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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三型.pdf

自杀三型.pdf

上传者: 冰河
49次下载 0人收藏 暂无简介 简介 2012-05-13 举报

简介:学术研究

I三型引言“自杀”,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主动地选择了死亡。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17岁,去年的一天晚上,他妈妈跟他一起吃完晚饭,九点去睡觉,十一点,他从楼上跳下去了。直到邻居告诉她,她才从睡梦中骤然切入真实的噩梦,这之前她对孩子的“终极抉择”竟毫无觉察。她的孩子很有绘画天赋,想放弃学业搞绘画,又觉得绘画最终没有前途,于是就追随他的偶像凡高去了。近两年,国内外大学里博士生甚至双博士自杀的事情都时有发生,网上甚至有交流自杀的团体,西方甚至还有相约自杀、肢解、烹食并全程录播的报道。生命至贱,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拿生命当回事了。法国思想家加缪在其<西西弗的神话>一书的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值不值得活下去才是“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对于他心目中的这一“哲学根本问题”,西方历史上的认识是有变化的。传统的基督教是反对自杀的,认为“自杀是对上帝特权的干扰”。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晚年曾明确地说:“自杀基本上是一个反上帝的罪行”,是异教徒完全不负责任的重罪,以自杀的方式逃脱生命是“背叛上帝”。但是他认为人是生活在绝望中的,“当死亡是最大的危险时,人希望生,但当人认识到更恐怖的危险时,他希望死”,自杀自然是一条逃避恐怖的道路,这种“更恐怖的危险”就是“致死的疾病——绝望”,而一般人“认识不到生活于绝望中,这正是绝望的一种形式”。(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这种理论让中国人听起来真有点匪夷所思,它涉及人生面对的无限、虚无和由此产生的生命深层的焦虑,这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了。尼采说得更极端,他借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把一切缓慢的自杀叫做:人生”。他还逼问说:“为什么生存?何以生存?凭王建军:工作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什么生存?在哪里生存?在何处生存?怎样生存?仍然活着不愚蠢吗?”于是,他在最后借“预言家”的口说出:“真的,甚至我们也变得太厌倦而不想活了,现在我们仍然还清醒,还活着——在坟墓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见,到了尼采的时代,社会对自杀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宽容了。其实,早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自杀就已有了理性宽容的看法,并开始为它的道德性辩护。蒙田有句名言:“正像个人有权花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他也有权杀死自己的生命。”人们对自杀知道得越多,对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了解得越深入,对自杀的定义、原因和分类就越感困惑。梁启超认为:凡自杀者必至诚之人。这一概括解释力偏弱。有自杀学之父之称的艾温薛德曼在<自杀的心灵)一书中认为,几乎所有的自杀都源于伤痛(pain)——一种特殊的“心灵伤痛(psychache)”。这一概括解释力又太泛。中国有学者把自杀二分为:情绪型自杀和理智型自杀,这种二分略显粗疏。以研究自杀著称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了26000多份自杀档案后,在<自杀论>中把自杀分为利他型自杀、利己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四种,这可能是最权威的分法之一。其他五种以上的分法过于复杂,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如果按照老子”为道日损”的原则或“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对涂尔干的自杀四分再简约、概括地“损”一下或“剃”一刀,我们可以更简明地把自杀三分为:积极的自杀、消极的自杀和病态的自杀三类。当然,这种分类绝对不应是机械的、刚性的。由于自杀现象的复杂性,有些现象显然是兼类,三类之间也不是绝对互斥的,有些内涵是互渗的、边界模糊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里说的“积极的自杀”包括涂尔干所说的利他型自杀和部分宿命型自杀的内容,如他举的日本武士道或某些宗教殉道者自杀的例子。这种自杀是主动的、利他的,牺牲小我为团体、社会、国家或某种艰巨、高尚的精神目标而勇敢地选择死亡的积极的社会或道德行为。从怕死到自杀人一般都是怕死的。据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说,中国的很多死刑犯临行前都被人把裤腿扎上,以防其大小便失禁。可见,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大的恐惧之一。但积极的自杀者却克服了这一巨大的精神障碍,如老子所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积极的自杀者就是将“吾身”置之度外,故无娱冀娥窆粼《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大患”者。这类自杀者在中国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有几例,其中三例是在先秦。一是“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豫让之主智伯被赵襄子杀了,并“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誓为其主报仇。他先在厕所刺襄子,被抓;襄子念他是“义人”、“贤人”,放了他。他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连妻子也认不出他。朋友认出后,哭着劝他:“何乃残身苦行?”非报此仇,“不亦难乎”?豫让说:“吾所为者极难耳I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这是他行为的动机和抱负。他再刺襄子不成,襄子问艳:智伯已死,“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豫让说: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听罢,也哭了,说我已放过你,这次不能再放你了。豫让说:你既是天下贤君,我愿“伏诛”,但“请君之衣以击之”。襄子感其忠义,将衣服脱下,“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二是刺杀韩国国君之季父、韩相侠累的聂政。严仲子以重金请聂政刺侠累,聂政因有老母在堂,不受。母死后,他感于“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之情,才同意去韩国刺杀侠累。为达目的,他不带车骑壮士,只身直入重兵守护的相府,“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所击杀者数十人”,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得极为惨烈。韩国将其遗体暴尸于市,并悬赏千金以查其姓名身份。其姐聂荣知道后赶去,“伏尸哭极哀”,说弟“自刑以绝”,我何“畏殁身之诛”以辱没“贤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晋、楚、齐、卫诸国知道此事后,“皆日:‘非独政能也,乃其姐亦烈女也IIII三是“一岚悲风生易水,千秋白日贯长虹”的壮士荆轲了。荆轲“好读书击剑”,“为人沉深好书”,绝非只有匹夫之勇的一介武夫。而把他引荐给燕太子丹的田光为了使太子丹“不疑”,并激励荆轲,先自刎而死;为见秦王,大将樊於期又“自刭”献头,“刺秦”之前已自杀两位义人。与荆轲一同进宫的“燕国勇士”,13岁就杀人的秦舞阳已吓得“色变振恐”,荆轲却笑其“鄙人”,没见过世面,随后图穷匕见。及刺秦不成,断左股,“知事不就,倚柱而笑”,坐着骂道:“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如果他真的成功,中国后两千年的历史将不知如何改写。荆轲死后,他的密友高渐离又设法接近秦王,以乐器藏铅“仆秦皇帝,不中”,遂被杀。(《史记刺客列传》)其后,秦始皇才以残暴手段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前现代历史上最后一位令人感佩、折服的积极自杀者要算“清季以来”“一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人足以当之”(熊十力)、“踔属敢死”(章太炎)的谭嗣同了。戊戌变法失败后,能逃的都逃了,谭嗣同却“竞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梁启超劝他走时,他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故事中两位中国先秦和日本近代史上的积极自杀者为榜样,坚持”死易,生难”,“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梁启超,《谭嗣同传>)至于谭嗣同不走的理由,李敖在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中是如下解读的:“我们这些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的若全都跑了,没一个人敢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到“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从容就戮,呜呼烈矣”!(梁启超语)所以,像谭嗣同这样的间接自杀才真是“轰天撼地”,万古流芳的。这里说的“消极的自杀”包括涂尔干所说的利己型、失范型和部分宿命型自杀,自杀者主要是面对打击、挫折、失恋、失败、迷茫、沮丧等等,精神上难以承受,还包括应激型、模仿型、群仿型(维特效应——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的模仿或明星自杀后的群仿)、传染型、集体(裹挟)型、职业型(某些职业自杀率偏高)等类型的自杀。这类自杀跟前述积极的利他型自杀显然大不一样。伏尔泰和后来的涂尔干都注意到,自杀者中城里人高于农村人,知识水平高的高于知识水平低的,可能是前者生活环境更复杂、竞争压力更大或精神上更容易苦恼、脆弱、敏感。其中“劳心”的中外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杀似乎高于“劳力”的普通大众,且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强悍如列宁(见俄学者拉夫林,《面对死亡>),孱弱如文人郭沫若都曾想到过自杀,更别说一般的知识分子了。20世纪转型期的社会震荡是造成中国文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也可能是中国文人自杀最多的一个世纪。1926年,有才华的作家王以仁跳船而死:1927年端午节前两天,大学者王国维投昆明湖;1929年,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跳黄浦江:1933年,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跳船:文学评论家陈笑雨投永定河;作家李广田溺池: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投井;北大诗人戈麦投水:重庆诗人胡佳文投海。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看来,文人连维特的自杀模仿效应031窆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自杀都爱投入水的怀抱。“文革”期间是文人自杀的一个高峰,有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散文家杨朔,翻译家傅雷,史学家翦伯赞和吴晗,杂文家邓拓,诗人闻捷,剧作家田汉,小说家赵树理、孔厥、陈翔鹤、彭柏山,文艺理论家以群,美学家吕荧,文艺评论家邵荃麟、侯金镜、陶然,著名报人储安平(失踪)至于老舍的自杀就更不用说了,这真是中国文人的一次重创。“文革”之后,中国文人的自杀也并未中断:诗人海子、陈泮(诗人江河之妻)、方向、顾城、徐迟,作家三毛,文学研究者胡河清,文艺批评家吴方,哲学家宋祖良等也相继选择了这条不归路。国内的文人如此,国外的文人也不遑多让,只是在数量上不及中国这么“壮观”罢了。国外20世纪前后自杀的文人,中国人较熟悉的有:杰克伦敦、海明威、茨威格、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其中,20世纪自杀的中国文人中最受人关注也引起争议的有两位。一位是20世纪之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大学者王国维。对于他的死因有各种分析和猜测,有失子之痛、师友反目、体弱忧郁、事业挫折、债务纠葛等各种说法,但陈寅恪、梁启超的说法可能更能代表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心灵伤痛”。陈寅恪认为:“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故“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梁启超则认为:王国维先生的死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生”的精神。其实,一个人的自杀是由整体、综合的原因所决定的,用分析、还原的方法来认识容易搞得支离破碎、如坠雾中,看不清王国维先生“一死从容殉大伦”的文化遗民心结。另一位自杀的文人是20世纪末移居新西兰激流岛的诗人顾城,他的死过于血腥。死之前,他曾因养鸡的问题和邻居发生争执,法院判他败诉,他就拿着刀在鸡舍里一通乱砍,然后把几百只鸡的脑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社区官员,官员们当场吓得四散奔逃。之后,他又到山坡上砍树发泄,砍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又用斧头把妻子砍死,然后自杀。这种暴戾的死法实在不像文人所为。西方还有一位有自杀倾向的学者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了。他可能是为了极力掩盖自己3/4的犹太血统或家族遗传的原因而伴有精神病和自杀的危险(虽然涂尔干不承认自杀有遗传因素)。维特根斯坦的三个哥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哥都死于自杀,但是,他的同性恋倾向可能有助于化解他的自杀倾向,因为来自同性的温暖也许能够帮他冰释心头自杀的寒冷阴影,使他最终没有步其兄的后尘。其实上述这些自杀的文人里有一部分是兼类,他们既属于“消极的自杀”也属于这里要说的第三类——“病态的自杀”,因为很大比例的自杀说到底是一种“致死的疾病”。据现代科学研究揭示,大部分自杀者有抑郁症,其次有精神病,再次有家族遗传、心理疾患、长期病痛、酗酒自杀、拿自杀当儿戏等,甚至常有证实“自杀基因”的报道。懒惰——治疗自杀的最好预防物涂尔干在研究失范型自杀时特别提到,富人和暴发户由于境况突然改变,如破产、经营或投资失败等,易产生自杀的念头,而穷人欲求较少,不易受此打击。的确,这种命运突然的打击对于心理健康、意志坚强的人可能是一次“自胜”的升华,甚至置于死地而后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对于精神不健康或心理有问题的人就可能是逼其自杀的外生变量了。1996年12月16日,中国股市在大跌两天后,由于周末突然改变交易规则,设涨跌停板限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周一一开盘,全部股票和大盘都封死在跌停板上,谁也跑不掉,随后又是连续三天跌停,第三天“后市”反弹,之后绝大部分股票又有两天的跌停才启稳。如此惨烈的高台跳水恐怕在中国股市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了,这样剧烈的市场变化必然使那些借钱炒股的中小散户难以承受心理失范,其时自杀者多有耳闻。可惜,像这样极为典型、罕见的市场和社会现象,研究“投行”的人或者太年轻,未经历,不知道,或者太老,经历了,但不堪回首,就把这恐怖的宝贵经验在记忆中埋葬了。而社会学研究者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次突发的失范型自杀,错过了一次记录社会病态的极好机会。其实,像中国这样转型期的社会,失范型病态自杀的比例应该是较高的。近二三十年来,西医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_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疾病和治疗的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如果读一下中医最重要的经典<黄帝内经>就会发现,中医在两千年前就特别重视这种贫富突变造成的“情志内伤类疾病”,诊病必问“尝(先)贵后贱”,“尝富后贫”,“始乐后苦”,“暴乐暴苦”,因为这种情况会使人“失精”、“脱营”,“精气竭绝,形体毁诅”(<素问‘疏五过论>)。对于那些大老板们“形乐志(精神)苦”甚至“形苦志苦”的生活状态也有忠告,世窆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连对贫(“布衣”)富(“大人”)的治疗、用药原则也有区分,早已用阶级论和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看病、看人了,只是理论还比较粗放而已。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大潮中,“始苦终乐”、“先贫后富”可能不会置人于死地,逼人自杀,但如果这一逻辑颠倒过来,突然的先富后贫,可能造成应激型自杀,而缓慢的“尝贵后贱”则可能造成中医核心理论所说的人的“识神”对“元神”越来越大的偏离,使人患上精神或抑郁型疾病,即使不主动自杀也是慢性自杀。这是目前在商场和官场上拼搏的显贵们特别应该注意的。预防自杀最好的方法除了有针对性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外,德国著名伦理学家包尔生曾建言:“懒惰是自杀的最好预防物。”或者如司汤达所说:“无聊会夺走一切,甚至连自杀的勇气也夺走。”是否如此,有自杀念头的朋友不妨一试。笔者有幸对自杀早就具有了后天免疫功能,这要拜“文革”所赐。“文革”初期,我刚上初中,被选入“数学爱好者小组”,相当于现在的数学奥校,每天放学后,都由一位数学老师给我们“吃小灶”,学些高年级或课本以外的数学。教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位女士,较胖,但非常和蔼、雍容。可惜好景不长,“文革“乍起,她就因地主出身被专了政。在“红八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说她死了,是跳河。我立即跑到河边去看,只见她趴在京密运河岸边的青石板上,一袭白色衣裙裹着泡白的肢体在烈日下暴晒。她的死连同我的数学家之梦就这样永远地断送了。时隔不久,像她这样出身有问题的教师又都“解放”了,没自杀的那些老师又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复课闹革命”去了。我想,如果她能再坚强点,熬过那几个月的屈辱,可能直到现今都还活着含饴弄孙呢。后来的几年,这种因政治风云翻来覆去而撒手人寰的人和事见得多了,也就悟出个道理:人不能轻易自杀,因为生命对于人的价值是无限的,以无限跟任何有限交换,收益都是零,毫无价值——除非有比“小我”更大的“大我”。我也明白了:人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挫折甚至绝境,只要坚持下去,不懈地努力,谁知道将来的“大运流年”往哪儿转呢?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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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三型引言“自杀”,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主动地选择了死亡。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17岁,去年的一天晚上,他妈妈跟他一起吃完晚饭,九点去睡觉,十一点,他从楼上跳下去了。直到邻居告诉她,她才从睡梦中骤然切入真实的噩梦,这之前她对孩子的“终极抉择”竟毫无觉察。她的孩子很有绘画天赋,想放弃学业搞绘画,又觉得绘画最终没有前途,于是就追随他的偶像凡高去了。近两年,国内外大学里博士生甚至双博士自杀的事情都时有发生,网上甚至有交流自杀的团体,西方甚至还有相约自杀、肢解、烹食并全程录播的报道。生命至贱,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拿生命当回事了。法国思想家加缪在其<西西弗的神话>一书的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值不值得活下去才是“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对于他心目中的这一“哲学根本问题”,西方历史上的认识是有变化的。传统的基督教是反对自杀的,认为“自杀是对上帝特权的干扰”。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晚年曾明确地说:“自杀基本上是一个反上帝的罪行”,是异教徒完全不负责任的重罪,以自杀的方式逃脱生命是“背叛上帝”。但是他认为人是生活在绝望中的,“当死亡是最大的危险时,人希望生,但当人认识到更恐怖的危险时,他希望死”,自杀自然是一条逃避恐怖的道路,这种“更恐怖的危险”就是“致死的疾病——绝望”,而一般人“认识不到生活于绝望中,这正是绝望的一种形式”。(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这种理论让中国人听起来真有点匪夷所思,它涉及人生面对的无限、虚无和由此产生的生命深层的焦虑,这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了。尼采说得更极端,他借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把一切缓慢的自杀叫做:人生”。他还逼问说:“为什么生存?何以生存?凭王建军:工作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什么生存?在哪里生存?在何处生存?怎样生存?仍然活着不愚蠢吗?”于是,他在最后借“预言家”的口说出:“真的,甚至我们也变得太厌倦而不想活了,现在我们仍然还清醒,还活着——在坟墓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见,到了尼采的时代,社会对自杀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宽容了。其实,早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自杀就已有了理性宽容的看法,并开始为它的道德性辩护。蒙田有句名言:“正像个人有权花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他也有权杀死自己的生命。”人们对自杀知道得越多,对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了解得越深入,对自杀的定义、原因和分类就越感困惑。梁启超认为:凡自杀者必至诚之人。这一概括解释力偏弱。有自杀学之父之称的艾温薛德曼在<自杀的心灵)一书中认为,几乎所有的自杀都源于伤痛(pain)——一种特殊的“心灵伤痛(psychache)”。这一概括解释力又太泛。中国有学者把自杀二分为:情绪型自杀和理智型自杀,这种二分略显粗疏。以研究自杀著称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了26000多份自杀档案后,在<自杀论>中把自杀分为利他型自杀、利己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四种,这可能是最权威的分法之一。其他五种以上的分法过于复杂,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如果按照老子”为道日损”的原则或“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对涂尔干的自杀四分再简约、概括地“损”一下或“剃”一刀,我们可以更简明地把自杀三分为:积极的自杀、消极的自杀和病态的自杀三类。当然,这种分类绝对不应是机械的、刚性的。由于自杀现象的复杂性,有些现象显然是兼类,三类之间也不是绝对互斥的,有些内涵是互渗的、边界模糊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里说的“积极的自杀”包括涂尔干所说的利他型自杀和部分宿命型自杀的内容,如他举的日本武士道或某些宗教殉道者自杀的例子。这种自杀是主动的、利他的,牺牲小我为团体、社会、国家或某种艰巨、高尚的精神目标而勇敢地选择死亡的积极的社会或道德行为。从怕死到自杀人一般都是怕死的。据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说,中国的很多死刑犯临行前都被人把裤腿扎上,以防其大小便失禁。可见,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大的恐惧之一。但积极的自杀者却克服了这一巨大的精神障碍,如老子所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积极的自杀者就是将“吾身”置之度外,故无娱冀娥窆粼《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大患”者。这类自杀者在中国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有几例,其中三例是在先秦。一是“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豫让之主智伯被赵襄子杀了,并“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誓为其主报仇。他先在厕所刺襄子,被抓;襄子念他是“义人”、“贤人”,放了他。他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连妻子也认不出他。朋友认出后,哭着劝他:“何乃残身苦行?”非报此仇,“不亦难乎”?豫让说:“吾所为者极难耳I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这是他行为的动机和抱负。他再刺襄子不成,襄子问艳:智伯已死,“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豫让说: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听罢,也哭了,说我已放过你,这次不能再放你了。豫让说:你既是天下贤君,我愿“伏诛”,但“请君之衣以击之”。襄子感其忠义,将衣服脱下,“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二是刺杀韩国国君之季父、韩相侠累的聂政。严仲子以重金请聂政刺侠累,聂政因有老母在堂,不受。母死后,他感于“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之情,才同意去韩国刺杀侠累。为达目的,他不带车骑壮士,只身直入重兵守护的相府,“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所击杀者数十人”,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得极为惨烈。韩国将其遗体暴尸于市,并悬赏千金以查其姓名身份。其姐聂荣知道后赶去,“伏尸哭极哀”,说弟“自刑以绝”,我何“畏殁身之诛”以辱没“贤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晋、楚、齐、卫诸国知道此事后,“皆日:‘非独政能也,乃其姐亦烈女也IIII三是“一岚悲风生易水,千秋白日贯长虹”的壮士荆轲了。荆轲“好读书击剑”,“为人沉深好书”,绝非只有匹夫之勇的一介武夫。而把他引荐给燕太子丹的田光为了使太子丹“不疑”,并激励荆轲,先自刎而死;为见秦王,大将樊於期又“自刭”献头,“刺秦”之前已自杀两位义人。与荆轲一同进宫的“燕国勇士”,13岁就杀人的秦舞阳已吓得“色变振恐”,荆轲却笑其“鄙人”,没见过世面,随后图穷匕见。及刺秦不成,断左股,“知事不就,倚柱而笑”,坐着骂道:“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如果他真的成功,中国后两千年的历史将不知如何改写。荆轲死后,他的密友高渐离又设法接近秦王,以乐器藏铅“仆秦皇帝,不中”,遂被杀。(《史记刺客列传》)其后,秦始皇才以残暴手段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前现代历史上最后一位令人感佩、折服的积极自杀者要算“清季以来”“一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人足以当之”(熊十力)、“踔属敢死”(章太炎)的谭嗣同了。戊戌变法失败后,能逃的都逃了,谭嗣同却“竞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梁启超劝他走时,他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故事中两位中国先秦和日本近代史上的积极自杀者为榜样,坚持”死易,生难”,“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梁启超,《谭嗣同传>)至于谭嗣同不走的理由,李敖在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中是如下解读的:“我们这些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的若全都跑了,没一个人敢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到“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从容就戮,呜呼烈矣”!(梁启超语)所以,像谭嗣同这样的间接自杀才真是“轰天撼地”,万古流芳的。这里说的“消极的自杀”包括涂尔干所说的利己型、失范型和部分宿命型自杀,自杀者主要是面对打击、挫折、失恋、失败、迷茫、沮丧等等,精神上难以承受,还包括应激型、模仿型、群仿型(维特效应——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的模仿或明星自杀后的群仿)、传染型、集体(裹挟)型、职业型(某些职业自杀率偏高)等类型的自杀。这类自杀跟前述积极的利他型自杀显然大不一样。伏尔泰和后来的涂尔干都注意到,自杀者中城里人高于农村人,知识水平高的高于知识水平低的,可能是前者生活环境更复杂、竞争压力更大或精神上更容易苦恼、脆弱、敏感。其中“劳心”的中外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杀似乎高于“劳力”的普通大众,且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强悍如列宁(见俄学者拉夫林,《面对死亡>),孱弱如文人郭沫若都曾想到过自杀,更别说一般的知识分子了。20世纪转型期的社会震荡是造成中国文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也可能是中国文人自杀最多的一个世纪。1926年,有才华的作家王以仁跳船而死:1927年端午节前两天,大学者王国维投昆明湖;1929年,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跳黄浦江:1933年,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跳船:文学评论家陈笑雨投永定河;作家李广田溺池: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投井;北大诗人戈麦投水:重庆诗人胡佳文投海。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看来,文人连维特的自杀模仿效应031窆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自杀都爱投入水的怀抱。“文革”期间是文人自杀的一个高峰,有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散文家杨朔,翻译家傅雷,史学家翦伯赞和吴晗,杂文家邓拓,诗人闻捷,剧作家田汉,小说家赵树理、孔厥、陈翔鹤、彭柏山,文艺理论家以群,美学家吕荧,文艺评论家邵荃麟、侯金镜、陶然,著名报人储安平(失踪)至于老舍的自杀就更不用说了,这真是中国文人的一次重创。“文革”之后,中国文人的自杀也并未中断:诗人海子、陈泮(诗人江河之妻)、方向、顾城、徐迟,作家三毛,文学研究者胡河清,文艺批评家吴方,哲学家宋祖良等也相继选择了这条不归路。国内的文人如此,国外的文人也不遑多让,只是在数量上不及中国这么“壮观”罢了。国外20世纪前后自杀的文人,中国人较熟悉的有:杰克伦敦、海明威、茨威格、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其中,20世纪自杀的中国文人中最受人关注也引起争议的有两位。一位是20世纪之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大学者王国维。对于他的死因有各种分析和猜测,有失子之痛、师友反目、体弱忧郁、事业挫折、债务纠葛等各种说法,但陈寅恪、梁启超的说法可能更能代表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心灵伤痛”。陈寅恪认为:“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故“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梁启超则认为:王国维先生的死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生”的精神。其实,一个人的自杀是由整体、综合的原因所决定的,用分析、还原的方法来认识容易搞得支离破碎、如坠雾中,看不清王国维先生“一死从容殉大伦”的文化遗民心结。另一位自杀的文人是20世纪末移居新西兰激流岛的诗人顾城,他的死过于血腥。死之前,他曾因养鸡的问题和邻居发生争执,法院判他败诉,他就拿着刀在鸡舍里一通乱砍,然后把几百只鸡的脑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社区官员,官员们当场吓得四散奔逃。之后,他又到山坡上砍树发泄,砍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又用斧头把妻子砍死,然后自杀。这种暴戾的死法实在不像文人所为。西方还有一位有自杀倾向的学者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了。他可能是为了极力掩盖自己3/4的犹太血统或家族遗传的原因而伴有精神病和自杀的危险(虽然涂尔干不承认自杀有遗传因素)。维特根斯坦的三个哥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哥都死于自杀,但是,他的同性恋倾向可能有助于化解他的自杀倾向,因为来自同性的温暖也许能够帮他冰释心头自杀的寒冷阴影,使他最终没有步其兄的后尘。其实上述这些自杀的文人里有一部分是兼类,他们既属于“消极的自杀”也属于这里要说的第三类——“病态的自杀”,因为很大比例的自杀说到底是一种“致死的疾病”。据现代科学研究揭示,大部分自杀者有抑郁症,其次有精神病,再次有家族遗传、心理疾患、长期病痛、酗酒自杀、拿自杀当儿戏等,甚至常有证实“自杀基因”的报道。懒惰——治疗自杀的最好预防物涂尔干在研究失范型自杀时特别提到,富人和暴发户由于境况突然改变,如破产、经营或投资失败等,易产生自杀的念头,而穷人欲求较少,不易受此打击。的确,这种命运突然的打击对于心理健康、意志坚强的人可能是一次“自胜”的升华,甚至置于死地而后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对于精神不健康或心理有问题的人就可能是逼其自杀的外生变量了。1996年12月16日,中国股市在大跌两天后,由于周末突然改变交易规则,设涨跌停板限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周一一开盘,全部股票和大盘都封死在跌停板上,谁也跑不掉,随后又是连续三天跌停,第三天“后市”反弹,之后绝大部分股票又有两天的跌停才启稳。如此惨烈的高台跳水恐怕在中国股市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了,这样剧烈的市场变化必然使那些借钱炒股的中小散户难以承受心理失范,其时自杀者多有耳闻。可惜,像这样极为典型、罕见的市场和社会现象,研究“投行”的人或者太年轻,未经历,不知道,或者太老,经历了,但不堪回首,就把这恐怖的宝贵经验在记忆中埋葬了。而社会学研究者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次突发的失范型自杀,错过了一次记录社会病态的极好机会。其实,像中国这样转型期的社会,失范型病态自杀的比例应该是较高的。近二三十年来,西医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_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疾病和治疗的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如果读一下中医最重要的经典<黄帝内经>就会发现,中医在两千年前就特别重视这种贫富突变造成的“情志内伤类疾病”,诊病必问“尝(先)贵后贱”,“尝富后贫”,“始乐后苦”,“暴乐暴苦”,因为这种情况会使人“失精”、“脱营”,“精气竭绝,形体毁诅”(<素问‘疏五过论>)。对于那些大老板们“形乐志(精神)苦”甚至“形苦志苦”的生活状态也有忠告,世窆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连对贫(“布衣”)富(“大人”)的治疗、用药原则也有区分,早已用阶级论和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看病、看人了,只是理论还比较粗放而已。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大潮中,“始苦终乐”、“先贫后富”可能不会置人于死地,逼人自杀,但如果这一逻辑颠倒过来,突然的先富后贫,可能造成应激型自杀,而缓慢的“尝贵后贱”则可能造成中医核心理论所说的人的“识神”对“元神”越来越大的偏离,使人患上精神或抑郁型疾病,即使不主动自杀也是慢性自杀。这是目前在商场和官场上拼搏的显贵们特别应该注意的。预防自杀最好的方法除了有针对性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外,德国著名伦理学家包尔生曾建言:“懒惰是自杀的最好预防物。”或者如司汤达所说:“无聊会夺走一切,甚至连自杀的勇气也夺走。”是否如此,有自杀念头的朋友不妨一试。笔者有幸对自杀早就具有了后天免疫功能,这要拜“文革”所赐。“文革”初期,我刚上初中,被选入“数学爱好者小组”,相当于现在的数学奥校,每天放学后,都由一位数学老师给我们“吃小灶”,学些高年级或课本以外的数学。教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位女士,较胖,但非常和蔼、雍容。可惜好景不长,“文革“乍起,她就因地主出身被专了政。在“红八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说她死了,是跳河。我立即跑到河边去看,只见她趴在京密运河岸边的青石板上,一袭白色衣裙裹着泡白的肢体在烈日下暴晒。她的死连同我的数学家之梦就这样永远地断送了。时隔不久,像她这样出身有问题的教师又都“解放”了,没自杀的那些老师又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复课闹革命”去了。我想,如果她能再坚强点,熬过那几个月的屈辱,可能直到现今都还活着含饴弄孙呢。后来的几年,这种因政治风云翻来覆去而撒手人寰的人和事见得多了,也就悟出个道理:人不能轻易自杀,因为生命对于人的价值是无限的,以无限跟任何有限交换,收益都是零,毫无价值——除非有比“小我”更大的“大我”。我也明白了:人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挫折甚至绝境,只要坚持下去,不懈地努力,谁知道将来的“大运流年”往哪儿转呢?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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