men can execute, and perhaps judge of particulars, one by one; but the general counsels, and the plots and marshalling of affairs, come best from those that are learned. 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o much in ornament is affectation; to make judge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ur of a scholar. …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采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才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 原文摘自培根的《谈学习》(Of Studies),译文出自著名教授王佐良(1997:536)之手。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是有很多差别的。原文四句话,译文也是四句,可谓铢两悉称。但原文四句虽多采用排比句式,可不算工整。王佐良的译文第一句采用三个四字格,第二句采用赋体,都十分工整。第四句两短一长可谓译得分毫不差。但王文读来音韵铿锵。第一,王佐良大量采用四字格如独处幽居、高谈阔论、处世判事、综观统筹、全局策划、好学深思、文才藻饰等,使文章读起来有节拍感;第二,译文许多地方都用了韵,更增强了音乐感。 例1-7 少年游 Tune: “WANDERING WHILE YOUTH” 并刀如水, Southern salt white as snow, northern knife bright as ice, 吴盐胜雪, Her fingers fair a fresh mandarin orange slice. 纤指破新橙。 In the just warm-up curtained room they are sojourning; 锦幄初温, In animal-shaped burners incense ne’er stops burning. 兽香不断, As they sit face to face, 相对坐调笙。 She plays on flute with grace. 低声问:向谁行宿? To him she whispers low, 城上已三更。 “Where will you go? 马滑霜依, The watchmen have already gone three rounds, 不如休去, Horse hoofs may slip on frosty grounds. 直是少人行。 You’d better stay, There are few people on the way.” (周彦邦作,许渊冲译,见《(汉英对照、文白对照)宋词三百首》) 英语中没有“词”这一文学体裁,但词的别名为长短句,是诗的变体,译成诗是可行的。但《少年游》这首词,不规则中有规则。一般说来上下阕各含五行,第一行为七言,第二五两行为五言,第三四两行为四言。周彦邦的这首《少年游》略有不同。上阕六行,第一二行为四言,下阕符合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但如果将上阕一二两行看作一行,或将下阕第一行看成两行,就整齐划一了。许渊冲教授的翻译登峰造极,但形式上与原文是不对等的(也无法对等)。译文不但上下两阕差别很大,节奏与韵脚与原文也有很大的距离。另外,原文看不出人称来。但根据汉语习惯可以看成是第一人称。译文用第三人称是否合适又当别论,但原文无人称译文又非得明确人称,这恐怕是汉语诗词英译的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 以上实例足以说明,翻译除词语层面上存在少数特例之外,是很难做到形式对等的。 1.3 关于动态或功能对等 Nida1964年提出动态对等,1993年又将其修正为功能对等。他说1964年将动态对等定义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1993:124)。在(1993)中,他用同构体(isomorphs)作为实现功能对等的金钥匙(同上:119),提出了实现功能对等的六条原则(同上:125-130)(1)如果直译(close, formal translation)会引起对指称意义的误解的话,要么改变译文,要么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注释;(2)如直译意义含糊不清,必须改变译文;如译出文本有意含糊不清,则应在保留含糊的基础上增加注释;(3)如译文在语义与句法上超出了一般读者的水平,则应改变译文;(4)如直译会引起对译出文本联想意义的误解或造成风格价值欣赏上的重大损失,则必须加以调整;(5)译文的使用方式对调整程度有重大影响,如戏剧翻译,供阅读之用与供上演之用应有所不同;(6)译出文本必须连同环境代码(accompanying code)一齐翻译时,在音系、词汇、句法与话语层面上都必须进行调整,如翻译歌词、电影、电视脚本等。同时认为,为实现功能对等对译文进行调整的六条原则有五种实用涵义(practical implications):译出文化与译入文化上的差异、译出语言与译入语言上的差异、译出文本的文体、译出与译入语的读者(audience)的社会教育水准、译入文本的环境代码等。但字里行间似乎在承认,动态对等也好,功能对等也好,都是一个在语言层面上求近似值的问题。既然如此,又如何不言近似偏要说对等呢?从对等到近似,不是一个完整的连续体,一个完整的连续体是从对等到近似再到不近似、不对等。那么,近似到什么程度算对等,到什么程度才算不对等呢?再者,Nida是否意味着只有在上述情况下才需要调整译文,在其他情况下不需要调整译文呢?是否意味着一定要在直译的基础上调整译文呢?是否意味着调整手段不外乎改变译文与增加注释呢?他的六条原则、五种实用涵义的理据又在哪里呢? 诚然,在词语层面上,确实存在大量的动态对等项,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 例1-8 my desk 我的课桌 my dictionary 我的词典 my book 我的书 my house 我的房子 my wife 我的妻子 my brother 我的兄弟 my son 我的儿子 my uncle 我的叔叔 my father 我的父亲 … 上述词语中英语my的词义虽然不断变化,汉语的“我的”的词义也随之变化,可谓是典型的动态对等了。My desk与“我的课桌”一般情况下都可说明我花钱买来了一个物体,我是物体的主人,或者作为一个学生,这是我常坐的桌子;my dictionary 与“我的词典”也可以作如是解,虽然在少数情况下,我可能是词典的编者;my book与“我的书”存在着程度基本相同的歧义成分;但也应该看到,my house 有时候不等于“我的房子”,因为西方国家分期付款购买房子的现象要比国内普遍得多。因此,汉语说“我的房子”在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我已经付过款,就是房子的主人了。My wife, my son, my father与汉语的“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完全对应的,而且my与“我的”都失去了由于付了钱而成为主人的意义,转而表示婚姻或血缘关系。My brother, my uncle 与“我的兄弟、我的叔叔”虽然表面看上去是对等的,但汉语兄弟之间长幼有序,叔叔只表示父系不表示母系,而且长幼有序。换言之,这两对词语之间功能上是不对等的。在论述同构体时,Nida提出,1,2,3=I,II,III=一、二、三(同上:119),但如果要钻牛角尖的话,阿拉伯数字是没有大小写之分的,罗马与汉语数字都有大小写,写论文时,罗马字母或汉语数字经常用于为大标题标序,阿拉伯字母则经常用于为小标题标序。可见在词语层面上甚至数字层面上要求得动态或功能对等也是很不容易的。 例1-9 my entering into the classroom 我走进教室 my admiration ?我的爱慕 如果说“我走进教室”可以看成是my entering into the classroom的同构体的话,my admiration是有歧义的,汉语没有这样的表达形式,只有依靠上下文或语境消除歧义后才有明确的汉译。 我前面曾经谈到,《红楼梦》中表示辈分有好几个系列,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暗含着三角恋爱关系,汉语常用伯、仲、叔、季为字兼表排行等等都可看作翻译中动态或功能对等的反例。下面再看看《红楼梦》中的另一个例子。 例1-10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to riches and rank each aspires; The great ones of old, where are they now? Their graves are a mass of briar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silver and gold they prize And grub for money all their lives Till death seals up their eye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dote on the wives they’ve wed, Who swear to love their husband evermore But remarry as soon as he’s dead.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with getting sons won’t have done Although fond parents are legion, Who ever saw a really filial son? (曹雪芹、高颚,《红楼梦》第一回;杨宪益、戴乃迭译) 这是《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隐含着“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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