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山歌

山歌 发布: 2009-5-15 08:43 | 作者: 孔捷生 1970年，刚满十七岁的我踏上了一片炎热的冷土。彼时我从西江流域的水乡转赴海南岛，从插队知青成了“兵团战士”。 老兵新传 此前我对海南岛的认知，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之美尽在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丛山之中，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我所在那个连队，位于海南岛中心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连呼吸都被热带雨林的气息所裹挟。这里看不到黄叶，终年都是蓊郁绿色。 连队的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和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那时的老兵。我们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后，又有一群复员军人安置进来，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这帮人有些来头，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作战，有的参加过韦国清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镇压，有一个姓梁的复员军人更特别，别看是农村兵，却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胸间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怀，却怎也想不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境内。 这群“林彪老兵”中刺头不少，他们与“彭德怀老兵”们矛盾颇多。因由在于农村人当兵都想提干，至少也要复员后吃“商品粮”。结果商品粮吃上了，却是遣散到深山老林来垦荒，比当兵时还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占据了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一层位置，而他们顶多只是班长、班副，管辖我们这批城市知青，他们当中好些人好歹也上过战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两茬老兵的冲突，形同对我们知青实行“再教育”，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原来解放军不过尔尔。 我们知青较亲林彪的兵，和彭德怀的兵较为疏远，原因主要在于连队指导员。他姓顾，苏北人，平素老阴沉一张脸。顾指导员抓政治，那个年代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总要在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的日常流程里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记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发中折腾到天亮…… 我们这帮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顾指导员，虽说怨恨的标尺各不相同。却说在顾指导员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我们连队“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以前的阶级斗争史不甚了了，只知连队有三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连队改造的会计师老林——我们习惯称他“老林头”。 老林头 说起来，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与老林头多少有点关系。在旧中国，老林头是文化落后的海南岛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拥有英国法国都承认的注册会计师头衔，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可谓曾经沧海，见多识广。新中国开元，他没有离开海南岛，以后就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头的一笔历史老账就被翻个底朝天——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作开支审计。在日据时期，越南保大王朝是亲日的傀儡政权。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凭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动透顶”，老林居然曾受聘于这个腐朽王朝，便是想不当牛鬼蛇神也难了。老林自四九年后就是“内控”人员，虽在海南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门，但日子早就不好过。文革一来他就被打倒，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深处来监督劳动。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死老虎”。我参加专门斗争他的大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怎知斗斗，倒斗出了一份友情。其间中介正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头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着“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细节记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谢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但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连队每日也指派脏活苦活给他们干，一来二去两人便结为忘年交。我和小谢交好，自然和老林头扯上了关系。开始我还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十七年华，老林头知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记得老林头总是穿净色的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那个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这行头，里面是白色圆领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他更不会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挂起他的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身上一道褶皱乱纹都没有，连头上的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的那片连队茅舍，他看去就像一个外星人。 连队在旱季垦荒“大会战”之后，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这就开始了我们的缘份。我和小谢原就相善，聊起天来常把那个年代的戒律置诸脑后。不知不觉间，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头，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谢其时都不过是读高中的年纪，听他说故事，甚为入迷。老林头从来不谈政治，他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这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称谓。他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却是饱读闲书。他给我们讲《西厢记》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其中风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在那时候，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政治氛围已生倦意，甚至隐然萌出叛逆的欲望，加上自幼的文学理想，我便对小谢一诉衷肠，约他合写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地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斗争会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兵团的“峥嵘岁月”，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一同落难的少不得老林头和小谢。说来我不过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但这次他多了新罪名，就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仿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过来人，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他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定罪之人，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下一轮批斗会，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之下，我终于嗫嚅“交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的一段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抛出来，老林的确跟我说过，他在越南时，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的座席旁边这个包厢坐的据说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于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庐山真面，但因包厢的设计角度，他最终未能如愿，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细致…… 事态大致如小谢所料，这个“包袱”段子一抖开，成果出来了，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是铁定的，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的罪名又加一等，却无从再加惩罚了。越南的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政治远了一些，再上纲上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几多斤两了。 “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算是好好保护自己了吗？想来真是百感交集。 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着“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着，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那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本朝建政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的结局，全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空山云雨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事，宛如旧时代的盲婚哑嫁，他和三元里的某位女子结婚，不久就回城了。在此之后，我也办了“病退”，回到了广州。 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两篇“伤痕文学”小说，略有文名，此时正好在广州中山五路遇上了小谢，我就让他到我家一。他告知，自己已选定新的人生路向，就是出国，以前合写长篇小说之议，只好免谈。说来有点可惜，小谢文才不错，谈吐机智幽默，毛笔字写得甚好，古文根底更在我之上。那次聚首，我们说起了老林头，可惜都没有他的消息……此后我也再没见过小谢了。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顾指导员。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未成家的精壮猛男。顾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他妻子长相平庸，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但多少有几分肉感。由于性饥渴，她便频频勾引猛男“野合”于橡胶林，和她有染的足足超过一个排！这都是文革后期的事，那时革命意识疲软了，人性里被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很难说是哪一方的“饥渴”使然，从文学意义而论，这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东窗事发后，武装连有几十名干部战士受到处分。顾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我离开兵团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于是蓦然觉出，其实他也很可怜。 黎族山民 我当年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六师十五团，在琼中县。顾名思义，琼中在整个海南岛的中部，山高林密，瘴疠弥漫。琼崖岛民有道是：一穷二白。“穷”是琼中县的谐音，“白”就是白沙县。换言之，海南第一穷的就是琼中，白沙次之。这两个县都是黎族苗族聚居的地区。 我那个连队在热带雨林深处，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地点缀于山间林际。只要登高远眺，凡有娉娉婷婷的槟榔树招展的地方必有村寨，那就是琼崖原住民的栖息之地。 我曾受过“蕉风椰雨”文学描写的感染，来到五指山中，为了寄托只见蕉叶不见椰林的单相思，曾在连队的小河边种下一排椰树苗，怎知直到我离开五指山那年，它们仍半死不活，只长成齐腰高的“小老头树”。 入山始知，此间槟榔树才是土着文化的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好看得多，它挺拔而优雅，花序很特别，如同黎家的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槟榔树意味人，常在热带林莽中出没的兵团知青，在雨瘴疠里迷途时有发生。高佻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的标志，用文革惯用话语，那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五指山深处人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黎寨也有十里山路，他们几无货币流通，也无以物易物，我们汉黎两家犬之声不相闻，更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位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了打篮球，他回归寨子就把这“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然而，每次都被我们兵团知青以凌弱，比分几近于大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不算庸手，显然也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一仗，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是输了一球的，黎族人却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兵团女战士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 多年知青生涯，我始终觉得，“大汉族”所代表的中原文明，对热带林莽中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无甚贡献。球赛使诈之劣，更形同“民族压迫”！ 就在我要离开五指山那年，某日我去边远连队探访广州知青，路过黎寨时，正与那位复员军人暨黎家球友相遇，他请我留步对酌黎家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挺郑重的，主人切了些兽肉干，不多，大概已是全部储蓄。酒是足的，山兰土酿不烈，可以喝很多。主人说起他的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便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被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祖辈辈住的茅草屋，没有一丝一毫改变，军营里的电和自来水在这里就像传说……后来他双眼濡湿了，我于是无言。 在山里山外，文革犹在高歌猛进，然而那时我已知道了革命的罩门和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苗寨故事 现在说到苗族。海南苗人历朝历代苦难最深，他们受汉人欺压，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的苗人村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也更差。但是，苗人的性格比黎族人更悍，而且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我们连队最近的苗寨有二十里远，由于这里是我们去其他连队找知青串门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出入苗寨的次数颇多。就我所见，苗族人比黎族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壮些，女的更要漂亮得多；土着苗人的卫生习惯也比黎寨要好。然而，我不晓得自己的概括是否偏颇，因为这个苗寨是文革中的样板，它是被大汉族文明改造过的另类。 这个苗寨叫园，我怀疑这么汉化和诗意的名字不是苗人自己想出来的。诚然也难说，因为此间曾出过一个苗族秀才。园苗寨成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样板，倒是在文革以前，原来只不过是学校办得好，是广东省教育厅扶植的典型。到了文革时期，没人再关心教育的事情，便改封为“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寨。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和“路斗争”的先进集体，已属万幸了。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地主，五指山中土地多的是，谁愿意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那片土地就是他的。苗人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的头人和峒主。不过在旧时代，苗王也不是共产党“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军阀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共产党建政后，苗王被架空到自治区里当政协花瓶，这算是斯文；黎苗两家的头人在“镇反”时也有被枪决的；五七年时“右派”也没少划。但总的来说，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了。 园苗寨“学大寨”，其实也很滑稽。五指山中的黎人苗人都不种菜不养猪，吃肉山中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更和土着山民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任何一块山地都很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千万别笑话黎人苗人刀耕火种，我们兵团连队被要求“学大寨”，便在伐木垦荒种橡胶之余，也象征性地种点山地旱稻——我们也是刀耕火种。只消放把山火将杂草灌木烧光，再用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非“大寨精神”之开花结果。 因为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实际上他们连旱稻都不多种。而园成了苗家“学大寨”的样板，完全是汉人工作组干部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他们在苗寨开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深山中的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能全寨住上砖房的，它是全海南的独一号。 为何要给它“整容”呢？原来园是文革年代罕有的对外?窗，当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外宾都是特殊的“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着名的日本左翼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琼中山高林密，对“外宾”少见多怪，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筛选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在路边假装劳动，一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另一方面也能点缀升平。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的视。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寄人篱下的他倒不敢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不是说他们作假，而是做假做得不得力，就成“政治事故”了。 总之，我每次经过园这座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一个革命大盆景。我见过苗寨的党支部书记一面，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在此之前，我对他虽然无恶感，亦无太好印象。因为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性格应该更为憨直，作的事情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这面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自己要扛的，但我总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却没有料到，一宗偶发事件把苗寨党支书推向了“风口浪尖”——某日，园的一位苗家少女从学校回寨子，却遭到了一个兵团战士的袭击。这个被性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地区，是因家乡人多地少而被政府安置到海南来的。人到了某年龄阶段，生理的发育和时代的压抑令他陷入了欲海漩涡。他瞄这个漂亮的苗家女多有时日了，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慌张的他也没来得及做下什么，就被人血吓怕了，自己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不旋踵，我们十五团的团部就被扛火铳猎枪和砍刀的苗人包围了，领头的就是这个苗寨党支书。我闻讯赶去现场看热闹，苗人愤怒得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此事恐难善罢，只怕要动私刑才能平息“苗变”了。 后来，团政委这个有头有脸的现役军官和对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买他的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的老场长出面，把五花大绑的奸未遂犯推出来给苗人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此是后话。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支书好像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生活的主河道中轰隆有声地奔涌而过，对我们这群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的冲刷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 岁月悠悠，琼崖的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过什么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南方的岸》，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吃肉 无论什么年代，“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定律。中国人对吃尤其珍视，其根本因由在于，这个民族自降生以来，果腹危机始终挥之不去。倘有温饱年代，便放开了肚皮大吃大喝，以冲淡吾族关于饥馑的记忆遗传。譬如现世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食文化”，一再突破国人欲望和味觉的边际，这是特定时代的装饰。 考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一个“吃”字不可偏废。便对七十年代之知青食谱略作沉—— 兵团是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吃的是国家口粮，虽按定额分配，却基本管。但副食品便休要提起了。由于欠缺油水，知青们又多在身体发育的青春期，便好像吃下去多少粮食都不见饱，尤其是开荒“大会战”时，我最高食量一顿吃了两斤七两米饭，却仍觉饥肠辘辘。 更糟的是，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山洪流泻，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吃的是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就用姜片煮盐水下饭。每逢雨季，连队知青都患了“绿色饥饿症”，出工时尽可以采点野菜，但我们属准军事建制，只有大食堂而无小灶，连煮点野菜汤亦属不能。 至于吃肉，每年就是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那是我们知青的大日子。每片猪肉和每滴肉汁进入食道，而后在肚腹蠕动的那种愉悦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而且被“激活”的馋虫迅速爬满全身，益发难受，便是吃肉也要娘：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孰料其后连这珍稀的幸福也离我们而去。原来我们连队的猪圈由后勤班兼管，业绩却不堪提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究其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填肚子。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精瘦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溜跑到山中自己觅食，待到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到连队转悠，便自蹈死地矣！连队指导员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了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锄头砍刀实行铁壁合围，呼喊连天，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都惦记晚餐的惊喜，口涎已注满了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我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也有两三百斤力气，正好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的奔猪一个趔趄，便挣扎不起了。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去了……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了。然而，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而坚韧的猪肉，吃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的幸福！ 集体谋杀 说起来，我们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却不是用来关“牛鬼蛇神”的，它真养有几十头菜牛。只不过，牛棚是直属团部的，只让我们连队派人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工作。晨早我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脊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嶂，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所放牧的一队流云…… 我没有印象曾吃过团部分给我们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由此亦可窥知“供给制”的奥秘，在那个副食品普遍匮乏的年代，“多吃多占”也是团部不容置疑的特权。 然而，切莫低估了知青对吃肉的渴念。插队知青或会偷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实在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一样的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牛棚里那堆“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终于让知青乘隙得手了——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了。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的儿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的吃肉欲望也不弱于我们。更兼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口一词：杀了它！ 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糊其辞的答复，而聆听群众呼声，却是世人皆曰杀。于是就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是梁姓复员老兵(就是前述的乒乓好手)，他在乡下宰过牛；我被派工打下手。老梁一兴奋话就多，他说屠牛有三法，最笨的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的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好吃，牛血也新鲜。 眼前这头蒙冤受屈将被“误杀”的母牛，四足都没有捆绑，呆滞地立，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它知道死期已至了。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和我关系颇善，他说：那就速战速决，一刀取命吧。他让我来下手，余下“技术含量”最高的解牛工夫则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地测量过，手指点戳教我：“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得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然而，我到底肩负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就直捅进去了。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已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死了，是被我杀的——不对，是被我们全连集体谋杀的！ 饥饿症候群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屠牛也是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那颗牛心的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之精确。 然而，这位庖丁已不能做到游刃有余，他上次解牛尚在军营之中，事隔多年，毕竟刀法有点生涩了。结果，足足花了大半天才最后肢解与分类完毕，有的班排已收工了，我们还在清理现场。于是，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的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对幸福的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的是几斤内脏，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器官，反正是下杂。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并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 这天，连队食堂的裊裊炊也洋溢魅惑意味，幸福感随开饭的钟声一起降临。我吃过这顿，意犹未尽，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连里的一排长和一个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上门来了，脸色很难看，口气也难听。原来，据食堂炊事班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是好东西，属于上杂，不包括在屠牛者可以拿走的内脏下水里头。 老梁极生气，一再声言他没有私割牛肝，他还把锅中的杂碎逐一搅动和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是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去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为假像所蒙蔽，他词锋咄咄地指出牛肝上的刀割痕犹在，而且牛肝只剩X瓣，而牛的肝脏应该有X+1瓣云云。老梁闻言不怒反笑，说那些告发者实在外行，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X+1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么？ 我至今已不记得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了，只记得老梁用行话挤兑指导员，令他悻悻而退，之后数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涓滴无存。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痛快。念及人欲、人性、人心，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涌，枝节横生，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内脏，就愤而告发，这里头并无几多政治，只是被久旷的“肉欲”所折磨的变态想像。 后来，那位炊事班女班长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华南工学院的首届“工农兵学员”。她是从潮汕平原揭阳县来的，不是知青，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历年全团的“学毛着积极分子”……我不知道她到工学院里能学到什么，但有一部文革电影《决裂》，它烈批判旧权威在课堂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故此我相信，这位工农兵学员到最后也没闹清楚，牛的肝脏到底有几瓣？ 往事已矣，吃肉的记忆和种种轶事，如同空山足音，林莽雨滴，都成了青春的注脚。就这样，我走过了自己的七十年代。 2008.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