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1998) 五月 239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周惠民 * 中德雙方之軍事合作發展甚早，自清末以來，中國即不斷自德國進口各種武 器、軍械，乃至鐵甲艦等等，也派遣人員前往德國接受軍事訓練。正因如此，民國 初年的軍事將領對德國軍事發展已有相當充分的認識。一九二○年代初期，南方政 府在孫中山主導下，也不斷積極尋求與德國進行軍事合作。但終孫中山一生，這方 面的努力並未有任何具體的成效。繼任的蔣介石則處於一個較為有利的情況，德國 政府不再反對其「退役」軍官來華服務，鮑爾(Max Bauer)就在其政府知情的情況下， 抵達中國。但鮑爾服務不久就死於疾病，軍事顧問暫由克里伯(Kriebel)指揮。 魏澤爾是一名優秀將領，曾經設計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國防事務，因精簡人事而 退役賦閒，一九二九年獲邀來華時欣然接受，並於一九三○年五月底達中國。 根據許多同僚對他的評價，他是典型的軍人，有軍事長材，但似乎缺乏溝通人際關 係的手段，並非一個良好的行政人員。這樣的性格，說明何以他在中國服務期間， 引發許多衝突，最後被迫離開這樣一個優良的工作環境。本為對其在華服務過程將 做說明，並檢討其工作成效。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4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關鍵詞：中德關係、軍事合作、魏澤爾、希特勒、九一八事變 前言 中德雙方之軍事合作發展甚早，自清末以來，中國即不斷自德國進口各 種武器、軍械，乃至鐵甲艦等等，也派遣人員前往德國接受軍事訓練。正因 如此，民國初年的軍事將領對德國軍事發展已有相當充分的認識。當時地方 勢力擁兵自重，均有整軍經武之野心，且多考慮自德國尋求援助，孫傳芳、 段祺瑞等人莫不如此。一九二○年代初期，南方政府在孫中山主導下，也不 斷積極尋求與德國進行軍事合作。但終孫中山一生，這方面的努力並未有任 何具體的成效。繼任的蔣介石則處於一個較為有利的情況，德國政府不再反 對其「退役」軍官來華服務，鮑爾(Max Bauer)就在其政府知情的情況下，抵 達中國。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後，德國政府對華政策面臨一個較大的轉折：承 認南京政府。當蔣介石攻克北京，大致完成其北伐工作時，德國駐華使館雖 未遷移，但事實上承認南京政府為中國合法代表而願與之進行各種協商。所 以鮑爾來華之際，中國國內情況相當有利於軍事合作案之推動。 德國軍事顧問團來華之前，中國已經有俄國軍事顧問的活動。蔣介石與 德國軍事顧問加侖(Bl*cher)相處甚得。一次大戰之後，德軍曾協助蘇聯之紅 軍發展軍備，蔣也自加侖處瞭解許多當時德軍的軍事構想。因這些經驗，使 蔣對德國軍事顧問期望甚殷。他們除了提供軍事方面的專業技能之外，還肩 負武器採購及提供與生產有關的所有信息，並成為中、德兩國當時往來的重 要媒介。 中德雙方十餘年的軍事合作過程中歷經五位總顧問。第一任總顧問鮑爾 在任僅一年有餘，第二任的克理柏(Herman Kriebel)為過渡的代理性質，直到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41． 魏澤爾來華接任軍事總顧問一職，才逐漸建立較為穩定的顧問活動。軍事顧 問團並非一常設且制式的組織；其活動的內容也與當時的政治及社會條件息 息相關。許多事項本為臨時編組性質，鮑爾來華之初，軍事顧問人數為五人 左右，並無太大接待、翻譯或組織的困擾，到人員擴張後才開始做進一步規 畫。魏澤爾來華之後，因應建軍及整編的要求，軍事顧問團的人員急速增加。1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主導德國政治之後，對華政策明顯改變，軍火銷售量 大增，軍事顧問也迅速擴編。南京政府特別成立一個「顧問事務處」，直接 屬軍事委員會管轄，仍由李鼐負責該處。由於總顧問本人經常隨蔣介石在各 地督陣，並非常川駐守南京。如何將顧問事務推行地有條不紊，成為一個重 要課題。日後魏澤爾與軍事顧問間產生若干矛盾，率皆與此有關。 顧問之組織及各項接待工作均由李鼐負責。 第四任的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來華時，已明確表明無意久任，將主 要工作交付繼任的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所以我們大抵可 以將德國軍事顧問分為魏澤爾(General Georg Wetzell)及法肯豪森兩個主要 時期，各有工作重點。 魏澤爾擔任總顧問時期所面臨的問題相當複雜，蔣介石雖對德國軍事顧 問寄予高度期望，卻無具體的目標及章程，也常面臨經費缺乏的困擾。德國 希望改善凡爾賽和約後居於劣勢的國際地位，爭取較大的活動空間，凡事委 屈求全，並無一具體的對華政策。在兩國政府未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魏澤 1 南京政府中德籍軍事顧問人數統計表 年度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人數 4 45 58 68 78 79 76 64 56 39 34 說明：1.本數字根據德國軍事檔案館相關資料統計所得。數字中不包含在警察機構中服 務之人員。例如朱家驊主持浙江省政時，曾聘請多名德籍及奧地利籍警察專家 在浙江省服務。 2.另在其他地方勢力如廣東、東北等中亦有德籍軍事顧問活動。 ．24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爾立場本已尷尬，其本人個性又不易相與，使得此時期軍事合作之成效未能 盡如人意。本文將自國民政府之態度、德國之反應與魏澤爾自身之問題三個 角度，檢討一九三○至一九三四年間軍事顧問團的活動內容以及影響其成敗 的原因。 一、中德軍事合作之開端 一九二○年代初期當孫中山開始尋求德國的軍事援助時，德國政府對孫 中山不表歡迎。這種態度取決於兩個主要原因：大戰之後，德國受限於凡爾 賽和約，其武器之生產、銷售均有極大限制，對德國外交部門而言，如何開 啟與列強重新協商管道為首務，根本不應與列強發生可能的摩擦，此其一；2 蔣介石陣營中原本有俄國軍事顧問，但俄國政治勢力對其干涉過多，導 致雙方合作破裂，蔣乃亟欲尋求德國協助。彼時，廣州中山大學地質學教授 朱家驊由於曾留學柏林，經張靜江之介紹而受蔣介石之託，負責與德國聯 絡，尋求正式軍事合作，以協助中國，整頓陸軍。 由於中國之政治局勢相當不穩，德國財政部門對孫之付款能力存疑，此其 二。一九二七年以後，當國民黨勢力東征成功，並開始準備進行北伐時，德 國已經對國民黨另眼相覤，而國際氣氛也有所改變，德國新的共和政府贏得 歐美各國較大信任，凡爾賽和約限制有鬆動跡象，德國外交有較大的迴旋空 間，故而德方態度開始轉變，傾向同意派遣軍事顧問為國民政府服務。此時 孫中山已經下世，蔣介石主導南方政府之發展。 3 2 參見：John Heineman, Hitler’s First Foreign Minister, C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29ff. 或至少先有軍事顧問來 3 有關朱家驊在早期國民黨與德國政府接觸所扮演之角色，因文獻不足徵考而無法了解。 但朱獲博士學位(一九二三年)後，並未立即返國。其所居處，在孫之特使鄧家彥左近(同 在康德街 Kantstarsse)，且時有往還，應有相當程度之牽涉。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43． 華，取代原有俄國軍事顧問之遺缺。 國際社會對內戰地區的武器銷售均採取相當保留的態度。一九二七年前 後，中國之國際地位因北伐即將完成而逐漸獲得改善。戰事即將平息，使得 各國重新檢討對華軍事銷售的限制，德國對華政策亦隨之調整。德國外交部 乃以不介入、不干涉為方針，鮑爾就在外交部知情的情況下來華。 鮑爾經香港抵華後，隨即面見蔣介石，討論「軍事合作」事宜，只是此 時國民黨政府尚未有一個完整的軍事建設方案，對軍事顧問的組織、職掌及 功能都無明確概念。鮑爾提出若干建議，也獲蔣之首肯，蔣賦予鮑爾組織軍 事顧問之責，並許之為「總顧問(Generalberater)」。鮑爾隨即返德，招募人員， 並安排了一個軍事訪問團前往德國考察。 一九二八年六月，以陳儀和李鼐兩人為首的軍事訪問團抵達德國。此時 蔣介石已經取得北京，大致完成統一的工作，引起德國政府相當重視。故而 訪問團抵達柏林時，德國外交部建議總統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親自 接見。4 軍事顧問團總顧問鮑爾上校任職期間，團員人數不多，編制尚小，問題 也較單純。鮑爾對其工作充滿熱忱，親冒矢石，僕僕於戰場之上，不幸感染 疫症，於一九二九年五月病死於中國。他死後，軍事顧問團由克理柏中校任 代理總顧問一職。克理柏為一優秀軍人，但意識型態偏向極端，曾與希特勒 共同服刑，具有濃厚國社黨色彩，與顧問團中同事不易相與，乃至時有口角 發生，對整個顧問團之工作自然有極大妨礙。蔣介石乃透過其早先的聯絡人 考察團也參觀了軍事演習，軍校及各種軍事設施，並且簽訂多項軍 火合同。一時之間，軍事合作的氣氛熱絡。稍後，軍事顧問陸續抵達，根據 統計，一九二八年時，連鮑爾在內只有四名德籍顧問；到一九二九年時，軍 事顧問人數快速成長到四十五人。 4 Kuo Heng-yu(hrsg.),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28-1938, eine Auswertung deutscher diplomatischer Akten (München: Sauer Verlag, 1989) ,S. 30. ．24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塞克特，希望尤其來華擔任總顧問。但塞克特以年事已高而婉拒，另外推薦 魏澤爾將軍來華擔任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之總顧問一職。 魏澤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已是相當重要的軍官，一九一六秋擔任魯 登道夫(Ludendorff)的作戰部長，表現甚為優異，但隨著軍事的失利及內部 不安的情事，德國軍方決定與政治領袖合作，提出停戰協定。一九一八年底， 歐洲戰事告一段落。凡爾賽和約中規定德國軍方只能保有十萬名的地面部隊 及一萬五千名的海軍，德國的軍隊被迫重組。魏澤爾被任命為作戰廳(das Truppenamt)5 根據許多同僚對他的評價，他是典型的軍人，有軍事長材，但似乎缺乏 溝通人際關係的手段，並非一個良好的行政人員。 長官。一九二七年，魏澤爾退役；雖然離開軍隊，但他並未與 軍隊脫離關係。一九二九年時，他接到魯登道夫的信件，詢問他是否有意願 前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對一名曾經設計戰後德國防務的優秀軍官而言，退 役賦閒是一件頗為無奈的事，當他有這個機會重新接觸軍隊事務時，他當然 十分願意，因而欣然接受，並於一九三○年五月底達中國。 6 二、德國對軍售問題的態度 這樣的性格，說明何以 他在中國服務期間，引發許多衝突，最後被迫離開這樣一個優良的工作環境。 德國的外交政策一向謹慎，在國際事務上多採「從眾」原則，而不願過 於突出，以免發生枝節。一九二○年代末期，德國經濟開始出現危機，英美 兩國曾提出道氏計畫(Daws Plan)加以援助，效果不彰，一九二九年又有楊計 畫(Young Plan)之提出。德國對此需求迫切，當時外交政策制定者司特雷斯 曼(Stresemann)乃致力於改善與列強關係，甚不願招惹眾怒。一九二九年司 5 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得在設置參謀本部(Generalstab)，德方乃改置作戰廳以為因應。 6 Jerry B. Seps, “General Georg Wetzell”, in: B. Martin (Hrsg),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81) ,S. 106.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45． 特雷斯曼去世，繼任者也秉持同樣原則。到一九三○年時，世界經濟發生危 機，歐陸各國幾乎全受影響，德國經濟更如雪上加霜。一九三○年，失業人 口為五百五十萬，到一九三一年，增加為六百餘萬，大量失業人口造成社會 相當不安，經常發生騷動事件，行政體系傾其全力要解決國內問題，在制定 外交政策時尤其保守。德國外交部一直認定：過度介入中國事務將得罪列 強，也會招致國內新聞媒體及反對者的批評。所以一再訓令其各屬外館，不 得介入中國問題。 軍方則採取較強硬的立場，普魯士軍國主義深深影響其國家政策的制 定，史家常有「普魯士並非國家擁有軍隊，而是軍隊擁有國家」的批評。德 意志帝國成立以後，軍隊仍秉承這樣的風格，時常對文人政府表現輕忽之 意，許多事務也不予配合。威瑪共和成立初期，由於對凡爾賽和約的失望， 受到直接衝擊的軍事將領對政府的軟弱態度極表不滿。一九二○年三月，以 呂特維茨將軍(Lüttwitz)及卡普(Kapp)等人為首，發動反政府事件，新的共和 政府甚至被迫逃離柏林，出走德勒斯登，同時下令軍隊鎮壓暴民。當時作戰 廳(Truppenamt)長官為著名的軍事將領塞克特，他以國防軍不應對國防軍開 槍為由，斷然拒絕鎮壓。事件平息之後，塞克特並未因此受到處分，反而出 任國防部長，這與軍事將領興登堡擔任總統一樣，正可以說明德國軍方在政 治事務中有一定的影響力。 威瑪共和時期軍隊半獨立的現象既是由來已久，在往後的政治中也經常 與文人政府意見相左。軍部希望能維持其武器發展、人員訓練、軍事研究與 裝備改良。以當時十萬名軍隊的規模而言，所需之武器根本不足以提供軍火 工業所需的市場，故而一直希望能對外銷售軍品。對當時的德國經濟而言， 這毋寧是件好事。所以當中國政府希望向德國購買武器之時，軍方便相當贊 成。 德國經貿部門當然也會有類似想法。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中，德國 ．24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必須負擔大量的賠款。德國必須向外舉債，造成其經濟相當困難，加上喪失 許多農業產地，德國糧食生產有不足的現象，必須仰賴進口。中國是德國重 要的農產品供應國，對德國享有鉅額出超。 表一：中德貿易一覽表 (單位：百萬帝國馬克) 年度 自德進口 銷往德國 1929 181.1 370.7 1930 149.8 297.7 1931 140.7 215.5 見：ADAP, Serie B, Bd. XXI, Nr. 140, Aufzeichnung des Konsuls Gippernich 一九三一年時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量相當大，從其來華僑民及所設立之公 司就可以看出端倪。根據德國外交部一項統計資料顯示：一九三一年有三百 四十家德資公司在中國境內進行各種貿易，三千九百多名德籍人士在中國境 內居留。7 德國方面對鮑爾所提的「經濟」活動感到興趣是不容置疑的。一九二九 年初中國的國內形勢似乎相當和平，各方矚目的編遣會議正在進行，營造一 股和平的氣氛，所以各國均希望能盡速恢復軍火貿易，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 六日，英、美、法、日、義等十一國公使照會中國外交部，聲明廢止「禁止 軍火入華協定」。對德國而言，雖然仍受到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不得隨意輸 出軍火，但德國政府自然也不願放棄這個機會，因而開始與德國軍事顧問建 當時德國對華出口的主要內容包括：化學原料及半成品，其中以 硫酸氨(化學肥料)為大宗。另外也有藥品、染料、機械設備、電器品等等。 這些海關資料中並未有軍品的統計數字。德國經貿部門一心改善貿易逆差， 以當時情況而言，軍火銷售顯然有厚利可圖。所以經貿部門積極支持國防部 門的軍火銷售案。 7 這個數字不包含香港及大連兩地。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47． 立聯繫的管道，希望爭取軍火訂單。 但即使列強廢止這個禁令，並不表示可以將軍火隨意輸入中國，國際社 會均需遵守不出售武器給交戰團體的默契，一九三○年以後的「中原大戰」 使中國又陷入「內戰」的局面，各國對武器出售案，也多小心將事。我們若 以同時期泰國的軍火採購案為對照，就可充分顯示德國就受到這種默契的限 制。一九三二年時，德國政府接到泰國政府購買軍火的訂單，外交部當即表 示意見，認為可以銷售；8 德國政府對中國態度多所保留，除了擔心引起列強的抗議之外；另一個 原因是中國內戰的勝負未卜，不宜過早表態。一九三○年十一月，德國駐北 平使館人員向其政府簡報「中原大戰」的情況。德國外交與國防兩部門官員 在定期會商時，曾檢討其短期對華政策。軍部相信蔣介石定然可以獲勝，因 此希望加強與蔣之合作關係。但外交部官員根據北平的報告，認為戰爭尚未 分出勝負，萬一德國「押錯馬」而馮玉祥獲勝，豈不難堪。最後雙方達成暫 時保持中立的決議。此時蔣介石曾提出派遣軍官前往德國受訓的要求，外交 部門一直保持低調，拒絕蔣的請求。當然這德國拒絕南京政府派遣軍官前往 受訓是出於個別考量，在這些事件發生的同時，日本政府也派遣軍官前往德 國受訓，並無困難。 部務會議中特別指明：對華軍火銷售的情況特殊， 必須非常慎重。 國際社會的默契使德國不得不有所顧忌，德國駐華軍事顧問的成效令人 矚目，日本因此對德籍顧問的一舉一動密切注意。「一二八」事件中，日本 向柏林抗議魏澤爾在中國軍隊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德國外交部門承受巨大壓 力，轉而向其他政府單位表示不滿。 9 8 ADAP. Serie B, Bd. XXI, Nr. 269, Der Gesandte in Bangkok an das Auswärtige Amt, 12.Aug. 1932. 9 ADAP, Serie B, Bd. XX, Nr. 110, Das Auswärtige Amt an die Botschaft in Tokio, 17. Dez. 1930. ．24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當國防部與外交部在對華政策的基本步調上產生差異時，經貿部門採取 較為折衷及迂迴的辦法，繼續對華進行軍事銷售，方法之一就是經由第三國 進行。軍火生產者在瑞士、荷蘭等地成立一些「影子公司」，對華交涉，德 國產製的軍品再由這些公司申請外銷許可。瑞士的所羅通(Solothun)公司就 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魏澤爾此時所選購的武器，十之八九均經這些影子公司 出口。 前文已述及，除了南京政府向德國購買軍火之外，廣東地區及其他地方 勢力也向德國提出軍火採購的要求。對這些軍事採購案，德方一體答應，只 是有不同的處理程序。例如閻錫山也在此時向德國提出購買飛機的要求，德 國政府也經過多次的內部討論。為避免蔣介石或其他人士或列強之抗議，乃 決議另在瑞典設立一「影子公司」，將飛機零件先運至瑞典後，再交海運來 華，以避免造成德國介入的印象。 三、魏澤爾與軍事建設 魏澤爾初抵中國時，蔣正努力對抗來自內部的挑戰。一九二八年東北易 幟，張學良宣佈「服從」中央之後，中國表面上完成統一。但是蔣介石所能 控制的地區相當有限，軍閥割據的局面並無任何顯著改善。由於國家需要建 設，中央也希望裁編軍隊，一方面將復員軍人投入國家建設，同時也可以減 少地方割據的機會。一九二八年七月間，各集團軍總司令於北平湯山召開會 議，會中計畫將全國軍隊裁編。由於各與會者對裁軍的幅度及次序存在相當 差異，也對裁軍後蔣的勢力不減反增感到疑懼，因而引發反抗事件，李宗仁、 馮玉祥、張發奎等人先後舉兵，自一九二九年初到一九三○年底，戰事不斷。 其間又有共黨份子的騷動事件。先是一九三○年三月間，馮玉祥與閻錫山等 人聯合，企圖倒蔣。雙方發生戰事，戰場主要在河南，但山東及湖南兩地也 發生相當規模的衝突，一般稱為「中原大戰」。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49． 蔣在其軍事行動中一直倚賴外籍軍事顧問，東征及北伐的初期，蔣相當 倚重俄國軍事顧問，但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後，俄國共黨被逐出中國，俄國軍 事顧問活動同時終止。德國軍事顧問一抵中國，就必須立刻取代俄國顧問的 位置。當初鮑爾如此，魏澤爾也是如此。他於一九三○年四月底到達香港時， 蔣介石正在河南一帶與馮玉祥及閻錫山的部隊作戰。一九三○年五月底，蔣 介石正在徐州，他先召見魏澤爾，與之詳談之後，於五月二十四日正式任命 魏為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此時軍事顧問團之總部設在南京，但自魏澤爾與其 他德國軍事顧問之往來書信可以看出魏澤爾經常在軍隊前線；除了參贊軍機 之外，蔣也交付魏澤爾檢討當時中國軍事狀況的任務。 該年年底，馮、閻戰敗，蔣介石計畫將方興未艾的共黨勢力一舉殲滅。 雖然這個計畫並未能達成，但一九三○年底的中國政治局面基本上已漸趨穩 定。整個戰爭進行中，蔣介石所指揮的部隊較居上風，除糧餉充足外，武器 配備也較精良。但蔣對戰爭過程中其部隊的表現並不滿意，一九三一年元 旦，蔣介石通電各師師長，指出： 今後所宜一致注意者，厥為充實自身之能力，鞏固永久之國防。立國於 今日之世界。……而審察我國今日軍隊之能力，則萬不足以語國防，此我革 命軍人之大恥。而充實軍隊之能力，實為今日至急之務矣。 言猶在耳，中國已經面臨另一次更大的挑戰。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在 東北地區的軍隊發動侵略攻擊，製造轟動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蔣介石感 到外力侵略日亟，當時全國注意力也集中在加強國防之上。一九三一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中國國民黨四全大會通過「國家建設初期方案」，希望以四年 為期，達成國家之初步建設，其中首要之務即為軍事建設。這個案中先指出 軍事建設的方向： 10 中國目前若欲建設強大之海軍，則為國家財力所不許；空軍誠應積極擴 1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 ．25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充，但在四年之短時期內，航空技術人才之養成，及多數航空機之製造或購 買之經費為一難題；現在所應整備充實者，是現有之大額陸軍，故為國軍整 理建設之重點。 根據這個方案，軍事建設確定了「以整備充實陸軍為重點，同時積極發 展軍事工業」的方向，蔣介石責成其軍事顧問魏澤爾，要他負責改善中國軍 隊的素質，這要從裝備及訓練兩方面著手。裝備方面，主要是協助中國建立 軍火工業，以自行生產軍火。訓練方面，則包括教導中國軍隊使用德式裝備， 以及協助中國派遣軍官赴德受訓。 11 德國軍事顧問團的第一任總顧問鮑爾認為：沒有軍火就無組織軍隊的可 能，但中國並沒有生產軍火的能力，所有武器需要進口。為此，鮑爾首要工 作是建立中國政府與德國軍方直接溝通的管道，以方便中國方面購買軍火。 長遠而言，則應自給自足，在中國建立軍火工業。這是個既定的工作方針， 魏澤爾來華之後，也對軍火工業的建立盡許多心。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魏澤爾向蔣介石提出一個建議書，他將當時中國軍 隊的狀況加以研究之後，指出：中國軍隊師法日本制度已有三十年時間，先 後約有一百名日本教官在中國服務，也有約一千名的中國軍官曾經在日本就 讀軍事院校，但是日本在中國協助中國建軍的成效相當有限。 魏澤爾表示，日本軍隊制度多師法德國，兩者精神一貫，所以將日制改 為德制並無任何困難。中國軍隊的基礎教育及訓練確有可改進之處，德國軍 事顧問有把握在這方面提供最佳服務。魏澤爾建議的作法之一是先成立教導 師(Lehrdivision)，訓練部份軍士官，再將結訓的學員分發至各部隊，擔任種 籽教官，推廣德制操法。 教導師的成立可以回溯到廣州黃埔軍校。一九二四年時，蔣介石已經在 黃埔軍校中成立兩個教導團，以何應欽、王柏齡兩人分別擔任教導第一團、 11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51． 第二團團長。兩團除了一般的軍事教育之外，特別重視精神教育及政治教 育。在東征的戰鬥中表現十分傑出，因而深獲蔣的信任，將之視為嫡系部隊。 一九二九年左右，蔣介石接受鮑爾之建議，組織一個教導師，希望能完全仿 照德國軍制，使用德式裝備，於是有「教導第一師」的成立。這個部隊成員 由各部隊挑選而組成，馮軼裴擔任師長，成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是當時 全國最精銳的部隊。這支軍隊的訓練及裝備就交由德國軍事顧問負責。八十 七師是完全以德式裝備訓練的師，裝備之經費由宋子文開徵特別鹽稅支應， 德國軍事顧問特稱此師為「鹽師(Salzdivision)」。教導師的成立需要幾個條件： 人員訓練：一九三二年初，軍事顧問的總人數已經達到七十八人，如果 將此七十八人集中於一處，或許可以勝任，但此時德籍顧問係分散於不同兵 科，不同單位，所以人力配置顯的侷促。 武器裝備：按照當時的規畫，這個教導師完全採取德式裝備。這又受限 於兩個條件；南京政府的付款能力及德國出售軍備的意願。 這兩個基本條件看似簡單，卻也成了軍事顧問團活動中最複雜的問題。 由於政府對德籍軍事顧問的待遇甚為優渥，軍官受聘成為有利可圖，也成為 營私、朋黨之工具；而軍火採購又與軍事顧問之推薦及選用有密切關聯，因 此大部份德籍顧問與德國軍火工業之銷售代表均有往來，當數家廠商可提供 類似產品時，不免發生利益衝突，甚至引發爭執。加上中國政府官員往往也 捲入回扣等利益糾紛，使軍火採購益形複雜。日後魏澤爾與蔣介石漸生齟 齬，甚至造成魏請辭，均與此有關，下文另詳。 在選訓軍官赴德進修方面，遭遇相當困難。一九二○年代末期，我國駐 德使館就曾與德國外交部及軍部交涉，當時德國同意中國派遣五名軍官前往 受訓，中國方面也曾派遣四名軍官前往，分赴各軍事院校接受軍事教育。一 九三○年，政府又選派十三名軍官，預計前往德國接受軍事訓練，並由駐柏 林使館辦理手續。 ．25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中國方面解釋當時之協定是「每年得派遣五名軍官前往受訓」，但德方 認定原本約定為「只有五個名額」。所以但在申請簽證之際發生困難。使館 秘書梁龍於一九三○年八月數度前往德國外交部交涉，希望至少先解決此十 三名軍官問題，以後再另行檢討。德國內部的意見則相當分歧，部份人士認 為正可以利用此機會與中國進行軍火貿易，希望能給予中國軍官簽證，但也 有相當多人持反對意見。最後，外交部以拖延方式處理。 一九三二年，南京政府又派遣五名軍官前往德國，此次德國拒絕的態度 相當強硬，根本拒發簽證。這五名軍官被迫淹留於瑞士及奧地利。李鼐特別 請求魏澤爾向德國交涉此事，希望魏澤爾能透過舊日同僚關係，促成此事。12 軍事顧問團的總顧問除了要負起這些訓練、採購及一般的聯絡工作之 外，還要負起對德政府交涉的工作。柏林的軍部特別設立一位聯絡人，與魏 澤爾保持聯繫，甚至可以隨時與國防部長溝通，可見國防部門對此之重視。 魏澤爾的確運用私人關係，透過德國軍部，將中國的希望轉告當時的德國國 防部長布龍柏(Blomberg)，而且獲得相當正面的回應，一九三三年，中國再 度選派五名軍官赴德，並且順利成行。 前面已經介紹，德國當時並非只對南京政府軍售，任何地方勢力只要提 出請求，德國大致都盡可能出售。例如廣東的陳濟棠、華北的閻錫山等均有 向德國購買軍火的事實，採購重點之一是當時在戰場上表現極為傑出的新武 器──飛機。蔣介石對飛機運售尤其耿耿於懷。一九三一年八月，德國交運 給廣東的三架戎克(Junkers)飛機及若干軍火原本交由海運，準備前往廣東交 貨，但船隻卻遭扣押，並被迫轉往上海，所有貨物遭到蔣的沒收。13 12 MSG160/4, Wetzell an Brinkmann. 蔣也要 求魏澤爾與德國交涉，不得再將軍火出售給任何地方軍閥，為此廣州方面甚 為不悅，發動輿論攻擊蔣與德國軍事顧問，甚至威脅要對在廣東停留的德籍 13 Kuo Heng-yu (hrsg.),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28-1938, eine Auswertung deutscher diplomatischer Akten, S. 37.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53． 人士不利。德國政府一方面要安撫其國內廠商，又必須與廣東方面交涉，軍 事顧問也因此承受了來自本國政府外交部門的壓力。 一九三二年初，當終日在上海的武裝衝突爆發之後，日本立即向柏林提 出抗議，認為魏澤爾在戰場活動對日本極為不利。為此，德國駐華公使陶德 曼(Oskar Trautmann)數度與魏澤爾協商，希望魏澤爾能遠離戰場，但魏澤爾 表示他前往上海乃係探視其在上海德國學校就讀的女兒，否認參與軍事行 動。14二月二十三日，德國外交部特就此事與國防部會商，希望國防部能節 制軍事顧問。幸虧戰事並未持續，日本抗議之聲也暫時消減。 四、魏澤爾與蔣介石之衝突 15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在此之前，蔣 介石已因各方批評聲浪不斷而下野。中央政府乃緊急成立「軍事委員會」， 請蔣復行視事。蔣為求表現，計畫將由德籍軍事顧問所訓練的兩個教導師投 入戰場。蔣相當清楚，魏澤爾必然反對，故而請宋子文轉告。一九三二年二 月一日，宋子文約見魏澤爾，主要針對兩個議題：將德國軍事顧問之眷屬撤 離上海及政府計畫將八十七、八十八兩師集結到上海附近。魏澤爾未明白表 示不贊成之意，只提出將兩師放在上海外圍，可能的話，根本就不要動用八 十七師的建議。當然他所持的主要理由是：這兩個師的基本功能為教導師， 根本不應投入戰場，造成浪費。當然蔣並未遵照他的意願，兩個教導師不但 用於上海，稍後的勦匪行動中，蔣都將之投入，魏澤爾為此甚為不悅。 剿共戰役也是兩人發生衝突的原因。蔣介石原本對魏澤爾甚為倚重，魏 澤爾對建軍的相關意見，蔣都樂於接受，但兩人在剿匪的戰術理念上有相當 14 ADAP, Serie B, Bd. XX, Nr. 261. Ministerialdirektor Meyer an General Freiherr von Hammerstein-Equord (Reichswehrministerium), 15 MSG, 160/02.032 ．25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大的歧異。魏澤爾一直認定對付共黨應以殲滅戰(Vernichtungskrieg)為主，但 蔣介石認為多數共黨份子並非出於自願，而是受到裹脅，他日均可成為國家 建設的主力，故而反對殲滅戰。為此，魏澤爾感到十分不快，經常與之發生 衝突。魏澤爾的個性孤傲，不亦與人相與，蔣雖對之百般忍耐，卻也忍不住 有撤換之意。根據軍事顧問團檔案記載，一九三二年初之後，魏澤爾雖在蔣 介石的行營附近，但雙方見面機會甚少，往往兩三週才見面一次，這與原本 的關係差別甚大。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對此也知之甚詳，甚至向柏林報告此 事。 總顧問與蔣介石的關係已經在多事之秋，而軍事顧問團本身也是風波不 斷，因而引起蔣介石極端反感。這與軍事顧問團的基本功能之一─—採購有 密切關聯。 16 一般而言，軍事顧問在華工作的待遇甚佳，甚至達到不合理的地步。一 份條陳指出：一九三二年時中國需要進用約一百六十名的德籍軍官，才能應 付軍事訓練之需，但「以其月薪之高，未免太不經濟」。17的確，一九三○年 代，北大聘請的資深德籍教授月薪約為四百元，但一名德國軍事顧問團軍官 的起薪為五百元以上，另含其他補助。但這些軍事顧問似乎未將這些薪水放 在眼中，因為其他的收入要遠超過其正常薪俸。一九三○年一月，柏林一份 報紙以「德國『在華軍官』的副業」為題，特別報導當時各個軍事顧問團成 員在華從事軍火仲介的行為。18 16 ADAP, Serie C, 1933-1937, Bd. 2, Nr. 157, Der Gesandte in Peping an das Auswärtige Amt, 30. Dez. 1933. 當時提供中國武器的國家除了德國以外，尚 有義大利等國，但德籍軍事顧問優先採用德國商品。除了對本國武器較為熟 悉外，實際利益也是重要因素。 17 〈魏漢喬關於改進德籍軍事顧問訓練部隊方法之報告〉，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中德外交密檔》(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第一○八頁。 18 MSG160/34, Die “Nebengeschaefte der deutschen China-Offiziere”.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55． 因為回扣及關說，中國政府在購買德國軍火時，造成許多浪費。鮑爾曾 經對德國外交部人員說明當時德國軍火在華銷售的情況： 這裡大部份的產品價格要比德國貴了百分之一百，德國商人又將出廠價 格調高，所以可以貴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二百。此外，一些陳年舊貨 販售到中國來，舊爐子、舊槍，所有在(德)國內看不到的東西，通通在中國 出現。 浪費的現象隨著採購的增加而日益惡化，利益的衝突造成軍事顧問本身 及其與中國政府間的矛盾，布舍齊司(Ulrich von Busekist)事件便是一個典型 事例。布舍齊司兄弟兩人均在第一次大戰之後來華，原本擔任一家軍火商之 銷售代表，布舍齊司後與魏澤爾相識，並接受其任命，於一九三二年之後， 擔任魏澤爾侍從及聯絡之職，但其兄仍從事軍火銷售。由布舍齊司與魏澤爾 的信件往來可以看出兩人關係相當密切，而魏澤爾對他近乎縱容，引起許多 軍事顧問極度不滿。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顧問團的軍事顧問克魯格(Krug)便 向魏澤爾抗議，認為魏對布過於縱容，而布本人的軍事素養又嫌不足。 19 20克 魯格及其他幾位軍事顧問甚至威脅辭職，以示抗議。克魯格的抗議並非單一 事件，另有許多軍事顧問曾向南京政府表達對魏澤爾的不滿。南京政府官員 如陳儀、李鼐等人對此事也有相當瞭解，但尚不便出面干預。這種事件發生 之後，蔣與魏澤爾開始互不信任。魏澤爾與德國國防部聯絡軍官布林克曼 (Brinkman)通信時，特別提到：所有往來電文均交由中國之軍事顧問服務處 以摩斯碼拍發，他相信兩人間之通訊均遭中國方面監視，故此希望能採取較 為複雜的密碼。21 稍後，軍事顧問團中又傳出布舍齊司向日本提供德國軍事顧問團活動的 以後，要求德國外交部准予使用外交郵包的方式來聯絡， 顯示當時軍事顧問與南京政府間互不信任的問題。 19 ADAP, Serie B, Bd. XI, Nr. 166, Aufzeichnung des Ministerialderektor Trautmann, Anhang. 20 MSG160/3, Krug an Wetzell, 07. 01. 1933. 21 MSG160/4-79, Wetzell an Brinkman, 07. 04. 1933. ．25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相關資料，開始引起蔣介石的注意。蔣認為顧問團內部衝突只要不妨礙其工 作，可以不予理睬，但間諜案非同小可，開始派員調查。布舍齊司又因回扣 問題而與南京政府軍政部門的官員發生衝突，甚至公開指責中國官員貪污、 腐敗，引起群情激憤。以陳儀為首的軍事將領便對魏澤爾展開聯手杯葛。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向柏林簡報此事，他認為：蔣 介石已經對魏澤爾不再信任。的確，一九三三年蔣介石正在努力解決「閩 變」，蔣非但不諮詢魏澤爾，且將他派遣到北平，有意疏遠。 蔣介石個人處事風格稍欠果斷，他雖計畫將魏澤爾撤換，卻又不願明白 指出，而希望以暗諷方式為之。一九三二年五月，蔣介石計畫邀請塞克特來 華，一方面希望塞克特給予若干軍事方面的建議，一方面也希望藉著塞克特 來逼迫魏澤爾辭職，但塞克特當時年事已高，憚於遠行，並未答允。一九三 三年中，蔣介石再寫信邀請塞克特來華訪問，並微微透露請其擔任總顧問之 意。塞克特已經瞭解蔣對魏已不復信任，特別寫信給魏，希望他能注意，但 魏澤爾並未有任何改善。 稍後，塞克特因個人財務捉襟見肘，加上魏澤爾本為他所薦，有解決糾 紛的義務，乃決意來華。行前，塞克特特別拍發電報給魏澤爾，詢問如果塞 來華任職，魏是否願意在其麾下工作。陶德曼指出：魏甚表不滿，僅簡單回 復一「否(Nein)」字，這注定魏澤爾將離職的命運。 德國外交部本對軍事顧問團氣氛的低迷感到十分憂慮。當塞克特決意來 華，並有其他將領隨行時，才稍感放心。另一方面，德國又不免擔心塞克特 名氣遠較魏澤爾大，更易引起日本或其他列強的注意，甚或抗議。德國這種 憂喜不定，猶豫不決的心態，正是德國對華政策的寫照。 五、結論 清末，國人體會中國所以積弱不振，與科技落後有密切關聯，因而也有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57． 各種引進外國科技的積極作為。只是不難想像當時的種種困難。負責創辦船 政的沈葆楨曾歷數其困難之處： 員匠則中外語言不相通，器具皆生平耳目所未見，自一簣之始基，至全 體之具備，其間朝更夕改，瑣碎繁重，非筆墨所能陳，……總辦者於向無章 程之事而遞刱章程，學習者於無可尋繹之中而曲為尋繹。 數十年後，情況並未有太多改善，甚至於因國際局勢的改變，使中國引 進西洋軍事技術的努力遭受更大的阻礙。一九三○年代的德國仍然受到凡爾 賽和約相當的束縛。對於列強的態度過度在意使得所有國際局勢的變化均可 能對其外交態度造成影響。例如一九三一年三月間，德國外交部因為沒有受 邀參與國際債務管理會議(Schuldenkonsolidierungskonferenz)而向中國駐柏 林使館抱怨，認為這與德國軍事顧問在華活動及出售武器給中國有密切關 聯。 22 23 一九三三年以後希特勒主導德國政治發展，主張採取較為強硬的外交態 度，先是繼日本之後退出國際聯盟，並重新整軍，建立國防工業。其對華政 策應可隨希特勒之掌權而有所改變，但仍受到其他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一方 面，雖然日本對柏林不斷施加壓力，但德國之國防及經濟部門都認為與中國 持續交往較為有利；外交部門則採取兩面不得罪的政策。希特勒及其部份幕 僚人員則較偏向日本，德國對華政策就在這樣的政治角力中搖擺前進。 除了國際因素外，各個政府部門又各因其本位而主張不同的對華政策， 故此，德國對華外交並無明顯路線可以依循。這樣的政策當然會影響當時中 德雙方正常交往，也影響軍事顧問的活動，派遣軍官前往德國受訓的曲折過 程正可以說明這種情況。 繼任的法肯豪森顯然處於一較有利的情況，希特勒為解決國內經濟不景 22 沈葆楨：〈船工告成積年出力員紳請獎摺〉，見：李毓澍(編)：《船政奏議彙編》(近代 史料叢書彙編第一輯)，(台北：大通書局，重印)。 23 Kuo Heng-yu (hrsg.),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28-1938, eine Auswertung deutscher diplomatischer Akten, S. 35. ．25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 氣及失業問題，計畫恢復徵兵制度，並且逐漸增加軍火生產，到一九三六年 時，德國國防力量已達一定水準。德國在增加軍火生產及建軍的同時，中國 正好成為其糧食供應者及軍火銷售市場，這正是一九三五年以後中德軍火交 易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 魏澤爾雖因個人性格與蔣介石無法相處，黯然去職，但三年多的服務期 間也貢獻良多，他一手建立的新式軍隊在「一二八」事件及剿匪行動中均令 人刮目相看。而他所規畫及次第建立的軍火工業在日後對日戰爭中發揮極大 的作用。 中德雙方在逐漸摸索及起起伏伏之中，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這對軍 隊的改良、軍火工業的建立及國防的加強均有相當影響，也是日後能對抗日 本侵略的主要原因。 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 ．259． General Wetzell and the Sino-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Whei-wing Cho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need to build a strong army led to serial political chang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one of the political focuses was still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rmy. Under Kuo-min Tang’s leadership, Russian advisors arrived at Canton and marked the first stage of foreign military aid, which ended in 1927. Chiang kai-shek turned to Berlin for help. Germany Military leaders responded quickly. In the 1930s, a stable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activities of German advisors, Chinese army was remodeled, weapomn and monitions sold to China. Yet the personal conflicts between Chinese officers and the Chief Advisor, General Wetzell endangered the cooperation. General von Seeckt replaced him in 1934. In this article, the Wetzell activity in China will be studied and valued. Key Words: Sino-German Relationship, Military Cooperation, Wetzell, Hitler, Mukden inci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