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理论

《社会心理研究》 2006年第2期 认同理论：其结构、动力及应用 （美）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 王 兵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 要： 本文主旨是阐释认同理论，指出认同是所有人固有的、无意识的行为驱动力。为了获得心理安全感，人们主动寻求认同；为了增进心理安全感（人格稳定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人们主动保持、维护和提高认同。认同的这种驱动力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和老年期。此外，认同可以为人们共享，其结果是具有同样认同的人往往会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护和提高他们共同的认同。 关键词：认同 行为驱动力 心理安全感 一致行动 一、引 言 本文的目的是阐释认同理论。通过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帕森斯 (Talcott Parson) 及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的诠释，认同理论得以提出。本文的讨论首先集中于有关个体的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dividual)，然后向外延伸到有关社会群体的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small social groupings)，直至有关国民社会的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mass national society)。 弗洛伊德和米德对认同采取了同样的理论观点，这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弗洛伊德和米德分别是两个心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即内省的 (introspective) 或者说是分析的 (analytical)心理学，以及行为主义的 (behaviourist)心理学。这是当代两个主要的心理学流派，但它们同时又互相对立。在大多数其他理论领域中，这两个人以及这两个学派的观点都相当不同；但在对认同的理解上，两者却找到了共同点。 在对认同的研究中，埃里克森是最重要的学者。他的著作表明，令人满意的认同对于人格整合和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他清楚地说明了认同对于个人健康的重要性，而且表明了认同在人们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的过程中具有动力的适应性特征。可以说，正是埃里克森使认同 (identity) 和认同危机 (identity crisis) 这类概念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由于每一种认同都是由外部社会行动者 (external social actor) 创造的；同个人的心理活动一样，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因而，如同对心理学家一样，对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来说，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至少从涂尔干（Durkheim）以来，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团结 (solidarity)；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粘合”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体使他们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和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内化（internalisation）。因而，20世纪 上半叶最著名的两个社会理论家帕森斯和哈贝马斯认为，认同是一个核心问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为了建构理解人类社会行动的普遍理论，这两位学者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他们的分析中，认同的本质已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力图使自己研究认同的方法明确，而且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即认同是一种具有动力的人类需要；与此同时，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阐明他们自己的基本观点，以及反驳对他们工作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他们的模型明显具有静态的性质）。 下面这一观点表达了从个体推论到总体的方法论上的能力： 通过共同的认同，人们在相同的心理特征上联系在一起，而且会采取一致行动来保持、维护和提高他们的共同认同。 因而，在某种环境下，拥有共同民族认同的人们往往作为一个单位而行动，并且作为群众运动而动员起来。认同理论不仅详细解释了这一共同心理联系的结构与动力，它也提出了社会与政治环境模式（the patter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这一模式有可能创造这种联系，并且引发与它联系在一起的保护和提高行动。 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认同理论直接用于对政治问题的分析。 二、弗洛伊德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们一直存在着持续的讨论和争论，其中一些争论还非常激烈。这种争论不仅存在于精神分析理论家与非精神分析的行为主义理论家之间，也存在于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已经分化为有着不同理论取向的许多学派，其中最有名的也许就是荣格 (Jung)、阿德勒 (Adler)的那些理论。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区别，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某些基本观点还是存在的；这些基本观点不仅被所有精神分析学家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行为主义者所接受，如激起和影响有意识的思想和行为的无意识观念。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所有精神分析学派的分支都支持并接受的另一个领域就是认同，尽管它最终以被行为主义者修改了的理论形式而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的认同方法并不关注社会认同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模型，其目标指向是社会认同的心理动力机制，这种机制令人满意地抑制了婴儿在家庭和社会现实面前的自大狂和自爱。在这里，“令人满意地”（satisfactorily）是一个关键词，因为这是同婴儿的一种可能性相对立而提出来的。例如，在社会约束面前，婴儿从病理上会变得抑郁 (depressive) 或具有神经症 (paranoiac)倾向；同时他/她的要求会受到阻止。自大狂的 (megalomaniac)、要求一切的婴儿是如何能够受到阻止的？这时，通过讨论压抑(repression)（即本能要求和冲动受到检查的机制；如果公开表达这些本能要求和冲动，个人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概念，弗洛伊德意识到，父母或社会的理想（如一个人在哪里和什么时候排泄或进食）成为婴儿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弗洛伊德给出如下说法： 我们知道，如果与病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相冲突，力比多的本能冲动就会经受病因压抑（pathogenic repression）的变化。就此来说，我们从不认为，这些人对这些观念的存在只具有智力上的知识；我们一直认为，这些人把这些观念看作自己的标准，服从它们向自己提出的要求。压抑……由自我引起；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认为，压抑是由对自我的自尊引起的……对自我来说，理想的形成会成为压抑的条件因素。 然而，关键问题是，这种自尊来自婴儿人格的什么地方？自大狂的婴儿是如何接受这一理想的？为什么接受？在同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继续提出： 假如我们发现某种特殊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动力确保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满足，而且不断观察实际自我并根据理想自我来度量它，对此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如果这种动力确实存在，我们不可能作为某种发现（discovery）偶然遇见它；我们可能只是认出（recognise）它而已；因为我们可能想到，我们称为“良心”（conscience）的东西具备这些所要求的特征…… 究竟是什么促使个人形成自我理想，他的良心代表谁充当守门人？这来自父母的关键影响。随着时间流逝，促使个人形成自我理想的还包括：培养和教育他的那些人、他的环境中无数的和难以描述的所有其他人、他的同类以及舆论。 实际上，良心的形成首先是父母批评的具体体现，随后是社会的具体体现…… 1915年，在《悲哀和抑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一文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了“认同”这一术语。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抑郁症这种特殊病理状态的关键机制，只是随后他才把认同的提出看作是重要的。在这篇论文中，“认同”替代了个体投入力比多(libidinal) 能量（性本能, cathexis））的一个对象。弗洛伊德把认同看着是自我设法“吞没”(devour)客体过程中的一个初步阶段。 6年之后，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1921）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弗洛伊德把认同扩大到治疗方面。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认为： 首先，认同是与某一对象情绪联系的最初形式；其次，它以压抑的方式成为力比多客体联系的替代，因为它是把客体投射到自我中；第三，它可能因新的知觉而引起，这些新的知觉主要是对与一些其他人（不是性本能的对象）拥有的共同特征的知觉。这一共同特征越重要，这一部分认同可能就会变得越成功，而且它可能因而显示了新的联系的开始。 他的结论继续尝试地应用于关于社会群体的观点： 我们已经开始推测，某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是这类认同（以重要的情绪共同性为基础）的特性；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共同性取决于同群体领导者联系的性质。 弗洛伊德把这种机制的动力假设为两种类型：防卫 (defensive) 与竞争 (emulative)。其中防卫模型是建立在男婴经验的基础上；而竞争模型则是建立在女婴经验的基础上。 在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这一概念框架中，弗洛伊德假定，男婴发现自己与父亲一起争夺母爱。父亲是一个不友好的人物；在规模和优先权上，父亲要占上风。为了避免自杀，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儿子会表现出父亲的特点。通过使父亲的特点内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父亲，儿子不仅缓解了这种威胁，而且也可能共享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独有关系。因而，俄狄浦斯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另一方面，女儿并没有这些问题。她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威胁，而且女儿最初的认同动力是建立在与母亲之间爱的联系的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客体的替换。 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这种双重组合的适宜性。他提出，事实上，这两种动机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防卫的。这两个模型为随后心理分析理论中的认同理论提供了基本范式。在写作了好几年并详细说明了他关于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模型以后，弗洛伊德重复表述了他关于认同的理论，“但是如果你可以承认我所说的超我装置（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uper-ego）可以看成认同父母机构的一个成功例子，这就足够了”。在同一篇论文中，他指出心理群体 (psychological group)的概念， 就是人们“把同样的人引进到他们的超我中来”。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认同动机是不是建立在以生存为目的防卫或者说是竞争模型的基础上。 俄狄浦斯情结的神话性可能是从真正的戏剧那里而来的。对于非常脆弱的婴儿，这个戏剧就是，父母是生存（包括温暖、养育以及保护）的唯一手段；当父母威胁到没有满足基本需要的婴儿时，对婴儿有机体的威胁最终就是死亡。因而对父母理想的防卫性适应，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成功解决，不仅是其他更复杂和微妙的心理动力的来源，也是婴儿在受到威胁的环境中真正的生存来源。同样，竞争的“女性”认同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动机。受到竞争和内化的人就是提供食物和温暖的人。观察到这一事实并不是夸张，即成为那样的人就是获得对生活来源的控制。对婴儿来说，因没有使父母的模型内化而受到排斥虽然不是社会处罚，但却是致命的。 其次，在更一般的社会学水平上，弗洛伊德不仅意识到认同的社会化效果，而且他也意识到认同所具有的理解群体团结心理学的潜在洞察力。这就是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但他的超我（心理拓扑学的一部分，认为应该对父母的然后是更广泛的社会的理想负责）也与他人的超我拥有共同的认同。然而，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继续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尽管在关于“心理群体”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提出成员共同认同的基础是他们拥有共同的领导，他提出认同最初的动力来自于父母，但是后来被“在他的环境中的所有其他人、他的同伴以及公共舆论”升华了。因而，认同不只与特定个体有关，而且与更加扩散的群体有关。 这里，冒着过于简化的危险，我们似乎清楚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观点。他提出：（1）婴儿从重要的外部他人（主要是父母）那里吸收了她/他自己的心理态度；（2）这些内化的态度作为内部观察者（超我）对行为进行检查；（3）成人也对重要他人进行内化，群体的本质就在于拥有共同的认同。 三、米 德 米德在做研究生时，他最初关心的是生理心理学，但他的思考很早就关心“为心灵在自然中发现一个位置以使自然出现在经验中”这类问题；同时米德也认识到，纯粹生理学的方法是不合适的。米德从他的同事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那里也吸收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有“一个自我和他人从中出现的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这一观点是由米德提出来的，以同华生 (John Watson) 严格的行为主义相对。从避免内省的和唯我的心理学的基本主题方面来看，米德很赞同严格的行为主义。但是他也发现，行为主义否认了个人的首创性和个人意识。作为一个心理功能论者，米德认为，心灵或者说是意识是在生物进化的晚期阶段出现的，它在有机体的生命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 这里，米德的重要观点是，人类神经系统 (human nervous system) 已逐渐进化到某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它能够对它与其他人进行沟通的符号和姿势做出反应。因而，就人来说，在身体与自我之间，体格与意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自我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它自己的一个对象，并且这一特征把它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因而，自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 然而，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自我作为心理建构是如何产生的。米德很谨慎地把自我的起 源放在行为过程中： 个人就是这样感受自己的，他不是直接而只是间接地从同一社会群体的其他个别成员的特有观点中，或从他属于的整个社会群体的泛化观点中感受自己。因为他作为自我或个人进入到自己的经验中，不是直接地，也不是通过成为自己的主体；而是他首先成为自己的客体，正如其他人成为他的客体或进入他的经验一样；只有采用某种社会环境或经验和行为背景（他和他们都卷入其中）中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时，他才成为自己的客体。 因而，人格形成的过程就是，婴儿，然后是成人把重要他人的社会角色放进她/他自己中来。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或肤浅的模仿过程，而是指自我形成的基本机制。对米德来说，这不是把个性排除出去，因为这是内在于每个人的生物构成、历史和现状的独特性中的。然而，这也就是说，人格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建构。米德区分了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两个阶段。从一对一关系角度来看，第一阶段是具体的。从特定社会所有个体相互联系的行为的基本模式角度来看，第二阶段更为扩散。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米德以玩棒球的儿童为例。为了使一致参与的儿童以充分团结的方式理解这项游戏，儿童必须在任何时候能够从其他选手的角度和经验来理解这项运动。没有对于每个选手角色的基本理解，游戏就是不完整的；儿童将置身于游戏活动之外（如果用它来比喻社会生活的话，那也就是说，儿童可能会存在于社会生活之外，或者说是反社会的）。 我已经指出，在自我的全面发展中存在两个普遍阶段。在第一阶段，个人的自我只是通过对他人对自己以及另一个人（他与他们参与特定的社会行动）的特定态度的组织而形成的。但是，在个人自我全面发展的第二阶段，自我不但是由对这些特定个人态度的组织而形成的，而且也是由对泛化他人或他属于的整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组织而形成的……因而，通过把他人的这些个别态度组织成有组织的社会或群体态度，自我获得了全面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个体了解了他和他人都卷入其中的社会或群体行为的一般系统模式。这一模式从这些有组织的群体态度角度进入个体的经验中；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机制，个体获得了对自己的态度，正如他获得了对他人的个别态度一样。 对米德来说，这一过程的动力是在重要姿势的交换中发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传达者都可能具有自我意识。在达尔文对成功适应环境挑战的人类神经系统进化的理解中，人们也可以发现这一说法的来源。 三、弗洛伊德和米德 在涉及这一内化动力的机制的分析水平上，弗洛伊德和米德是互相对立的。米德注意到这一动力通过个人对重要姿势进行自我反应的能力而运作的机制。作为一个医生，弗洛伊德更关心治疗痛苦的人，理解到在家庭/社会现实面前建立在婴儿需要基础上的机制成功升华了它的焦虑要求。 然而，在对其他两方面的分析上，这两个心理学家显然是一致的：一方面他们关心人格的社会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关心有机体动力的来源。 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人格是社会建构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当然，他们不同意影响人 格行为的这一无意识机制和驱动力）。他们两人都认识到在这个独特的生物个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别。这可以从他们对人类心理的分类中反映出来。在经典的精神分析模式中，自我是在本我的以生物作为基础的内驱力/本能和超我的要求/惩罚之间进行调停的一个有组织原则。同弗洛伊德提出的三个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不同的是，尽管只包括了两个基本特征，米德的分类也很相似。米德把自我区分为“主我”（I）和“客我”（me）。“客我”是与社会我进行互动的自我；“主我”是自我的独特历史和现在，根据情景允许独特的反应和创造。尽管米德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古怪的”，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理论与弗洛伊德解释之间的相似性： 冲动行为是没有受到控制的行为。“客我”的结构确实不决定“主我”的表达。如果我们使用弗罗伊德的措辞，在某种意义上“客我”就是审查官……社会控制就是“客我”的表达与“主我”的表达成对照。它设定了限制，它给“主我”提供了这样的决心，也就是能够使用“客我”作为完成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任务的方法。 正象精神分析中的超我一样，米德的“客我”也在同样的社会范式下出现并起作用。在这两个理论中，超我和“客我”都是他人行为内化的结果。 在对认同动力的生物神经来源的看法上，弗洛伊德和米德也是一致的。作为一种机制，认同并不是从稀薄的空气中产生的，或者是由他们两人之一作为一种解释性建构提出来而并没有在复杂的人类神经系统上找到它的基础。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认同是从生物方面进行驱动的心理动力（identification is a psychological dynamic that is biologically derived）。当然，对熟悉弗洛伊德和米德心理学的那些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具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随着本质上是社会生物的人类的进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的和脆弱的婴儿期和儿童期，为周围社会群体所接受的人格只是社会生存的简单必需品而已。在这里，社会生存与物质生存是同义的。 因而，在弗洛伊德和米德看来，很清楚，在任何机械的社会学解释那里，认同都没有它的动力来源；认同机制的动力来源并非来自于社会制度对于稳定的需要，以及对于婴儿和成人的一种特殊的和可以接受的社会认同的强加的限制。在大部分社会学中隐含的这种类型的解释是目的论的并且使社会制度的概念具体化。当然，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尽管这种机制是以生物性作为基础的，它满足了生物-社会需要。认同确实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但它的动力来源是生物-心理的（bio-psychological）。 从中引发的有趣问题是，认同机制的内驱力是始发的（primary）还是是附属的 (secondary)。“始发的”意味着认同机制是从生物性方面控制到个体中来的，并且只有等到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它主动寻找内化的一个有意义的模型。米德把他的理论同人的神经系统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似乎表明他更偏爱始发模型。“附属的”意味着人类婴儿通过尝试错误发现，认同是解决主要焦虑和害怕并且获得主要满意感（食物，温暖，舒服，爱）的一种成功模式；作为获得主要满意感的一种方法，婴儿已经变得非常习惯地来使用它，以至于认同本身变成了一种驱动力。正如弗洛伊德对在生物个体与认同机制之间的俄狄浦斯情结进行调停一样，他适合第二种模型也是可能的。同样，当人们经常谴责弗洛伊德为生物主义时，他可能也适合始发的驱动力模式。当回顾帕森斯对于认同的使用时，我将返回到这一专门问题上，即把认同理解为附属动机或者说是“需要倾向”更适合社会学的方法。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始发模型和附属模型之间的区分只是经院哲学的一种做法。此外，不管这种驱动力是附属的还是始发的，它同始发的满意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通过对于认同机制的成功使用，婴儿保证了它为周围环境所接受以及作为基本生存的主要需 要的满足。没有适应周围社会环境行为要求的婴儿会使自己的进食和舒服受到耽误，这是一个有着更为可怕和非常真实的影响的暗示。当一个人到了老年时，如果他/她缺乏对于社会群体的服从可能就意味着被社会所排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自愿者愿意拥有罗宾逊 (Robinson) 的经验。 因而，成功的认同意味着对于基本需要的成功满足；也就是说，成功的连续的认同同主要需要的满足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a successful ongoing identity is inextricably involved with the gratification of primary needs）。这不只是一个学术建议，而是公开的可以观察到的普遍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正是埃里克森精确地说明了，满意感是同安全的认同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安和人格崩溃同样伴随着认同意识中的任何危机。因而，成功的有保障的认同意识同建立在为了生存的生物驱力基础上的主要需要的满足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成人中，这种安全的认同意识的需要同婴儿一样是具有动力的。事实上，弗洛伊德已经指出，超我爱的丧失是引起焦虑的五个痛苦情景之一（超我爱的丧失是对社会排斥或偏离的内省性解释）。因而，认同的动力适应机制是同基本的“稳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弗洛伊德从费切尔 (Feuchuer) 那里接受的大部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也就是表明“在神经系统中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来减少或至少保持稳定的刺激量”(an inherent tendency in the nervous system to reduce, or at least to keep constant, the amount of excitation present in it)。当然，焦虑就是这种刺激的一个主要经验。 在某种程度上，婴儿最初的认同就是对“自大狂生物”的独特适应。因而它应该是一种连续的动力机制这一点也就不令人奇怪了。当一个人从婴儿期和少年期过度到成年期时，提出个人是“完整的”确实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现实。 四、埃里克森 正是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在心理学理论中给予了“认同”一个核心的位置，并且把这一术语带到公共使用的范围中，尤其是与认同危机这一术语联系在一起。埃里克森尤其关注青少年的认同形成问题；埃里克森著作的主要贡献就是证明，认同形成是从婴儿到老年的一个连续过程，而且这是每一个人固有的进步和适应过程。 虽然埃里克森是在精神分析实践的实验基础上进行工作的，他的主要理论关注点还是心理社会的（psychosocial），而且他的著作显示了始终如一的努力来解释心理和社会动力的不断变化的特征，也就是在人的生命周期中形成认同。他没有对他自己有关认同机制的动力的关注提出一个详细的理论，但通过提出自我内部的有组织的动力以及由一个超我机制 （super-ego mechanism）所调停的外部社会特征, 他的工作是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中非常仔细地使心理社会自我的连续性进一步精确。因而，他把心理社会自我 (psychosocial self) 称为“自我认同”(ego-identity) ，并且通过使用与自我表现有关的“遗传连续性”（genetic continuity） 这一术语强调了这种方法。在他的《认同、青春期及危机》(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一书的导论中，他最精确地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提出，“人”的心理认同需要除了他的社会遗传进化外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埃里克森把认同形成看成是一个逐渐形成的结构，逐渐把“体质特征、独特的力比多需要、更有利的地位、重要认同、有效的防卫、成功的升华以及一致性的角色”整合在一起。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这一“逐渐形成的结构”是对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的内驱力和社会压力的反应；此外，他断言，拥有完整的和连续的认同意识的失败会导致人格崩溃。尽管不是直接的，埃里克森的这两个观念也被抽象地应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群体中，例如“现代化的认同危机”（the identity crisis of modernization）。 在描述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认同形成的不同社会心理结构时，埃里克森最详细关注的是青春期，也就是当年轻人开始顺从并把他自己的内驱力与社会期望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正是这一青春期给埃里克森提供了一种工作中的内部和外部的动力。事实上，在对生命周期的图解式表达中，他把青春期的主要特征看作是“认同和认同扩散” (identity versus identity diffusion)，而且他提出，这基本上是一个已被承认的现象，也就是说当年轻人允许发现她/他自己时，青少年给予了“心理社会的暂停” (psychosocial moratorium)。当年轻人从青春期中走出来时，社会要求她/他作为社会的全面成员为生活确定方向；在许多社会中，这是通过阶段仪式而得到明确承认的一项要求。尽管青少年可能成功地通过了认同危机，对从婴儿到老年的所有人来说，把社会现实和需要以及心理现实与需要综合在一起的基本特征却都是存在的。 与弗洛伊德和米德相一致的是，埃里克森也认识到，对个人来说，婴儿期之后的一对一认同（one-to-one identification）只具有有限的作用： 例如，（儿童）对父母的认同集中于某些过分重视的和错误理解的身体部位、能力和角色表现上。而且，这些不完全的方面不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可接受性而受到偏爱……而是由于幼稚的幻想（只是逐渐让位于对社会现实更为现实的预期）。然后，青春期结束时确定的最后认同优越于对过去的人的任何单独的认同：它包括所有重要的认同，但是它也改变以使它们成为唯一的和相当一致的整体。 因而，在埃里克森的著作中，米德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 成为“超出部分总和的格式塔”(a gestalt which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从青春期开始，生物环境的变化（成熟）可能导致主要的认同变化，从调皮的单身汉到有责任的年轻父母到中年的女家长/男家长再到聪明的祖父母。如果内部生物性的变化并没有产生认同变化，那么正在变化的历史环境也会这么做。内部驱动力与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 同弗洛伊德和哈贝马斯一样，埃里克森也认识到，由于认同与主要需要满足之间的重要联系，任何安全认同意识的缺乏（没有成功的认同）都会引起焦虑。如果这种焦虑得不到缓解，就会产生人格崩溃。当讨论这一问题时，埃里克森把认同看作是“自我认同”，把它当作是他所强调的自我的最重要的适应性特征。然而，自我认同只有与外部社会世界相联系时才会产生： 因而，从主观方面来看，自我认同是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即对自我的综合方法来说，存在着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在保护一个人对他人意义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上，这些方法是有效的。 此外，更戏剧性地是，埃里克森明确说明了自我认同的至关重要性： 确实，在人类存在的社会丛林中，没有自我认同意识，就没有活着的感觉。 因而，从最基本的方面来看，心理幸福感的前提条件就是拥有安全的认同意识。事实上，埃里克森继续假定，幸福感是不断增长的认同意识的“征兆”。同时，相反的并且关键的是，认同扩散，或者说在自我方面综合不断变化的生物和心理特征的不稳定性，会导致人格崩溃（从焦虑到极端的偏执狂、抑郁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疾病）。因而，有一种心理动力不仅造成了适应性认同，而且也保护和提高了已获得的认同。个人具有驱动力来支持和保护他们的认同。 当婴儿从家庭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更大的社会中时，婴儿面临着大的和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他/她在其中必须要获得令人满意的认同。埃里克森主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一问题，认识到“为了能够有效地进行互动，个人必须不时地从部分知识的某种状态中作出全面的了解” (a total orientation out of a given state of partial knowledge) 。此外，他把这种方向称之为“整体主义”(totalism)。当然，这并不是有意识的心理机制。 这导致埃里克森对“意识形态”(ideology) 有了更加全面的心理学定义。当埃里克森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时，他所指的正是这一全面的了解，也就是对有着普遍行为或文化模式的历史认同的综合。他认为：“我们这里正在说的不只是较高的好处和崇高的理想，而是一种心理需要。作为认同保卫者（guardian of identity）的社会制度就是我们所称的意识形态”。在另一个地方，埃里克森这样写道： 不管其他意识形态是什么，不管它采用什么短暂或持久的社会形式……对正在成长的自我来说，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种必需品。正在成长的自我涉及代的连续；在青春期，它对过去和未来的一些新的综合（这种综合必须包括但是超越过去）作出承诺。 正是在他对意识形态作为心理需要的表述中，埃里克森也成为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他以杜尔干式的意识认识到，社会是如何使这些需要制度化的并且用它们来服务于社会本身的；因为意识形态利用了个人的攻击性和歧视性的能量，并且“当它完成时，包括了个人的认同”。 因而，认同或意识形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者都对进一步的个人成熟过程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通过它，为下一个更高形式的认同，也就是以团结联系在一起的共同认同（the solidarity linking common identities）提供了必要条件。 然而，当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保留了它的不同含义时，它也呈现出专门的心理含义，因为普遍认同是“成人”参与社会的前提。从极端方面看，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功能，但是它的外衣从一个历史环境到另一个历史环境是有变化的；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人们可以故意创造、操纵或使用意识形态。因而对埃里克森来说，在心理分析水平上，在认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清楚的连续性。 因而，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威胁就是对认同的威胁；同样，提高意识形态或文化也就是提高认同。因而，历史环境的变化，比如离婚、革命、裁员会威胁到个人的认同意识，因为它们移动和改变了个人认识到她/他自己的认同连续性的外部社会联系。这种认同扩散或者说是认同危机将会产生焦虑，而且这种危机将会被一种动力适应性反应 (dynamic adaptive reaction) 所抵抗，在其中（1）已经获得的认同（意识形态或文化）会受到保护；（2）人们会产生一种新的认同的综合来适应情境和它的限制。同样，个人也会试图提高他们的认同意识以及伴随它的心理安全和幸福感。 为了抵抗焦虑、保持安全并提高同受到强化的认同相伴随的幸福感，所有这些都是无意识动机，成人的认同机制同婴儿一样是具有动力的，而且这并不只是一个由环境所控制的被动适应的过程。 尽管对埃里克森本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还有一条广为接受的思路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中，即“认同”、“安全认同”以及“认同危机”可以应用到群体中。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认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群体过程，即使这个群体或者说社会制度只是父母和儿童。 本质上，任何认同都由两方面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组成的：认同者 (the identifier) 和被认同对象 (the identified)。一旦婴儿从一对一的认同中脱离开来，认同就变成概化的了（generalised）。当然，甚至最初与父母一对一的认同也包括概化的方面，因为每个父母自己的认同都是由属于更大社会环境的泛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所组成的。因而，所有认同或多或少都是社会的，从家庭到棒球队到地球上的市民。同样，所有认同或多或少都是共享的 (shared)。 因而，随之而来的是，影响或者说威胁到一种特殊的普遍认同的历史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和威胁到在该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认同。在个体水平上，存在着认同扩散、不安全以及焦虑，并且也存在着行为动机来保护已经获得的认同或者重新获得一种新的和安全的认同。当然，这一特征将为拥有相同特征的群体中的所有人所共享。从理论上看，每个人都可能单独重新形成一种新的认同，或者支持从拥有同样情境的她/他的同伴那里脱离出来的旧的认同。然而，另一方面，通过彼此相联系，个人可能一起形成一种新的认同或者支持旧的认同。群体作为一种整体反应的程度依赖于群体内部某种历史的和既有的联系：地理上的接近、在一起的时间长度、阶级、民族、宗教、仪式以及特殊认同对于普遍认同的重要程度。群体对于某种共同认同威胁的反应所采取的形式将由共同的知觉以及有关危机本质的共同接受的沟通所决定。当然，知觉和沟通都是易于操纵的，当个体或者说作为一个有着共同认同的群体的个体可能一起努力来提高他们认同意识时，就尤其是这样。 因而，从这里得出的第一个观点是，个体会努力保护或者提高她/他的认同意识。就饥饿或性本能的满足来说，保护和提高认同的驱动力可能具有攻击性。 第二种观点是，当认同意识受到威胁时，个人将强化已获得的认同，或主动寻求获得一种新的认同（the individual will either reinforce the already held identification or will actively to make a new identification）。 第三种观点是，这种机制是无意识的，而且除非个人的社会环境从婴儿期以来就是稳定的，认同的驱动力将会连续试图使认同保护和提高达到最高程度。 缺少安全的个人认同会被体验为对个人生存的一种威胁，而且个人会感到焦虑。除了是社会认同产生的最初机制和社会生存的保护之外，认同也是在对认同产生威胁的生活情境中发生变化的连续的和动力的适应机制。没有这种适应就会有持续的焦虑，而且这一动力若没有解决就会处于痛苦的病理状态。 五、帕森斯 当然，在帕森斯为了社会行动的普遍理论而试图把社会、文化、人格以及个人有机体带入到有意义的关系中时，认同机制就成了一个关键。对帕森斯来说，弗洛伊德、米德及杜尔干关于个体对社会规范和习俗的内化的同时发现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几个真正重大的发展之一”。因而，对帕森斯来说，认同理论从主要关心个体认同的形成到关注作为重要的基础在社会结构和行动的任何普遍理论中所起的作用。 然而，在准备回顾帕森斯关于认同的观点时，我已经开始同意其他社会科学学生对他的难以理解的态度。他们认为，帕森斯是富有创见的学者；但同时他又受到自身理论不一致的挑战，并且进一步被他自己的文风搞得晦涩难懂。在他关于认同的著作中，他的主要的内在矛盾同它的生物学和动力性质有关；当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从理论上把它抽象到纯粹社会学的功能上。这种抽象导致一个批评家提出，生活本身已经从帕森斯的理论那里消失了。然而，帕森斯自己承认，希望远离生物学倾向来重新平衡心理学理论。为了理解帕森斯的理论，我提出有必要注意到的是，尽管他是从社会和文化环境方面来定义认同的，他也潜在地提出，认同是人类有机体的一种动力的行为机制。帕森斯的失败在于，他没有使这一理论的 基本方面充分精确。事实上，没有作为行为动机的认同存在，他的行动理论也是不清楚的。帕森斯把自己系在了需要交代清楚的结点上。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那样，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米德都把认同的源动力放在人的神经系统上。虽然帕森斯认识到人类有机体的基本的生物特征，他很快就指出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影响是如何从最早期的婴儿阶段对婴儿和母亲产生影响的。在社会学的分析水平上，这是非常必要的强调形式；然而，在分析水平上，它同某种普遍的行动理论有关，也就是说它使人的行为动力中立化。然而，帕森斯直接从弗洛伊德那里采用了他的认同理论。因而问题是，他如何使他的动力生物性质中立化？ 与弗洛伊德的认同相接近，帕森斯实际上改变了关于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心理分析地图的基本性质，而使它成为他的普遍理论的更有用的工具。尽管使用了弗洛伊德的术语以及对于认同的同样基本的理解，帕森斯把集体认同合并到基本的社会图式中来，描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心理。在这种新的帕森斯式的心理分析中，自我和超我都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自我丧失了它最初的统治权而成为一个“主要区分与个体自己有机体的调停关系的功能有关的次系统”(subsystem primarily, differentia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function of mediating relations with the individual’s own organism)。因而，在明确的理论中，帕森斯把人类本能的驱动力降低到抽象的理论状态，以至于生物有机体已经主要成为人格的工具。人类生物体就这样受社会和社会的需要所支配。对帕森斯理论的大部分分析都在这一点上停下来了。很显然，帕森斯已经产生了“社会欺骗”。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图景，因为帕森斯也充分意识到把人类动机整合在一起的需要，他是通过人的“需要倾向”(need disposition)的观点而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需要倾向是在原始动机与内化的价值观之间辨证互动的结果。 帕森斯定义了三种主要的需要倾向类型：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进行调停；在人和文化标准之间进行调停；以及在人和社会（社会在这里被看着是一系列角色期望）之间进行调停。正是在讨论需要倾向和主要驱动力时，帕森斯自己处于最大的自相矛盾中。一方面，他承认动机的内在生物和文化性质；另一方面，他也从概念上把它们抽象成为社会的驯从的仆人（malleable servants of society）。动机成了一种需要倾向，它不再是人类的一种动力，而是在人和人、人和文化，以及人和社会之间进行调停的基本关系因素。此外，与此相一致的是，帕森斯也否定了与动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有关的“紧张减轻”（tension reduction）假说，指责它（1）没有注意到动机成为一种需要倾向的社会机制；（2）同义反复以及（3）过分简化了行动。因此，任何行为动力似乎完全不予考虑。但是，帕森斯继续说道： 然而，不管是从紧张减轻角度还是其他角度来表达，对特定内驱力满足过程的仔细研究对我们的理解已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对人类行为动机提出了最初的分析。然而，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人类行为动机的更复杂的组织水平上考虑这一问题。 因而，帕森斯勉强但至少精确地在一种分析水平上接受了紧张减轻，但对他来说，这似乎同更复杂的分析水平无关。在超出自己的范式之外，他对它进行了抽象。当讨论人格系统的基本必要条件以及对于满意的合适水平的一致性倾向时，他提出对于这种一致性倾向的讨论“只是断言在任何时候，或者说具有了一系列给予的需要倾向时，有机体将会在一系列互相冲突的需要倾向上运行，并且往往会把烦燥不安的 (dysphoria) 状态（被剥夺的主观经验）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因而，当把它从自己理论的中心考虑中排除出去时，帕森斯又一次承认了生物基础。 在对人格和心理学的讨论以及对于偏离行为的明确关注中，帕森斯存在着一致性倾向，就是把人放在他不能够推翻苹果车 (apple cart) 的理论空间中，也就是社会的苹果车以及帕 森斯理论的苹果车，当然，真理是人类行为往往不能推翻这两个苹果车。出乎意料的是，当帕森斯不同意与他的理论有关的生物驱动力时，事实上为了避免对静态与社会决定论的批评以及理解人类动机，它们对他来说是必要的。 此外，更出人意料的是，因为整个帕森斯需要安排的范式是精确地建立在受到压制同 时成功地被连续的认同所控制的人类动机的基础上，每一种连续的认同都把个人进一步带到某种社会/文化的关系中来，并且更加远离她/他的生物根源。然而，不管概念上远离生物学来源有多远，它本身的机制总是根植于最早期的婴儿行为中。尽管理论上人类认同和人格被帕森斯抽象成几个远离它的生物学本质的东西，它还是不可分割地抑制了它的肉体、骨头以及神经系统的结构。 可能许多人在处理帕森斯理论的核心问题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这一体系几乎完全从人类动机中抽象出来，在最大意义上是完全相互关联的并且是同义反复的。社会、文化、人格和有机体相互关联的制度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支持它们自己的格式塔；很显然，它们的目的是一个普遍系统。目的论是很明显的，而且有趣的是推测帕森斯为什么犯了这个方法论上的错误，不仅精确说明了他自己的不一致性，而且也是因为它可以给在社会理论方面更普遍的蒙弊提供一些洞察力。帕森斯很可能具有霍布斯式 (Hobbesian) 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人类本质上是野蛮的，为了使野蛮的人受到应有的约束，就逐渐形成了社会。根据这种观点，这一定是同类的限制引起了认同、社会化和可接受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类就会被理解成必然是合作的，这本身已经超出了霍布斯的范式。事实上，帕森斯在《家庭、社会化和互动过程》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一书中对人格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清楚地说明了有机体的需要-动机或者说是主要动机“并不能成为一个系统的人格组织的主要基础” (cannot serve as the primary basi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personality as a system)。 然而，帕森斯对于需要-控制的全部分类都是作为一棵树而提出来的，每一个分枝和细枝都能在躯干中找到它的来源以及主要需要的满足。 问题是相当显而易见的。尽管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制度显示了它的稳定性。这一稳定性从何而来？如果人类本性上必然是残酷的，那么稳定性的来源一定存在于具体的制度中。因而，社会对个人具有最高权力。根据霍布斯对人类本性的看法，稳定性不可能在个人那里找到来源。然而，这种哲学观点在人类本性与社会制度的稳定性之间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绝对的鸿沟，通过动力的认同机制来跨越的一个鸿沟。把认同作为行为驱动力的内在观念就是，个人会主动寻求认同并且保护、适应或者提高已获得的认同。从社会学方面来看，这也就是说，人类主动寻求把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并没有被强制这样做。 从哲学上看，认同可能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驱动力；而且，从实际上看，它可能是以进攻性而且有时是以致命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是从社会性上看，它的真正本质却是合作性的和适应性的。这并不是否定权力兴趣或社会经济的紧急情况；它只是提出了已经从理论上进行整合的一种心理因素。 奇怪的是，在其他地方，帕森斯表明他自己完全意识到了认同的适应性质。在《家庭、社会化和互动过程》一书“人格功能的机制”一章中，他描述了这一适应性功能。鉴于它的明确性，我们详尽引用如下： 我们设想，我们广泛关注的这一过程和物质和能量之间的转换过程（这一过程在物理学上如此重要）相似，只是这里相关的术语是“结构”和“动机”。从最初的稳定状态开始，我们首先假定必须破坏那种稳定状态的旧“结构”。这一破坏导致能量，即动机的“释放”…… 在强迫接受的情况变化 （最初标志着从旧系统的稳定状态到新的适应阶段的过渡）之后，这一系统的主要“问题”是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对发生的变化逐渐产生有意义的认知方向……正如我们前面显示出的，这不仅是变化，而且是令人心焦的变化，因而这是挫折最直接的结果逐渐产生的阶段。最初的认知出发点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错误知觉”，在这种意义上，在某种情况中令人欣慰的经验的假定表明是错的，而且这首先必须作为一个“事实”而被“充分理解”。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的这些机制叫做“最初适应”（primary adaptation）的机制（因为从更广泛的观点看，整个过程就是适应的过程）。 如果我们在充分自主的基础上讨论“通过经验学习”的一般过程，除了由自我控制的情况外，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重要的变化。但是，我们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我来说，挫折的程度太大，以至于没有帮助很难应付。他接受的第一种帮助是允许表明他的不安，但是然后是我们叫做“支持”的更为积极的帮助。这包括几方面：对部分旧的动机系统给予增加的积极的满意（在人格系统内以及它与客体的关系上，通过对这一满意的选择性特征的一系列反应而获得允许）。我们可以把这一群称为“相对剥夺的机制”（mechanism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第三阶段是，新的结构确实作为人格的一部分而出现了。它涉及把“自由流动”（free-floating）的动机重新转化到结构中（然而，这次是新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一群称为“内化机制”（mechanism of internalization）。最后，在最后阶段，新的内化结构得以巩固和强化。我们推定，通过主要的结构性轮廓，这一结构得以稳定下来。这一结构性轮廓开始具有明确的规范性质，即逐渐越来越不受旧的情景刺激的连续存在的影响，因而人格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增加了。它涉及动机的成长，从新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角度重新组织积极的活动。我们可以采用心理学的术语，把这一群称为“强化”机制（mechanism of ‘reinforcement’）。 因而，如果帕森斯的世界观中包括了这种观点，即在人身上可能存在着某种必然要合作的内驱力，如果只是由于进化原因的话，那么他似乎将把他的动力认同机制的知识整合到他关于行动的普遍理论中来。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会避免内部冲突的一个主要来源以及认为它的模式是静态的批评。 然而对这篇论文来说，最重要的是，认同在所有帕森斯理论中所起到的核心和关键性作用。尽管公开来看，并且从他的世界观方面来看，认同只是一种社会功能，帕森斯潜在地认识到认同在生物动力上的来源。 六、 哈贝马斯 对哈贝马斯来说，在他试图阐述重新建构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的议程时，动力的认同机制是最重要的准则。哈贝马斯提出，满意的群体认同是有凝聚力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前提。与帕森斯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关于人类本质的观点是：在社会状态中，人类是更加主动的行动者。因而，对他的哲学来说，动力的认同机制是最重要的。尽管从弗洛伊德、米德和帕森斯那里，哈贝马斯明确获得了他关于认同的使用，然而他并没有扩大他们本身的认同动力学，他也没有解释同认同有关的行为动机。因而，同帕森斯一样，哈贝马斯也因为提出了过分强调共同的价值观的静态模型而受到批评。 有趣的是，哈贝马斯关于认同的认识论其实是来自哲学基础而不是社会心理学基础。对哈贝马斯来说，认同的全部问题是哲学主要关心的问题，也就是通过对认同的自我反省的象征主义，人类和社会力图有意义地把自己置身于他们的世俗的和宇宙环境中。事实上，哈 贝马斯认为“认同问题已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实际推动力”，在这种哲学中他把自己置于询问者 （inquirer）的位置上。在这一传统中，中心主题是，人和社会会主动寻找“发现”他们“合适的”和“真正的”认同，无论是找出 (locating) 还是创造 (creating)。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贯穿历史的真正动力。然后，在这一哲学框架下，认同的心理机制必须具有动力基础。通过人类学对人类需要的观察，哲学上的争论而得以补充。这种需要就是，人类通过合适的认同而对他的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一书中，哈贝马斯从比德·伯格（Peter Berger）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宗教的华盖》（the sacred canopy）中引用了冗长而又激动人心的一段；引文是这样结束的： 确实如此，在免受这些失范恐惧（anomic terror）的最终“疯狂”的意义上，在社会中就是“理智”。当个人可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