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到民富

从“国富”到“民富”：理论、现状与对策 卢周来 （一）“国富”与“民富”的经济学理论 政府应该追求“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非此即彼”或“孰优孰劣”的政策选择，因其背后还涉及到十分复杂的经济学理论。 一般意义上看，“国富优先”的主张符合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的“滴流经济学”原理（Trickle-down economics）。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之中，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也因此，“精明的政府会优先追求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增长，为持续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福利创造条件。”用最通俗话讲，只有蛋糕做大了，人们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按诺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后来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的总结，“滴流经济学”原理一开始在主流经济学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包括阿瑟.刘易斯、华尔特.罗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大家都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滴流理论”为基础的“先国强后民富”路径似乎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政府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一方面必须掌控全社会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施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国富在先，甚至为了国富，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以“民贫”为代价；等到国家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之后，再反过来着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即解决“民富”。 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看，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实现了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国富”，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却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而是被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买办性质的资本所截留。最终，贫富分化不仅严重威胁着社会与政治稳定，而且也反过来连累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得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与发展停滞。经济全球化通过促进全球范围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的确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增进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但全球化成果却也大多被发达国家以及少数跨国公司所支配并把持，以至于曾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当过急先锋的斯蒂格利兹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者。正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滴流理论”，认为“滴流”的渠道不畅，可能导致即使国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此时，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百姓，可能不再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转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国家经济增长最终也因“生产性努力”减少与“分配性冲突”增加而陷入停滞。此时，“国强民不富”，并进而妨碍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 “先国富后民富”这一思路，除了“滴流”的渠道可能不畅，有可能陷入“国富民贫”这一缺陷之外，从理论上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向下滴流”畅通，也会因为国家生产能力增长先于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只能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其后果除了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高企，还可能因为强调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相对成本。此时，即使经济增长了，国家富了，老百姓却仍然富不起来，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是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先发国家，不得不实施“先国富后民富”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时期后，也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此时政策调整的方向就应该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或者说，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具体路径是这样：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费能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推动社会总需求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带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如果说，在“国富优先”政策下，“国富”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供给型经济增长，此时，在“民富优先”背景下，“国富”建立在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推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市场主导的需求型经济增长。前一种“国富”在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之初发挥主要作用，但因其缺陷导致实施必须有时限；而后一种“国富”则将预期在一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起飞之后发挥作用，而且将真正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上，这种以“民富”为前提的“国富”没有实施时限。 （二）中国追求“国强民富”战略的成就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实施的是“国强民富”即国富优先”战略。建国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尽快摆脱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面貌，通过有目的有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控制，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并将其投资到同样的由国家布点的旨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项目，从而的确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一变为工业为主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尽快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集中全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布点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而在这其中，除了中央政府确定大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地方政府在以各种“激励性措施”引进或筹集资本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给资本要素以更高激励来促进投资的结果，是使后30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总之，利用国家与政府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成功地实现了“赶超战略”。这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更难得的是，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即“国富”目标的同时，的确也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新中国前30年，老百姓的生活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做出了牺牲，但政府仍然通过建立起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网，使得中国人文指数至1978年就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特别是中国近30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运动。1978年中国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到2007年末，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479万人，不足全部人口的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在过去25年世界减少贫困人口的总数中，2/3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少的目标，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榜样。”正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富优先”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断累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由于政府把资源与资本优先用于发展，使得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远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1985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56%下降到4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5%左右；其次，通过系统性从农业与农村抽取资源，为城市化与工业积累资本的战略，使得中国城乡与工农差距越拉越大；由1978年的2.5:1扩大到目前的3.33:1；再次，通过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支付“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租金”与“改革开放成本”，使得中国地区差距越拉越大；最后，通过“亲资本”刺激投资积极性，拉大了资本与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差距。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约19.6%下降到2008年不到10%，而美国是47.9%。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衡的负面影响已经在威胁到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突出的表现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同步，不匹配。首先，由于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很低，中国消费需求持续下降。 2003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基本处于60%以下，2007年下降至50%以下，而世界平均的最终消费率基本稳定在75—77%。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需求占比更低，目前仅为35.3%，而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其次，由于社会分配收入差距过大，又进一步抑制了中国社会消费。简单地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会造成如下局面：“要买东西的人没有钱，而有钱的人不需要买东西”。在中国，占总人口的3.5％的消费群体，但却占全社会消费购买力总和20％左右，占社会消费品销售额的1／4以上，他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基本满足，没有新的消费热点，而中低收入者的消费结构又没有及时跟进；收入分配过于悬殊，已成为中国启动内部消费的另一个致命伤。也正因为内需尤其是消费不足，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投资。GDP中资本形成率，1993年时，为43.5%，后来下降到1999年的37.1%，2003年又上升到42.9%，2007年超过50%，远超过改革开放前水平。消费不足还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出口拉动。以进出口额占GDP比表示的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74%，提高到2007年的66.3%，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左右，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成2007年达到2.3个百分点。 而无论是此前因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外向型经济困难，还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危机之后国际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泛滥，都警示我们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不能太多指望于外需。 总之，中国过去60年间通过优先追求国家富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与现代经济快速成长，并且因此为实现百姓富裕创造了条件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要解决目前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党和政府必须做出适当调整，转而应该把追求百姓富裕、并通过百姓富裕使得国家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作为优先考虑。 （三）需要有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在政策取向上越来越关注民生，并且已经实施了旨在改善民生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要完成这一目标，显然首先是要使全体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在如何实现“富民”问题上，我们邻国日本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日本在二战后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优先追求经济增长即“国富”战略。到1950年代末，日本经济已经远超过二战前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富裕程度的不同步，使得日本也只能通过出口消化过剩产能，但此时国际市场即远不能容纳日本大量出口。面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市场销路之间矛盾，以下村治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只有使国内百姓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倍增，提高他们的购买能力，才能有效解决国家经济中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政府仍然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就业问题也因此会迎刃而解。这一主张得到了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的支持。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让普通人的收入在十年内增长一倍”。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日本政府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池田内阁1961年还制定了旨在“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 十年过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极大成功。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百姓的平均收入增长了约8倍，极大带动了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消费，上述产品的家庭普及率达到90%以上；强大的国内消费需求推动了日本经济进入第二轮高速增长期，日本也因此很快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迄今为止，日本自广场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之后能安全度过十几年的滞胀和低速经济增长，仍然得益于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是这个计划使日本在整体经济是呈颓势时，国民生活的质量基本未受影响。正是这种以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需求，维持了日本经济在恶劣环境下的正常运转。 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与日本1950年代末非常相似。因此，日本当年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民富优先、以民富进一步推动国强”的战略思路，值得中国借鉴。或者说，中国此时也需要有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并以由此产生的巨大内部消费需求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一计划的主要政府也可以借鉴日本当年的作法，从三个方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一是要让老百姓手中的钱多起来，为此，政府应该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群体与弱势群体收入。二是老百姓手中钱多起来了，还要让老百姓能放心消费，为此就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是必须理顺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实际上，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央责成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等部门酝酿中国收入分配调节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这一方案已于2009年年底上报；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稳定经济的重点在于调整结构，为此，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进行的“十二五规划”前期调研也透露出，“国强民富”这一提法有可能被“民富国强”所取代。所以，我们有信心认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普通百姓将能更多地共享国家改革发展成果，中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