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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燕.pdf

张雨燕

民商法务
2012-05-11 0人阅读 举报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张雨燕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通货危机与王朝倾覆主讲人: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教授、博导年月日引言热点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近年来突然成为关注焦点的问题如股市、中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等另一类则是在某些理论领域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且颇有争议的问题。这一讲要谈的货币问题大体属于后者。实际上货币和财政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古代历史中两者间的联系尤为紧密。此讲的主要目的是向大家阐明货币的重要性。首先向大家推荐一本著作《货币经济学前言论争与反思》作者是加拿大的约翰·史密森教授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把货币问题专门提出来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放在同一层面加以讨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无论是增长理论、就业理论、贸易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基本上都属于“无货币”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提出的“斯密增长”主要从分工、交易、专业化和市场规模角度来展开分析的。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根本见不到货币的影子。“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同样如此。索洛的增长模型所涉及只是劳动和资本的增长以及那个著名的“余值”其中也不见货币踪迹。至于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同样没有提到货币。无论是在科斯的企业理论中还是在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中货币的作用大多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便是一些金融理论表面上还提到货币而实质上也是抛开货币不谈的。这一现象非常有趣值得深思。中国古代历史记述的多为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言行其中不乏维护长治久安预防王朝倾覆的攻防谋略与真知灼见比如贾谊的《治安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到改朝换代这类大变故古人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政治与军事层面用贾谊那句颇具代表性的话讲就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然而在阅读了千家驹和郭彦岗所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一书后我倒是越来越觉得在解释朝代更迭的基本原因之集合中还应加上一个因素那便是通货或币制危机。我甚至觉得至少从正式并大规模使用纸币的赵宋王朝、到因币制崩溃而落荒逃离大陆的蒋家政权(公元九六〇~一九四九年)的这段历史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一个所谓的“千年规律”:通货危机实乃王朝倾覆的最直接、且最致命的原因。尽管没有被列为中国人的“数大发明”之中但纸币的发明确实是中国人成就的一项其意义要高于、至少不低于“四大发明”的重大发明。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使用过以布为币材的“里布”作为交易媒介。“里布”也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信用货币。春秋战国时期民间还发明了可随时兑换家牛的“牛皮币”。汉武帝曾经发行过以鹿皮为币材的“白鹿皮币”并由此开了以发行信用货币来筹集国用的先河。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力强大的寺院“柜坊”和豪门大户的“邸店”其吸收存款后出具的凭证在市面上广为流通也有效地发挥了纸质信用货币的功能。由于携带方便且官方承兑李唐政府发行的可异地兑现的汇票一时间成为了具有信用货币特征的纸币史称“飞钱”。虽说唐代以前信用货币便在中国有所发展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纸币登上历史舞台还是以宋朝的信用纸币“交子”之诞生为标志的。北宋初期的四川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而流通中的货币却是价值小体积大的铁钱。当时买一匹布要用两万铁钱重约五百斤需用车载足见交易成本之高。太宗初年为降低铁币带来的交易成本成都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联合创立了世界首家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开始发行信用纸币“交子”。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四川各地设立分铺以方便交子的使用和兑现。后来由于这些富商们经营不善无法兑现而引起争讼政府被迫出面干涉。为此曾有人上书建议废除交子。然而经过五代十国百年动乱赵宋亟欲稳定政局但财政上又捉襟见肘而发行纸币或可补国用之不足。权衡利弊之后宋仁宗于一〇二三年设“益州交子务”翌年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官方交子纸币。在一般人眼里一〇二四年可能无关紧要但在货币史上它无疑是可圈可点的一年。宋徽宗崇宁四年(一一〇五年)赵宋政府改交子为“钱引”再后来又把民间流通的纸币“官子”和“会子”一律改为官办。有宋一代纸币发行大多有所谓的“钞本”即预留一定数量的准备金以备兑换譬如交子初发时以铁钱为钞本其数量约为纸币发行额的二成八。这样一来扣除少量的印制费交子与钞本间约七成的差额便以铸币税的形式进了政府的腰包。但是随着纸币发行额的迅猛增长钞本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到了十二世纪六十年代钞本仅为六十分之一最终干脆就无钞本发行。赵宋发行纸币有一独到之处即所谓“分界”发行其含义是纸币一定年限(初为三年一界)发行一次届满以新换旧。由于发行过量新旧币换算时旧币总是要以多换少。南宋末年因朝廷滥发纸币致使物价腾贵人心惶惶。市面上只见纸币不见大米十八界会子二百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及至被蒙元所灭亡南宋正式发行了二十余界纸币。如果新旧币按五比一换算同时假定流通货币总量不变则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二十万亿倍!如果说赵宋王朝葬身于通货膨胀的惊涛骇浪那么它的冤家对头金国同样没能逃脱通货膨胀带来的厄运。金国的货币体制可以说是完全照搬赵宋。它于海陵王贞元二年(一一五四年)设“交钞库”发行“交钞”。发钞初期和赵宋一样金王朝大体还照章办事但随后其滥发钞票之规模则让赵宋自叹不如。十三世纪初金国受到宋蒙的夹攻唯有发钞方能弥补财政亏空。在毫无节制发钞的同时金政府还强制民间一切交易必须用钞。尽管贵金属可以保值但“格雷欣法则”同样适用于那时的金国。在“劣币”交钞的驱逐下“良币”白银几乎全都退出了流通。面对飞涨的物价金政府又实行议价或限价政策。结果坐贾关门行商绝迹四民失业军心涣散生产者倾族远逃富家资财化为乌有时称“坐化”。发钞七十年后金国银与交钞的比价上涨了六千万倍出现了“万贯唯易一饼”的景况货币信用体系完全崩溃。又苦撑了十余年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国终被蒙古军队所灭。金国亡于币制崩坏赵宋重蹈金之复辙。蒙古人相继灭掉金宋所依靠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便是两国在通货制度上的自乱阵脚。之后历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无情地捉弄了入主中原的蒙元统治者。元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纸币流通最为盛行的时期。受宋金影响元世祖于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便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宝钞”。发钞之初由于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最早的信用货币条例“十四条画”和“通行条画”: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以丝和银为本位的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如此标准的、被后人称之为银本位制度的创立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主要也是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临连年对外用兵引起的财政压力元朝政府很快就自坏成法失信于民步宋金之后尘短短二十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滥发宝钞不已物价奇贵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结果民怨沸腾钞法崩溃元王朝终为红巾军所推翻。大凡制度一旦确立便伴随有“制度惯性”。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深知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之考虑同时也出于朱元璋本人的自信性格明廷于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立钞法设“宝钞提举司”颁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宝钞与宋金元纸币的显著区别在于它的发行不分界、不限时、不限量、不限地区只出不进亦即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和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正统七年(一四四二年)户部设立的“太仓库”即专门储银。在此背景下随着发行量的扩大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朱明终究也抵御不住通货膨胀大潮的冲击。宝钞发行百年后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讲到明武宗一五一〇年查抄太监刘瑾家财时其银竟有二亿五千万两之多。这一方面说明白银在明朝中期的地位和数量也表明白银便于贮藏并且实际上也被大量贮藏。到了嘉靖初年(一五二二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这无异于宣判了极不受欢迎之宝钞的死刑。到了张居正主政时期(一五七二至一五八二年)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明王朝正式建立了“银两制度”。从信用货币制改弦更张为金属货币制明廷的基本解释是“从民便”。应该讲这样做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同时晚明经济的白银化也为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经济白银化显而易见的优点在于约束王朝任意创造的货币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并以此鼓励投机与贸易。正如万明在其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中所论证的那样自成化、弘治时期(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到万历年间最终完成的经济白银化进程从相当意义上讲促成了晚明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转型(商务引书馆二〇〇五年版第三章)。但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则在于产银很少的大明其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在于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据牟复礼和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十章)这种最初存在于理论之中的风险在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年)变成了事实。这一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终止了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在长崎的贸易同年秋天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暴力冲突也割断了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通道。两条最主要的以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取白银之商路突然断绝诱发了银贵物贱并使得民间窖藏的白银大幅度增加。结果一场以突如其来的通货紧缩为导火索的全面经济危机降临了。这场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内乱和外敌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朱明王朝。宋金元三朝之灭亡与通货膨胀高度相关相反大明之倾覆又与晚明长期的通货紧缩密切相连。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特别是期望迅速控制局势并尽快使社会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满清政府全面承袭了包括明朝嘉靖年间创立的银两制度在内的明朝制度。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二〇〇一年版第八章)中满清的这一做法被黄仁宇视为“新王朝最大的错误”“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和信用纸币相比银两制度更为原始属于金属货币中的秤量货币类型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银两制度的核心是由国家规定作为货币之白银的成色和重量单位并使之成为处理国家财政收支、民间借贷及相关诉讼等问题的“法货”。银两制度虽然起源并成型于明代但其“大发展”却在清代尤其是晚清。清朝对银两统称“宝银”的铸造与发行均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由于各地所铸宝银在成色、重量和流通习惯上各不相同各地的宝银又都有自己的名称再加上市场上广为流通的海外银元和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因而清朝货币种类众多度量繁杂体系混乱为世界货币史所罕见。满清一朝的宝银如按成色划分从纹宝(纹银)到足银(十足银)共有八种宁波、苏州、上海、天津、成都五城市就分别使用不同成色的宝银。同时衡量宝银重量的标准即所谓“平砝”少说也有一百七十余种包括库平、关平、漕平、钱平和司马平等等。鉴于此在满清一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全国各大中城市都设有“炉房”和“公估局”专管熔铸和鉴定宝银。因度量与换算烦难而引起的是巨额交易成本其间涉及到的欺诈与层层盘剥则更是司空见惯。仅过高之交易成本对长期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害恐怕就是难以估量的。清代货币体系混乱带来的一个更为可怕的后果是外商借机大肆掠夺清中国的巨额财富。银元输出和在华发行纸币是其攫取中国财富的主要金融手段。早在十五世纪西班牙在墨西哥铸造的银元便开始流入中国。到了清朝特别是道光(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以后由于形式、成色、重量规整划一民间喜用银元逐步从沿海深入内地并被视同于纹银一两。银元重七钱二分、含银九成而纹银重一两、成色九三五。两者如“等价”交换则银元持有者净赚四成四。面对如此厚利外商大肆用银元套购纹银也就自然而然了。据彭信威考证满清政府曾发觉在外国银币流入的同时有银块流出甚至有人主张禁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编年史上亦有相关记录。宣统二年清政府曾专门调查结果发现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十一亿元占清末货币流通量的四成三。仅用银元套购纹银一项外商便堂而皇之地从清中国榨取了五亿两白银。如果说输出银元套汇赚钱还有贸易做幌子那么外资银行在华直接发行纸币则算是明目张胆地抢劫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美、法、俄、日、甚至香港和台湾的政府及私人金融机构纷纷在满清中国开办银行并常常是非法地在华发行纸币其数额达三亿两千万两纹银占清末货币流通量的一成二。扣除银元贸易和纸币印制成本后我们便可估算出清朝因币制混乱而被列强巧取豪夺的财富:八亿两白银。此数四倍于甲午战争赔款一点八倍于庚子赔款(实际的赔款数因时间长和利息高而大大多于条约规定的赔款额)十一倍于清末政府年财政收入约等于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对外赔款之总和。经过十多年北洋政府货币银行体系的混乱后国民党执政伊始便着手整合中国银行业并于一九二八年组建了中央银行且在一九三三年实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即一切公私交易皆用政府统一铸造的银元。尔后国民党政府又陆续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此四大银行都享有中央银行的特权并共同构成官僚资本的金融支柱。虽说“废两改元”结束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混乱愚钝的旧币制但新制度仍然以白银为支点故其脆弱的基础依然未打牢。当一年后美国实行白银国有、国际市场银价暴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引发通货紧缩、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时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五年末推出了“法币政策”决定由中央银行等垄断纸币发行、白银国有化、法币盯住英镑和美元即全面回归信用货币制度。尽管这使抗日战争引发的巨额财政赤字得以全部依靠发行法币来弥补但八年后重庆的物价上涨了一千二百多倍。为了支撑随之而起的内战和弥补赤字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法币的发行数额达到天文数字:六百万亿元此数额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多万倍、其间的物价上涨了三千多万倍。至此法币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值此危难之际蒋介石孤注一掷决定采纳财政部长王云五的方案于当月十九日进行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即发行金圆券以一定数量的美元做准备金按一比三百万的比例兑换法币限期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并对商品实行严格的限价销售以期稳定物价和人心使经济恢复正常。为此蒋介石还特派其子蒋经国到上海亲自督导严查不按“八·一九限价”销售的“奸商”。然而天不遂人愿相对稳定的物价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随着市场信心的瓦解和金圆券发行量的迅速扩大物价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据朱宗震在《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二〇〇〇年版)给出的数据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金圆券的发行量已达七千六百亿元(另一数字为一万五千亿元)上海的物价指数八个月内竟上涨了两百万倍。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蒋家王朝的覆灭与恶性通货膨胀率在时间上吻合得如此之好看来绝非偶然。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夫妇在《自由选择》一书(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版)中谈到国民党在大陆溃败这段历史时得出的便是这样一个结论。明代万历朝重臣张居正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奏折叫《陈六事疏》。开篇他便写到:“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虽说今人不该用时下的标准去评判古人但我依旧以为图治之“大本”理应包括设立或选择恰逢其时的货币制度。我们已经看到自赵宋金元经过明清再到民国政府他们统治中国大陆的终结均同将“大本”当作“急务”加以对待高度相关。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货币史相关文献读得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货币在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两大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恰是我撰写此文的原因。当然把王朝的更迭仅仅归结于低效或失败的通货制度是欠妥当的。改朝换代的根源有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堪萨斯大学的窦德士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中就曾指出元朝寿命之短暂和全球气候异常与自然灾害多发有关。在十四世纪至少有三十六个寒冬这比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如果正常年景多一些元朝很有可能比它实际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换言之元帝国过早地分崩离析是因为运气不佳。比较而言我更青睐以“货币制度”二分法作为思考的切入点。在上面所论及的千年历史中最令我感到震撼和惋惜的恰巧也是元朝。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当在元帝国看到一张被印上字的纸竟然能够当钱币使用时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目瞪口呆了。元朝的货币制度在当时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元朝早熟的币制因条件不具备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而众多条件中最关键的除了健康的货币制度外便是行之有效的内在约束和攫取外部资源的能力。英国商人集团不失时机地发动“光荣革命”和从事大规模殖民掠夺并率先建立起现代金本位制度从而最早地完成了工业化。这是否也可以归结为运气呢?通货危机与王朝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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