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关闭

关闭

封号提示

内容

首页 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民族主义实践.pdf

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民族主义实践.pdf

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民族主义实践.pdf

上传者: fqlcook 2012-04-02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民族主义实践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符等。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转播到腾讯微博年月日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上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图)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尽管民族自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含将来可能的实现)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实现的先后顺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要补充两点: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盛世才投靠苏俄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年第期)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说详下)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转播到腾讯微博参加年联合国国际组织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合影。代表团正式成员人团长是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左至右分别是施肇基(高级顾问)、胡霖、董必武、顾维钧、宋子文、王宠惠、吴贻芳、李璜、张君劢。魏道明、胡适不在其中。胡适因为不同意苏联提议的常任理事国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主张未在宪章上签字。(联合国网站图)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绝出卖国家权益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下文还要提到)。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用户评论(0)

0/200

精彩专题

上传我的资料

每篇奖励 +2积分

资料评价:

/10
1下载券 下载 加入VIP, 送下载券

意见
反馈

立即扫码关注

爱问共享资料微信公众号

返回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