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度事件：中日合邦闹剧流产

1899 关键词： 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1899年度事件：中日合邦闹剧流产 1899年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没有发生什么”——因为慈禧太后在上年9月发动的政变，维新夭折了；同样因为这场政变，一场原拟在1898年末1899年初上演的“中日合邦”的亡国闹剧，也幸运地中途流产。 荒唐的救亡之策 除了开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局取代现行各级政府机构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年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救亡之策”，那就是“中日合邦”。据康氏《自编年谱》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氏此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又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深厚关系，成了康党在“中日合邦”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直接桥梁。 ●洪汝冲的旁敲侧击：“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氏没有对其“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要明了其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还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氏“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氏“中日合邦”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颇为类似。 关于“借才”，洪氏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意即主张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而且这些“名士”绝不仅仅是顾问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权”，要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限。 洪氏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也就是说，洪氏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更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什么议院，只需要竭尽涓埃之力辅佐皇上就行啦。 关于“联邦”，洪氏则建议：“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氏的“联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此，洪氏即不必提什么拿挪威、瑞典为例谈什么“合为一国”；两国结盟乃再正常不过的外交行为，洪氏更不必强调什么“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据史学家孔祥吉先生考证，洪氏的奏折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 ●李提摩太在“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走到了一起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李氏《新政策》建议中国政府：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李氏的这一连串建议，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建议背后的李氏究竟是何居心，姑且不论，但建议所导致的结果，则必然会使中国沦为第二个印度。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一度打得火热。李氏曾直接建议康氏：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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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于是乎，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氏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氏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具体而言是：1、“四国”合为“一邦”；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但因为政变的爆发，晋见成了泡影。 ●英国军舰的可疑行动 康有为、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等人积极运作“合邦”之时，英、日两国将与俄国开战的传闻也突然流传开来。戊戌年八月初三，总理衙门接连收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三封电报。荣禄在电报中说，八月初一傍晚，有英国军舰七艘出没于金山嘴、秦王岛附近，八月初二又出没于塘沽、榆关附近，英国军舰并告诉清朝驻榆关官员：“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 英舰来意不明，荣禄遂调动军队，预作戒备。袁世凯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初三)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稍后，中国东北的盛京、金州等地，也传来了英、俄两国各自调兵即将开战的消息。八月初五，总理衙门又接到荣禄的电报，其中有英国水兵登岸要求进入中国兵营的消息。稍后，英、俄开战的谣言亦渐渐得到澄清。 英国以八艘军舰的庞大战力，出没于塘沽、山海关等地，既非对中国挑衅，亦非对俄国开战，其用意究竟何在？1899年3月，英国官方出版的《中国事件蓝皮书》第394号附件《海军中将系摩致海军部》的信函透漏了其中的内幕。西摩向英国海军部报告： “参照9月23日我的电报， 我向您报告16、17日(阴历八月初一、初二)我在北戴河晤见了帝国公使窦纳乐，他对我说，事态一般看来似乎是平静的，既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了、帝国的军舰，也不需要舰队作任何特别的处置……因此，我带着舰队出发，作了一个已经呈报了的短程预定巡航，在二十三日回到威海卫。” 西摩正是在中国塘沽、山海关等地游弋的英舰的统帅。报告透露了两个信息：1、西摩的行动，是在执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命令；2、窦纳乐明确告诉西摩，“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帝国的军舰”，所谓俄国将入侵中国，英、俄即将开战，完全是英方制造的谣言。 至于为何要制造这种谣言，迄今尚无确切史料可资说明。但不妨作一推测：1、李提摩太正在北京运作康党谋划“中英美日大合邦”；2、窦纳乐与李提摩太关系密切；3、英舰主动散播“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4、窦纳乐在政变后保护康有为逃走后，竟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在康成为通缉犯之前，他从未听过康的名字，但是，戊戌年康氏闹到京师无人不知，作为同在京师的英国驻华公使，窦氏显然是在撒谎。由此四点，似乎不难得出一个推论：英舰的行动，目的在于向清廷施加压力，以求促成“合邦”。 “中日合邦”的历史遗毒 康有为惯于异想天开，甲午前夕的“移民巴西再造儒教新中国”，戊戌年的“中英美日大合邦”，都是展示其天马行空的政治幼稚病的完美案例。但与“移民巴西”不同，康氏“合邦”提案既有历史渊源，更留下了极严重的历史遗毒。 ●历史渊源：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合邦”一词，其实来自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一书， 鼓吹日本应该与朝鲜合为一国。森本解释自己提倡“合邦”的理由： “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诸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显然是受了森本此书的影响。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氏赞美原本说：“阅日本森本丹芳(藤吉)《大东合部论》十四篇……其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但批评梁氏的删改本：“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梁启超与蔡元培绝非卖国之人，二人均对森本的著作不吝赞美，肯定有他的道理，考虑到森本本人思想极为驳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东洋主义混而有之，森本此书主观上并无不是为了便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也是可以肯定的，也唯如此，才可能让梁、蔡二人认同此书。 但世事的逻辑，往往客观结局与主观意愿是完全相反的。1896年，日本在朝鲜正式上演“合邦”闹剧，结果是朝鲜国王出逃，往后闵妃被杀，此后朝鲜内乱不断；至1905年，日本终于得以在朝鲜设置统监，统管其政治外交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此一情形，与戊戌年康党谋划的“合邦”计划，何等相似。 ●历史遗毒：从“合邦”到“大东亚共荣圈” 戊戌年的“合邦”闹剧虽然没有能够在1899年变成现实，但“合邦”的流毒，却贯穿了此后中国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1915年，日本当局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同时，更以“合邦”之说眩惑、欺骗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在这一年公开发表《中日交涉汇评》，其中直接提到“合邦”问题： “夫谓日本而欲翦灭中国耶？吾敢信日本人必不若是之愚，盖中国绝非朝鲜比也，欲我元首如李玉之揖让署约，欲我人民如一进会之要求合邦，此殆海枯石烂断不能致之事！” 梁氏此处明言“合邦”，与日方专门针对梁启超所作的“思想工作”有关，日方在这番“思想工作”中不但言及了“合邦”，还翻出了戊戌年日本当局庇护康、梁师徒的旧恩。 1919年，凡尔赛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引发了国人的愤怒，造成五四运动。这年9月5日，军阀吴佩孚发布通电，要求明白宣示，决不补签和约。通电中再度提及“中日合邦”，称其是北洋当局安福系与日本所达成的协议： “龚代揆登台之初，只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伟总代表……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方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中日合邦”的变种。学界对“大东亚共荣圈”所作的定义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起由于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所谓“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戊戌年康党的“中英美日大合邦”，何其相似。 1947年5月3日南京《世纪评论》杂志刊登题为《中日合邦论》的文章，署名何永佶，是一位哈佛大学博士。与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锲而不舍的“合邦”努力相比，国人的这种文章，只能算作意淫。   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康党“中日合邦”的“灵感”即来自此书，殊不知，此书理论的第一次付诸实践，即使得朝鲜亡国。 小寺谦吉著作《大亚细亚主义》，1916年出版。此书发展了所谓的“合邦理论”，为此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1870年受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86年移居北京，1890年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任广学会总干事，至l916年辞职回国，主持广学会事务25年。戊戌维新期间异常活跃，曾提议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更是康党“合邦”计划的鼎力支持者。 六君子就义图。一个曾看守谭嗣同等六人的叫做刘一鸣的老狱卒如此描述六君子：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旭闻哭，尤笑不可抑。既面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刘于是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 伊藤博文，戊戌年中日“合邦”的主角之一。政变爆发，康、梁流亡，“合邦”计划流产，1898年年末，伊藤博文也自中国无功返回日本。但稍后，伊藤接受朝鲜的“借才”，出任“统监”，完成了“日朝合邦”。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内藤成为日本“合邦”理论的拓展者。内藤曾在其著作中如此评价清朝的灭亡：“清朝这样一个朝廷，过去为勉强维持一个强大国家的体面，而不得不保有不必要的领土。但像李鸿章那样的知道国家实力的政治家，主张即使做出缩小领土的牺牲，也要和外国保持和平。而对其中深意，连张之洞、曾纪泽那样的年轻人都不理解，何况袁世凯那样的猿猴智慧、不通大局、不知大计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更不足为之道。他们也许没有觉悟到，如今清朝的灭亡，其一大原因就在利权回收论。……今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该首先明白，未来二十年，支那绝对没有国防的必要。” 内藤湖南著作《支那论》。内藤极力主张侵略中国，在《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 相关言论 关键词： 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赫德：戊戌政变的背后有俄国人 赫德在华多年，目光敏锐，认为维新的失败背后有俄国人的身影：“此间的形势，一瞬间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担心的是亲俄派取得了胜利，是巴夫罗富对李鸿章被赶出衙门的报复！我们必须等候一两个星期局势才会明朗。” 班德瑞：康有为被李提摩太迷惑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班德瑞(Baurne)说：“康有为……很显然的，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贾克凭：康有为只会背诵政见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附有康有为和英国人贾克凭(Cockburn)谈话的备忘录，其中说：“他(康有为)漫谈了一些盼望英美联盟保护中国，以及沙俄控制住中国广大人群以后对世界各国的威胁。但这不过是背诵他学得的广泛的政见而已。” 窦纳乐：变法是被康有为搞坏的 政变后，英国公使窦纳乐曾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说：“认为这次政变是受外国影响而促成的，那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这似乎表明参与“合邦”之事是窦纳乐个人的政治冒险。窦氏还说道：“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光绪：我不恨慈禧太后 光绪帝被囚瀛台之后，曾有不恨慈禧太后的言语，说“我确实有对不起太后的地方，她把我拿下来是应该的。”也不恨荣禄，说“他是太后的人，他为太后办事，这也是对的。”独很恨袁世凯。光绪之“不恨太后”，是否有意识到重用伊藤博文与“合邦”的轻率在其中？ 字林西报：公使需知道光绪生死 1899年，慈禧有意另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引起各国公使的紧张。《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结束语 关键词： 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一段议论： “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 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是否中肯，不妨见仁见智。笔者亦有一种“见仁见智”——戊戌年慈禧之所以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背后即有恐公开审讯引出“外国干涉”的隐忧。慈禧对“合邦”一事很可能判断为光绪不惜借外力与其争权，故而在1899年有废除光绪的计划；这一计划却又被外力所阻。次年，慈禧鼓动义和团驱逐洋人，与戊戌年的这条线索显然有密切联系。 后事姑且不论，1899年，中日没有合邦，已实乃莫大之幸事。 资料来源：《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