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 2 00 2 年第 3 期 19 3一 2 00 页 (2 0 0 2 年 7 月 2 4 日出版于北京 )
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
李 宇 明
(教育部语言文学应用研究所 北京 1 0001 0)
提要 本文利用切音字运动的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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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清末对方言的认识 。 1 、 “方言 ”的概念已基本建立 , 但是方言与
语言的界限还不明了 , 没有把握住方言的本质 。 2 、当时官话仍有南派 、北派之分 , 南派官话有相当高的地
位 , 清末是南北官话的权势关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 , 北派官话的地位正逐渐超过南派官话 。 3 、 当时已
清醒认识到 , 方言分歧妨碍交际 、教育和国民团结 , 应统一语言 , 消除方言分歧。 切音字运动对方言的认
识 , 应该是达到 了扬雄以来方言研究的高峰 。 切音字运动促使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派官话向国语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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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地位发展 , 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 。
关键词 切音字运动 清末文字改革家 方言观
清末的中国内忧外患 , 志士仁人以民族振兴为己任 , 寻求强国富民之道 。 其中有一批文字
改革家强烈地意识到 , 国强需民智 , 民智需教育 , 普及教育需有 “易识之字 ” , 需 “统一国语 ” 。 于
是 , 以卢慈章 1 8 9 2 年出版《一 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 )》始 , 到 1 9 1 1 年学部中央教育会
议议决 <统一国语办法案》止的清末二十年 , 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被称为“切音字运
动 ”的文字改革风潮 。
这批文字改革家虽以设计 、推行新字为主要使命 , 但对新字的设计 、推行必然直接或间接
地涉及到方言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 在他们的著作言论 中 , 既有对方言的宏观看法 , 形成了特定时期的方言
观 , 也有对当时方言状况 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 。 这种方言观和对当时方言的描述 , 既是我国传
统方言研究的继承与总结 , 又有他们自己的观察与新得 。 我国现代的方言学虽然是在西方方
言学的直接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 但也吸收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语言研究精华 。 清末的文字改革
家的学术活动和成果 , 对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方言学的产生是否发生过影响 , 尚不清楚 。 但是 ,
清末的二十年 , 正是我国由传统的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时期 , 研究这一时期文字改革家
关于方言的论述 , 从语言学史上看是有价值的。
本文主要研究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 。 研究素材以《清末文字改革文集》为主 , 必要时
参以(拼音文字 史料丛书》2 6 种 。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收录 了清末二十年间有关文字改革的
著文 、序跋 、书信 、演说 、奏折 、说贴 (会议提案 )、批文等六十余篇 , 基本囊括了当时文字改革家
的主要观点。 为行文方便 , 引文出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的只注页码 ; 出自《拼音文字史料丛
书》的 , 加注 “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 。
壹 . ‘方言 ”的含义及其相关概念
鲁国尧先生(19 91 )指出 , “方言”首见于典籍是汉代应肋的 (风俗通义序) 。 此后 “ 方言 ”一
词历代都用 , 但使用频率不高 。 清代方言研究有了新发展 。 文献表明 , 清末文字改革家已经较
为普遍地使用 “方言 ”这一概念 。 例如 :
2 00 2 年第 3 期 · 1 9 3 ·
¹ 王炳耀 <拼音字谱 · 自序》: “惜今人鄙俗言 , 弄文字 , 玩风吟月 , 胸无实际 , 何如于文字之外复
加拼音之字 , 拼切方言, 使男女 易习 , 立强国无形之实基 · ⋯ ⋯方言无字 , 民昧如故矣。 仆抱
祀人之忧 , 设精卫之想 , 妄拟新字 , 拼切方言 , 字母 比之泰西 , 书法依乎本国 , 拙者习之 , 旬 日
卒业 , 简莫如也 。 ” ( P12 一 13 )
º 温 颧 (拼音字谱 ·序》: “今王君煌初 , 苦心孤诣 , 汇合各省方言 . 创为拼音字谱 。 ” (P1 4)
» 陈 虫L《新字匝文七音铎》: “此书专为各处方言而作 。 论音不论韵 , 音近皆可假借 。 ” (拼音文
字史料丛书 , P5 8)
甚至有人还把 “方言”看作是与算学 、格致等并列的一个学科 。 例如 :
¼孙金铭 <拼音代字诀 · 序》: “ ( 田生廷俊 )预料科举必停 , 遂究心时务 , 凡笔算格致方言诸科 , 靡
不潜心详求 。 ⋯⋯且中国各方俗语 , 有音无字者恒多 , 以邃学之士 , 欲著一俗语示浅学之人 ,
使之易解 , 可通消息 , 每苦于窒碍难行 , 良可慨也 。 ” ( P“ )
这些文字改革家笔下的 “方言 ” , 是与 “官话 ”及后来提出的“国语 ”相对应的概念 , 主要是指
“ 四方之言 ” 。 当时除使用 “方言”外 , 还有 “土语 、某话 、某语 ”的说法 。 例如 :
½ 刘世恩《音韵记号》: “无论何处土语 , 皆带轻音。 ” (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 Pl l)
¾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 : “凡京师所在 , 人 皆趋之 , 千百年会萃摩练 , 在成此
一种京话 , 斯即中央非偏隅也 。 且原与京语大略相同者 , 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
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安微江苏之两半省矣 。 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 , 为高因陵 ,
为下因泽 , 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 ? 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 , 乃全国人共有之语 。 ”
( P 12 5 一 12 6 )
就语言结构而言 , 方言也应包括方言语音 、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 , 但是 , 由于当时对语言结
构的认识相当有限 , 而且由于方言语音的差异人们感知最为明显 , 由于拼音文字的设计与语音
的关系最为密切 , 所以 , 当时人们对方言的关注点主要在方言语音上 , 较少涉及方言词汇 , 罕见
论述方言语法的 。
当时指称方言语音的术语有“方音 、土音 、土腔 、闰音 ”等 , 有时采用 “地名 、区城名 、方位词
十 音 ”或“某腔 ”等表述方式 , 如 “广东音 、宁音 (南京音 ) 、闽广之音 、南音 、厦腔 ”等 。 这些概念与
表述 , 是与 “官音 、正音 ”及后来提出的“ 国音”相对的。 例如 :
¿ 马体乾 <谈文字》: “鄙意以为应择全国公有之音定为国音 , 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音。 所谓国
音者即与向之国音相类 , 而方音即今之所谓闰音 。” ( P 86 一 8 7)
À 汤金铭《传音快字 ·书后》: “而儒生有皓首不知其解者 , 缘见 、溪 、群 、疑诸字母 , 以土音官音读
之皆不合 , 故疑不能 明矣 。 ⋯⋯ 西音既与中国不同 , 各省以土音相近者代之 , 其字互 异 。 ”
( P6 )
Á 卢慈章《北京切音教科书》: “中国土腔甚多 。 ” (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 PS)
王 照《字母书 · 序》: “合声字母 , 仿国书之制 , 取京音为准 。 ” ( P32)
À 劳乃宣《致 <中外日报>馆书》: “北音原谱五十母 , 十二韵 , 四声 , 非特无入声也 。 其母与韵亦
与南音有互相出入之处 。 故今增六母 、三韵 、一入声之号为宁音之谱 , 而宁属各府厅州与皖
省语言相近之处皆可通 。 然宁音虽有入声而与苏属母韵犹有出入 , 且无浊音也 , 故又增七
母 、三韵 、一浊音之号为苏音之谱 。 而苏属各府厅州与浙省语音相近皆可通 。 ⋯⋯今吾新定
两谱 , 尚未能包括闽广之音 。 ” ( P57 一 58 )
郑东湖( <切音字>之说明书》: “ 因正音与广东音有特异之点 , 如 ‘鞋 ’与 ‘哉 ’在正音中本 为同
·
19 4
· 方 言
韵 , 而广车章则否 。 又如 ‘颜 ’与 ‘翻 ’在广车章本为同韵 , 而平章亦否 。 (P1 3 6)
卢巷章《一 目了然初阶 · 中国切音新字总字母写法之次第》: “全中国可用此字母 。 各处土腔
不等 , 当依腔音之多少 , 输出其当用之音之字。 此书输用厦腔字母而 已 , 漳泉附之 。 其余各
处土腔之字母 , 候另书著出 。 ” (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
正因为当时看方言偏重于语音 , 所以也有用 “方言 ”偏指“方音”的现象 。 例如 :
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 “中国用旧字数千年 , 用方言亦数千年 , 今欲
数千年之方言一旦变为官音 , 闻者咸苦其难 。 ” ( P55 )
鲁国尧先生 ( 19 9 1) 指出 , “方言”在古代不仅指今天意义上的地域方言 , 而且也指中国境内
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 。 此前 , 赵元任 ( 19 8 0 , P9 8 ) 、张清常 ( 19 9 0 , P39 )也有相似的看法 。
高时良( 19 9 2) 收集了洋务运动时期上海创办广方言馆的资料 , 广方言馆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外
语人才 , 可见当时“方言 ”也指外语 。
清末文字改革家也还没有把 “语言”和 “方言 ”区分开 , 往往把不同的语言也称为“方言” , 或
把不同语言的语音称为“方音” 。 例如 :
梁启超 <沈氏音书序》: “西人既有希腊拉丁之字 , 可以稽古 , 以待上才 , 复有英法德各国方言 ,
可以通今 , 以逮下学 。 使徒用希腊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言 , 则西人文言之相离 , 必与吾同 。 ”
( PS )
刘孟扬 ( 中国音标字书 ·弃言》: ‘他如妇孺鄙理之土语 , 为文字所不能传 , 此字足以传之 ;各省
各国之方言 , 为文字所不能达 , 此字足以达之 。 其所以济文字之穷者 。 ” ( P85 )
王炳耀《拼音字谱 · 自序》: ‘旧本重我国之文 , 并用本国方言之字 , 广 习西学 , 人民智而国强 ,
已有足征者。 ” ( P 12 )
沈 学 <盛世元音 · 自序》: “余考中国之方音最多最乱 , 欧洲方音不大远殊 , 尚不能切合 , 各成
字母 。 英文不切法音 , 法文不切俄德丹音 , 其字母亦不能相通 。 欧人每议合数国音 , 使之 同
文 , 卒至今日无成 。 ” ( P 10 一 11 )
此外 , 在《马氏文通》中也可见到类似的表述 , 说明这在当时是通行的看法。 例如 :
马建忠 <马氏文通》: “泰西文字 , 原砖切音 , 故因声以见意 , 凡一切动字之尾音 , 则随语气而为
之变 。 古希腊与辣丁文 , 其动字有变至六七十次而尾音各不同者。 今其方言变法 , 各自不
同 , 而以英文为最简。 惟其动字之有变 , 故无助字一门。 助字者 , 华文所独 。 所以济夫动字
不变之穷。 ” ( P323 )
将“方言 、方音 ”与“官话 、官音 、国语 、国音 、正音”等相对 , 说明在清末之际 , 方言的概念 已
经基本建立 。 但是 , 总体上说对方言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 因为 : 第一 , 方言与语言的界限不
明 , 说明还没有把握住方言的本质 。 第二 , 主要关注方言语音甚至用“方言 ”偏指“方音 ” , 说 明
对方言的语言结构系统的认识还很不全面 。 第三 , 使用 “地名 、 区域名 、方位词 + 音 、语 、话 ”等
方式表示不同的方言或方音 , 说明对我国方言的分区还是感性的 , 没有科学的方言分区标准 ,
对方言的级次还没有较为理性的认识 。 第四 , 与“方言 、方音 ”并用的还有 “土语 、土音 、土腔”等
俗名 , 说明 “方言 ”作为科学术语的地位还不巩固 。
贰 方言的形成和方言权势
我国古代常用“自然环境说”来解释方言的形成。 例如 :
颜之推 (颜氏家训 ·音辞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 , 言语不同 , 生民已来 , 固常然矣 。 ⋯ ⋯南方水
土和柔 , 其音轻举而切诣 , 失在肤浅 , 其辞鄙俗 。 北方山川深厚 , 其音沈浊而锹钝 , 得其质直 ,
2 0 0 2 年第 3期 · 19 5 ·
其辞多古语 。 ”
清末的文字改革家对于方言的形成 , 有沿袭古代的“ 自然环境说 ”的。 例如 :
@ 杨 琼《形声通 · 自序》: “管子曰 , 五方之民 , 其声之清浊高下 , 各象其山川泉壤 , 浅深广狭 而
生 。 故于五音 , 必有偏得 。 ” (P46 )¹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 方言的形成是因为文字不能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 , 言文分离而致使 口
音迁变 。 例如 :
王 照 (官话合声字母 · 原序 (一 )》: “文字不随语言 , 二者 日趋 日远 。 文字既不足当语言之符
契 , 其 口音即迁流愈速 , 百里或岁月不相通 , 千里或世不相通 。 异者不可复同 , 而同国渐如异
域 。 ” ( P20 )
O 王用舟 、何凤华等 (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 “我中国 自文言分离以来 , 口音日杂一 日 , 而读书
识字之人愈 日少一 日 , 此今日所万不容不补救者矣 。 ” ( P3 5)
自然环境说解释不了方言的形成 , 而方言的形成与发展 , 与言文分离的关系也并不十分密
切 , 既使是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 , 也仍然会有方言的分歧 。 显然 , 当时对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并
无科学认识 。
但是当时却意识到了方言权势的存在 。 所谓 “方言权势 ” , 是指由于文化 、政治 、经济等原
因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方言 (包括共同语 º )地位的高低差异 。
官话的地位高于方言。 人们将官话及其语音也称为“国语 、国音 、官音 、正音 ” , 将方言或方
音也称为“土语 、土音 、土腔 ” , 这些说法所附带的正俗色彩说明了官话的地位 。 当时也有不少
文字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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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为某方言而设计的 , 但并不说明方言的权势高于官话 , 因为 , 其目的或为普及教
育 , 或将其作为进一步学习官话的手段 。 例如 :
@ 劳乃宣 (致唐尚书函》: “ 以方音为阶梯 , 以官话为归宿 。 ” ( P l l4 )
在当时 , 官话仍有南派 、北派之分 。 江谦 19 10 年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贴》中 ,
曾明确指出中国官话有南派北派之分 (见例 ) 。 从下面例¹ 、 卢慧章 、长白老 民的话语中还
可以进一步看到 , 南派官话以南京话为代表 , 北派官话以北京话为代表 , 而且南派官话有相当
高的地位 , 其地位甚至高于北派官话 。 例如 :
À卢慧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 ·原序》: “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 自异万国也哉? 又当一腔为主
脑 。 十九省之中 , 除广福台而外 , 其余十六省 , 大概属官话 , 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 。 若
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 , 为各省之正音 , 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 , 文话皆相通 。 ” (P3 )
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 “今用字母拼京话以助文字所不逮 , 则惟显宦及名士往往
力为反对 , 非其心之不仁也 , 盖其见之不明有数端焉 。 其在北人 , 则因二百余年常隐然畏南
人斥吾之陋 , 故务作高雅不论 , 不敢言推广京话以取南人讥笑 。 实则文野之分 , 自在知识行
能 , 岂在咬文嚼字之皮毛哉 。 其在南人则狙于千数百年自居文明之故见 , 以为惟江南为正
音 , 又因其乡人习北语甚难 。 若用京话字母拼译中西各书 , 使南人读之 , 较之读解文章 , 不见
有倍糙之易。 故以为多一周折不如任各省语言各异 , 专用文章通译 , 或专用外国文通译 , 钝
则均钝 , 利则均利 。 呜呼 , 彼未知语言不一 , 暗中损碍之大 , 收拾之难 , 后祸之烈何如耳 。 ”
¹ 杨琼在《形声通 · 自序》中 , 还用管子的这种说法来解释不 同的语言的形成 : “踩此言之则即一国 一 乡
之近 , 且不能相通 , 捌云 环球哉? ⋯ ⋯国各殊语 。 ” ( P47)
º 理论上说 , 共同语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方言。
19 6
· 方 言
(P3 4 )
卢慧章长期生活在南方 , 认为“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 ” 。 长白老民是北人 , 而且又是旗
人 , 从他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二百余年 , 南方官话的地位高于京话 , 在人们的心 目中 , 南雅北
陋 , 南文北野 。
鲁国尧先生(19 85 )通过研究(利玛窦中国札记》发现 ,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 。 也
有不少学者认为金元明清的官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 。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很可能表明这样一
种情况 : 在明代以南京话以基础的官话 比较有权势 , 但在明代改都北京以后 , 北京话的地位也
在提高 。 到了清代 , 虽然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南派官话还有相当的权势 , 但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
派官话的地位急剧上升 , 到 了清末 , 南北官话的权势关系正在发生转变 , 北派官话的地位正逐
渐超过南派官话 。 在切音字和后来的国语运动中 , 主张以北京话为国语标准的越来越多 。 例
如 :
½ 吴汝纶《上张管学书》: “近天津有省笔字书⋯ ⋯此音尽是京城声 口 , 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 。
( P2 9 )
连原来主张以南京话 “为各省之正音 ” 的卢慈章 , 19 0 6 年也改变主张 , 提 出以北京话为国
语 。 例如 :
卢憋章《颁行切音字书十条办法》: “颁定京音官话 , 以统一天下之语言也 。 ” ( P73 )
19 11年 , 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的 (统一 国语办法案》, 基本确定了北京话的地位 , 在 “审
定音声话之标准 ”条 中规定 :
各方发音至歧 , 宜以京音为主⋯⋯话须正当雅训 , 合乎名学 , 宜以官话为主 。 ( P 143 )
当然 , 北方官话的权势地位的最后确定 , 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 以张一麟为会长的国
语统一 筹备会 , 确定以北京语音作为国语的标准音。
叁 方言分歧之弊
工二业化国家要求形成统一的市场 , 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语言 。 欧洲如此 , 日本亦如此 。 吴
汝纶 190 2 年受学部之命到 日本考察教育 , 日本人伊泽修二 曾告诉他 ,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统一
语言 :
昊汝纶《东游丛录 ·与伊泽修二谈话》: “伊泽氏又 曰 , 欲养成 国民爱国心 , 须有以统一之 。 统
一维何 ? 语言是也 。 语言之不一 , 公同之不便 , 团体之多碍 。 种种为害 , 不可悉数。 察贵国
今 日之时势 , 统一语言尤其函巫者。 ” ( P27)
吴汝纶归国后 , 著《东游丛录》向国内介绍 日本教育状况 , 也包括统一语言的问题 , 并且还
向当时的管学大臣上书 :
À吴汝纶《上张管学书》: “今教育名家 , 率谓一国之民 , 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 , 此 为国民团体最
要之义 。 ” ( P29 )
统一语言 , 消除方言分歧 , 在清末逐步形成社会的共识 。 例如 :
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 “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要端 。 故近年吾国洞
达治体者 , 亦无不深明此理 。 南省仁人亦多推广京话为言 。 ·一南人已早有 因全 国宜归一
致之公理⋯⋯ ” ( P34 )
切音字运动的主将王照 , 以北京音为标准 , 创 <官话合声字母》。 劳乃宣为在南方推行王照
字母 , 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表示东南方言的字母 , 目的是 “不必强南以就北 , 自
能引南以归北⋯⋯以土音为简易之阶 , 以官音为统一之的” ( P58) , 但是仍然受到了《中外 日
2 0 0 2 年第 3 期 · 19 7 ·
报》的批评 :
。 (<中外 日报>评劳乃宣 <合声简字 >》: “中国方言不能画一 , 识者久以为忧 。 今改用拼音简字 ,
乃随地增撰字母 , 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极力制造之 。 ” (P5 9)
当时人们从统一语言的角度出发 , 指出了方言分歧的许多弊端 。 第一 , 方言分歧妨碍交
际 。 例。 已包含方言分歧妨碍交际的意思 。 再如 :
。刘兆蔡等《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贴》: “ 乃中国地域辽阔 , 言语殊异 , 文字繁难 , 通晓匪
易。 今值预备立宪时代 , 在上者如京都资政院 , 各省谙议局 , 议员文理 , 固属高深 , 而 口音不
同 , 语言不无扦格 。 在下如农工商贾 , 大都各操土音 , 文字半多不识 , ⋯⋯ ” (P1 犯 )
¹ 卢慈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 ·原序》: “ (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 , 文话皆相通 。 )中国虽
大 , 犹如一家 , 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 , 各操土语之对面无言也 。 ” (P3)
方言分歧 , 妨碍公务人员行政 , 上下不通 ;影响农工商贾交流 , “各守疆界 ” , “对面无言 ” 。
此种弊端不仅当时的文字改革者有所认识 , 连直隶学务处这样的官方机构也深知此义 。 例如 :
(直隶学务处复文》: “中国民间各操土音 , 致一省之人 , 彼此不能通语 , 办事多扦格。 兹拟 以
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 ” ( P 43 一 44)
第二 , 方言分歧影响教育。 当时 , 许多贤达认为 , 创易识之字 (切音字 ) 、统一语言是普及教
育 、开启民智富国强 民之要务 。 方言分歧使汉字读音 因地而异 , 影响创制读音统一的的切音
字 。 例如 :
@ 李文源《形声通跋》: “是以四万万众 , 目不识丁者殆三分之二 , 虽 由教育未普及 , 抑亦汉文之
困难 、方言之庞杂致之也 。 ” ( P5 1)
沈 学 (盛世元音 · 自序》: “汉文一字 , 各随方音而异 , 欲其惠于后学 , 得乎? ” (P l l)
为普及教育计 , 必须全国语言一致 , 消除方言分歧 。 例如 :
江 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贴》: “东西各国方音之殊 , 无异中国 。 自用标准语为
教育 , 而全 国语言一致 。 英之小学读本用伦敦音 , 法之小学读本用巴黎音 , 日之小学读本用
东京音 。 中国官话既有南派北派之分 , 而南北之中 , 又相差异 , 学部既谋国语之统一 , 编订此
项课本时 , 是否标准京音 。 ” (Pl l6 )
连当时的学部也是这样看的 , 虽然它在骨子里并不是真的支持切音字运动 :
《学部咨外务部文》: “今欲造切音字母以济象形文字之穷 , 则宜审求三十六母之本音 , 稍去其
微妙难辨者 , 以为标准声母若干字 , 又按四呼四收法 , 参酌古今韵书 , 以为标准韵母若干字。
声韵既定 , 或仿 日本片假名之例 , 取原字之偏旁以造新字 , 或竟用泰西各国通例借罗马字为
之 。 新字成立 , 乃以 (玉篇》《广韵》等书所注之反切 , 逐字配合 , 垂为定程 , 通行全国 , 不得迁
就方言 , 稍有出入 。 要使写认两易 , 雅俗兼宜 , 然后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 , 徐谋教育之普及 。 ”
( P6 9 一 7 0 )
方言分歧的确影响教育 。 但是 , 教育不能普及的因素很多 , 不完全是方言分歧的问题 。
第三 , 方言分歧影响情感 , 妨碍国民团结 。 例如 :
@ 王用舟 、何凤华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 “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 。 吾国南北各省 , 口音互
异 , 甚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 。 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接者 , 语言也 。 言不类则心易疑 ,
此涣散之本也。 彼泰西各国 , 类皆言文合一 , 故团体最固 。 至于 日本 , 尤以东京语为普通教
育 , 诚握要之图也 。 我国无事不规仿泰西 , 步武 日本 , 独于此漠然置之 , 可惜孰甚 。 , · · ⋯各省
语言不一 , 隐然互视为异族 。 ” ( P3 6 一 37)
·
19 8
· 方 言
卢慧章《颁行切音字书之益》: “我大清国统一夭下 , 岂容各省言语互异 , 不相闻问 , 不相交接 。
故统一语言 , 以结团体 。 ” (P72 )
庆 福等 (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 “关系最重要 , 其在感情之不洽 , 何有团体? 即如
山东山西 , 其与钱辅临近相等也 , 而山东人与徽辅人联合经营 , 农工商贾 , 无微不入 , 居处言
笑 , 若无省界 。 山西人与徽辅人 , 除多财之大贾与达官来往之外 , 则彼忌此骄 , 视为异类 。 推
求其故 , 惟言语一小异一大异为之也 。 苏常淮徐同省也 , 而淮徐人对北省人情意较对苏常人
反似加亲 , 亦言语为之也 。 而各省青视乎此矣 。 善哉 ! 江益园之言曰 , 岂有合语言不通情意
不达之部落而得为同胞者? ⋯ ⋯而一致非取京音不可 。 ” ( P125 一 126 )
语言情感是语言在人 们心理上的投射 。 一般来说人们对自己的母语具有亲近感和归属
感 。 为国家上下团结 , 以结团体 , 以强国御敌 , 消除因方言分歧而造成的情感隔膜有一定的作
用。 但是作用是否有当时人们所讲的如此之大 , 还值得再考察 。 当然 , 方言的存在并非都是消
极的 , 只谈方言存在的弊端是不全面的 。
肆 结语
清代最末的二十年 , 文字改革家已经非常关心方言问题 。 他们开始建立与当今相似的方
言概念 , 讨论南派官话与北派官话的权势问题 , 讨论方言分歧对于交际 、教育和国民团结的影
响 , 涉及到了方言情感问题 。 当然 由于他们的 目的不是研究方言 , 加之时代和学术 、技术发展
的局限 , 总体上看 , 他们对方言的认识还是不自觉的、不全面的 、不成体系的 , 有些看法甚至是
偏激的 、不科学的。
尽管如此 , 他们这些言论所反映的成果 , 应该是达到了扬雄以来我国方言研究的高峰 , 其
中许多观点今天重温起来仍发人深思 , 因为我国现在方言分歧仍然相当严重 , 推广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 富国强 民 、普及教育仍是社会的热点话题 。 同时 , 他们还是一批
社会实践家 , 通过他们的奔走呼号 , 上陈官府 , 下启民众 , 使南北官话的权势关系发生了重要变
化 , 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派官话最终上升到作为国语标准的地位 , 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
和发展 , 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 。
此外 , 清末文字改革家的论述和各种具体方案中 , 还包含着人们对当时方言状况的叙述和
描写 。 这些叙述和描写涉及三方面的内容 : 第一 , 对某些方言的语音 、词汇的描写 ;第二 , 各地
方言的差异 ;第三 , 方言区划。 这三方面内容 , 或是直接叙述出来 , 或是隐含在为方言而设计的
具体文字方案中。 清末之时 , 方言学没有正式建立 , 方言调查手段还没有发展起来 , 而且也不
可能对方言进行科学的田野调查 , 因此这些著述和方案中所反映的当时方言的状况 , 其科学性
可以想见不会很高。 但是 , 研究这些叙述和描写 , 对于了解当时的方言状况 , 应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 同时 , 也只有当对这些资料从这一角度进行深人的研究之后 , 才能对清末文字改革家的
方言观及其对我国方言学的贡献 , 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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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 沈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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