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著_满洲之道_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_

·国外新书评介· 欧立德著《满洲之道 : 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 Mark C. Elliot , T he M anchu W ay : T he Ei g ht B anners and Et hnic I denti t y i n L ate I m peri al Chi na , Stanford ,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xxi + 580pp 孙 　静 　　满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满洲统治者在整个清王朝一直处于政治支配者地位。关于满族 史的比较传统的一类看法 , 往往将满族形成的时间定位于 1644 年清军入关之前。有人把努尔哈赤称汗建国 , 或 满文的创制看作是满族形成的重要标志 ; 也有学者认为 , 满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 , 在皇太极于 1635 年改女真为 “满洲”, 或者由他完成对东北地区的统一之时。 自 1980 年代末以来 , 在族群 (ethnic group) 和族性 (ethnicity) 理论的影响下 , 国外出现多种著述 , 力图 从对于主体性的自觉意识这一视角去追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柯娇燕 ( Pamela Crossley) 先后有《失 去怙恃的武士 : 三代满洲人和清帝国的终结》、《满洲人》、《半透明的镜子 : 清代帝国思想中的历史和认同》三 部书和一篇题为《近代早期民族性的再思考》的长文。路康乐 ( Edward Rhoads) 则出版了《满与汉 : 清末民初 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 , 1861 —1928》的专著。柯娇燕认为 , 清代满洲人的民族认同经历了一种内在的历时性 发展。所谓“满洲人”的观念 , 其历史性格有一个从文化到人种 ( race) 、再到族群 (ethnic group) 的演变过 程。发生在满洲人中间的具有充分政治意识的、明确的族群观念 , 总体上是对爆发于清末汉人社会中的种族 — 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 ; 但它的渊源已然存在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时期 , 甚至还可以追溯到皇太极至乾隆时 代。正是在上述时期 , 八旗组织中满洲身份的“世谱化”过程逐渐使满洲人意识到 , 自己是与汉族不同的“人 种”; 而这样的“人种”观恰恰就是清末满洲人之族群观念的历史前身。柯娇燕意识到了晚清社会变革对于满族 族群意识形成的关键性影响 , 但她并不满足于满族史的讨论限定在此种关键性影响方面。可惜的是 , 她未能赋 予由“世谱化”过程所促成的满洲“人种”观以明确具体的界定 , 甚至也未能通过充分的举证来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此种“人 种”观之历史的存在 , 因此就难免使读者对她的议论产生悬空之感。路康乐的著作也强调 , 满洲人之从一种职 业身份转化为一个族群 , 是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他看来 , 此前的旗人缺乏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 清朝征服战争结束后 , 八旗驻防各地 , 威慑全国。他们当中除极少数人谋得一官半职或务农外 , 多数人不能从 事其他职业 , 只能混迹兵营 , 从国家获取生活之资。 如果说柯娇燕与路康乐都只把满族形成的时间上推到清末 , 那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欧立 ! 则在他的书中 明确指出 ,“满洲”名称的出现即已意味着满族的形成。如果说前面两位作者所考察的主要是八旗组织中满洲身 份认同的变迁 , 欧立 ! 则要在他的著作中表明 , 作为满族认同根基的八旗的历史 , 与满洲人的历史互为表里、 不可分割 , 而其最终的历史结局 , 便是旗人与满洲人成为可以相互置换的同等观念。 从结构上看 ,《满洲之道》全书由导论、三个部分总共八章 , 以及一个简短的结论 (题为“满洲认同和满洲 在中国的统治”) 组成。在以“满洲之谜”作为标题的导论中 , 作者详细阐述了对满族认同问题的基本观点及全 书的研究思路。他认为 , 族群形成的必要条件并不在于其成员有意或无意地享有的共同文化或传统 , 而是这些 共同特征被有意识地用来激发该群体的团聚力 , 从而增加该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 , 降低其生存危险。对统治 着人口众多的汉地社会 (cent ral region) 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 , 保持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是关 涉其生存的大关节。作者因此特别提出“族群主权 (ethnic sovereignty)”的概念 , 用它来突显满洲集团对自我 身份意识的维持及其意义所在。此处所谓族群主权 , 是指建立在不同类型权力基础上的世界性帝国的权力等级 结构之最高层。欧立 ! 强调 , 满洲的成功就在于它对族群主权的体认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清朝在中国 成功地维持了近三百年统治的主要原因 , 并不在于它的“汉化”, 而在于它能有效地利用自己与内陆亚洲诸少数 民族之间的亲缘感和历史文化联系。 该书第一部分“八旗社会的结构”, 着重论证了“满洲人”与八旗组织所具有的民族性。满洲作为一个高度 政治化的民族 , 并不是在共同文化和共同血统等因素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它实际上是由于当时的 政治和社会需要而被有意识地构建起来的。按照此种分析理路 , 欧立 ! 揭示出 , 满洲认同的政治化过程是如何 对存在于相关人们群体之中的神话/ 历史、血统、地域和文化等资源要素进行调拨或动员的。 满族最初的民族性与八旗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第一部分还集中讨论了八旗组织的起源发展、八 ·881· 旗内部的构造及其性质等问题。由于八旗满洲是八旗集团的核心所在 , 故而在作者看来 , 进入这个集团的八旗 蒙古及八旗汉军的构成人员 , 就很容易激发出一种向满洲靠拢的心理机制和认同意识。作者倾向于认为 , 在清 代中国 , 满洲和旗人的含义日益重叠和趋同 ; 而在另一方面 , 旗人与汉人的界限却日益分明。显然 , 满洲人或 旗人的民族性其实是某种信念和偏见的产物 , 并且这种信念和偏见在政治的作用下还在不断强化。 第二部分“八旗生活的方式”通过对旗人日常生活的描述 , 深刻揭示出八旗制度所赋予旗人、特别是满洲 旗人的特权 (这种特权使大多数满洲人直到清朝覆亡始终保持着一种政治优越感 , 但它并未能制止满洲大众生 道败落的趋向) , 实际上刻画着一种蕴含有许多真实内容的生活方式。1644 年以后 , 随着八旗驻防的固定化 , 满 洲人在汉地社会的生活延展积至两代或更长时间。尽管如此 , 由八旗制度所规定的旗人与民人之间在经济、法 律和从业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而引发的持续紧张 , 仍弥漫于整个清代社会。作者认为 ,“旗、民”之间的这种紧 张与冲突 , 其性质基本是民族性的。满洲人到处炫耀其地位 , 滥用其特权 ;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行事 , 并不取 决于其军人身份 , 主要地还是出自他们属于满洲人这一事实。随着八旗制的基本功能由军事性质逐渐转换为主 要地被用于处理涉及八旗成员从摇篮直到坟墓的全部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务 , 八旗制度本身也就蜕变为一种维护 旗人日常生活的政治及社会文化制度。 八旗制度功能的转变 , 使得靠它支撑的“满洲之道”也发生了人们的主观意志难以支配的改变。这成为该 书第三部分“18 世纪的危机”的中心话题。到 18 世纪中期 , 由于满语和满洲人军事能力的衰落 , 以及日益加剧 的奢侈腐化 , 以国语、骑射、崇尚俭朴为特征的旧式“满洲之道”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组带有理想主义怀旧性 质的象征性符号。作者强调 , 恰恰是满洲文化规定性的日趋消失 , 导致了旗人身份在满族认同中越来越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 选择上述观照角度 , 可以充分地显现出 , 雍正、乾隆时期的八旗制度改革对于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维系 满洲认同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满洲史的例证又一次表明 , 族群意识的成立所依赖的各种基本文化特征的大规模 消失 , 并不必然地会导致该族群自身独特性意识的丧失。当旗人不仅因为文化上的变异 , 同时也因为人口增长 和过度消费而很快丧失原有特性时 , 实施一种更加实用的“满洲之道”便成为维持局面的当务之急。雍正和乾 隆通过调整与强化八旗制度来保障满洲集团的现实存在。政府很难强迫人人都讲满洲语 , 但从制度上增减钱粮 的发放是可以做到的。一种直接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使属于八旗的人留在旗内 , 并赋予他们以特权。于是 , 充 当八旗成员与归属于满洲民族性的其他感情因素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 并进而成为确定满洲身份的决定性标志。 事实上 , 清政权努力维护八旗制的企图 , 也仅仅是维护满洲认同 , 从而维护满洲在清王朝治下的族群主权。 在政治及人类学领域里 , 族群理论主要用于处理属于近现代的社会现象。欧立德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 , 则用它来阐释满洲共同体的前现代历史。此书出版后 , 因其新颖的观点、简明的叙事风格以及生动 的细部描写而受到美国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 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满洲人生活的一部最有趣的历史。《美国历史 评论》第 107 卷第 3 期 (2002 年 6 月) 发表的书评称“该书不仅对所有中国的历史学家 , 而且对所有学习现代 早期历史的学生来说都是一本重要的读物”。(第 856 页) 肯特 ·盖 ( Kent Guy) 刊载于《亚洲研究季刊》第 61 卷第 1 期 (2002 年 2 月) 的研究综述《谁是满洲 ?》, 把该书与柯娇燕、路康乐和罗友枝 ( Evelyn Rawski) 的著 作同列为满族研究的“四书”。(第 152 页) 欧立 ! 对满族史的又一次全面清理 , 同时也把以下两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相关问题明确地提到我们的面前。 其一 , 如果说满洲民族的产生是某种“政治化”建构过程以及该共同体成员认同意识成熟的历史结果 , 那么它 究竟能否被简单地以采纳“满洲”作为一种自我命名的事实就加以证明 ? 当欧立 ! 用大部分篇幅来展现“满洲 之道”的历史变迁时 , 他似乎是把对上述问题的肯定答复当作了自己从事历史论证时不言而喻的前提。因此他 在书中说 , 从一开始就把“满洲”当作一个民族性的术语来对待是有益的 ; 因为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 , 满 洲文化的变迁与满洲民族一致性的延续其实并不矛盾。但在事实上 , 问题恐怕远非如此简单。 其二 , 在整个清代 , 事实上始终同时存在着以满洲和八旗这两个不同群体为对象的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归 属意识。清政府通过“族群主权”实现的对八旗制度内部满洲与其他人员之区别的维持乃至强化 , 与以汉族为 主体的“民人”将全部旗人视同一体的“他者”观之间 , 曾长期形成某种张力之下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 , 满 洲认同与八旗认同就很难真正合二而一。只有在清朝灭亡后 , 维系八旗制内部身份区别的驱动力瓦解 , 上述平 衡被破坏 , 民人的“他者”观才可能以外部压力的形式促成八旗组织内部身份区别的消解。这一历史演进的最 终结果 , 便是在 19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中 , 旗人被全部地认定为满族。欧立德似乎太过强调旗人作为一个整 体所具有的同一性 ; 因而八旗内部各群体间原本还算清晰的差异 , 在作者的笔下反而变得模糊不清。旗人与满 洲人之间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 于是也就被他简单地当作难分彼此的全同关系来处理了。 ·981· 欧立德著《满洲之道 : 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德族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