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的一个模型..

《社会心理研究》 2009年第2期 社会认同的一个模型 （美）西奥多·沙宾 (Theodore R. Sarbin) 卡尔·斯塞伯 (Karl E. Scheibe) 王 兵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 要： 为了有意义地表达社会我，我们必须在心理和社会分析（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nalysis）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这座桥梁是从现代社会角色理论 (modern现代社会角色理论 (social roles theory) 提供了有关这些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理论术语 。将要提出的论点的基本前提就是，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社会认同都是他或她的合法社会地位 (validated social positions) 的结果。通过正确的、合适的以及有说服力的角色规定，这些地位获得了确认。我们的这一模型提供了一种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可以比较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不同角色模式。我们的目的是提出社会认同的一个模型，这一模型可以清楚说明社会降低 (social degradation) 过程与社会提升 (social upgrading)过程。降低与提升是评价转移（对一个人评价的重新组织）的形式。严格说来，它们与个人和社会变迁理论有关。 关键词： 社会认同 社会角色 评价转移 社会降低 社会提升 一、引 言 在社会心理学中，关于认同 (identity) 的理论来得太晚。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个人适应 (personal adjustment) 的影响，19世纪的学者就开始研究认同问题。在其他学者中，马克思和涂尔干（Durkheim）努力解决社会认同 (social identity) 问题，以试图说明失范状态(anomie) 和疏离 (alienation)。奇观的是，行为科学家对评价转移 (transvaluation) 的个人和社会效应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获得概念工具。例如，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 和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1934) 就曾详细描述过自我的发展，其中包括对社会我发展的讨论。他们注意到人格是如何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米德尤其强调自我与社会的互动。但是，他们被迫把自己限制在对心理行为、认知过程，以及双向沟通复杂性的讨论中。虽然开明和宽宏大度，但他们仍然靠近个体。当然，这同他们对上流传统（genteel tradition）的意识形态承诺是一致的。在经济决定论、政治力量以及阶级结构中，要寻找自我的不是那么优雅的决定因素，这样一种承诺是陌生的。正如寻找难以捉摸的心灵一样，对自我的寻找也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然而，詹姆斯和米德并没有回到这一基本观点上来，也就是社会我是以前事件和活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采用了狭隘的关注点：个人以及他/她周围的环境。 为了有意义地表达社会我，我们必须在心理和社会分析（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nalysis）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这座桥梁是从现代社会角色理论 (modern social role theory) 的概念那里而来的。这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方法，它来自这种观点：“单独的男人”(man alone) 或“单独的女人”(woman alone) 不是对个人行为进行分析的有用出发点。单独的男人或女人只是从更大的单位，即社会组织那里而来的诗意的抽象 (a poetic abstraction)。 我们的目的是提出社会认同的一个模型，这一模型可以清楚说明社会降低 (social degradation) 过程与社会提升 (social upgrading)过程。降低与提升是评价转移（对一个人评价的重新组织）的形式。严格说来，它们与个人和社会变迁理论有关。 为了说明模型的限制以及潜在的可应用性，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出几个方法论问题。首先，这一模型是有组织的启发式模型。它把社会提升和降低过程组织到一个几何图表中来。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图解这些过程的唯一方式；但我们仍认为，我们的模型是有用的模型。 这一理论模型是方便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概括社会评价转移的过程。这些概括与实际的评价转移机制有关。人们不应该在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意义（为决定应该如何评价人提供指南或规则手册）上采用它们。显然，对于应该如何评价人的行为，我们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具有同样的价值判断（比如，奴隶制是错的、不应该践踏基本人权、社会应该为每个人提供社会提升的途径，等等）。然而，这里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概念，以说明社会评价转移过程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成功了，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概念来执行一系列道德规则。 作为进一步的限制，我们认为，因为一个人可能会有许多人对他进行评价，因而，人们对他的评价没有一个是完全合适的。评价包括主体和客体两方面。作为客体，同一个人可以从几个社会评判员那里获得相当不同的评价。如果有组织的广泛的主流社会 (dominant society) 或“机构”（establishment）存在的话，一个人似乎只能获得一种评价。事实上，许多机构的环境只允许既有的权威断言个人是否有效或有作用。例如，只有监狱官员有权力对犯人进行评价。同样，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就是自尊）依赖于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特殊的参照群体。参照群体理论和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表明，作为参照群体变化的功能，个人的自我评价随时间而变化（Hyman & Singer，1968）。参照群体理论也说明了，个人不满意与明显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的相互依赖性（Pettigrew,1964; Stoufferr,1949）。人们可能认为自己不是很好，除非知道同伴接受了他们。对我们所有的争论来说，参照群体对个人评价的调节效应是一个基本前提。与社会评价转移过程有关的系统观点将清楚说明参照群体的调节功能。 对社会评价转移过程来说，参照观察有许多。从人们对待罪犯、心理医院的病人、战争犯人、少数群体成员、叛徒以及不体面的穷人的方式中，我们可以说明降低。在工作和学校提升、就职、婚礼庆祝、监狱赦免以及授予英雄荣誉的仪式中，我们可以说明提升。 通过降低与提升这些社会程序的应用，人类获得了不同的评价。正如我们所要表明的，不同的评价对个体和群体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降低的影响是失去自由、失去尊敬，失去自尊，以及对于权力和优惠的限制。提升的影响是提高的尊敬、提高的流动自由，以及一系列扩大的权力和特权。 二、社会角色理论 现代社会角色理论 (social roles theory) 提供了有关这些问题的理论术语（Sarbin & Allen,1968）。为了避免对这一戏剧术语使用的普遍误解，重要的是坚信，人们没有而且也不 需要把角色规定看着是细微的、肤浅的或者是人工的表演。竞选美国总统职位的候选人处于相同的社会地位。但是当一个人被选上、举行了就职典礼并承担了这一职位的职能，而其他人被击败并降低到一些次要的专业活动上时，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心理距离。这些心理影响是明显的，而且描述这些事件的角色理论语言的使用不应该产生虚假的印象。 下面要提出的论点的基本前提就是，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社会认同都是他或她的合法社会地位 (validated social positions) 的结果。通过正确的、合适的以及有说服力的角色规定，这些地位获得了确认。我们的这一模型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比较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不同角色模式。 我们从一个假设开始。这一假设就是，人们的生存依赖于他们把自己准确地放在各种环境中的能力。有效的行为选择依赖于把自我正确地放在事件的世界中。在可以对世界进行区分的各种环境中是社会环境或者说是角色系统（role system）。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人们不 断面临找到自己位置的需要。自我在角色系统中的错误安置 (misplacement) 可能会产生令人尴尬的、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自我通过推断过程 (inferential process) 安置到角色系统中。在可获得线索的基础上，个人推断他人的角色，同时也推断自己的角色。在晚上很晚时，回家的行人可能把自己看成是潜在的袭击受害者；同时他也会把另一个行人看成是潜在的攻击者。我们可以把角色系统中的这一安置过程描述成是对“我是谁？”这一重复问题的回答。没有对这些相互的问题，也就是“你是谁？”或“他是谁？”的精确或隐含的回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Mulford 和Salisbury (1964).对自我概念的产生方式提供了经验说明。他们要求被试回答“你是谁？”这一问题。被试的回答基本上都是用角色术语来表示的：“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市民”、“我是一个犯人”等等。必须强调的是，如果它们没有通过与对应位置 (complementary positions) 占有者的实际的或符号的互动而得以生效，这种回答是没有用的。声明“我是外科医生”要求一种随之而来的给病人治病的行为。只有当一个人与他的孩子至少存在着最低程度的互动时，象“我是一个父亲”这类断言才是有效的。因而，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社会认同看着是试图把自己放在角色系统中的多种产物，也就是通过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提问和回答来象征性地表示。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角色关系中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或没有计划的变化将修正人们对社会认同的推断，因为他们给人们提供了关于他们是谁的不同信息。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与成人或小孩；与警察或医生；与朋友或陌生人；与受害者或害人者互动时，他在社会空间上的位置是不同的。社会认同中引起的这些短暂改变不应该混同于一种认同替代另一种认同。社会参照个人和群体 (social reference individuals and groups)的变化可能改变社会认同，但改变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考虑一下下面这一例子。 一位美国军官在战争中被浮。尽管无可争议的事实表明，他是爱国的、忠诚的而且是值得信任的，但经过6个月的“洗脑”后，他录制了一系列节目来贬低他的国家。 考虑到认同形式的这种转变，我们提出的模型可能决定了这些转变的评价性意义。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表达这一模型的必要特征。我们再一次需要记注的是，这一成形的模型是用来说明我们假定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当这些维度的重要性比较微弱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清楚表示普遍重要的关系。这三个维度是（1）地位维度 (status dimension)；（2）卷入维度 (involvement dimension)，以及（3）评价维度 (value dimension)。首先，我们将表明对一个人社会认同的评价是如何同他的角色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将考虑对社会认同的评价转移问题。 1．地位 地位这一术语用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传统上，人们可以象下面这样描述角色与地位之间的关系。地位是由相关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期望明确表示的抽象概念。角色是个人从事的一系列行为，个人努力在他或她占据的某个特殊位置上表现得更好。另一种区分这些相关概念的方式是，我们可以把地位看作是一种认知的观念，也就是一系列期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角色看作是以公开行动为特征的行为单元。 林顿 (Linton,1936) 首先在先赋地位 (ascribed status) 和自致地位 (achieved status) 之间进行了传统的区分。一些地位是先赋的，它们通过性别、年龄、民族以及亲属这些方式赋予到一个人身上；其他地位则是通过个人或其他人作出的随后决定而获得的。许多学者发现，这种便利和可以接受的区分并不是十分清楚，因为人们从来就没有精确说明过先赋和自致地位之间的区分标准。然而，即使采用了林顿的区分中所指的主要标准（也就是选择的存在或缺乏），它还似乎表明地位的分类应该超过两个。 先赋 (ascribed) 这一术语意味着给予 (granted)。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经常把给予这一术语作为先赋这一更难以理解的术语的同义词来使用。在目前的使用中，自致这一术语具有不符合这种讨论含义的其他含义。一般来说，人们会把获得 (attained) 或选择 (selected) 这些术语用在这个地方。 林顿的分类概念存在两个困难。首先，他没有说明决定一个既有地位是先赋的还是自致的标准。其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因素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成功的易装癖者（transvestite）的性角色是先赋的还是自致的？皇位的自然继承人是通过先赋还是通过自致赢得他的地位的？如果在进入某个社会位置前，我们把社会地位看作是落在建立在选择程度基础上的一个连续体中的话，我们就可能一致性地解决这些和其他困难的情况。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占有某个位置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获得；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完全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人们通过考虑两个因素决定对任何地位的选择程度。这两个因素是：对行动者来说可能性的数目；这些可能性可供选择的程度。进入律师这一位置要比进入工厂工人这一位置有更多的选择。至少从理论上看，潜在的律师可以选择在职业地位等级上低于律师的许多位置；而潜在的工厂工人只有选择在他们之下的非常少的职业。同样，成为父母所包含的选择机会要比成为教父所包含的选择机会少得多。对教父身份的社会压力要比对父母身份的社会压力更让人不得不接受。 应该清楚的是，我们是在与选择性 (selectivity) 一致的意义上使用选择这一术语的。我们并不是用它来表示自由或者缺少起决定作用的限制。决定可能是对处于通往巨大成就道路上的一个人作出的。一个人对选择自己的命运可能没有多少意识。不用说，在卓越成就的发展中，把选择看作是在一个很高的程度上作出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他必须作出许多选择性决定来帮助他或她获得较高的地位。 因而，社会地位以及与它们对应的角色可能与选择有关。对任何社会来说，文化参与者 (cultural participants) 的位置都是处于地位连续体 (status continuum) 中先赋的一端，性角色、年龄角色以及地位角色也是这样。职业和娱乐角色，例如读书俱乐部成员、共和党成员以及医生等处于另一端。 人们可能很难进一步区分先赋角色，而且它会应用到社会的许多成员身上。因而，每个人最初都先赋了文化参与者的角色。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期望根据预先规定的任何专门获得地位的基本要求的某种正当的基本规则来行动。这种赋予带有某种合法性的成分。 每个人生来就带有出生权。这包括一系列先赋的政治权利，而不需要考虑预先的成就或能力。在美国，人权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与其他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一起包括了一个人出生权的很大一部分。这种最初的先赋决定了与作为一个人的地位相一致的最低程度的期望。它也决定了在一个专门的先赋结构，也就是主流社会中成为一个人的权利与优惠。当然，出生权并不必然是同等先赋的。美国奴隶的出生权确实不包括任何“人”权。奴隶被看作是牲口，他们的地位是非人的地位。解放宣言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是先赋以前奴隶的某种最低程度人权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先赋把他们当作人对待的权利。人们很悲哀地注意到，合法的规定影响到但是并没有控制到人权的先赋。 现在让我们跳到地位维度的另一个极端。高度获得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并且只适应于这个社会中相对有限的成员。比如，高等法院法官、小提琴演奏家或联合国秘书长。合法权力以及社会尊敬只增加到获得地位的拥有者身上。 角色在地位维度上的安置是观察者集体判断的问题，同这个人进入一个社会地位之前的 选择程度有关。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和经验显而易见，个人对社会结构的描述可能与共同的概念化融为一起。 角色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放在地位维度上。对每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来说，获得的某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具有常规的相对频率的解释。同某个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是由适合某个职位并且获得它的个人的比例所决定的。在战争期间，任何美国人被征招到军队中的的可能性是50%；但成为一个官员的可能性可能只有1%；成为一个将军的可能性在250000人中可能才有两个。在一个既有的社会位置中，前面安置的比例越高，获得这个角色的比例就越多。因而，成就程度经常通过各种位置上个体的相对数目反映出来。印第安人总是要多于首领，士兵要多于将军，出纳员要多于银行经理。 在拥有获得的地位之前，个人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作出选择。一个人通过选举、提名、特殊培训、对某种提示或“召唤”的反应、志愿参与或表现出某种特殊才能而获得某种地位。在每种情况下，到达获得地位的提升过程是相互的。个人必须选择（或至少同意），而且有关的社会参照群体必须同时承认和证实这种提升。最初的选择是由个人或社会参照群体作出的，或者是由两者同时作出的。特别是，成就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共同结果。在这两个选择过程中所包含的选择性形成了成就之前的选择程度。这种选择程度表明了一个既有职位在地位维度上的位置。 需要重复一遍的是，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是由处于地位维度的不同点上的许多角色所组成的。为了全面描述既有的社会认同，我们可以从列举这个人的合法的社会地位开始。这类列举可以用来推断这个人具有多大合法的权力，或预测他或她的行为。然而，只有与卷入与评价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才能理解地位对于行为理论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就开始转向卷入维度。 2．卷入 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二个主要维度是卷入变化的机会 (opportunity for variation in involvement)，或者就是卷入 (involvement)。角色规定随行动者卷入角色的程度而发生变化。但是地位也在它们允许角色参与变化的程度上发生变化。在系统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定义目前使用的卷入这一术语。 我们可以把卷入看成规定某个角色的强烈程度的一个维度。当卷入程度比较低时，角色和自我是明确区分的，没有激发出几个有机系统来，而且行动者在执行角色时很少付出努力。当卷入程度很高时，自我和角色是没有区分的，整个有机体被激发出来，而且行动者付出了许多努力。Sarbin和Allen识别出8种卷入程度。零卷入 (zero involvement) 的例子就是就是一个失效的俱乐部成员身份，个人在其中没有花上任何时间，也从来没有想过通过它来证明自己什么。中等范围卷入 (midrange involvement) 的一个例子就是舞台表演，“扮演角色”。第八种程度卷入的例子就是狂喜、拥有以及神秘协会。伏都教死亡、魔法以及魔术导致的疾病都是受害者角色高度卷入的极端例子。在这些情况下，卷入是如此全面以致于正常的社会和约束机制都受到阻碍。 时间是角色卷入的一个指标。如果这个人大部分时间“处于角色”中，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角色看成是高度自我卷入的。处于“角色”中就意味着从事针对角色的活动。因而，例如，成年女性的角色是高度自我卷入的，因为它意味着几乎连续处于这个过程中。当对星期天水手所要求的有机体的卷入暂时是非常高的，这并不是一个非常自我卷入的角色，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多少时间用于航海上。另一方面，对于专业的帆船运动员来说，水手是非常自我卷入的角色，因为他为角色扮演付出了许多时间。 有一些角色（例如人、男性、母亲以及女儿）要求几乎连续的卷入。其他一些角色，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角色，要求周期性卷入。当一个工人工作时，他的卷入程度是非常高的。在 午间休息以及停工期间，卷入就暂时消失了，而且可能在一天结束时完全消失，但是第二天早晨当上班哨声响起时又重新出现。周期可能是每天（工人）、每周（去教堂）、每月（会社或俱乐部成员）、每年（付税者）。此外，周期可能是常规的，就象上面引用的例子；也可能是非常规的，比如婚礼客人、女主人，或者飞机乘客。 总之，角色卷入随情景和时间而变化。对一些位置来说，它变化很大；而对其他位置来说，它变化不大。问题是要系统地对这些差异进行解释。我们的观察表明，角色卷入的变化是地位维度安置的结果。地位越接近连续体的先赋一端，不同卷入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少。相反，地位越接近连续体的获得一端，角色卷入的变化就越大。 对于最终的先赋角色，也就是人或人类来说，很难想象很少连续的高度卷入。偶尔地，人会由于冥想、疾病或药物使用而失去人的角色卷入。但在我们的语言中几乎没有词汇来描述这种情况。人们总是期望以他们文化中对于人的本质的定义相一致的方式行动。从人的本质的文化定义那里而来的角色规定把行动者看作是有教养的人的负面对手。然而，这并没有接替连续的高度卷入的行动者。他或她被看作是不合格的或者是野兽般的人，而且卷入仍然几乎是完全的。 另一方面，获得角色，可能是象斗蓬那样戴上同时又脱下了。大部分获得角色是周期性的，而且就某个阶段来说，当要求强烈的有机体卷入时，它很少持续非常长的时间。一个专业篮球运动员在春季训练时可能高度卷入到他的角色中来；但当他参加葬礼、写信或者访问朋友时，相对来说，他可能就没有卷入进去。 在地位连续体的获得一端，卷入可能同在先赋那一端一样高。当一个人当上美国总统时，他只是卷入那一角色，就好象他是处于人、男人以及市民的更加先赋的角色中。但是任何获得的角色都包括完全不卷入的机会，也就是逃离。在这点上，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辞去总统职位就是这种情况。对先赋的角色来说，不卷入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三角形来表示在潜在的卷入变化与地位维度之间的这种假定关系。这个三角形到达维度先赋这端的一个点上（见下图）。在监狱、心理医院，以及强制的劳动营这类相对极权的环境中，卷入变化的机会是有限制的。在这些环境中，地位极大地具备了先赋的特征，而且卷入是相当高的，但不是由于个人的选择，而是由于整个环境的要求。这些群体中成员的社会认同不包括获得的角色，也就是执行可能是周期性的。当一个人的认同完全是由先赋角色所组成时，一个人就不可能获得角色距离 (Goffman，1959)。也就是说，当人们执行某个先赋角色时，他们是“一直”处于其中的。他们只有很少或没有机会获得距离从另一个角色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行为。 地 位 给 予 获 得 A B 高 卷 入 C 低 图.1.1. 与地位有关的卷入变化的机会 3．评价 正面和负面评价与地位和卷入之间存在着有秩序的关系。评价维度建立在地位和卷入维度的右角上。同它们一样，这是一个连续体。它以一个中心点以及正面和负面的有限的极端作为标志。然而，问题是，在某个社会认同的价值中，什么潜在的收益和损失是与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卷入水平联系在一起的？ 在系统探索这一问题前，我们希望强调评价这一概念的独特性。首先，对社会认同以及对应的心理健康的评价不是统一的。它是一个混合，其组成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和特点。在观察的水平上，这种混合相当于情绪转变。 其次，一个人只对某个位置认同对他从那个位置上获得的价值不会产生必然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说，“约翰是一个哲学家”。但是哲学家的角色完全是获得的并且完全是卷入的。此外，哲学家在其中作为一个认同成分出现的一群合法的角色可能先赋那个成分差不多的权重。如果一个人从他或她的其他地位那里完全没有获得任何社会价值，哲学家的角色就会带来巨大的权重。 第三，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不是一回事。想一想就要殉难的人（他们要比他们的客观环境感觉好得多）和中上层阶级的神经症患者（他们要比他们的客观环境感觉差得多）。这两类人显示了自相矛盾之处。现在让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我们首先考虑适用于获得地位（在图.1.2中处于直线的右部分）的可能评价的范围。对不履行角色规定或表现不好给予的评价接近中立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未能获得高度获得的地位，人们并没有强烈的否定性评价。一个人被合唱团解雇、离开运动队或被大学开除并不会激怒团体或使它不安。人们认为这些失败是由于缺乏实践、成绩不理想、错误的判断、有限的能力，或运气不好；他们会用悲哀、失望、同情、悔恨等语言表示出来。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能适当履行获得的角色，他就会获得高度的正面性评价。这些评价包括奖励、公共承认、金钱回报，以及公共尊敬的其他指标。因而，对于获得的地位，人们对它的评价在中立和正面之间，也就是有更多的获得和更少的丧失。 现在我们开始考虑适用于先赋地位的可能评价的范围（见图1.2）。这里只有较少的获得和更多的丧失。一个人并不因为作为一位女性、一个成人、一个母亲，或者一个人参与某种文化而获得表扬。人们期望这个人没有正面的公共评价就承担这些角色。然而，不履行这些角色就会得到强烈的否定性评价。看一看对一个没有根据男性性角色期望行事的男性的评价；他被贴上“女人腔的男人”、“柔弱的”的标签。看一看对不关心孩子健康的母亲的评价；她被称之为是“自私的”、“缺乏爱的”。看一看对没有根据年龄标准行动的人的评价；他们被称之为是“不成熟的”、“孩子气的”，或者说是“退化的”。看一看对违背基本法律原则的人的评价；他们被称之为“朋克”，或“逃犯”。 图.1.2. 与地位有关的正面和负面评价 随之而来的是，对行为的最普遍的共同期望是同人的这个极端先赋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当在人的本质的概念上存在着文化变化时，在一个既有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期望遵从一个基本的定义。尤其是对不是人或“非自然的”行为存在着强烈的否定处罚。同人的基本先赋联系在一起的期望一般都关心沟通、礼节，以及内群体侵犯。违背这些规范的人几乎永远背上强烈贬低的标签。人们使用这种标签的许多形式。所有这些标签都具有表示不是人的社会认同的共同功能。一旦被贴上这一贬低性的标签后，社会就开始把这个人不当作人来看待。 最广泛用来表示不是人状态的的概念是“畜牲”(brute)。这个概念有时候用来指兽类、动物，或者低等人 (Platt & Diamond,1965; Sarbin 1967a) 。在土语中，这些评价通过象“猪”、“狗”、“虫”、“笨蛋”，或者是“坏女人的儿子”这些形容词表现出来。 一个不是人的地位可能以用描述没有生命的事物的标签表现出来。例如“脏”、“土块”、 以及“石头”。土话中也包括许多从人和动物粪便那里而来的许多术语（Kochman，1969）。甚至对于数量的抽象也用来传达不是人的观念。因而，“我是一个零”或者说“你什么都不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术语或者它们有礼貌的对应语并不是科学和专业词典的一部分。 在我们努力变得专业化和人本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短期内创造了特殊的委婉语来隐瞒这种强烈的负面评价。这些委婉语的例子包括“不利的”(disadvantaged)、“没有发展的”(underdeveloped)、“没有优惠的”(underprivileged)、“文化剥夺的”(culturally deprived)、“心理病”(mentally ill)、“福利接受者” (welfare recipients)、“问题家庭” (problem families)、“病人”(patients)、“亲密者”(inmates) 等等。这些标签带有不是人的大部分意义。人们可能把贴上这种标签的人看作在地位维度上处于最低的等级，而且处于评价维度的否定一端。 我们对评价维度必须加上进一步的先决条件。这一维度用一条单独的直线来表示。然而，在中立点之下的评价性质不同于在中立点之上的评价性质。获得角色的正面评价似乎同自尊相一致，就象人们提出理解这一术语那样。获得角色的公共表现是获取自尊的基础。尊敬这一术语最好表示了对先赋角色的正面评价。当人们在先赋的角色上表现失败时，他们就失去了相联系的地位所固有的尊敬。然而，先赋角色的表现并没有获得尊敬的特殊证据。人们期望一个人没有特殊的刺激就履行先赋角色。与不履行相随的是不尊敬以及相关的负面处罚。 三、角色联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社会认同的成分，它们似乎彼此独立。但是在这点上，我们必须摆脱这一简化的虚构。在任何社会结构中，某种合法地位都是提升到获得地位的前提。成为某个特殊的合法获得地位所必要的社会特征是什么？这里，我们提出角色联系 (role linkage)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可以用来描述角色之间的功能联系。 首先，决定两个角色是否联系在一起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个合法地位是另一个合法地位的前提吗？例如，在为医学院所接受的资格中，学医的学生通常需要提交一个大学学位。对进入医学院来说，其他不成文的地位资格（与民族、宗教或社会阶级有关）也可能是有效的。 其次，在某个地位上的提升或降级会影响先赋其他地位的评价吗？例如，对在政府中拥有某种职位的人来说，以前的重罪是不允许的。事实上，如果某个获得地位的人被宣判为重罪犯，他或她就可能失去那个位置。在20世纪60年代，拳击冠军被剥夺了称号，因为他没有履行要求年轻男性的服兵役的义务。因为违背了法律以及与诚实有关的习惯，一位前总统和一位副总统被免除了职位。 一般来说，为进入某些获得的地位（在这些位置中，行动者行使一些权力，而且为其他人的幸福承担一些责任），详尽的联系建立了起来。只有符合执照和证明机构的要求（也就是在许多先决条件上具有资格），警官、法官、医生、参议员、药剂师、教师以及外交家才能获得他们的职位。对这些公共信任 (public trust) 的职位来说，对根据“好的基本品行”（忠诚、正直、公平等等）选择人员存在着统一的要求。 医生的例子非常富有启发性。如果在一次手术中病人因“技术困难”而死亡，外科医生是不会被判除谋杀罪的。然而，如果某个医生用了假执照行医而被发现，他就会受到严厉的 惩罚，并且可能会受到犯罪上诉，即使他的病人很多。对社会来说，人们很难把政治领导人、 治安官，以及外科医生看着是谋杀者，即使有时候他们就象没有他们那些成就的人那样不怀好意地杀了人。但是如果某个人在获得和要求先决条件的地位上因为错误而受到处罚，他或她就会离开那个获得的位置并且受到起诉。 所有这一切表明，认同提升的成分总是以正常的顺序提出来。提升总是要求对一些角色的事先确认；相对来说，这些角色更多是获得的。最具有选择性的职位什么先决条件也没有。没有工作描述会列出美国总统所必要的资格。然而，对于有点较少获得的职位，如果一个人具有许多成就，他就可以免除正常的资格要求。 在与认同的更多先赋成分保持的联系上，自致的角色之间非常不同。在伟大艺术家高度获得的地位与家庭男人高度先赋的地位之间只有非常微弱的联系。对一些高度获得的位置来说，它们与先赋的地位没有或只有微弱的联系。作为一个家庭男人，米开朗其罗 (Michelangelo) 可能缺少先赋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还是具有一个先赋地位的。但是凯撒 (Caesar) 呢？ 角色联系受到可以改变的规则的影响。通过共同的社会过程，“男性”资格已经剥夺了选举的权力，因而毁坏了这种联系。“男性”与专业赛马师之间的联系已经断绝了。相似的社会过程产生联系。例如，一所大学可能声明只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可能被聘为教授。在此情况下，在这两种相对获得的地位之间就建立了联系。一些大学在它们的黑人学习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中已经在先赋的民族地位与学生地位的获得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角色联系的习惯特征 在前面几部分，我们已试图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角色先赋或的标准是武断的。人们经常攻击年龄、性别以及亲属角色的标准。人们经常怀疑这种标准的效度，而且这种怀疑经常受到与历史和文化相对主义有关的支持。 亚文化产生出来了，人们对先赋角色的武断标准已扩大到包括与成就联系在一起的期望上。因而，规矩的儿童不仅表现出传统所期望的孝顺行为，而且也会进入某个合适的职业中。通过这种方式，儿童维持了尊重，同时也从他人那里赢得了尊重。对由重要他人（父母）所表示的尊重来说，由其他人（公众）所表示的尊重具有隐藏的维度。 为了有效地占据男性地位，作为模型的男性理想已不断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大部分来自于近年来被称之为“同性恋”的社会群体。性别与工作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印记的文化安排。中西部的一位家庭主妇第一次去一家英式酒吧时，当发现“酒吧后面的男人”(man behind the bar) 实际上是一位女性时，她就受到了触犯。来自女权主义的争论表明，应该允许女孩参加棒球队。下面的难题说明了工作和性别之间的传统联系： 一位男性和年幼的儿子度假回来。路况非常危险。在路上没有转弯，他们的汽车撞到了混凝土桥墩上。父亲马上死去。儿子多处受伤，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他在无意识之中被推到了手术室。在准备做手术时，外科医生看了一下年轻人的脸，在兴奋状态下惊叫起来：“我不能给这个男孩动手术。他是我儿子。” 问题是：谁是外科医生？ 当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要求愿意接受这一可能性，也就是一位女性可能承担了外科医生的角色。 个人可能会在先赋和获得地位之间武断地建立起联系。在此情况下，这一联系反映了个人自己对于某种价值观的承诺。由于在中学足球比赛的关键时刻漏接了球，一个男孩可能会 被他的父亲锁在房外。这里，父亲武断地把先赋角色（也就是儿子），与获得角色（也就是足球运动员）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经常把经常新教伦理吸收到角色联系中。看一看人们认为是奇观的，懒惰的，甚至是疯狂的几代艺术家和学者，他们是如何拒绝家庭企业中的角色（比如地区销售经理，产品工程师，或培训主管）的。因为履行这种角色的失败，儿子获得了负面评价，包括不让他有继承权。在这些特殊情况，获得角色具有了先赋地位的特征。 四、社会认同的改变 任何时候，一个人的社会认同都是由一系列合法地位组成的。这些可以从它们被先赋或获得的程度或者它们需要卷入的程度作为标志。这些合法地位决定了用在一个人身上的社会评价。 社会认可 (social validation) 这一概念用来说明心理变化是如何依赖正在变化的社会互动的。为了方便，我们将分别考虑社会认可的两个方面：降低过程与提升过程。 1．降低 这一模型表明，人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降低对一个人社会认同的价值。这两种方式就是：贬低（derogation）与降级（demotion）。 贬低的基本含义是取消、废除或改变以前的某项优惠。贬低是把具有潜在自尊的一个角色转移成它的负面对应物的过程。贬低就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坏的行动者”，一个不合格的地位承担者。这一模型考虑到对地位维度不同点上的角色进行贬低的各种重要性。通过一个“坏人”，一个“坏女儿”，或一个“无能的男人”的断言，一个人的认同会受到大大的损害。每种断言都包括相当程度自尊的丧失。对不太重要的角色[象周末园艺工（以“他是一个差的园艺工”这样的断言表示出来]）来说，地位的失去并不必然带来任何尊敬的丧失。 降级是夺去某个人某种获得的地位上。这一过程也可以称之为“贬低”，也就是基本意义在低劣与优越元素之间进行比较的一个词。从这种意义上说，象儿童那样对待成人就是贬低，就象把一个官员从等级中移开的实际降级一样，或者把一个代表队的运动员分配到次要的队中去。从获得位置上的降级剥夺了一个人享用自尊的机会。 因而，随之而来的是，大部分降低等级的过程是那些把贬低与降级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所有获得的地位，包括专业和职业；并且在所有先赋的角色，包括性别、年龄、亲属，以及市民角色上都受到贬低的话，他或她就会降低到最低的可能评价上。贬低一个人的极端就是把一个人看作“除了野兽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是指降级，“野兽”是指贬低）。 下面的引文来自于1885年版的《天主教词典》(The Catholic Dictionary)，这段引文说明了这两个降级过程是如何用在牧师身上的： 降低包括两种类型，也就是言语的和现实的。就第一种情况来说，一个犯罪的牧师被宣判永久地失去了牧师的职位以及他以前可能享有的种种好处。现实的或实际的降低也就是除了罢免一个牧师的职责外，实际上也是根据所规定的仪式，剥夺了他的职位，并且把他送到世俗的世界上来接受惩罚。 第一种形式的降低我们称之为贬低 。第二种“真实的或实际的降低”就是我们称之为的降级。第一种主要是言语的或符号的；第二种主要是工具性的。 2．提升 这一模型同样很好地用于社会认同的提升上。英雄、冠军以及成功的和自我实现的人的发展是以对贬低和降级过程的逻辑对应物作为特征的。这些过程可以分别称之为奖励(commendation) 和提升 (promotion)。 奖励是正面的公共承认。它先赋在一个既有位置上的合适表现。奖励是以作为社会强化物的语言和符号行为的形式出现的。奖励有许多变化：运动比赛中观众的吼声、剧场谢幕时的掌声、对成就的奖励与授予、荣誉称号，如此等等。金牌、学校成绩、优点列举，以及奖励与积极评价的一般形式是奖励的其他共同的形式。当介绍一位讲话者时，人们就会告诉听众他或她的合法身份，比如“一位母亲、一位联邦议员、一位参议员”，以及所获得的荣誉，比如“年度奖项获得者、诗歌奖励获得者”。 提升就是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更高地位角色的流动。一个刚刚获得的身份为赢得尊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在等级上跳动得越大，赢得自尊的机会就越大。 因而，最获得高度评价的人是在两件事情上都获得成功的那些人。他们获得了珍贵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因为在这些位置上的表现而获得高度奖励。同时，他们也保持了他们的体面。 然而，这些是社会评价转移的基本机制。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一模型对角色的不同安排的含义。我们将从讨论由地位卷入三角形 (status-involvement triangle) 的顶点所说明的地位开始。 图.1.3. 社会认同的三维模型：地位、评价和卷入 极端先赋的角色（顶点A） 我们已经提出，对大部分先赋角色来说，人们的卷入一直是相当高的。在这点上使用的社会类别是人类、社会成员、文化参与者，或者是人。除了对这一位置上不充分或不相宜的表现的评价之外，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可能与大多数先赋地位（人）的有效性有关的评价。 事实上，一个人被看作不是人或者是“一个野兽”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Platt 和Diamond（1965）描述了关于犯罪疯狂的“野兽”理论的历史。他们的发现表明，没有其他的类别称号具有这样一致的否定说服力。Partridge（1950）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也就是贬低性俚语经常就是一个人不是人的逐字断言。在十九世纪，加利福尼亚的农场主以消灭剩余的印地安部落娱乐自己。在现代之前，对那些被判除不如动物的人来说，他们会以挖肚肠和分尸的方式被处死。希特勒下令，需对1944年的暗杀阴谋承担责任的那些人应该象猪那样被 屠宰，他们的尸体应该挂在肉钩上，因而这些人就是这样被处置的。 同被当作不是人的巨大的负面评价相比较，个人地位的正面证实带来了弱的效果。用绝对的术语来说就是，对个人地位和非个人地位之间社会认同评价的差别是巨大的。然而，就其本身来说，作为一个人的地位并没有给社会认同带来正面评价。对这个地位的证实是普遍被期望的，并且是任何形式提升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 高卷入自致的角色（顶点B） 美国总统职位是最大程度成就和卷入的职位之一。小提琴演奏家、诺贝尔桂冠诗人、运动冠军，以及教皇都是如此。很明显，对社会认同最大可能的正面评价是同在这些位置上的合适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提供了对权力、尊敬和财富的接近途径。 这些自致角色的负面对应物是什么？我们可以引用的例子包括一位不称职的总统、一位失败的辅导老师或者一位让人无法理解的哲学家。如果社会认为每种情况下的失败只是与自致角色的要求有关的话，它对该职位占有者所断言的评价就不会是否定的。因而，它就不能用不尊重 (disrespect) 这一术语来表示。例如，一位没有能力制止通货膨胀的总统可能导致没有自尊。但人们可能还是把总统看作是一个善良的基本上是诚实的男人，而且对家庭很友好。人们可能还是把失败的辅导老师看作是成功的讲故事的高手，而无法让人误解的哲学家还是被看作是一位爱国者。 与评价有关的是，从先赋角色的方面来看，高度卷入的极端自致的角色提供了相反的情况。对自致角色来说，在最大程度的成功与最大程度的失败之间的绝对差异又一次变成最大的了。但是大部分潜在的差异是正面的评价而不是负面的评价。在自致的位置上，有太多可以获得的东西和太少可以失去的东西。一个人不会因为一个演奏家错过一个音符或表演不好就来处罚他。一个人不会因为作为人的临时失误就会受到惩罚。 成就的丧失可能具有深深的羞辱的影响。一位法国面包师知道他的餐厅失去了四星级的等级后会自杀。然而，这种情况是值得报道的，因为它们很稀少。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了全部故事，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人的社会认同的一些先赋成分上发现真实的或想象的缺点。 因而，与自致角色的贬低对应物联系在一起的否定评价是不大的。我们承认这种观点中所包含的困难。剥夺一个演奏家的资格、冠军地位或者是荣誉称号对受到如此贬低的个人来说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如果这个人高度卷入到他或她的角色中来的话，所有这些都是最具有毁灭性的。然而，毁灭的程度将依赖合法地位在高度获得的角色以及更加先赋角色之间的密度。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认为自己作为一位母亲、妻子、女演员、知识分子以及女儿已经失败了，而且不再用她最初的名字，她一定经历了巨大的认同危机。当她年龄变大时，她已经不能保持她作为性皇后的地位。她的自杀可能是对自己失去尊敬而不是自尊的反应。表示这种情况的合适术语就是“空认同” （hollow identity）。 最低限度卷入获得的角色（顶点C） 有时候一个人不再卷入获得的角色中。例如退休的将军和经理、名誉协会的成员以及荣誉退休教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与那种角色有关的地位就是潜在的。在一个角色上的零卷入对社会认同来说意味零评价。在一个获得角色上的零卷入表明一个人并没有主动参与到该角色中来，尽管他或她可能会变得主动。 显然，卷入的程度依赖于社会背景。当一个人试图登上地铁时，学术荣誉与出版物就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通过考虑个人成就可以从潜在的角色卷入中获得满意感。然而，它似乎表明自尊与公共荣誉一样依赖于由参照群体和个人所先赋的评价。参照群体和个人使它们的评价建立在对行动者表现的令人信服的基础上；而这反过来又是卷入的功能。 联系的角色 在降低和提升的过程中，角色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出现的提升，个人必须满足与预先的合法地位有关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定。一旦降级发生了，一个人就不能违背与预先的地位有关的规范。如果一个医药监管承认忘记了医药事实，他或她就可能被降级。这种降级将会发生，不是因为遗忘的知识对日常责任的承担具有任何直接的功能，而是因为强大的医药社会已经创造和支持了在合格的医生和医药监管间的这种联系。同样，如果白宫官员被发现是同性恋，他也不再允许在获得的职位上发挥作用。他会从他的工作上被降职，并且作为一个男人被贬低，即使在他的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好。 许多高度自致的职位与其他更加先赋的地位之间并没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一个男人可以作为伟大的演员获得尊敬而不需要从大学毕业，他不一定是获得尊敬的家庭男人，不一定遵循传统的宗教信仰。然而，如果他想成为一位政治家，他就必须注意符合这些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在他试图获得提升之前，他不能够违背先赋的角色规定。同样，一位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和一位好来坞女演员生活在一起并且有了一个没有牧师洗礼的孩子。对此公众并没有强烈的抗议。然而，如果一位高级政府官员与一位“秘书”保持某种亲密的关系，这时对他来说，辞职是唯一的选择。 有时候，在一个获得地位上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没有能力完成那个角色的要求，而是由于在一个先赋类别上的失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降级与羞辱都是巨大的。作为一位剧作家，一个专家，或作家（获得的地位），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并没有失败；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失败了。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在男性与这些成就之间存在着隐含的联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位军事领导人，希特勒（Hitler）并没有失败；但作为一个人，他失败了。因为在先赋和获得地位的角色联系上，没有满足先赋职位的要求可能会带来贬低，并从获得职位那里降级。 福斯特（Faust）的传奇故事提供了评价转移的极好例子。在这一例子中，贬低的长期效果同它的短期效果明显不同。当福斯特把他的灵魂贱买给撒旦以求可能的恩惠时，在他的认同最先赋的成分（他对传统人性和成为正常人的要求）上，他实际上贬低了自己。作为回报，他获得了一系列“成就”，也就是在爱情和其他事情上的征服。用这里使用的术语，他用尊敬换取了自尊。用现代用语来说就是，他被卖掉了：他接受了提升，但并没有使他对他的认同的更多先赋成分（也就是他的人性）的要求合法化。 福斯特事件说明了我们称之为“空认同”（hollow identity）的情况。自致地位和弱的或没有定义的先赋地位之间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因为自尊没有从先赋的地位那里获得坚实的基础，个人就不断依赖对个人成就的公共承认。当亲属制度不再具有意义时，当性满意不再是问题时，当民族作为爱国主义的目标失去尊敬时，而且当教堂不再提供可信的答案时，“你是谁？”这一问题就会受到不断的挑战。马克思清楚表明，工业化的主要效果是人在事物拟人化方面的机械化。一位现代男性或女性接受了太多的信息，也就是说，实际上，对于成为人没有任何特殊的信息。如果接受这种说法的话，而且如果家庭、教堂以及民族不完全同它相冲突的话，一个人必须完全依赖短暂的成就。当对自致角色的卷入消失时，一个人就没有获得尊敬的方法。单独一个空人就完全不是人（The hollow man alone is no man at all）。 五、这一模型的效用 这一模型并不是无用的。人们已经用它来说明许多持续的问题。有几篇论文已经为研究偏离行为的新方法创造了条件。当从社会认同模型类别的角度来看时，所谓的变态行为（不 想要行为的委婉说法）就采用了不同的说法。人们把被贴上变态标签的人看作是对社会认同转移的反应，而不是心灵有缺陷或有不完整的心理。对不想要行为的完全理解所必需的是一种视角，从这种视角来看，不但目标人物的行为会受到审察，而且有权力转移对目标人物的评价的人的行为也会受到审察。虽然通常是用模糊的医学诊断语言表达出来，把一个人看作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神经症、疯子，是对认同的一种向下的评价转移。对不需要行为专业诊断行动的检查表明了“对一种道德裁决的表达和说明，而不是一般医疗意义上的诊断。” 社会认同的语言对于理解恐怖主义的当代政治事实也是有帮助的。有关暴力主义者的可获得的资料表明，一系列以前的政治事件已经影响了个人把自我看着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