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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中国不是抗日主力。 　　1、二战中日军死亡数字 　　先看战果。中国大量书籍宣称，八年抗战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歼灭日军133万,占日军二战总损失大约195万的70%。何应钦在他的《八年抗战》中，记载日军在华的死伤人数是241万8028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年教授，他引用的数字是：198万4000日军死在中国战场。MZD的孙子、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大SB毛新宇博士研究成果是，在“我爷爷”的领导下，共产党军队总共消灭了150万日本军队。日本维基百科称在华日军(日本軍の犠牲者数 45万5700人1937-1945） ，二战日本总共（軍人1,740,955，民間人約 393,000）。这是中国战胜日本、中国是抗日主战场的主要依据。但只要仔细研究这两个数字就知道，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来自日本资料，却是偷换概念计算出来的。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这里要谈一下军事常识。战争的损失，一般只统计绝对损失数（死亡），只有某场战役才统计伤亡数。因为二战中主要交战国军队的伤员75%―80%能重返前线，因此往往造成重复计算。正如一些老兵多年身经百战受伤几十次，如进行累计就有会出现几十人受伤，实际受伤的只是一个人。所以战争损失只统计绝对损失（死亡）。那么日军在中国战死多少呢？据日本自己统计，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185万人（另截止投降时有10万残废伤员，这就是195万这个数字的由来），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中国历史书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就得出了70%这个错误结论。 　　其余日军死在哪里？看一看日本记录就知道，有18万多日军被英联邦军队击毙在缅甸（含中国远征军击毙1万多日军这一战果），9万日军在中国东北被苏军击毙（主要是诺门坎和苏联出兵东北两场战役）。也就是说，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战争中日军死亡总数的64%。 　　2、中国战场不是抗日主战场。我们还长期接受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乍一看确实如此，只要清醒地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实际上是另一个障眼法。它一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二是混肴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 　　日本陆军二战中有四大战略集团，就是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有一支“中国派遣军”。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全东北，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最高峰达到30万人，但在关东军打击下，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高峰接近5万人。但在日军残酷清剿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也就是说，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已无成建制军事力量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作战，中国八年抗战战场，也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中国的历史书中都称抗战中敌后的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60%，也只计算日军“中国派遣军”力量，因当时国共两党都没有力量派军队到东北去打击关东军（抗战结束后倒是上演了进军东北的争夺战）。但在提到中国战场牵制的日军总数时，又加上关东军的数字，确实是“为我所用”。只要查看日军战史就清楚，二战中关东军从来就是以苏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后来全部覆灭于苏联红军之手也证明了这一点。 　　下面谈一谈具体数字。中国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只有一段时间，就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至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陆军大部和精锐确实集中在中国战场。诺门坎事件后，日军遂重点加强关东军，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使关东军膨胀到16个师团，85万人，精锐云集，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居第一（每师团2.5―2.8万人，而“中国派遣军”每师团仅约1.3万人，只有关东军一半，而且师团炮兵也远不及关东军）。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因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使日军无法集中力量攻击苏联，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又是错误的话法。实际上日军进攻苏联与否基本与中国战场形势无关，否则怎么解释如果中国战场真的拖住日军，日军又如何能抽调精锐将关东军加强为最强大的战略集团？日军进攻苏联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远东苏军兵力。“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日军估计远东苏军超过60个师，2700辆坦克，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认为是日军难以对付的“涩柿”；只有在远东苏军减少到原有1/3的“熟柿”状态时，才瓜熟蒂落出兵进攻；二是德军进攻苏联形势，当德军受挫于莫斯科城下时，日军已基本放弃“北进”苏联的方针。加上美国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为避免军事机器瘫痪（日本90%的石油需要进口），为夺取东南亚石油资源而最终决定“南进”太平洋。可见，中国战场形势对日军无论北进还是南进都影响不大。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73万人，数量和质量均居第一；“南方军”40万人，精锐程度仅次于关东军；“国内军”38万人；“中国派遣军”虽然有62万人，论数量居第二位，但因精锐大多抽调给南方军，质量已大为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随后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国内军”为抗击美军登陆本土也通过总动员而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实际上成为战略预备队，质量空前虚弱。战争末期关东军新成立的24个师团，战斗力仅相当于原有的8个师团；“中国派遣军”27个师团，大多是四流部队升级编成，战斗力极弱（只剩下第3、13师团战斗力较强）。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看一看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吧。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这里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日军“国内军”之所以列入抗击美军兵力，是因为只有美军具备登陆日本本土的条件。1944年以后，美军从南（菲律宾）、东（马里亚纳群岛）、北（阿留申群岛）三面逼近日本本土，迫使日军三次进行“本土总动员”，并紧急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精锐部队回国，使“国内军”急剧扩大到224万人，兵力最为雄厚。美军不但通过轰炸摧毁了日本各大城市，冲绳战役后直逼日本本土并准备登陆（因战争结束而取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关东军只在战争结束8天前，苏联海军在二战中表现极为拙劣，不具备登陆日本条件。中国关内主要战略要地还在日本人手里，抗战胜利对中国军队来说还是遥遥无期，以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无人相信，第一反应是“哪个据点的日军投降了”？至于登陆日本更是天方夜谭。 　　有网友要问，有的资料显示中国受降日军不是105万，而是128万，哪个正确？这是因为，中国受降的日军除包括“中国派遣军”外，还有驻台湾的日军（16万人），以及越南北部的日军和侵华日本海军。越南北部的日军属南方军序列，按照就近原则投降中国；在台湾的16万日军属日军“国内军”第10方面军序列，主要抗击美军登陆（1944年美军将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确有登陆台湾和菲律宾之争），中国军队当时当然不可能有实力渡海攻击台湾。因此尽管台湾的日军向中国投降，只是按照台湾属于中国的原则，却不是中国军队能够抗击的力量。 　　3、日本海军和陆军精锐主要为美国所消灭 　　上面讲的是日本陆军。日本作为岛国，以海洋立国，海军对日本来说更为重要。只要海军主力在手，就进可攻，退可守。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军队抗日战争中全歼了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又如何消灭日本海军，登陆日本迫使天皇签城下之盟？毛泽东气吞山河，指挥500万大军横扫天下如卷席，却受挫于距大陆仅10千米、小小的金门岛，而封锁海面的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仅是小型护卫舰太平号。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驱逐舰以上大型军舰300多艘，有90%被美国海军击沉，被击沉的商船、油船也是这一比例，日本本土可以说被完全切断了外援，只有等死。而中国八年抗战，却未能击沉日本一艘驱逐舰。尽管国民党战史大肆宣“八一三”凇沪抗战中空军英雄沈崇诲驾机撞沉了日本侵华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但实际上出云号是在1945年7月战争结束前夕在本土濑户内海的吴军港被美机炸沉。据检验，出云号只挨了一枚炸弹就沉没，只因为它是20世纪初日俄战争期间的老舰。这艘老朽军舰尽管不堪一击，但作为侵华海军旗舰却也绰绰有余。战争末期因日本大型军舰大多沉没，这艘40年以上舰龄的老朽军舰也调回国内搞本土防御，哪知却遭厄运。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先后投入航空母舰25艘，被击沉21艘。二战中最大的军舰、被认为是日本海军象征的7万吨级的大和、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也被炸沉。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投入太平洋战场，完全是以雄厚的国力将日本压垮（不要忘记二战中美国还是以德国为主要作战对象）。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战死40万人，而在中国八年只战死2万人（大多为陆战队），相差20倍。 　　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大部也是被美国消灭，大家都清楚，不展开谈，只揭露一下国民党空军虚报战果。“八一四”是国民党空军节，因为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空军在杭州笕桥上空宣称击落日机6架，创6:0之大捷。只要对比日本战史就看出，当天日本海军航空兵鹿屋航空队只有2架轰炸机被当场击落，1架受伤返回台湾机场时撞毁，实际上是3:0。国民党空军夸大战果一倍。大家都清楚，空战战果一般好确认，但也有多架飞机同时攻击并打下一架敌机、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战果的情况，因此各大国空军对空战战果的确认都要有照相或友机确认为证，德军空军王牌伽拉德就因为周围没有友机、无法确认战果而放弃攻击机会。美国、英国空军对战果的确认与德国相似。与国民党一样胡乱夸大空战战果的大国还有苏联（宣称消灭德国空军主力，其实德军明明记载二战中空军损失飞机7万多架，其中5.7万架为美英空军所摧毁）。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空军确实取得一些战果，但基本都因日军轻敌、轰炸机无战斗机护航而占便宜，日本战斗机参战后就掌握了制空权，1940年零式战斗机参战后更是称霸，至于国民党空军击落日本航空兵“四大王牌”确有其事，但不能扭转战局。中国空军只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空军主力投入他处后才依靠美国飞虎队重占优势。 　　上文已提到美军在太平洋上击毙日军120万，而且大多为精锐。或许有网友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我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这是因为，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并未全歼日军一个步兵联队（我在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阐述），而在太平洋战场整个师团乃至整个军全军覆灭的情况却屡见不鲜。一般认为，日本陆军有五大主力师团，即近卫师团和第1、2、5、6师团。近卫师团长期驻守皇宫，第5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了进攻新加坡的战役，随后驻守印尼直至战争结束，其余3个师团都遭美军重创。第2师团以日俄战争时夜袭弓长岭著名，“九一八”事变时几乎以自己一个师团之力攻占全东北（也有东北军不抵抗因素），号称不败的常胜师团，哪知1942年投入瓜达卡纳尔岛争夺战时即被打残，残余官兵患了“恐战症”，被迫调往缅甸休整，从此一蹶不振；第1师团作为关东军核心主力，最后在菲律宾莱特岛被美军全歼；第6师团因由谷寿夫指挥参加南京大屠杀而为中国人民熟知并切齿痛恨，该师团战斗力排名日本陆军第一，最后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上精锐丧尽。“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16个师团也被称为“皇军之花”，大部覆灭于太平洋战场。1944年2月，关东军第一个调出的精锐师团是第29师团，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上全军覆灭；还有第24师团覆没于冲绳岛。整个军被全歼的，有马里亚纳群岛的31军，冲绳岛上的32军10万人也全被击毙。菲律宾有以第14方面军为骨干的63万日军，指挥官是著名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结果有52万人战死。其中莱特岛的第35军7万人全军覆没，除上述第1师团外，还包括“南京事件”另一元凶第16师团。 　　二、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能全歼日军一个步兵联队，未能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又有必要谈一谈常识。怎样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一是要连续打歼灭战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二是要夺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大城市。为什么要打歼灭战？因为打歼灭战能最大限度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并通过缴获补充自己，还能震撼敌人，从敌军阵势中打开缺口，赢得回旋余地，这一点对于处于弱势的军队尤其重要。现代战争的常识是，一场战役死亡与受伤比例基本是1:3.5―1:4，如在正面交战中毙伤敌军10000，那敌军至少有6000能重返战场，也没有缴获，只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消耗战。而歼灭战中全歼敌军1万，就能给敌军造成1万人的绝对损失，并有大量缴获，效果完全不同消耗战，正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再强调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讲了一大通“废话”，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八年抗战，也需要连续打大歼灭战才能达到胜利。上面我已提到美军在太平洋上连续歼灭日军重兵集团，才步步进逼日本本土。遗憾的是中国战场八年抗战，却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团）。 　　有网友抗议：不对！中国打过大歼灭战，如台儿庄歼灭日军2万，武汉会战在万家岭全歼日军第106师团，昆仑关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还有几次长沙会战、远征军缅甸之战……似乎理直气壮。遗憾的是，这全是国民党虚报战果。国民党虚报战果由来已久，最可笑的解放战争中将其宣传“消灭”解放军的数字前后加起来，竟超过1亿！华东的国民党军占领临沂空城后，陈诚向蒋介石“报捷”消灭共军主力16个旅，但很快就传来国民党军3个军7万人在莱芜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全歼的噩耗，使陈诚自打嘴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虚报战果虽不至如此荒唐，但夸大战果几倍乃至10倍也是家常便饭，至今台湾仍津津乐道其抗战“辉煌战果”，早已成为笑柄，国际史学界根本不屑引用。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另有专门论述，下面仅揭穿中国战场一些“大捷”的真面目。 　　“台儿庄大捷”为大家熟知，宣布歼灭日军2万，有的更说全歼日军第10师团。注意一下就知道，台儿庄一战日军参战仅2个旅团，因第10师团在山东济南等地留守大量兵力，第5师团有1个旅团在华东，一部在青岛。第5师团在临沂与西北军激战不讲，直接进攻台儿庄的第10师团部队与当面中国军队20万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蒋介石也训斥国民党军前线部队“数倍于当面日军，早当予以解决”，何况日军背后还有全部德国武器装备的汤恩伯的20军团，但仍被日军全身而退。此役日军2个师团伤亡约1万，谈不上全歼第10师团。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真是天方夜谈。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二战历史证明即使象日军这样顽强的部队损失不到1/3也将丧失进攻能力）。日本军史上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不过3.5万人。至于万家岭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也是吹嘘，实际上在增援日军威胁下包围万家岭的国民党军被迫撤围，一些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包围圈的国民党军，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昆仑关之战虽然击毙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但日军死亡不过数百（国民党宣称消灭4000），离被全歼还差得远。 　　长沙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国民党树起的又一个“抗战神话”，宣布歼灭日军5万。实际上此次会战日军出动3个师团，10万人，伤亡不过6000人，其中死亡1600人。 　　翻遍八年抗战史，确实找不到全歼日军一个步兵联队的例子。有网友会问，凭什么只相信日本人提供的数字？那是因为，日本人虽然有夸大战果的毛病，但对自己人的死亡还是精确统计的，日本军史承认二战中日军战死185万，包括太平洋上大批的整师团、整军的覆没，如记载在菲律宾战死52万，在冲绳战死10万，又有什么必要掩饰在中国战场损失几个师团、几万人？ 　　国民党军不能全歼日本一个联队，那么游击队行不行？也不行。应该说，游击队消灭日军的效能大大超过国民党军。八年抗战击毙日军40万，国共两党军队各占一半，20万人。但国民党军战争中死亡131万，6倍半于日军。游击队估计牺牲60万人，是日军3倍，击毙日军效能强于国民党军一倍以上。游击队无论人数和武器装备都远远不如国民党军，能取得如此战果，全在于贯彻打歼灭战，平型关、广阳、神头岭、陈庄等伏击战都击毙日军1000人以上（联想第三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50个师仅击毙日军1600人）。但主要由于武器装备差，弹药稀少，也不可能打更大的歼灭战。 　　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游击队敌后抗战史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游击队所打的大歼灭战，都集中在1939年以前。而日军当时在华北的部队，大多还是有相当战斗力的野战师团（如第5、20师团）等。1939年以后，日军在华北的部队已多为战斗力只属三流的“治安”师团，还有四流的独立混成旅团，而军队反而打不成较大的歼灭战了。怎么解释？ 　　那是因为，1939年以前，军队尽管数量不多，却以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为骨干，作战又极为灵活，战斗力极强（平型关伏击战击毙日军1000人，八路军115师仅伤亡500人）。但是由于日军作战极为顽强，我歼灭日军往往消耗弹药极大，以致弹药严重缺乏；我军扩大极快，八路军参战时仅5万人，而1940年百团大战时已可出动40万人，部队骨干大为分散，战斗力减弱；加上日军已逐渐熟悉我之游击战术，故虽然日军战斗力也有下降，但我军消灭其却更困难。最著名的1939年黄土岭之战，我军合围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1500人，尽管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仍然长时间不能解决战斗，在毙伤日军900人后被迫撤围而去。之后日军敢于以一个大队兵力在我根据地纵深孤军穿插，我军却不敢下决心打。1940年百团大战前后毙伤日军2万，却未能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日军进行报复作战，八路军总部下定决心在狮垴峰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不惜动用陈赓、彭明治两个主力旅。两支部队均为我军头等主力，陈赓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与第1、6纵队同为三大主力纵队，后主力成为13军，一部发展为14军（在1984年老山战斗中大出风头）。彭明治部是我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前身就是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抗战时为林彪115师主力，后为黄克诚第3师第7旅，进军东北后成为6纵16师。6纵与1、2纵（后来的38、39军）共同号称东北野战军“三只虎”，16师又为该纵主力。狮垴峰战斗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又动用两大主力聚歼日军一个500人的大队，但10次冲锋10次被打下，最后撤走。此后直到抗战结束，游击队意图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战例就再也没有了。 　　中国军队为什么不能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从大方面说，因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差距太大。具体原因无非主要有两个，一是武器装备差，这又跟国力有关；二是战斗精神远不及日军。古往今来，某个国家某部分军队全部战死的例子很多，但象日军这样每支部队均誓死不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情况还是独一无二的，确实是一个异数。二战中德军以顽强著称，但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被围的大部队还是会选择投降，如东线在斯大林格勒投降9万，在白俄罗斯投降5.4万。西线更是有被合围在鲁尔的整个集团军群32万人投降的例子。抗战中国民党军精神素质远不能与日军相比。 　　　　网友们马上抗议：有长沙、宜昌、常德、南宁、桂林、张家口……莫急，且听慢慢道来。弱势一方军队在战争的某一阶段或某场战役而言，确实要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但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大中城市的争夺就极为必要，否则守军进可攻，退可守，战争势必拖延。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进行了一个个岛屿争夺战，就因为它们是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无法绕过。解放军一贯强调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但随着战局发展敌军龟缩城市，野战无战机可寻，已必须进行攻坚。如华北野战军不攻克石家庄就无法打开解放区局面（这是我军攻下的第一个中等城市），辽沈战役以攻锦州为焦点，就是这个道理。 　　之所以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过一个中等城市，是因为凡是日军决定坚守的城市，中国军队就无法夺取；中国军队宣布收复的城市，都是日军决定放弃的空城。要夺取日军决心坚守的城市，或要攻坚，或要在野战中消灭日军主力，使其被迫放弃城市。然而我们看看八年抗战收复的城市，没一个是上述情况夺取的。大城市更不用说，抗日战争前期日军夺取的平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在日本投降时不是还在日军手里？中国军队又通过哪一次大会战夺取之？ 　　日本在二战中的最大战略毛病，是野心太大，既想一举解决中国问题，又要北进苏联，还要南下太平洋，同时追三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陆军以苏联为宿敌，结果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在关东军保留了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加强“中国派遣军”，但惧于苏军战力又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形成“中国派遣军”兵力不足、关东军极为强大又无用武之地的怪事，战略上至为失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精锐大部调往“南方军”，陆续被歼。“中国派遣军”不但兵力不足（1939年达到85万人的高峰，此后常年保持在60万人左右，1944年又逐渐加强，但战略重心已转移），而且精锐陆续调往关东军和南方军，质量也大为下降，只能确保城市、交通线等要地。中国派遣军只有一个军是“攻击军”，长期担负有进攻任务，那就是驻守武汉周围的第11军。该军长期保留有7个师团，面对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采取“短切突击”战术，重在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确保城市为主。先说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日军均出动10万人，作战计划中早有夺取长沙后主动放弃的企图。第一次攻占长沙后放弃，国民党即宣布收复长沙的“大捷”，其实这场战役日军仅阵亡880人，国民党军如要夺取日军坚守的长沙，非要毙伤数万日军不可。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主要目的在于寻歼国民党军王牌主力74军，重创74军后日军即退回，国民党军伤亡超过10万，10倍以上于日军，居然宣布“第二次长沙大捷”。此次战役中陈诚以为日军主力投入长沙，宜昌空虚，遂集中6战区16个师攻打宜昌，也对付不了日军坚守的第13师团。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一直攻到贵州独山，此时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在中国的大战略全盘变化，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此时日军在我国有四大集团，即武汉和湘桂的第6方面军，广州的23军，上海、华东的13军，和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估计美军将在山东半岛投入空降师）。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华东的13军为反美军登陆重点，为此决定第6方面军全面放弃占领区，移师华东准备决战。为此，第6方面军逐渐从湘桂撤退，国民党军随后逐步收复南宁、桂林。如不是日本投降，国民党军势必会大肆吹嘘其收复衡阳、长沙、武汉的“大捷”。 　　敌后战场游击队唯一夺取的中等城市是张家口，但已是日本宣布投降时的事了。1943年军队开始大反攻，收复大片国土和县城，但我们只要留意其战果，就发现消灭的绝大部分是伪军，日军极少。这一是因为日军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华北抽调了大量兵力；二是上述日本战略重心变化，华北方面军主力向北和山东集中。 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支持 · yyh007　发帖于：一、二战史 发布时间：2008-8-21 22:01:58 查看原帖 收藏 复制链接 【共4条评论】【浏览267IP】 右派有一特点，就是哈美，并时常大讲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友好”。老右派流沙河有一篇在各论坛广泛张贴、名为《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的文章，就大讲中国抗日战争时，美国对中国如何友好。前些天，强国论坛深水区就贴出几篇哈美文章，8日11日，的家上贴了名为《奥运会，让我们把更多的掌声献给美国运动员》的哈美文章。的家文标题名不符实，文章主要内容是谈历史上美国如何“正义”，讲美国对中国如何“友好”。 的家文一开始就写到，“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的一方”。8月13日，映洁的、名为《 对外交往：旗帜鲜明地与美国合作》的文章则说：“ 二战中的美国，成为中国最坚定有力的抗日盟友”。映洁文、的家文和流沙河文章一样，企图通过颠倒黑白，掩盖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支持的事实，来证明中国抗日时，美国对华友好、正义。　　 但是，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支持的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住的。　　 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抵抗德日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而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是属于“正义的一方”。但美国、英国与法国，对德、日在二战前侵略、扩军的纵容和支持，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　　 美英法希望德国杀向东方，希望日本杀向北方，从欧洲东部和中国东北两个方向进攻社会主义苏联，削弱乃至消灭社会主义苏联。正是这种出于对社会主义仇恨，而产生的削弱乃至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的战略，使美英法长期对西边的德国和东边的日本的侵略，都执行绥靖纵容政策。　　 德、日帝国主义也力图利用美英法的这种企图。日本军阀提出建立“大日本”——一个包括中国、苏联的西伯利亚和其他东亚地区的殖民帝国——的计划时，就把自己的侵略行为说成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日本在完成侵略中国准备，并中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日本大力宣传该战争存在“赤化危险”），于1931年9月大举侵入我国东北。　　 而美国对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持纵容态度。美国有时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但却通过供应日本的战略物资来提供实际支持。美国的对日绥靖计划，是企图让我国东北变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前进基地，最终进攻苏联，使苏日两败俱伤。另外通过日本占领东北，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向东北漫延。　　 美国政府和美国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军火公司的资本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纵容，表现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美国不但不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反而与日本密商谅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中国关内。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但在次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此即史汀生主义，其实质是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来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它是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史汀生主义_百度百科）因此，史汀生的照会和次日美国国务院的表示，实际向日本表明，日本不要伤害美国在华投资、贸易利益密集区域（如上海），日本可以侵略美国没有多少利益的、同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　　 在美国的书籍中也记载着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纵容。美国一部描写美国最大化工公司和军火公司——杜邦公司的书，就揭露了美国总统胡佛、美国军火商对日本侵华的支持。该书写道：“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从杜邦公司纯粹正规的商业道德观中得益。胡佛总统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他们在1931年入侵满州……他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由于自己的政府表现出这种态度，所以杜邦家族在那一年和日本签订了有利可图的协定并不令人惊奇。在国务卿史汀生谴责日本进攻满州后不久，从三井化学联合企业来的日本经理人员同杜邦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威尔明顿会晤，并交付了90多万美元，以换取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这是一种生产较廉价的军火的制作法。国务院不顾史汀生公开说的漂亮话，私下对杜邦公司的这笔买卖表示完全赞同”（〔美〕齐尔格《杜邦在尼龙幕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200、201）　　 网上一篇名为《勿忘9.18国耻日》的文章写道：“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恨，使资本主义的美英法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也出于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恨，使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也以妥协和不抵抗来纵容日本侵华。9.18后，国民党政府命令不抵抗日军，“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 《勿忘9.18国耻日》）。从这可看出，甚至国民党也有通过不抵抗日本，让日本占领最有利进攻苏联的地域——中国东北，并让日本在无后顾之扰状况下从中国东北进攻苏俄的想法。国民党也认为，中国抗日，是对日本进攻苏联军事战略的干扰，是替苏俄打仗。因此，国民党的不抵抗的对日绥靖纵容政策，本质与美英法对日纵容政策是一致的。　　 美英法对日本的纵容、支持，鼓励着日本对华侵略，日本不满足只侵占同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又向华北侵略渗透。日本一面向华北推进，一面极力强调他们是执行与共产主义斗争的任务，因而他们的行动符合包括美英法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日本政府奉行反苏政策，常常公开宣称敌视苏联。1936年日军士兵多次袭击苏联边防军，11月25日日本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26日日本即在哈桑湖附近，出动大批日伪军越过边界，袭击苏联边防军。日本激烈地反苏反共表现，很符合美英法的意愿。美英法、甚至国民党政府都希望日本这种激烈地反苏反共表现，最终转变为对苏战争。美国等不愿因为日本侵华伤及自已在华利益，而对日采取经济制裁等实际措施，怕这些措施使与日本关系恶化，会损害日本对苏仇恨的专注度，干扰日本进攻苏联的战略和战争准备，使美国等希望的日本对苏战争夭折。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纵容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　　 美国不仅继续纵容日本侵略扩张，向日本提供军火及装备，“美国并向日本军需工业大量投资，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进一步现代化”（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 613）。　　 甚至当日本陆军在1936年提出应付未来对苏、对华战争的、耗资巨大的“六年作战准备计划”（1937—1942），美国认为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战争准备计划，继续以给予日本贷款、供应战略物资形式，来为日本陆军扩军备战提供实际支持。　　 日本摸透美英法意图，因此一边大喊反苏反共，并采取包括袭击苏联边境等恶化苏日关系措施，以表示自已是美英法必须借用依靠的、能就近攻击苏联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又大肆在中国侵略扩张。日本相信，美英法不敢因为日本在华的侵略，而以实际行动惩罚他们必须借用依靠的、能就近攻击苏联的主力军——日本。　　 因为美国等的放纵，日本侵华更加放肆，通过1937年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1937年9月14日，美国宣布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美国似乎很中立公平，不用美国船只为交战的任一方的军购服务。但这一政策首先是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等量齐观，根本未体现出哈美派说的美国“正义”，美国是“ 中国最坚定有力的抗日盟友”。另外，这一政策适合拥用强大海军的日本的要求。因为日本海军掌握中日间海域的制诲权时，日本船只从美国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及其它战略物资能畅通无阻。而掌握制海权的日本海军对中国沿诲的封锁，使中国即使在美国买了武器装备，也不敢用中国船只运输（除非寄希望能躲过日本舰只拦截），只能租用日本不敢检查的美国等国船只。但美国禁止租用美国船只运输在美国买的武器（只能租用美国船只运输在美国购买的非武器类货物）的政策，使日本照样能获得美国武器和军用装备，而中国却难以获得美国武器和军用装备。　　 美国的这种政策和日本的海上封锁，不仅造成中国武器输入极其困难，也使中国其它物资输入产生困难。在1937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15亿美元货物，下半年进口额就下降到0．73亿美元，1938年下降得更多。为此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呼吁西方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来改变实际上日本能输入武器，而中国难以从西方输入武器这一不利状况。　　 1937年11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缔约国会议，讨论远东已经形成的局势。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美国、中国、法国……，日本和德国拒绝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要求布鲁塞尔会议作出关于对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和给予中国援助的决议。……如果国际联盟所有会员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不失为制止侵略者的一种手段，因为日本的原料进口大约四分之三来自英国、美国、中国、荷兰、印度尼西亚、法国、印度支那。日本所需的重要战略原料，如铁砂、铅、锡、锰之类几乎完全依靠从英国、美国、和荷兰输入。但是，关于制裁的建议没有得到法、英、美三国的支持。法国外交部长德耳博在发言中说：‘任何强制性的决议都不能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有效地、园满地解决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英国代表团团长和美国代表团团长德维士赶忙附和德耳博的意见。……最后，布鲁塞尔会议只通过了宣言式的决议，指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华盛顿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是没有规定出任何对付侵略者的措施。”（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九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567、568）　　 我们知道，美国是喜欢使用经济制裁的，二战初期对苏联，现在对古巴、朝鲜、伊朗、津巴布韦等找借口都要经济制裁，但他对日本侵华，却找借口不实行经济制裁。中国希望西方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　　 哈美派经常就以美国某时对日本的谴责，作为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支持的证据。但那些谴责极其虚伪，因为在口头谴责同时，美国不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还继续用军用物资来支持日本军队和日本军事工业。　　 例如，哈美派常以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号召建立反侵略者的“防疫线”的演说，作为美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证据。但罗斯福总统演说却不敢指出侵略者的名字，不敢过分得罪日本。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防疫线”一语是否意味着经济制裁，总统起初回答道：“不，不一定”，接着简单地说“不”。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这就是有名的“道义禁运”。哈美派也常以“道义禁运”来证明美国反对日本侵华。但“在‘道义禁运’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家反而增加了对日本的输出，如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而在实行所谓‘道义禁运’以后的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这个实例足以说明罗斯福政府的所谓‘道义禁运’的虚伪性。”（《美国通史简编》 615）　　 在美国供给日本军事物资，而中国难以从西方获取军事物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经苏联政府提出，1937年8月21日，苏联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后，中国派代表团到莫斯科采购军火。当时中国最急需飞机，苏联同意用苏联贷款，向中国提供包括350架战机以及坦克、大炮与配套弹药和器材，并立即从9月15日开始调运首批飞机共225架来华，并派出飞行教官、仪器教官、维修技师和工程师等，培训中方人员掌握并保障军事装备的运行。苏联作战飞机于10月27日到达中国。12月1日，苏联志愿航空队正式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随后积极参加保卫武汉、重庆和其他许多城市。而美国陈纳德的飞虎航空队，直到1941年8月，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4年后，二战爆发近两年后，才开始与日本空军作战。　　 1938年，苏联提供给中国贷款1亿美元，购买苏联武器。而1938年美国给日本1.25亿美元借款和信贷，以购买美国的机床等战略物资，加强日本侵华的战争机器。1939年苏联又提供1.5亿美元贷款给中国，购买苏联武器。相反，西方要中国用现款购买武器，并数量很少、价格很高。国民党高官杨杰日记写道，也在1937年9月“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外汇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高一倍。”由于西方武器要中国用现款支付、并价格很高，而海路被日本封锁，许多海港被日本占领，进口困难，出口也难，外汇奇缺，购买西方武器能力有限。因此，抗战后一段时间，中国主要从苏联进口武器，“从西方购买的武器也很少，据蒋介石1939年9月说，英美等国供给的军火仅占20％。”（铭辉《抗战时期苏联对华的三次军贷》）也就是说，抗战开始的两年内，中国输入的军火中，苏联供给约占80％，西方供给仅占20％。“毛泽东说：‘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大量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也公开承认：‘中国抗战３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杨耀健《抗战时期的中苏 日本侵华战犯点评二战士兵：中国兵第2 美国兵第8 2011年10月21日 02:23　来源：世界军事 页面功能 【字体：大 中 小】【关闭】 　　核心提示：20年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这样说道：“我和俄国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7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中国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克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 辻政信是制造巴丹死亡行军的幕后黑手（来源：资料图片） 　　本文摘自：《世界军事》2007年，作者：俞天任，原题：《豺狼的脚印》 　　参谋古时叫军师，本来是指在军事作战、用兵上辅助高级指挥官的人。中国有俚语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形容的就是军队里除了参谋长之外其余参谋都是一般的事务人员，仅仅是立案，并无多大决策权。然而，在二战史上却有一道奇观：一些臭名昭著的战犯，统统出身于参谋。这奇观就出自日军。日军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资格，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能当参谋。从1885年到1945年，日本陆军大学60年总共仅有大约3000名毕业生，故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作精英中的精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外清一色为陆军参谋。在日本军国主义掀起的这场血雨腥风中，贯穿着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这些从参谋起家的战争狂人。很大程度上，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日军参谋们挑起、扩大和输掉的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是这些人在改变自己命运、进而改变国家命运的野心驱使下，推动日本走上了武力崛起的错误道路。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推出俞天任先生的系列文章，从军事史研究的专业视角，为您刻画一个个立体、鲜明的日军参谋形象。本期的主角，就是一位靠战争起家、“大名鼎鼎”的参谋--辻政信。 　　引子 　　1948年5月26日清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 　　从明治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海军镇守府所在地的佐世保，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废墟。一个美国宪兵斜背着卡宾枪，站在码头的出口，打量着这片废墟。暮春的太阳才刚刚升起，照在美国宪兵的白色头盔上，闪闪耀眼。码头边上是一个自由市场，卖菜、卖旧货、卖美军剩余物资的什么都有，但更多的是等着找活干的男人们。这些男人基本都是陆续从海外遣返回来或在国内被就地解散的军人，大多穿着破破烂烂的旧军装，里面偶尔有几个身穿军官制服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还是真的军官。又有一艘船靠岸到港。 　　这是艘从台北启航，中途在上海和青岛靠港的日本人的撤退用船，上面什么人都有，美国宪兵逐个检查他们的证件。一个身穿中式长衫的中年人摘下礼帽，对美国宪兵鞠了一躬，然后用双手恭恭敬敬地递上了证件。 　　宪兵打量了他一眼：这人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尽管坐了十天海船（宪兵从他的证件上知道这个人是从上海上船的），身上散发着令人掩鼻的臭味。但他的长衫却不见多少褶皱，显然经过精心整理。证件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古代文化史教授青木宪信。教授？难怪如此讲究仪表，和那些落败公鸡般颓唐的军人的确不同。宪兵不由得多瞄了青木教授一眼。一米七零左右的个头，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不算矮。四方脸，带着眼镜，清秀斯文，甚至称得上慈眉善目。但经验和直觉告诉这位宪兵，这位教授宽大的长衫下面掩着的是坚硬似铁的腱子肉，含笑的眼睛里隐隐射出的是一股寒气，甚至可以说是杀气。宪兵看出来了，这是个军人，一个在多次生死厮杀的战场上活下来的军人。于是他又一次确认了通行证。证件是真的，签发单位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签发人是厅长侯腾。宪兵摇了摇脑袋，后面一个身穿黄呢军服的光头军人，引起了他更大的兴趣，于是他挥挥手将这个青木教授放行。光头军人出示的通行证上写着：日本陆军汉口特务机关长福山宽邦大佐，刚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释放出来。宪兵只顾打量福山大佐那铮亮的光头，并没看见背后情景 只见那个青木教授双膝跪地，神情虔诚地捧着一把泥土，喃喃自语。若此时那位宪兵绕到青木教授的正面，肯定能看到这位教授脸上纵横交错的泪迹。后面的福山大佐也被放行了，他向着青木的背影笔直地立正，鞠了个90度的躬。 　　福山身边一个随从不解地问：“大佐认识青木教授？” 　　“认识，在陆大我们是同期。” 　　“没见过大佐和青木教授打过招呼，青木教授怎么会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呢？” 　　“不能打招呼，现在美苏中俄法5国都在通缉他。和我同时被释放的南京汪精卫政权的顾问门屋博先生，不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吗？门屋先生和他在南京还共过事呢。” 　　“他到底是谁？” 　　“辻参谋。” 　　听到这个回答，随从目瞪口呆。日本陆军中姓“辻”的参谋只有2个。一个是第四飞行师团参谋辻秀雄少佐，他是陆大58期的，寂寂无名。福山大佐在说的肯定是另外一个辻参谋：陆大43期毕业，第十八方面军参谋，全陆军几乎无人不知的辻政信大佐。人称“豺狼参谋”。“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坎事件”、“马来战役”、“菲律宾战役”、“缅甸战役”……“皇军”的二战史，没有提到辻参谋的篇章屈指可数。随从不由得用惊讶的目光追逐着辻参谋的身影。 　　这时，辻政信已经隐入嘈杂的人群没了踪影，只在身后泥泞的码头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脚印。 　　豺狼的脚印。 　　我要当军官！ 　　石川县，位于日本本州岛的北部，整个县就是一个向日本海斜伸出去的半岛，山中町位于半岛的根部。“山中町”，这个名字就描募了它的地理状况：山的中间，周围除了山还是山。由于海拔和纬度较高，山中町常下雪，交通不便严重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这是个穷地方。1902年10月11日，作为6兄妹中的老三，辻政信降生在山中町的东谷奥村。他家仅有6亩水田，远不足养活一大家，所以还需额外靠烧炭维持生计。辻政信的父亲辻龟吉，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东谷奥村只有一百来户人家，没有寺庙，辻龟吉就弄了个“真宗道场”，平时主持些红白喜事，弄点副业收入。辻政信的少年时代，日本的状况较为奇怪。1905年，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得到了西方列强承认。一战结束后，日本更跻身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列强之一。但是，这个列强并非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日本国力与明治维新时期相比，确有长足的进步，但国内问题积重难返，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仍未提高，相反还因为日俄战争的借款和一战后西伯利亚出兵，而负累重重。当时普通日本民众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穷”，若要再加一个字的话，那就是“苦”。完成6年义务教育后，辻政信面临的是出路问题。他的成绩很好，是个出名的“秀才”，不太和其他孩子打架，一旦开打就变成了一头倔强而凶猛的斗兽，决不服输。农民子弟的出路，一般是到城里做童工。但辻龟吉认为：辻政信很聪明，可去读免费师范，出来做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老师，成为上等人，故而坚持让辻政信去读初中。初中在离东谷奥村8公里的山中镇。为了筹措学费，12岁的辻政信必须每天挑炭走8公里山路到镇上去卖，卖完了炭才能读书。3年初中，一千多趟挑着重担摇摇晃晃的来去往返，让辻政信练出了常人没有的脚力和耐力。而山中镇是著名的温泉镇。在战争中发了财的暴发户，常来这儿泡温泉狎妓，这种骄奢淫逸的状况，与温饱都成问题每天要挑炭才能上学的辻政信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从心底深处生出不平与愤慨，他憎恶这不公平的社会，这种憎恶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若不是那次偶遇，辻政信可能就沿着其父为他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道路走下去，成为一名老师。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旅行中，辻政信在当地的“皆行社”借宿。皆行社，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一种军官集会会场，在那他正好碰上一次军官会议。军官们笔挺的军服，铮亮的军靴和威武的军刀，给乡下孩子辻政信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平生第一次知道，原来做个军官是这样酷，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腾翻滚：他也想当军官！大着胆子，辻政信问一个看起来比较面善的军官：“我也要当军官，怎么才能当军官？” 　　那军官笑了笑：“去考陆军幼年学校，考上了就能当军官”。 　　辻政信很认真地记住了这个叫五岛正的少尉，回到家对父亲说：“我要去考陆军幼年 页面功能 【字体：大 中 小】【关闭】 　　所谓陆军幼年学校，是日本陆军从德国学来的军事教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招收从初中毕业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3年的免费全寄宿军事教育。当时只有东京、大阪、名古屋、仙台、广岛和福冈等6个地方，有陆军幼年学校。学生从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6个地方幼年学校每年招生300名，从全国蜂拥而至的考生却不下2万人，可谓百里挑一，其难度可想而知。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坐到了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的入学考场里，然而却“名落孙山”--第51名。但不到一个月，他又被录取了。原来由于他前面的一名考生体检不合格，他自动顶上。就这样，1917年9月，入学考试成绩末位的辻政信，好奇而满怀雄心地迈进了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森严的大门。幼年学校的教学，构成了日本陆军奇异性的几个特点。第一，它不教授英语，学生要在俄语，德语和法语中选一门。而最终把持陆军中枢的，几乎全是幼年学校的毕业生，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军部对英美几乎一无所知的根源之一。第二，幼年学校是寄宿学校，不准外出。学生们和社会近似完全隔绝，这使得学生经常用书本教条硬套社会现实。那么这个精英学校又是如何办学的呢？“学生就是天皇陛下的貔貅”，这是学生入校后领受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教诲，这对那些十五六岁孩子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貔貅，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用来比喻勇猛的军士。换句话说，一旦进入幼年学校，就得时刻准备好为天皇献出生命。除了长相、个头，这些在物理上无法统一起来的东西外，从思维方式到行动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学校要求学生们全部整齐划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幼年学校的毕业生，一辈子都习惯看书时除了翻页不用手，手在什么地方？手必须放在膝盖上。要不然大耳刮子就结结实实地上来了。但这种近似于变态的严格，对辻政信来说微不足道。他渴望出人头地，也清楚这对出身卑微的他来说是多么不易，更明白如何努力才能成功：他必须成为第一，他必须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以第一名的身份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毕业，从皇太子（五年后的裕仁天皇）手里拿到了作为奖励的银怀表。随后，辻政信进入了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那里竞争更加激烈，但毕业时他还是第一。毕业后，辻政信回到家乡，加入了金泽步兵第七联队，半年后以军曹的军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辻政信是陆军士官学校36期生，1924年7月18日毕业时，他仍然是第一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了银怀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一般在半年以后被授予少尉军衔，被称为“任官”，36期任官授衔特别早，毕业生10月25日就被授予了少尉军衔。在那330名新少尉中，就有辻政信。他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当上了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