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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边境论 大扫除一样盘点日本人 我们日本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有文化?在思想和行为上有什么样的“民族性奇怪习俗”? 而这些对我们看世界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反复探讨,可以说是一项“永无止 境”的工作。这和我们早晨起床后要洗脸刷牙是一个道理。不能因为昨天洗过脸、刷过牙, 今天就不用再洗漱了。 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的话,那么眼中所反映的世界就会变得混乱不堪,所以必须每日 进行修正。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回报也小(就像扫雪和掏下水道一样),但如果不认真做的 话,灰尘就会从门窗的缝隙中渗透进来,一点点地让我们的居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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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扫除一样盘点日本人 我们日本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有文化?在思想和行为上有什么样的“民族性奇怪习俗”? 而这些对我们看世界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反复探讨,可以说是一项“永无止 境”的工作。这和我们早晨起床后要洗脸刷牙是一个道理。不能因为昨天洗过脸、刷过牙, 今天就不用再洗漱了。 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的话,那么眼中所反映的世界就会变得混乱不堪,所以必须每日 进行修正。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回报也小(就像扫雪和掏下水道一样),但如果不认真做的 话,灰尘就会从门窗的缝隙中渗透进来,一点点地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变污浊。我讨厌不清洁 的房间,我希望自己的住所整洁有序。即使房间很狭小、使用起来不方便,哪怕是廉租房, 我也一定会把每个角落打扫干净,把家具、用品擦得锃亮。 因为只是为房间做扫除,所以谈不上是什么有组织的行为。或者说,做扫除本身就不是 一件有组织的事情。如果把扫除当做一件有组织的行为,而且必须做彻底的话,那么即使想 一想都会让人产生畏难情绪,结果可能一拖再拖。扫除的精髓在于不能做得太彻底,把脚边 的垃圾拾起来就满足了。在混乱得无处立足的环境中做过扫除的人都了解,拾起脚边的垃圾, 正是改变混乱局面的开始。以完善的作业流程表为基础,合理地、系统化地进行扫除,从理 论上来讲,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还有余力为扫除制作一个详细的作业流程表的话,那么 这种状态在我看来,本身就叫做“混沌”。 这本书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一本“扫除书”,所以我们要从“拾起脚边的垃圾”开始做 起。拾起一个垃圾之后,如果有下一个垃圾进入我们的视线,到时再把它拾起来。假设拾起 一个空酒瓶,又拾起一个纸板箱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你拾垃圾的方法缺乏系统性”或者 “你把垃圾按大小排好再拾”的话,那可就麻烦了。说这些话的人,肯定是没有亲身做过扫 除的人。 我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批评。(态度是不是很恶劣?)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做这项工 作好比志愿者疏通排水沟。我不想在掏排水沟的时候,听到袖手旁观的路人指责:“你掏的 姿势不正确。” 日本人为什么不生气? 当日本人遇到与自己的主义、主张、利害关系不相同的人,会制造出一种“浑然一体”的、 无定形的、黏稠的混合体来,会把自己的棱角、尖锐一面都收起来。在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利 害冲突时,这种倾向会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 二战后,日本为了普及新制订出来的调解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给委员们分发了一种“调解纸牌”。纸 牌上写着,“不要争论,要充满人情味地 交流 第4课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教案班主任工作中的交流培训班交流发言材料交流低压配电柜检验标准小王子读书交流分享介绍 ”“不要谈什么权利义务”“把半吊子的法律 论省略掉”“黑白不分得那么清楚才有妙处”。一读起来,我倍感惊讶,因为平日里当我遭 遇到各种纷争,进行调停的时候,脱口而出的话和这些纸牌上的话简直如出一辙。川岛武宜 先生说,日本人的这种思想在“以和为贵”写入日本最初的宪法之后,就没有改变过。确实 没有改变过,我可以非常确信地说。 但是,不管遇到多么尖锐的主张,都以“好啦好啦,你有你的立场,我也有我的立场, 不如我们折中一下……”的说辞躲避实质性问题的风气,仅仅是“法律意识的不成熟”吗? 我认为并不尽然。这种“调停之术”在圣德太子之后已经传承了一千五百余年,如果确有此 事的话,那么,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人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基本模式。川岛武宜先生称 之为“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非固定性的意识”。这和丸山真男先生所说的“日本人顺应外 面世界变化的转变速度之快,已经‘传统’化了”所指的是同一事物。如果这一传统已具有 超过千年的历史,那么以将西洋近代史作为“人类史顶点”的所谓进步史观来分析,将日本 这一传统看做是“后进性”“保守性”的事物加以纠正或废止的话,是不是过于轻率了呢? 因为将近代西洋作为一个评价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武断地得出“所以日本不行”这样的结论,然后便轻率 地对传统加以纠正或废止的行为本身,不正是传统的“转变速度之快”的典型症候吗? 我们日本人之所以神不守舍、东张西望、摇摆不定,对于自己是否是自己完全没有自信, 时刻找寻着新事物,是因为民族同一性规定了只有这样做才是日本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 族相比,日本人都更加游移不定、东张西望。我们对最新流行的世界标准总是一拥而上,而 对于传统和古人的智慧,则弃若敝屣。在如此没有连贯性、几乎是病态的缺乏冷静的过程中, 日本人的民族同一性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为什么出不了奥巴马? (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真是感人至深。何处感人?清教徒们、来自非洲的奴隶们、西部 拓荒者们、来自亚洲的移民们,他们所流的汗水、眼泪与鲜血,都是“为了今天的我们”而 付出的。超越了人种、宗教、文化上的差异,美国人接受了先辈们的“馈赠”,同时,也承 担起把这笔财富传给后人的责任。美国人之所以是美国人,是因为美国人曾经就是这样做的。 这就是美国人的“国民性格”。 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被“预先设定”好了。所以,如果美国哪一天 运转不良的话,就说明它脱离了当初的预先设定。因此,如果美国出现运转不良的话(就像 电脑中出现错误操作),只要返回预先设定即可。也就是说,在紧要关头只要问一问自己“我 们原本是为了什么创建了这个国家”这个问题便可以回归正轨。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真是“理所当然”的吗?非也!至少我们日本人 就不会“那样”思考。当我们日本人面临国家危机的时候,绝不会问“我们原本是为了什么 创建了这个国家”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基于某种理念而创建的。我们没有可以 恢复的预先设定。 我们日本人不会认为对马(注:日本地名,是位于九州岛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岛屿)的武 士是“为了我们”而与高丽的同盟军作战,不会认为关原之战中战士们是“为了我们”而流 血牺牲,不会认为屯田兵是“为了我们”而在北海道拓荒劳作。他们用血汗为我们创造了如 今的繁荣,我们应该继承他们的责任和梦想,并把这些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可是,没有人为 我们讲述这样的故事,至少我没有见到有人这么做过。 谈到近现代的战争,我们对死者的记忆也已模糊不清。倒是也有人追问他们是为什么而 死,他们用生命为我们换取了什么。但是,答案却支离破碎。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 死者来说,这些人的死到底有什么意义,日本国民对此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一部分人 眼中,死者是“护国英灵”,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是“战争犯罪的实施者”。大家评价 各异。他们为什么而死?他们以死为代价为后世的人换来了什么?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未 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如何接受他们的馈赠和背负他们留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怎样把 这些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对于这些问题,令人悲哀的是,日本国民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 甘居老二的日本人 我们的国家形象并不是以“日本应该是怎样怎样的国家”这样的标准为依据而建立的。 是不能还是不做?后面再讨论。总之,日本人一味热衷于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其他国家 是那样,而我们国家是这样。所以,我们国家应该以其他国家为标准进行改造”,这似乎成 了日本人的“固定句型”。日本人根本说不出真正的“忧国愤世”之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就职演说之后,有人问日本首相有何感想。结果,日本首相的回答 是:“美国需要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的协助。”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日本式的发言。当 面对“日本在世界上是怎样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时候,日本首相头脑中首先浮现出的是 “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排行榜”。如果日本军事实力,或者学术实力,再或者 ODA(注: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的缩写,即官方开发援助。)排名靠前的话,那么日本首相首先会 想到那方面的“排行榜”,然后据此说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肯定还会阐述日本在该方面 对美国的有用性。某种固有的、不可替代的存在理由,与 GDP、军费预算、诺贝尔奖获奖情 况无关的、本然的国家状态,在日本人的头脑中是找不到的。 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排行榜每年都在变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它不可作为考量 国民主体性的标准来使用。如果日本发言说:“我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美国建立关 系。”那么这句话还隐含着“如果日本经济变成世界第三位或第五位,那么对美关系也可能 发生变化”的意思。对此,竟然也没有人感到“奇怪”。对没人感觉“奇怪”这一现象我倒 是感到非常“奇怪”。 假设,有位音乐家听说其他音乐家有和自己合作的意向,便说:“作为‘唱片销售排行 榜第二名的音乐家’,我也想和他合作。”听到这样的话,大家肯定会觉得滑稽可笑。排行 榜每周都在变化,这和一个音乐家所创作的音乐,从原理上讲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在音乐创 作的合作上,应该问清楚的是“我想创作什么样的音乐,而你又想创作什么样的音乐”,对 此,大家都能理解。但为什么放到外交关系上,就不理解这一点了呢?日本的领导者从没问 过:“我想创造什么样的国家?而你又想创造什么样的国家?” 《日本边境论》VS《菊与刀》 关于日本人对于“亲密性”的执着,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惊讶 地提了出来。她说:“与自我主体性的一贯性相比,日本人似乎更优先考虑场面上的亲密 性。” 为本尼迪克特提供素材的是那些被俘虏的日本兵,他们的一些行为让本尼迪克特觉得非 常奇怪。她把日本战俘的这些奇怪举动写进了报告。与欧美士兵不同的是,日本兵被俘后, 会帮助敌军。 “这些日本兵常年拿着军队的俸禄,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极端的军国主义者。但是 被俘后,他们会告诉我们日军弹药库的位置,详细地说明日军的兵力部署,还会帮我们撰写 我军的宣传文书,甚至乘坐我军的轰炸机指引我们袭击日本的军事目标。他们就像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的日记本。在新的一页上所书写的内容与前一页所写的内容完全相反。不过,他们 会忠实地实践在新一页上写下的新内容。” 每逢在某个场合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日本人便会展示出毫无顾虑的亲密或者说毫 无防备的心,即使是军国主义者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池部良先生就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过这样一个事例。池 部良先生在二战中晋升为陆军中尉,在印度尼西亚的哈马黑拉岛(Halmahera)的最后决战 中战败。因为池部良先生毕业于英语专业学校,所以炮兵团团长任命他为翻译官,负责与澳 大利亚军队交涉、谈判。宣布命令之后,团长这样问池部良先生: “我说,遇到洋鬼子,啊不,遇到白人时,开头应该说什么……‘Thankyou’,是吗? 我听说白人见面打招呼时,不是拥抱就是接吻,那个,我说,不来这套不行吗?” 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像池部良先生这种从学生晋升的士官,在部队中是经常被陆军大学毕 业的职业军人欺负、虐待的。但没想到身为陆军大学毕业生、经常欺负池部良先生的团长, 即将面对外国人的时候,却和平时不同,表现出如此卑微的态度,这让池部良先生吃惊不已。 他们不是应该负起战败的责任,剖腹自杀吗?但是,把这段故事和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着作 一起读的话,您就会发现,这种卑微的态度毋宁说是日本职业军人理所当然的反应--总是最 优先考虑与当下支配权力之间的亲疏关系。因为这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反复给日本人灌输的 教谕。如果这种意识形态没有如此深刻地渗入日本人的国民性格,那么,那样一场战争从根 本上也不会发生。 发动战争的不是我,是集体? 丸山真男先生列举了东京审判中的一些对白,来证明日本人的这种特性。可能有点冗长, 但因为这是日本人典型的辩解方式,所以我原封不动地引用过来。 当被问到对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持赞成还是否定态度时,日本原内大臣木户幸一做出了 如下回答: “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个同盟是持反对态度的。” 对于同一个问题,原外相东乡茂德的回答是: “我个人持反对意见,但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不过,他们极其轻易地放弃了“反对”的立场。对于两人如出一辙的辩解,检察官感到 非常气愤和着急,于是对原首相小矶国昭提出了含有刁难意味的问题: “对于 1931年即昭和六年的三月事件你是反对的,你还试图阻止东北事变(即九一八 事变)。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冒险你也是反对的,你还反对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向美国开战 你也表示反对,另外,担任首相期间你还致力于解决侵华战争问题。你说你在所有问题上的 努力都被完全粉碎了,而且你还说过你的思想和希望在实现的过程中都受到了阻挡。但是, 如果你是真正出于良心对这些事件、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 接受在政府内部担任重要职务?而且……对于你自己拼命反对的、非常重要的事件,你又是 如何成为这些事件的领导者之一的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小矶国昭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就我们日本人的行事方法而言,自己的意见是意见,讨论是讨论,国策一旦决定下来, 我们就会为遵从这一国策而努力。这是我们日本人从来就有的习惯,也是受到世人尊重的行 事方法。” 引用了上述审判记录之后,丸山真男先生得出如下结论: “通过上面所举的事例,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日本人的思维中,‘现实’并不是正在制 造或将要制造出来的事件,而是已经制造出来的事件,说得再清楚一点是从其他某个地方发 生而波及到我这里的事件。因此,日本人所谓‘现实性’的行动,就是活在过去的束缚之 中。” 日本人自觉认领“边民”身份 “边境”是一个与“中华”相对的概念。只有在“华夷秩序”这个宇宙论当中,“边 境”这个概念才有意义。 所谓“华夷秩序”,指的是:世界的中心存在着一位“中华皇帝”,“王化”之光从那 里开始普照八方。距离中心近、受王化恩泽多的地方被称为“王土”,而距离中心远,王化 之光微弱的边境地带被称为“藩国”,藩国要向中华皇帝朝贡。这些边境地带分别称为“东 夷”“西戎”“南蛮”“北狄”。更远的地方受不到王化之光的照耀,处于黑暗之中,被称 为“化外之邦”。从中心向四周扩散,文明渐渐“暗淡”下去,那些偏远地区的居民也与禽 兽相近。这种近似同心圆的宇宙论,掌控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 中华思想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宇宙观。华夷中处于“夷”的地位的人们,如果尚未自觉 领悟这种宇宙观,如果尚未养成把自己放在“边境”的思维习惯,那么华夷秩序就无法发挥 作用。 日本列岛的居民被中华皇帝定位为“东夷”,而他们同意接受这种宇宙观大约是在一千 八百年前。当时,日本列岛的一个王,为了证明自己对领土拥有实际支配权,向中华皇帝寻 求一个公认的认可,结果从中华皇帝那里得到了藩地自治领地支配者的爵位册封。那便是被 叫称为卑弥呼的女王。 中国史书《三国志》中的《魏书·东夷传》曾用两千字的篇幅描写倭人,主要记述了弥 生时代后期日本列岛的政治状况。其中第一次出现了“邪马台国”这个国名(当时邪马台国 的日本名字读音为“YAMATO”,恐怕魏国的史学家在音译这个国名的时候,考虑到华夷秩序 的命名规则,才选用了“邪马”这样的文字)。据史书记载,公元 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 弥呼向魏帝朝贡,并得到“亲魏倭王”的称号,自此受到魏帝的正式册封。 关于日本列岛居民的民族意识何时发端,我们姑且可以说,在这片土地上出现第一个政 治单位的时候,这个政治单位的统治者把自己看做是实际支配着中国远东藩地的一个诸侯。 日本列岛的政治意识是从把自己作为“边民”的自我意识中衍生出来的。 只知跟风的日本人 与帝国主义列强“为伍”,曾经是我们日本国民的誓愿。但是,没有一个日本人曾经希望 “领导”帝国主义列强。没有一个日本人曾经希望日本成为世界的典范,成为为世界各国人 民指明一条文明进步道路的国家。原本所有的日本人就认为,自己是做不来这些事的。 即使在今天,也能在日本的一些保守杂志(具体是哪一个,就不点名了)上读到民族主 义者的过激言论,他们说日本国民是世界上最卓越的国民,欧美、亚洲各国的人都是“鬼畜 之类”等。可是,其中却不曾有一个人提议说:“日本应该站在世界各国的面前,为人类做 一个典范!”如果“日本国民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民都优越”这个结论是真的,那么,应该 有日本人提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过的、真正原创的、真正具有普遍 性的、真正可以预示国际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理念或思想。但是,那些自称“冠绝世界”的 日本民族主义者们提出的只是“因为其他国家‘这样做’,所以,为了对抗,我们也应该这 样做”这种“边境人”的观点,仅此而已。因为其他国家有核武器,我们也应该有。因为其 他国家在国境线问题上不肯让步,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让步。因为其他国家对一些权益不肯放 手,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放手。像这样,他们提议的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行 动,总是系统性地慢一步。 我认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会有这种言行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应该强调 自己国家的独一无二性,并带着自豪、夸耀的语气来说,但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却对“自己国 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这一点深感耻辱,他们认为应该追赶其他国家,追赶上其他国家 所制定的“世界标准”,似乎这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公平起见,我还要添一笔,日本的左翼也是一样。他们也对政府的很多政策不满,但他 们批判的论据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在伦理上、道义上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他们认 为“有的国家在伦理上、道义上远比日本卓越”,但日本却达不到那种程度,对此他们感到 非常不满。日本没有达到他们所追求的“世界标准”,也让他们非常不满。 在日本,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不够“乌托邦”,不够“空 想”。在和已经存在的“典范”进行对比的时候,自己的相对劣势,始终占据着他们的思想。 国旗是可以燃烧的吗? 前不久,我在电视的讨论节目中,看到有政治家在现场怒骂:“不想合唱国歌的人,请滚 出日本去!”他们的意思是国旗和国歌是法律规定的,日本人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有一点我 感到非常惊讶,就是说这句话的这位政治家所属的政党,其党纲之一就是“改宪”。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日本宪法的第九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公务员必须有遵守宪 法的义务,“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以及其他公务员,负有遵守、拥护宪法的义务”。 因此,那位政治家作为公务员,在就职的时候应该在“我负有遵守、拥护宪法的义务”的誓 约书上签过字。如果对那些不愿意合唱国歌的人说,“你不愿遵守法律的话,请滚出日本”。 这句话的逻辑说得通的话,那么这个逻辑也应该适用于说话人自身。也就是说,“既然这位 政治家是公务员,他就应该遵守、拥护国家的最高法律”,但他同时又主张“改宪”,那么 依照他自己的逻辑,是不是他也应该滚出日本呢? 扬言不想“遵守、拥护”国家最高法律的人,怎么能如此地确信自己担负着代表这个国 家的责任呢?对此我感到不可思议。那位政治家之所以那样确信,另外,我周围的人以及看 电视的人都没有觉得那位政治家公开说这种话是“那样的奇怪”,是因为,对于“国家是什 么?国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有资格给出最终答案的是我们每个个体,而这种思维方式并 没有在我们的头脑中成型。 如果换成是美国的电视节目,恐怕那位政治家的发言会引起不小的社会问题。因为 2006 年,美国参议院才否决了“禁止燃烧星条旗等亵渎国旗的行为”的宪法修正案。1989 年,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燃烧国旗是合法的,理由是公民有“表现的自由”。这次,参议院想推翻 那个裁决,但没有成功。而且,非常有趣的是,美国自从认定“燃烧国旗的行为”合法之后, 在针对政府的游行活动中,燃烧星条旗的习惯就消失了(这是我听町山智浩先生说的)。 日本国歌是《君之代》吗? 关于日本国歌《君之代》,关于其是否妥当的议论此起彼伏,但“国歌是什么”这个最 基本的问题,却没有人感兴趣。 《君之代》的歌词是以《古今和歌集》中收录的《贺歌》为原型创作的,最初为其谱曲 的是英国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约翰·威廉·芬顿。但因为他谱的曲子太过西洋化,日本人不 习惯,所以由宫内省的雅乐乐师重新谱了曲,并由德国人弗朗茨·埃克特(音译)编曲。 最初,芬顿觉得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歌,而日本没有,在礼仪场合需要演奏的时候就 很难办,于是建议日本也要有自己的国歌。这便是当初日本制定国歌的一个缘由。于是,日 本以“世界标准如此”为理由,制定了象征国家自主性的国歌。日本本来没有这么个东西, 日本人也不觉得没有这么个东西不行。只是因为在外交礼节上需要,所以日本国歌被制定出 来了。可见国歌的诞生,纯粹只是外部施压的结果。 对于国歌这个国民象征的起源,恐怕日本的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生、中学生没有一个人知道。在现有体 制下,是不会有人告诉学生们说:“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制定出来 的。”因此,对于“为什么必须有国歌?国歌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这样根本性的问题 始终无人问津。 现存的一些“文物性”制度,是在什么时间,经历怎样的前因后果才被选择的,“为什 么是‘这个’而不是‘除了这个以外的’”,寻求这样的说明,是对制度进行根本性思考的 第一步。但是,对于“为什么是这样”,日本人为什么不问呢?而且,日本人愿意想:“我 虽然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就按照它来办吧。”也就是说, 在既成事实面前,日本人会顺从地做出让步。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国歌。我认为“唱国歌”本来就是世界标准所要求的, 在国民国家体制中也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合理的’ 这句话是根据什么标准判断的”,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国民,必须出于义务经常讨论。不能 以“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这种敷衍的理由而停止思考。 日本国旗是“日之丸”吗? “日之丸”,像大家看到的那样,是“日本”“日之本”“日出之处”的图像表示。有点地 理学知识的朋友都知道,所谓“日之本”,是指“从某个地方看,处于东方的地方”,而“某 个地方”当然就是中国。因此,所谓“日本”,就是“从中国看,处于东方的国家”。这和 “越南”之所以被称为“越南”出自同一个逻辑。如果美利坚合众国被称为“墨西哥北”或 “加拿大南”的话,一定会被我们嘲笑道:“这是多么没有主体性的国名啊!”但是,“日 本”这个国名从语法构造上讲,就是这样的。因此,幕府末年的国粹主义者佐藤忠满曾经主 张说,“日本”这个国名体现了我国的附属国属性,是一个辱国性的称呼,应该被我们抛弃。 今天的民族主义者们如果真的以日本的附属国属性为耻的话,真的想让日本成为“普通的国 家”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拥护“原生态民族主义者”佐藤忠满的主张,支持废除“日本”这 个国号和“日之丸”国旗。 我并不想改变“日本”这个国号,也不想改变国旗“日之丸”的设计。除了“日本”之 外,我也想不出更加贴切、合适的国号。对于国旗“日之丸”的设计,我觉得洗练而有深意。 另外,我认为现在的国歌《君之代》也不错。不过,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此,真正的、实质性 的问题是,为什么选这个国号?国旗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选择它们的合理理由是什 么?……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日本人并没有有意识地认真思考过。选择这样的国号、设计 这样的国旗、制定这样的国歌,都是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那些判断恐怕是当时最佳 的选择。对此,难道不应该时时形成统一的国民意见吗?我们不要怕麻烦,要追溯到当年那 个时点,然后领会先人的想法,为了形成统一的国民意见不断地去努力。说出“反对‘日之 丸’、《君之代》的人滚出日本去”这种话的人,相当于在威胁国民:“不许问‘国家是什 么’‘国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国民、国家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最重要的 问题。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说那种话的人是蒙昧主义的典型代表。如果这些人也能称得 上是“民族主义者”的话,我可不能同意! 饥不择“师”的日本人 对于边境人来说,“从起源处就落后于人”是一种真实、自然的状态。日本人的国民性格 深深地印着“迟于别人”的印记。对于这种状况,如果用不好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成了“狐 假虎威”中的“狐狸”。不过,也可以用好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起源处就落后于人”这个 特性如果用“好的方式”表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呢?或者说,怎样做才算是好的表现方式呢? 在社会性的制度中,有一些关系如果不以“本源性的落后”为前提展开,就无法正常运 转。师徒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要学习某种知识或技能的时候,必须先为自己选择一个老师。但是,在我们将要 进入的知识、技能的领域里,存在着众多专家,他们各有各的流派,各有各的见解。我们必 须从中选择自己的老师。但是,我们又没有基础和能力来俯视要学习的知识或技能,因此也 无法判断哪一位才是适合我们的老师。不过,对要学的知识和技能没有俯视的能力,也正是 我们要学习它们的理由。 大多数情况下,对自己想学的知识或技能的重要信息,我们都一无所知。而当我们处在 这种无知的立场上时,学习的欲望是最强烈的。 我长年修习一种叫做“合气道”的武道,现在还开设了一家道场,拥有不少弟子。但三 十年前我刚入门的时候,对这项武道的了解几乎为零(我只知道道场距我租住的公寓不远, 走路需要五分钟)。另外,能乐(注:能乐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歌舞剧,由中世纪从国外传入 日本的舞乐和日本的传统舞蹈融汇而成,演出时演员要佩戴面具,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传统 艺术。)我也练习了很久,但同样的,刚入门的时候,对它也是毫无了解。所以,我在选择 老师的时候,并不是先对若干老师进行比较,然后通过客观分析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包 括我在内,大家对如此选择老师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找个老师学习就是这个样子的。 日本人选择一个“榜样国家”跟人家学习时,也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在决定国家 的前进方向时,也按照这种师徒关系行事。这是因为,不知为什么,日本人相信师徒关系是 一种非常优秀的(恐怕是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的“学习机制”。 解密《武士道》(上) “武士道”是一个脍炙人口的词汇。关于日本人的伦理性,武士道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 对于新渡户稻造来说,形成自己正邪善恶观念的东西,是不知不觉中确定下来的,无法以“体 系”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武士道”或者“不是武士道”,这个判断虽然具有普遍性,但 如果被问到“这是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的”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因为“武士道”是“吹 入鼻腔中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就像空气一样自然。 并没有一个文件或一部着作标志着武士道文化的形成。十七世纪初出现了一部名为《武 家诸法度》的法律法规文书,但内容只不过是关于婚姻、诸侯居住的城堡、党派等的法律规 定,并没有道德方面的教训。 新渡户稻造通过《武士道》这本书,用英语把日本人的伦理“介绍”给英语圈的外国人, 他的努力实在令人感动。关于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剖腹等概念,新渡 户稻造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但是,读了这本书的英语圈外国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武 士道”,我并不清楚。关于义、勇、名誉、忠义等,在西欧世界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外国人 可以通过类比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义、勇、名誉、忠义等和欧美的差不多。但是,如果 武士道真的是日本特有的东西,那么在欧美应该没有东西可以与之类比。对于这一点,新渡 户稻造似乎没有提及。 新渡户稻造认为,当武士道从武士阶级向平民普及,成为“全民道德标准”的时候,便 成为“大和魂”。 “‘大和魂’最终成为岛帝国民族精神的表现。如果被称为宗教的东西,不过如马修· 阿诺德所定义的那样,是‘由情绪引起感动的道德’,那么,比武士道更有资格加入宗教行 列的伦理体系实在是非常少见。当本居宣长吟诵‘人问宝岛大和心,朝日飘香山樱花’的时 候,他把我国国民的无言之言很好地表现了出来。” 新渡户稻造把武士道的神髓用审美性的笔触比喻成了“山樱花”。也就是说,在他眼中, 那是一种“香味”,是统治现场的一种“氛围”。 “盲目”学习 对于日本人的理性倾向,丸山真男先生用“东张西望”这个拟态词来形容。我实在想不出比 这个词更加贴切的词了。“东张西望”确实就是我们日本人的基本姿态。而且,稍加想象便 可了解,“弟子寻找老师的渴望”“婴儿寻找养育自己的乳房的焦虑”,那种状态用“东张 西望”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学习的起源形态应该是“学习母语”。但是,当我们开始学习母语的时候,并不会考虑 “掌握了运用日本语的能力之后,我们和他人的交流就可变得更加顺畅,以后对就业和升职 都有利”这个问题,也不会考虑“跟这个人学日本语没问题吗?他的用词是否恰当?发音是 否正统?”这些问题。因为在学习母语之前,我们原本对“能力”“有利”“词汇”等概念 就全然无知,所以根本不可能做上述思考。人只有在学习之后,才能了解自己所学知识的含 义和有用性,而学习的好处就是以这种前后颠倒的顺序呈现出来的。我们学习,并不是因为 预见到学习之后会得到某种“好处”。相反,只有通过学习,我们才能了解学习之前所不知 道的种种“好处”。 “学习”这种行为,从其原理上说,可以看做是提高知识能力的一副烈性药。正因为是 烈性药,所以正确使用它是一件难度相当大的事情。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有哪个社 会团体会把“学习”当做集团统合原理的基础。据我所知,在欧美一些国家,不少情况下都 是“学习者”对“教学者”提出:“请把你要教给我的知识的含义和有用性给我做一个总体 的说明。如果你的说明合理的话,我是愿意学习的。”“学习者”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学 习过后,说一声“该从你那里学习的东西我已经学会了。那么,再见了”,然后毫不留恋地 抛弃旧师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大学中的教学大纲,就是典型的欧美教育思想的产物。所谓教学大纲,就是对即将要学 习的知识的含义和有用性的简要的、总体的说明,而且要通俗易懂到初学者也能看懂的地步。 在大学中,教师编写教学大纲是一种义务。我认为,如果存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学习 这件事就不成立了。但是,同意我这个观点的人寥寥无几。可我还是坚持认为,在学习之前, 就要求老师把即将传授的知识做一个总体性的介绍,这种要求实在不应该从学生的嘴里说出 来。这是传统师徒关系中的一个常识。如果学生在学之前就得到了老师的介绍,那么学生在 之后的学习中将无法体验到真正的“突破难关”的经历,这是日本人自古就熟知的一个规律 (现在的很多教师也从实际教学经验中得到这样的体会)。不过,日本人并没有有意识地把 它当做一个特殊的传统。 学习起来宁做贱人 徒弟是不允许对老师说出这样的话来的--“老师,每天打扫厕所和走廊我已经厌倦了,你 什么时候教我真正的知识啊?”(一般来说,如果徒弟说出这种话,马上就会被逐出师门)。 因为为了启动师徒关系,老师会尽可能地让徒弟们做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这 是固定的程序,也因为这样做是效率最高的方法。对于新来的徒弟,如果老师糊里糊涂地让 他们做一些他们可以理解其有用性的工作,那么徒弟们就会确认自己的判断标准的“正确 性”,他们就会认为“原来如此,在学习的程序中,我的判断标准也是适用的”。这样一来, 当老师交给徒弟一些他们看起来没有意义的工作时,徒弟就会认为“这个工作没有意义”, 于是便可能违抗老师的命令,说:“这个我不干!”或者说:“与这样的工作相比,您还是 交给我们一些对学习有用的工作吧。”这样的话,徒弟的学习动机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传 统的师徒关系论是这样认为的。 另一方面,默默地不停打扫厕所的徒弟们,在“感情”上就会产生变化。因为不停做这 种“毫无意义的工作”的自己,必须想办法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池谷裕二先生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我在此介绍给大家。如果您有了意中人,并想 让对方青睐自己的话,那么池谷裕二先生会忠告您:“送他(她)礼物是不行的。”反过来, 您要“让对方送自己礼物”,或者,“不是帮对方做工作”,而是“让对方帮自己做工作”。 “这是为什么呢?帮我们工作的对方,会有这样一个心路历程。首先,他们会想‘我为 什么要帮助他工作?’ “接下来,推论会这样开展下去。‘如果是我讨厌的人,我是不会给他帮忙的’‘难道, 我真的有点喜欢他吗?’……想到这里,渐渐地就已经喜欢上自己帮助的那个人了。 “这是无意识的心理作用。一般情况下,当我们的态度和感情发生矛盾的时候,因为已 经采取的行动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所以人会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让其符合自己的行动,以 使自己合理化,让行动和感情发生矛盾的不安定状态安定下来。” 在师徒关系中,也会发生这种“合理化”现象。老师什么也不教,至少在徒弟眼中什么 “有意义”的东西也不教(只是扔鞋之类的)。但是,老师却心平气和地说:“这就是修行。” 对此,徒弟感到困惑不已。困惑的结果,让徒弟得出了几乎毫无道理的推论:“老师不会让 我做无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老师那么伟大,他的言行举止 都是那样的深邃,只是我没有察觉到其中的‘意义’。为了证明‘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 的’,于是便把我的‘愚钝’拿来当论据。因为我的愚钝,所以现在做的事情存在什么意义, 我还不知道。”以自己的无知和愚钝为论据,为超越自己地位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这是在 师徒关系中被逼无奈的徒弟最后所采取的逆向思维方式。 学的比教的还多 对于学习来说,我们日本人可是开发出了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学习装置。我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处于边境地带的日本列岛居民,选择性地进化出了“以最高效率学习”的技术,这是再 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了。边境地带的居民因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不得不开发出的“学习 能力”,在日本文化以及国民性的深层构造中反复回响(就像“固定低音”一样)。 徒弟不管跟从什么样的老师,都可以开启学习模式。即使老师是完全无知、无内涵,甚 至不道德的人物,只要我们认定他是自己的“老师”,忠心地跟随他,那么自学自修的模式 也会启动。《张良》这个故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模式的卓越性,但同时,也向我们描述了 这种模式的无条理性和危险性。日本有一段相声名叫《魔芋问答》,讽刺的就是这种模式的 危险性。相声讲的是一个游学僧人和冒充住持的魔芋店老板六兵卫之间的一段荒唐的无言问 答。游学僧人用手势提问,而六兵卫也用手势回答。首先,游学僧人用手指结了个圆圈放在 胸前,六兵卫则用手划了一个大圆圈。游学僧人竖起十根手指,六兵卫伸直五根手指。游学 僧人伸出三根手指,六兵卫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游学僧人对六兵卫的回答惊叹不已,感叹道: “住持大人真是太有学问了!”然后欣然离去。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游学僧人的理解。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意思是“心胸如何”,对 此,住持(实际是六兵卫装扮的)的回答是“如同大海”。第二问是“十方世界怎样”,住 持的回答是“五戒保之”。第三问是“三尊弥陀如何”,回答是“都在眼下”。游学僧人折 服于对方深奥的回答。 但是,六兵卫的理解可是大不相同。在他看来,第一问是:“你卖的魔芋,只有这么大 吗?”他回答:“胡说!有这么大!”第二问是:“十块儿多少钱?”他回答:“五百文。” 第三问是:“三百文怎么样?”他回答:“没门儿!” 这真是一段很有深意的相声。《魔芋问答》的高明之处在于,游学僧人在魔芋店老板六 兵卫那里得到了对方完全没有给出的深远的宗教见解。徒弟可以学到老师并没想过要传授的 知识。这就是学习的有活力、玄妙的地方。 从学习的结果上说,跟从哪一位老师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无意识之中就是这样想的。这 种潜意识中的认识,既可能像张良那样显示出好的效果,也可能像《魔芋问答》那样沦为荒 唐、无意义的结局,还可能诱发出日本人最恶劣的国民性格,导致我们成为“狐假虎威”中 的“狐狸”。 日本人对宗教态度开放 相信“高级文化存在于外部”,成为我们“学习”的动机。同时,也为我们的宗教性定了 一个型。前一章中讲到过张良的故事,在西本愿寺的唐门中,就有张良为黄石公捡鞋这个故 事的雕像。为什么在净土真宗的总寺院会有张良的雕像呢?这是因为张良的故事不仅仅和技 艺的传承有关,还触及到了宗教性的本质。 边境人的宗教性有着独特的形式和构造。边境人是这样想的,在我们的外部、遥远的某 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富有卓越灵性的中心。从那里开始,“光”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周围传播, 也波及到了我们这块蛮夷之地。但是,这束“光”照到我们这里时已经不那么充足。 关于灵性的宇宙论,其实就是把华夷秩序的地缘政治学直接搬到了宗教领域而已。但是, 这种思维方式放在宗教里绝不是坏事。因为,作为宗教性的起点,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构想“绝 对超越我的外部”的能力,以及痛切感受到自我的无知和不成熟的感受性。 以自己处于灵性边境的态度,所能发展出的最佳、最美的资质就是宗教的宽容。拥有接 纳异教徒这种宗教方面的宽容,在欧洲世界是以无数的尸骸为代价才实现的,但在日本,由 宗派间的对立引发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在我们的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宗教都可以和谐共生。 也不是没有具有排他性主张的信徒集团,实际上还存在实施恐怖活动的教团,但这些都和亚 洲一些国家现在依然存在的泥沼一般的宗教斗争,完全是不同性质的。 但反过来,边境人的宗教性也存在固有的难题。那就是边境人可以用自己和中心在空间 上存在隔绝这样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灵魂的不成熟,因此,边境人有一种安于不成熟的倾向。 我们处于边境地带,和中心隔绝得很远,所以,高级智慧从中心传播到我们这里,必须 穿越遥远的空间距离。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样想很好。不过,由于这种边境的距离感已经 深入我们的血肉,所以它也妨碍了我们拥有“我必须在当下、在此处,让自己的灵魂成熟起 来”的紧张感。让灵魂成熟起来,是其他某个地方的“灵性的先进者”所应该做的工作,我 们只要坐等远方的恩泽即可。这种稳坐钓鱼台的方法,远比无神论者的傲岸和原理主义者的 狂信来得稳妥,但作为代价,它阻碍了日本人敏锐、富有张力的宗教感觉的发展。 剑道、茶道、香道……非常道! 边境人对从外部传来的事物具有一种本能的开放性,这是好事情。不过,好事情总是相对于 坏事情来说的。款待远方到来的“客人”的这种开放性,和“现在要让灵魂成熟起来”的迫 切性进行了交换。 现在,这里就是你灵魂成熟的场地。没有人会来帮你,没有人会指示你前进的道路。你 灵魂的成熟,不能指望任何人,必须靠自己实现。“这里是罗德斯岛。从这跳下去吧。”(注: 出自山川健一的小说《这里是罗德斯岛。从这跳下去吧。》。罗德斯岛,位于爱琴海的东南端, 属于希腊。)边境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紧迫感。 不管是什么技术,日本人都要加一个“道”字,柔道、剑道、茶道、香道……我认为, “道”的繁荣实际上和日本人的边境式宗教性--“不迫切”有密切的联系。“日暮道 远”“少年易老学成难”,这些名言警句到了日本人嘴里,可以慢条斯理地说出来。因为在 日本人看来,“在日落之前,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也没有关系”,“没有学成就年老死去, 也没什么特别后悔的”。实际上,日本人关于“道”的概念并没有和“成就”的概念很好地 整合在一起。 当我们想提高自身水平的时候,会先设想在遥远的地方存在一个用我们的标准无法估量 的绝对卓越的境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当我们痛切感到自己“落后”的时候,便能做 出非常优秀的工作,但当觉得自己实现了某个目标的时候,又会骄傲自满起来,这两种状态 立刻会发生冲突。日本人考虑了自己的这种特性,把开发人性资质的各种各样的程序作为 “道”加以系统化。 “道”确实是一种很优秀的程序设计。不过,这其实是把(谁也没见过的)“目的地” 过于绝对化,因此,只能寄托于“日暮道远”这样的表述,是把自己的不成熟、未完成加以 正当化的表现。这也是我对自己进行深刻反省后所做出的总结,因为我本人就曾亲身尝试过 多种“道”。 作为教育方法,“道”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装置”。假如,我的头上顶着某 个宗派或流派的“鼻祖元老”之类的头衔,那么,对于本派所有的一切,我都必须在当场亲 自证明其卓越性。对于他人的质问,我以“不太清楚”来回答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当其他宗 派、流派提出“一比高下”的时候,我也是绝对不能逃避的。 武道中“天下无敌”的含义 有一句话叫做“天下无敌”,对于这句话,很多人理解为“把天下所有的敌人都打败,那 样就没有敌人了”(或者说,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只要仔细想一下便可 以知道,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敌人”,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是让我们身心机能降低,损失 生存能力的所有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清除所有敌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感冒发烧、被至亲好友背叛、遭雷击……都会使我们的身心机能降低。所以,世界级的 运动员中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有不少人除了教练和营养师要随行外,甚至还会带着律师、 宣传人员和心理医生。因为他们知道,合同上的纠纷、和记者发生的冲突以及心理上的压力, 都有可能给赛场上的发挥带来致命的打击。在这些世界级的运动员看来,赛场外的那些“矛 盾纠纷、烦心琐事”是比赛场上的竞争对手更加难对付的“敌人”。所以,他们想列出一份 尽量全面、详尽的“敌人”清单。他们认为这份清单越全面、详尽,就越能保证自己水平的 稳定发挥。但是,这些都是在做无用功。因为,远的不说,那份清单中至少还应该记载着“脱 发”“睡眠不足”“嫉妒心”或“幼稚”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影响人体机能的发挥方面 确实具有很高的机率。不过,如果“敌人”的清单细致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么,只要我们活 着、只要我们不断变老,活着本身就成了我们的敌人。那样的话,距离得出“我的敌人就是 我自己”这样的反向结论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敌人”这个概念,含有根源上的矛盾。如果把应该除掉的敌人列出一个清单的话,那 么我们自己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武道中所讲的“天下无敌”,是指在如何不树立“敌人”的方面下工夫。 我的敌人是我,加害我的人是我,毁灭我的人也是我。所有的武道书籍中都能见到这样 的话。为了让“我的敌人是我”在理论上得以成立,我们必须把第一个“我”理解成人称代 词,而第二个“我”则理解成具有特殊含义的普通名词。 假定没受到任何伤害、处于完美状态的我是“标准的我”,那么,不是非标准状态的我 (也就是说,“现在的我”)可以解释为是“受到敌人的负面干涉”的结果。这样的因果关 系,是树立“敌人”的逻辑。“敌人”就是从这样的逻辑中诞生的。我认为,也可以说,“敌 人”并不是某个实体,而是想用“原因”来说明“结果”的这个逻辑本身。 不把我现在的状态(牙痛、大腹便便、血压升高等)理解为“脱离了应有的标准状态”, 而只是淡定地接受现实,说一句:“啊,就是这个样子。”这也是一种“不树敌”的思维方 式。不把老化、疾病、疼痛当做是存在于“我”之外,攻击“我”的东西,而把它们当做是 始终与“我”共生的东西。而认为原本存在处于标准状态、最佳条件的“我”,但由于“敌 人”的入侵、干扰或妨碍,使“我”陷入机能低下的状态,由此而圈定了敌人,认为只要把 它们排除就可以恢复到原本清净、健全的状态。这样思考问题的人,恐怕他们的世界中充满 了“敌人”。在这样的人眼中,擦肩而过的人、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吸入的空气、吃下的食 物,所有的一切都是潜在的“敌人”。由于“敌人”的介入,使“我”的可动领域受到了制 约,活动选项也受到了限制,这样来说明“我”的现状的人,他们总是处于“敌人”的包围 之中。而且,对于这时的“我”来说,所谓理想状态就是世界上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 也就意味着自己将隐藏于绝对孤独之中。 我们先来假定一个场景,对方的剑朝自己劈将下来,我们必须躲避对方的剑。可以选择 的动线也被限定了。这个时候,如果考虑“自己本来有无数的选项可供选择,但由于有外部 攻击的输入,所以选项才受到了限制”,那就是“树敌”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对,把所谓“无 限的选项”只看做是假想的条件,姑且先把眼前这种被限定的选项、被制约的可动领域看做 是现实的全部,除了与现实和谐共处以外没有生存之道,这才是“不树敌”的思维方式。这 样思考问题,就变成了时间意识。 刚才用“可动领域”、“动线选择”这种空间用语解释了“不树敌”,但是,“不树敌” 的最重要目标实际是变成时间意识。 不树敌的“我” “树敌”之心,会把自己身处的状况用“输入-输出系统”来加以理解。有“树敌”之心的 人,首先认为有一个“最佳状态的我”,由于“敌人”的侵入(对战对手也好,流感病毒也 罢),才使我的状态改变。如果能排除“敌人”的输入,恢复到“我”原本的状态,那就是 “赢”(否则就是“输”),他们会以这样一种经时变化来看待事件的整体。 对于上述过程,泽庵禅师称为“住地烦恼”。“若闻有人呼汝之名右卫门,思量他人有 何事相求,则心为尘所动”,在这个过程中,当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右卫门”时,首先 是来自他人的“输入”,对此,心中思量对方有“何事相求”,这是自己这个主体的“输 出”。“输入与输出的时间延迟”“主体与他人的二项关系”本身便是住地烦恼。泽庵禅师 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能置身于这种经时变化之中。那么,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右卫门,立刻应声”,间不容发地回答,把输入和输出之间 的时间延迟最小化为零。这便是泽庵禅师的回答。 以乐器演奏为例进行说明,也许更容易理解。假设音乐家们在演奏一场交响乐。如果某 一种乐器的演奏家是在听了其他乐器奏出的声音之后再做出反应进行演奏的话,那肯定就晚 了。输入听觉信息之后再做出反应,那么不管输出多么快的运动,都无法和其他人奏出和声。 可是,现实中演奏家们是如何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的呢?他们是同时演奏的。演奏家们超 越了自己身体的极限,从自己当中游离出来,和其他的演奏家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体。管弦 乐队的全体成员构成了一个“多细胞生物”,由这个生物进行演奏。每一名演奏家都是这个 多细胞生物的一个细胞。细胞与细胞之间确实有“沟通交流”,但本来它们都是同一生物的 一部分,共有一个母体。而且,包含全部成员的这个共有身体,才是演奏的主体。我们应该 这样想。 “石火之机”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能够“间不容发”地做出反应,是因为实际上并不 做出反应。与眼前的人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共同体。分属于一个共同身体的各个身体的单独 行动,已经不存在输入和输出、刺激与反应的经时过程。理论上讲就是这么一回事。 此时,“不树敌”和“不留间隙”就成了同义语。“万物共生”就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训 言,还是关于身、心使用方法的技术指导,特别还是对于时间意识的指导。 “学习动力”在退化,“边境传统”在丧失 “学习”这个行为,是在自己尚不了解即将要学习的知识的意义和有用性的状态下,先知 先觉地确信学习了这种知识对自己生存下去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前提下开始的。“学 习”也只能从这种状态下开始。对于即将学习的知识的意义和有用性,在刚开始学习时,我 们还无法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尚不了解表达这种知识的语言体系和价值观。“尚不了解”也 正是必须学习这种知识的理由。“学习”的构造就是这样逆向的。 所谓“学习动力”或者说“学习欲望(动机)”,并不是以“学了这种知识,有如此如 此的‘好处’”这种约定报酬式的形式出现的。对此,我们国家的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理论 家大多有着深深的误解。他们认为,在学习之前向孩子们概览式地展示“学会后将得到如此 如此的好处”,这样有助于增强孩子们的学习动力。但是,人类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动物。“学 习动力”“启动学习的力量”并不会那么轻易地对明显的好处做出反应。 “学习动力”也可以说是一种“先知先觉的力量”。这是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 个东西对自己有至关生死的重要性,但自己却确信它如此重要的一种能力。因此,如果有孩 子没看到“好处”一览表,就不会开始学习,没有得到报酬的约定,就激发不起学习欲望, 那只能说明这个孩子的“先知先觉的能力”已经退化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日本人的“学 习动力”(正是“学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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