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古代文学》课程背诵篇目
(西华师范大学主页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教学内容——学生背诵篇目)
注:华文行楷字体者为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入选篇目。
先秦部分30篇,秦汉部分13篇,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29篇,隋唐五代部分93篇,宋金部分62篇,元代部分16篇,明代部分14篇,清代部分14篇,近代部分3篇。合计274篇。
秦汉部分:
一、辞赋
张衡《归田赋》
二、诗歌:
乐府诗歌:《战城南》、《上邪》、《陌上桑》、《东门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
二、散文
李斯《谏逐客书》第3段 、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第9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
一、辞赋
王粲《登楼赋》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曹植《洛神赋》第4段、庾信《哀江南赋》(序)
二、诗歌
曹操《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神龟虽寿)
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 曹丕《燕歌行》、曹植《白马篇》、阮籍《咏怀诗》(夜中不能寐)、潘岳《悼亡诗》、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陶渊明《归园田居》(少无时俗韵)、(种豆南山下)、《饮酒》(结庐在人境)、《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
谢灵运《登池上楼》、鲍照《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谢 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庾信《拟咏怀》(楚才称晋用)
乐府民歌:《西洲曲》、《木兰诗》
三、散文
诸葛亮《出师表》、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吴均《与朱元思书》
第一章 秦代文学
一.秦朝的社会特征
中国大一统观念及大一统局面初步形成。
地缘:中国版图之基本确立
政治:废封建而立郡县,中央集权
文化:“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庸》),“大同”观基本形成
上一学期提到,荀子以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并未得到韩非和李斯以及秦朝的重视,但其具有文化统一与文化专制特色的思想却对其弟子及其秦政产生了深远影响。韩非提出:“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於法,动作者归之於功,为勇者尽之於军。”(《五蠹》)李斯则更是法家思想的鼓吹者和实践者。李斯做了秦朝的丞相后,面临以淳于越为首的博士们恢复三代之制的复古思潮,提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三年))这一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支持。
秦始皇即位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
总之,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学十分荒芜。唯《吕氏春秋》与李斯《谏逐客书》颇具影响。
二.吕不韦及《吕氏春秋》
吕不韦也许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了。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故立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不受宠爱。故被送赵国作为人质。秦国多次攻打赵国,因此赵国不甚礼遇子楚。吕不韦行商于邯郸,见而怜之,认为“此奇货可居”。于是出重金帮助子楚讨好安国君及华阳夫人,并帮助子楚结识天下宾客,博取贤智美名。子楚后被立为太子,吕不韦也因此而做了太子太傅。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嬴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后吕不韦又为太后进嫪毐(音涝矮)。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於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岁馀,诸侯宾客使者相望於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
吕不韦不仅投资政治,而且热心于文化事业。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一百六十篇,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汉书·艺文志》列《吕氏春秋》于“诸子略”之“杂家”类。高诱《吕氏春秋注·序》认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纪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平心而论,此书确实融合了前代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列于杂家较为适当。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和遗闻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增加了文章的形象性。如“网开一面”、“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等故事颇具文学特征。
三.李斯
李斯,楚上蔡人。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西入秦。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作《谏逐客书》。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秦王为皇帝,以斯为丞相。李斯由此贵甚。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后来,在赵高的威逼下,同意逼杀太子扶苏而立胡亥。胡亥立,李斯数谏胡亥,不听。后为赵高陷害,与其子被捕入狱。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谏逐客书》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在论证方法上,《谏逐客书》述古、讽今相结合,时而正面论证,时而反面驳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第二章 汉代辞赋
赋是一种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文体,由于汉赋直接受“楚辞”影响发展而来,因此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枚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其实二者乃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所以《文心雕龙》既有《辨骚》,又有《诠赋》。辞赋成为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关于赋的兴起,《文心雕龙·诠赋篇》云: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𢭃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礼》、《智》、《云》、《蚕》、《针》五篇赋,如。《箴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处於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銛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根据今人的观点,一般把汉赋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类似于离骚的骚体赋,第二类为汉赋的主体即散体大赋(又称汉大赋),第三类是汉末兴起的抒情小赋。
第一节 汉初的辞赋
汉初辞赋,陆贾首案奇采(陆贾《孟春赋》今已不存),贾谊(前二○一~前一六九),继振其绪,而枚乘的《七发》则是汉大赋的开山之作。
一. 贾谊
贾谊(前201—前169),雒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受人举荐,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於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吊屈原赋》)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鵩鸟赋》)
后岁馀,孝文帝召见贾谊,坐宣室,问鬼神之本。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附: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刘胜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汉书·艺文志》载贾生文58篇,赋作七篇。贾谊的散文收录于《新书》,较好的注本有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其中,最为有名的政论文有《过秦论》三篇,分论秦始皇、秦二世、子婴三代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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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灭亡的原因,为汉政权提供治国的经验教训。《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言当朝之失,提出改革之法,主张治国以礼乐为主,辅之以法治。又提出以农为本,增加积贮,消除兼并,反对向匈奴和亲纳币,主张抵御外辱,消弭边患。贾谊其他著名的散文如《论积贮》、《请封建子弟》等。
需要指出的是,历代多赞扬贾谊的主张。其实,贾谊的主张虽然颇具远见卓识,但并不符合汉初的历史大气候。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其实,在汉文帝时期,亦为如此。实行休养生息成为当时君臣的普遍共识,贾谊积极有为的主张不被重用实为历史的必然。至于其不少主张被后来的汉景帝、汉武帝所采纳,这是因为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而采取的相应措施。
《吊屈原赋》,名为吊屈原,实则自吊。其辞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螘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鱏兮,固将制於蚁蝼。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后人称此赋为《鵩鸟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注解27 胥靡:《墨子·天志》:“民之格者则刭杀之,不格者则系累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庄子·康桑楚》:“胥靡登高而不惧,遗死生也。”《庄子·则阳》: “筑十仞之城, 城者既十仞矣,则又坏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荀子·儒效》:“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吕氏春秋·慎行论》:“伊尹,庖厨之臣也;傅说,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贱也。”《史记·殷本纪》:“是时说为胥靡,筑於傅险。”《集解》孔安国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也。”《史记·贾谊列传》“傅说胥靡兮”《集解》徐广曰:“腐刑也。”《索隐》晋灼云:“胥,相也。靡,随也。古者相随坐轻刑之名。”墨子云“傅说衣褐带索,佣筑於傅岩”。傅岩在河东太阳县。
二. 枚乘
枚乘(?~前一四○),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景帝时任弘农都尉。先后游吴、梁,做过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众。汉武帝安车蒲轮迎乘,死于道。《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九篇。现存者只有《七发》、《柳赋》和《梁王菟园赋》。《七发》是其代表作。
《七发》注解:
34皓齿蛾眉: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韩非子·扬权》)
112距虚:
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跲,走则颠,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吕氏春秋·慎大览》)西方有兽,名曰蹷,前足鼠,后足兔,得甘草必衔以遗蛩蛩距虚,其性非能蛩蛩距虚,将为假之故也。(《韩诗外传》卷五)司马相如《天子游猎之赋》:“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鸟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孅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𨎥騊駼;乘遗风,射游骐,倏胂倩浰,雷动焱至,星流电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
关于七发的主旨:
梁刘勰《文心雕龙·杂文》: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唐李善《文选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词七谏之流。
宋李流谦《澹斋集》:吾友黄仲秉读枚乘《七发》,至所谓“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感而作诗以示予。予谓乘尝事吴,已而去之梁,斯言也,殆为两君发欤,贤司马长卿《长门》远矣。(宋李流谦《澹斋集》)
《七发》——汉大赋形成的标志(《七发》的特点)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第一,主客问答
《七发》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的。它假托楚太子因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前往探病,说七事以启发之(《七发》之名即由此而来),最后以“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楚太子病愈。这个虚构的故事框架虽然很简单,却摆脱了描述实际事件、抒发由此产生的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够自由地选择和表现自然与社会生活内容。以后的大赋,也多采用这种虚构框架和问答体的形式。
第二,铺陈写物
《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这篇赋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美丽的语言竭力描述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狩猎、观涛六方面的情状(所谓“七发”,实以此六事为主),最后引申到贤哲的“要言妙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虽然楚辞中也有较多铺陈的成分,而《招魂》尤为突出,但刘勰为赋所下的定义,只有对《七发》以后的赋才是充分适用的。与铺陈的特征相适应,《七发》的文句,也改变了楚辞文句富于变化,多用虚词和语气词的特点,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使语言本身更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第三,开拓了文学的题材
《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枚乘以前,《招魂》中对音乐歌舞以及宴游景象已有较多的描写,《七发》继承了《招魂》而表现得更为集中、丰富和细致;对狩猎、观涛、车马的描写,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关于游猎和酒宴场面的描写,可以看作是对《七发》第四节(宴游)、第五节(狩猎)的扩充与发展;王褒专写乐器和音乐的《洞箫赋》,可说是对《七发》第一节(音乐)的发展;《七发》中写海涛的第六节,则启迪了后来木华《海赋》、郭璞《江赋》等江河湖海题材的辞赋。
第四,劝百讽一、曲终奏雅
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
《七发》已经出现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的矛盾,出现“劝百讽一”的现象,这也成为后来汉赋的基本特征。《七发》开始一大段,写“吴客”问“楚太子”疾,指出内宫淫糜安逸的生活是致病之由,并提出要以“要言妙道”来治病,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随后铺陈的七件事,却有六件是渲染声色犬马之乐;最终归结到“要言妙道”,仅仅是很空泛又很简短的一小节。事实很明显,《七发》的重点不是说理,也不是批判,而是展示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嗜欲,并以语言的形式,将这些素材创造为新鲜的文学美感。在人类文化中,克制欲望的道德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与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始终是一对深刻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七发》在这方面,并不打算作深入的思考,只是以很高尚却很空洞的“要言妙道”作为道德上的立足点,然后展开它的铺陈部分。这个简便的方法,为后来的赋家所利用。只是随着儒学定于一尊,把“要言妙道”改变为“引之节俭”。
七体:
傅玄《七谟·序》: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奓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心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轹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五百九十)
《文心雕龙·杂文》: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思考题:历来说《七发》者,多言第七发“要言妙道”才能真正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而其他六发对太子之病非但不能起到劝谏作用,反而起到鼓励作用。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笔者认为,《七发》体系如下:
宫居闺处,饱暖淫欲: 太子病
音乐、饮食、车马 走出宫闱,健体强身,开阔眼界
宫苑、田猎、观涛: 涤荡灵魂,太子病稍宽
要言妙道:从物质到精神,从感官到精神,太子霍然病解
作者似乎并非全盘否定前“六发”在治病中的作用。
三. 严忌《哀时命》
西汉前期,在诸侯国吴、梁的宫廷中,聚集了许多文人,大都能赋。只是他们的作品传世不多,其中严忌(本姓庄,《汉书》避明帝讳改),《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赋有二十四篇,在同时的赋家中是多产的一个。但现在可以看到的,仅有《哀时命》一篇,完全模拟屈原的风格。
第二节 西汉中后期的赋
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辞赋大盛。班固《两都赋·序》概括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在汉武帝和汉宣帝的奖掖下,汉代辞赋进入鼎盛时期。
1. 东方朔与枚皋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前154-?),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时诏赐之食於前。饭已,尽怀其馀肉持去,衣尽汙。数赐缣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於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於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於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建章宫后閤重栎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愿赐美酒粱饭大飧臣,臣乃言。”诏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
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转》记述更详)
有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后人称此篇文章为《答客难》。
东方朔又设《非有先生论》,委婉指出,士人不敢直谏,原因在于“邪主之行固足畏”。
枚皋(前156-?),枚乘庶子,武帝拜为郎。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然才思敏捷,从侍左右,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皇子生、从行至甘泉宫、封泰山等大事,以至于猎射、驭狗马、蹴鞠等,无不入于作品中。皋应诏而赋成,《汉书·艺文志》称其赋百二十篇,然传于今者绝少。
二.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的赋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少好读书,学击剑,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初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家贫无以自业。至临邛,富人卓王孙女新寡,闻相如鼓琴,悦之,夜奔相如,然家徒四壁。王孙怒,不分产于文君。于是二人于临邛买一酒舍酤酒,文君当炉,相如着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相如因以富。
(附:
《玉台新咏》有序曰,司马相如游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窃於壁间窥之。相如鼓琴歌挑之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西厢记》: (末云)窗外有人,已定是小姐,我将弦改过,弹一曲,就歌一篇,名曰《凤求凰》。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
【歌曰】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后,武帝读《子虚赋》而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蜀人狗监杨得意乃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即后之所谓《上林赋》),赋成奏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乃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文章主体以夸饰齐国、楚国、特别是汉帝国的繁荣昌盛为主。其中又间以讽喻之意: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与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馀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於齐而累於楚矣。”(P316页)
无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於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P324——325页)
於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於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於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
於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於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羡於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罷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之被其尤也。”(P328—329)
相如为郎数岁,奉召出使西南边疆,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自觉维护汉朝的大统一。
其后,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馀,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於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间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担心武帝为猛兽所害,作《长杨赋》以谏之。武帝以为善。还过宜春宫,相如又作《哀秦二世赋》,指出秦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脩兮,魂无归而不食。”实有微文刺讥之意。
后相如拜为孝文园令。相如见武帝颇好仙道,因上《大人赋》,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然而,由于《大人赋》对神仙的描绘出神入化,武帝阅之反“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者往,相如已死,唯遗《封禅文》。此文颇“彰汉氏之休”,对武帝又多赞美,故受到后人诟病。
除以上提到的作品外,流传至今的还有《长门赋》据《文选》载《长门赋·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该赋既善于直接描写中女主人公的落寞心情,又善于用颇富感染力的景物衬托女主人公的这种情形,与《子虚》、《上林》风格迥然不同。全文如下: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廓独潜而专精兮,天漂漂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袒袒。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闇闇。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於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於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欂栌兮,委参差以槺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网。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嗷以哀号兮,孤雌跱於枯杨。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於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征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踪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愆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於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文选》、《艺文类聚》三十)
司马相如还有《美人赋》,赋中极写女子容貌之美,性格之媚。然,即使“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而司马相如自诩:“臣乃脉定於内,心正於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这种写法对陶渊明的《闲情赋》颇有启发。
司马相如赋作的特征及地位: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西京杂记》卷二)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传》)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於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史记·自序》)
赞曰:司马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 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汉书·自序》)
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畯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文心雕龙·风骨》)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明俱获。(《文心雕龙·夸饰》)
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覈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文心雕龙·才略》)
思考题:你如何认识《子虚上林赋》?
参考文章:程世和《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
三.其他辞赋
武帝时代在淮南王刘安(?~前122)那里,也形成了一个辞赋中心。《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赋。刘安爱好屈原的作品,他的《离骚传》最早给屈原和《离骚》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之长,而屈原的志向则可“与日月争光”。刘安的赋今已不传,其君臣赋也只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它描写山中幽深险阻,有猿虎豺,不可久留。语言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是汉代优秀的骚体赋。其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成为后人经常化用的名句。
汉武帝时期,还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及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二赋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说理较多,文学意味不强。
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王褒传》)。
而且汉宣帝对辞赋的态度亦较开通,有人认为辞赋“淫靡不急”,他却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
当时最著名的辞赋家是王褒。王褒(约前88-约前55)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他的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碧鸡颂》、《僮约》、《责须髯奴辞》等,其中以《洞箫赋》与《僮约》比较出色。《洞箫赋》是第一篇专描写乐器与音乐的赋,王褒之首创,盖与西汉中期乐府音乐之盛有关,同时,也与宣帝太子(即元帝)喜欢洞箫有关(《文选·三都赋》刘渊林注:“汉元帝能吹洞箫”)。《洞箫赋》先写竹子的生存环境,然后写洞箫的制作,乐声的美妙,最后阐述音乐的作用。与《七发》第一段中描写自然景色相比,《洞箫赋》更为主观化和浪漫化。在句法上,《洞箫赋》多用骚体句,并杂以骈偶句。
扬雄(前53-后18)是西汉后期,继王褒之后的又一位著名赋作家。杨雄早年喜赋,敬佩司马相如,每作赋,常以之为楷模。其《反离骚》伤悼屈原怀才不遇,但不赞成屈原沉江以殉。《蜀都赋》,则开后世京都赋之先河。
成帝时,扬雄以文才为朝廷征召,待诏承明殿,常从帝左右,对上层集团的好恶趣尚、行止作为了解较多,遂时时作赋加以讽谏。其赋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汉代的甘泉宫,本是秦之离宫,建筑非常奢华,而汉武帝又在甘泉苑增修很多宫殿。于是,甘泉宫的崇殿华阙,成为穷奢极侈的代表。扬雄欲有所进谏,甘泉宫却又不是成帝所筑;欲缄口不言,却又不能已。遂在《甘泉赋》中夸张铺饰,极力描绘,盛赞它“似紫宫之峥嵘”,将此宫殿与传说中上帝的宫殿相比拟,以期对统治者有所警诫。同时,作品还提出“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这里委婉地针砭王朝奢侈、成帝宠幸赵昭仪诸事。尽管作者想要突出讽喻性宗旨,然而从客观上看,其主观上所设定的意图远不能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留给人们的感受,倒以描绘宫殿之美居多。其他三三篇赋,《羽猎赋》、《长杨赋》针对成帝好猎而发,《河东赋》写于随天子巡游以后,都寄讽谏之意;但他的创作热情和主要精力,却是倾注在赋的审美效果方面。这就使他所奏四赋的讽谏之意不为皇帝所理解,而赋的巨丽之美倒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扬雄在描写的手法上,有意地渗入较多的主观想象,原本是基于讽谏的动机,但这种描写却使赋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扬雄笔下的宫殿等建筑也不再是静止的,而是显得飞腾跃动,富有生气。
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扬雄晚年改变了对赋的看法,或问扬雄:“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见《颜氏家训》)在他看来,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他又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 其《法言·吾子》云:“或曰:赋者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与扬雄同时而以赋见称者还有刘向(前79?-前8)、刘歆(?-23)父子。刘向的赋多模仿《楚辞》。刘歆见朝政日败,自请出任地方官,被任命为五原太守,他经历三晋故地,抚今思昔,隐以前人遭际自比,感慨良多,故作《遂初赋》。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
三.其他辞赋
武帝时代在淮南王刘安(?~前122)那里,也形成了一个辞赋中心。《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赋。刘安爱好屈原的作品,他的《离骚传》最早给屈原和《离骚》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之长,而屈原的志向则可“与日月争光”。刘安的赋今已不传,其君臣赋也只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它描写山中幽深险阻,有猿虎豺,不可久留。语言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是汉代优秀的骚体赋。其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成为后人经常化用的名句。
汉武帝时期,还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及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二赋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说理较多,文学意味不强。
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王褒传》)。
而且汉宣帝对辞赋的态度亦较开通,有人认为辞赋“淫靡不急”,他却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
当时最著名的辞赋家是王褒。王褒(约前88-约前55)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他的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碧鸡颂》、《僮约》、《责须髯奴辞》等,其中以《洞箫赋》与《僮约》比较出色。《洞箫赋》是第一篇专描写乐器与音乐的赋,王褒之首创,盖与西汉中期乐府音乐之盛有关,同时,也与宣帝太子(即元帝)喜欢洞箫有关(《文选·三都赋》刘渊林注:“汉元帝能吹洞箫”)。《洞箫赋》先写竹子的生存环境,然后写洞箫的制作,乐声的美妙,最后阐述音乐的作用。与《七发》第一段中描写自然景色相比,《洞箫赋》更为主观化和浪漫化。在句法上,《洞箫赋》多用骚体句,并杂以骈偶句。
扬雄(前53-后18)是西汉后期,继王褒之后的又一位著名赋作家。杨雄早年喜赋,敬佩司马相如,每作赋,常以之为楷模。其《反离骚》伤悼屈原怀才不遇,但不赞成屈原沉江以殉。《蜀都赋》,则开后世京都赋之先河。
成帝时,扬雄以文才为朝廷征召,待诏承明殿,常从帝左右,对上层集团的好恶趣尚、行止作为了解较多,遂时时作赋加以讽谏。其赋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汉代的甘泉宫,本是秦之离宫,建筑非常奢华,而汉武帝又在甘泉苑增修很多宫殿。于是,甘泉宫的崇殿华阙,成为穷奢极侈的代表。扬雄欲有所进谏,甘泉宫却又不是成帝所筑;欲缄口不言,却又不能已。遂在《甘泉赋》中夸张铺饰,极力描绘,盛赞它“似紫宫之峥嵘”,将此宫殿与传说中上帝的宫殿相比拟,以期对统治者有所警诫。同时,作品还提出“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这里委婉地针砭王朝奢侈、成帝宠幸赵昭仪诸事。尽管作者想要突出讽喻性宗旨,然而从客观上看,其主观上所设定的意图远不能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留给人们的感受,倒以描绘宫殿之美居多。其他三三篇赋,《羽猎赋》、《长杨赋》针对成帝好猎而发,《河东赋》写于随天子巡游以后,都寄讽谏之意;但他的创作热情和主要精力,却是倾注在赋的审美效果方面。这就使他所奏四赋的讽谏之意不为皇帝所理解,而赋的巨丽之美倒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扬雄在描写的手法上,有意地渗入较多的主观想象,原本是基于讽谏的动机,但这种描写却使赋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扬雄笔下的宫殿等建筑也不再是静止的,而是显得飞腾跃动,富有生气。
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扬雄晚年改变了对赋的看法,或问扬雄:“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见《颜氏家训》)在他看来,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他又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 其《法言·吾子》云:“或曰:赋者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与扬雄同时而以赋见称者还有刘向(前79?-前8)、刘歆(?-23)父子。刘向的赋多模仿《楚辞》。刘歆见朝政日败,自请出任地方官,被任命为五原太守,他经历三晋故地,抚今思昔,隐以前人遭际自比,感慨良多,故作《遂初赋》。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
第三节 东汉辞赋
东汉辞赋一方面继承西汉大赋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