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历史考古

我国古代早期巴人历史考证 王善才 考察我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必须首先提到土家人,因为土家人是古代巴人的正宗后裔。研究土家人的历史,必须追溯她的先祖和起源。土家人的情况和我国早期巴人的情况,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建国初期都不清楚。后来是首先弄清土家人的情况后,才接着考察我国早期巴人历史的。 一般土家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1月,土家族作为一个单独民族被正式确定下来,才有了自己的族称。在党和国家确认土家族之前,最早向各级领导汇报并提出要求深入调查土家族情况的,是湘西一位叫做田心桃的中学女教师,后被称为“土家第一人”。 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当时中央民委派出调查小组到湖南调查土家族情况,并组织专家进行专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研究。湖南省委对这一调查也非常重视,时任省委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记的周小舟同志还亲自听取汇报并参加研究。专家组中的著名学者潘光旦教授,在对湘西吉首、凤凰、花垣、古丈、保靖、永顺、龙山及鄂西来凤等地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还对土家族的族源作了详细考察,并发表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1]一文,充分论证了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亲缘关系,提出了土家族是“巴人后裔”的看法。这一看法,后经学术界几十年的深入讨论,已基本形成共识。尤其是考古学界,还在土家族的聚居地区调查和发掘出大量与古代巴人有关的历史文物,证实土家族是源于古代巴人的观点是正确的。 从1987年至今,这20余年来,笔者经常到清江流域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来往,同时对湘西和鄂西恩施等自治州的土家族地区也作过一些参观考察,对土家族族源的古代巴人也作过一些考证和研究,因而对土家族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正因如此,笔者才有可能以历史考证为题来谈谈自己对我国古代巴人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早期巴人的文献记载 我国历史文献中的《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古籍之一,中外学者都很重视它,并从各个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这部古籍中也明确记载了我国古代早期巴人的情况。如《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段文字虽很古朴简略,但它清楚地说明了两点:一是说从后照起,始称巴人,巴人为太皞后裔;一是说巴人建立的巴国,其地望是在我国中原王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西南方,即在现今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湘鄂渝黔一带。 有学者认为,太皞———伏羲,虽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他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部落男性首领。按周代《共和历》的算法,他应出生于距今6230多年前。单从这一年代上看,伏羲确实比炎帝神农6和黄帝轩辕都要早。“后照是始为巴人”,说明巴人的历史也相当早,距今至少也有6000年左右了。 太皞———伏羲的年代,在北方黄河流域约与中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早期相当;在南方长江流域约与渝东鄂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大溪文化的早期相当。 又如,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成书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更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上述这段记载,虽说是带有一定神话性质的传说故事,但明确了地域范围是在巴郡和南郡,同时进一步也指明了巴蛮五姓氏所居住的武落钟离山是在古夷水旁。夷水即今鄂西清江,这在学术界没有分歧,但对这个传说和记载的年代,尚有不同认识和看法:一是认为廪君为战国晚期的巴国首领,是巴国灭亡后一支巴人的后裔;二是认为廪君的这个传说记载是引战国时代成书的《世本》所云,年代应当较早。如乐史编著的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168引《世本》说:“廪君种不知何代。”我们认为这后一种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如从记载的“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的情况看,说明巴蛮五姓氏尚处在原始部落时期,应在夏、商之前的原始社会。再从“盐水有神女”的情况看,说明神女部落还有母系氏族的历史影子,更应在夏、商之前的原始社会才合情理。因此,说廪君的时代较早,是可以讲得通的。至于《世本·氏姓篇》中,还有“廪君之先,故出巫蜑”的记载,这可能是在务相被称为“廪君”之前,他是属于生活在鄂西清江流域一带的“巴濮”人中的一支“巫蜑”人,或者廪君就是一位名叫“巫蜑”的著名巫师的后裔。因夷水一带的巴人都信奉巫文化,应当有巫师。如在《山海经》中,就有名叫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等10位巫师(神巫或神医)的记载。即使“蜑”是指氏族名,也应是巴人的一支,可以“巴蜑”并称,只提廪君之先出于信奉巫文化的“蜑”人,按理也是可以的。 再如,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也有“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的一段记载。常璩所记的这段话,与《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的“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的记载都是说的夏时期有巴,两者可以互证。《华阳国志》中的简短记载,不仅说明在夏禹王时期就有巴、蜀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可看出在我国历史上巴人的出现,必定比古巴国的出现还要早得多。这与前述关于廪君巴人出现的年代应当较早的看法,也是可以互为佐证的。此外,还有我国现代文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志》中,也有一段关于我国古代巴人的记述。其看法,也与古代文献上所载相似或相近。如该书21页上的一段记述是: “巴,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活动于商代后期到南北朝。传说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长阳境内),最初称王的酋长,叫做廪君,所以又称廪君蛮。居住地域,大致先后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和湖南西部一带。商以后,巴人势力发展,征服了周围一些部落。西周初期,受周王室分封,在汉水流域建立了巴国。春秋至战国中期,占据川东之地,与楚、邓、庸、蜀等国交往频繁,文化上互相影响,也与这些国家兼并征战,……秦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灭于秦。” 这段记述,基本上将我国古代巴人的活动时空范围讲清楚了。只是要补充说明的是,文中所说活动于商代后期,应是以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上有多处“巴方”的刻辞为依据的。但甲骨上有“巴方”的出现,说明这时巴人已有较强大的方国了。那么巴人的最早出现,当比已形成“巴方”的方国要早得多。这与文中传说的巴人是起源于武落钟离山的廪君巴人,是可以对得上号的,是可信的。至于文中所说的又称“廪君蛮”,这当是与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原王朝对西南周边民族惯用“蛮夷”的侮称有关,而并不是廪君巴人在战国秦汉时期才出现。 以上所列举的几条文献材料,已清楚地告诉我们,巴人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较早,最早的可以早到距今6000年以前。但这最早的巴人,文献记载太简单,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已无法考证。有地域范围、有活动内容、有首领名号、有故事情节的早期巴7人,就只能是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或夏代初年的廪君巴人了。 廪君巴人出现后,向外开拓与发展很快,不仅在最初战胜盐阳神女部落后,扩大了巴部落的势力,而且也很快兼并了整个清江流域地区各个弱小的原始部落,特别是长江三峡一带及江汉平原西部地区百濮族群居住的地区,也都先后成了廪君巴人的势力范围。廪君巴人的强大,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方面,古代历史文献记载不多,但地下是否会留下一些巴人巴国的物质文化遗存呢?这就只好寄希望于出土的考古材料来说明了。 二、重要考古发现 (一)土家族聚居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 在20世纪80年代,鄂西清江流域水电梯级开发工程动工,考古工作者为配合水电工程,对工程动土地区及所要淹没的库区进行了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在隔河岩和高坝洲两工程库区发现了早期巴人的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区共6处,它们是桅杆坪、香炉石、驰滩崖屋、千渔坪、深潭湾和南岸坪,其中桅杆坪和香炉石两处,既是遗址又是墓葬区。深潭湾是崖葬墓区,出土成人人骨架有30多具,小孩的尸骨有80多具。成人中,有男有女,有青壮年、中年和老年;小孩中,婴儿、幼儿和少年儿童都有,其中以婴幼儿最多。到目前为止,这处崖葬墓是我国发现早期巴人人骨最多的一处。前几年,重庆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一部名为《巴人武士》的专题片,其中3000年前巴人武士的头像,就是根据这处崖葬墓中出土的19号男性头骨复原的。 发掘的这6处早期巴人遗址中,以香炉石遗址的出土文物最为丰富[2]。这处遗址,位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东南0. 5公里的清江北岸,东距长阳县城97公里,地处清江中游。该遗址于1983年发现,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于1988、1989和1995年先后三次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遗址中心地区共挖掘400余平方米,获得夏、商、周时期的石器、陶器、骨器和铜器等文化遗物近万件及一批早商时期的甲骨和两枚商末周初时期的陶印章(玺印)。该遗址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南方各省出土甲骨最多的一处,出土的陶印章是迄今我国出土最早的陶玺印。在长阳陶玺印出土前,考古界人士一直认为我国的印章起源于战国,而长阳陶玺印的出土,至少把我国玺印的起源提早了500年以上。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批兽骨和鱼骨以及东周和秦汉时期的部分遗物。 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陶器,风格独特,以夹砂褐陶和灰褐陶为主,纹饰以粗、细绳纹和方格纹为主,其他还有弦纹、戳印纹、三角刻划纹、米粒纹和回纹等多种。火候一般较高,质较硬。一些主要陶器如平底或圆底鼓腹罐、圆唇敛口平底钵、敞口鼓腹圆底釜和侈口小鼓腹尖底杯等的造型与北方中原夏商文化的陶器迥然不同,而与附近长江三峡地区许多夏商时期遗址的出土物很相似。但三峡地区已有的同类遗址的出土物,都没有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那么多、那么典型、那么自成体系的陶器群体。因此,考古学家在经过认真整理和对比研究后,根据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将其命名为“香炉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 这一文化的时限,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数据并结合地层关系和器物标型学的研究,为上起夏时期,下至西周时期,前后长达千余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香炉石遗址附近的地理环境和古文献记载的“夷城”具有“山石曲”、“泉水亦曲”、“望如穴”、“岸即为崩”、“阶陛相乘”和“岸上有平台”等相吻合的地貌特征,以及出土文物的丰富和时代的吻合,加之附近又有反映早期巴人故事“白虎垄”的历史传说,故有人认为这里可能就是我国古代巴人最初定居的都城(即夷城)所在地。我们认为这一论点有可能成立,值得大家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香炉石遗址,现已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树立了保护标志,划定了保护界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和当地镇政府也联合成立了相应的管理和保护组织,明确了保护责任。现在已将这处保护单位辟为香炉石遗址公园,并在公园入口处增设了各界人士书写的题词碑林。省文物局还拟将这处重要遗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国保单位,以加强保护。香炉石遗址附近的白虎垄(廪君陵),现也特别受到重视,对周围环境也作了相应的整理,进行了绿化,开辟了陵前拜谒大道和台阶。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研究会,于2007年7月19日(农历丁亥岁六月初六)在白虎垄(廪君陵)前还立有《廪君陵祭》石碑。 (二)土家族聚居地以外的同类考古发现 在现今土家族聚居地以外的地方,发现有早期巴人的文化遗址或某些遗址中的早期巴文化遗存,主要在长江中上游的宜昌、秭归和渝东的万州地区。另在江汉平原的江陵、沙市、宜都和湘北洞庭湖沿岸以及陕南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等地,也有这类文化的发现。 宜昌、秭归一带的早期巴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中的西陵峡沿岸。宜昌境内的主要有中堡岛、白庙、三斗坪、杨家嘴和路家河等遗址;秭归境内的主要有鲢鱼山、长府沱和朝天嘴等遗址;渝东万州地区主要有万州的中坝子、塘坊坪、黄柏溪和忠县的井沟(哨棚嘴、瓦渣地)以及云阳的李家坝和巫山的双堰塘等遗址。不过渝东的这些遗址同陕南的城固宝山以及江汉平原的江陵荆南寺、沙市周良玉桥、宜都红花套和湘北洞庭湖沿岸的同类遗址,在年代上一般比清江长阳的香炉石遗址要晚,大多是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遗存,个别遗址可早到商代早期后段。 清江长阳和长江三峡部分地区的遗址,年代为何要早一些呢?其原因也很清楚,即廪君巴人的发祥地就在长江三峡附近的清江长阳。以后廪君巴人向外开拓发展,一般离发祥地愈远的地方,年代就愈晚。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现象。 三、学界评说 关于我国早期巴人的起源,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讨论得比较热烈。有的根据历史文献进行探讨,有的根据民族学资料进行研究,有的则根据出土的历史文物进行考证。一般来说,一些专家、学者们比较注重地下出土文物并结合历史文献和某些民族学资料进行考察和综合研究。从已发表的一些观点和意见来看,认识已在逐步接近和统一,甚至可以说已基本形成共识。 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童恩正,在他1979年所著《古代的巴蜀》[3]一书中,认为古代巴人是廪君的后代,是清江流域的土著。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他所作《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说:“在宜都的连花堰、古老背、红花套、白水港等地(在清江与长江交汇地带附近),曾找到了许多相当于商代前后的早期巴人遗址”,并说“巴人文化则是沿清江而到达长江之岸”。 湖北大学教授刘先枚和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李冕世合撰的《安州六器考及附记》[4]一文,在谈到安州六器考证的重要问题时,认为是在于补证周初南征“虎方”的历史,即让这段历史通过地下遗物展现出来。言“虎方”即“巴方”,亦即秦汉的“白虎复夷”(作者注:应为白虎夷),现在的土家族。具体位置,应是在西至(长阳)招徕河西面的盐池,东至(长阳)龙舟坪,北至秭归县长江边,南至五峰县南这一地区,也就是古代巴族兴起之处。以后周朝建立,沿商代的称呼称这里为“虎方”。 笔者从上世纪80年代起,意欲揭开古代巴人起源之谜,便在当时配合清江水电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认真地寻觅古代巴人的遗物遗迹。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如前所述,在清江中下游的长阳地区先后发现了以香炉石遗址为代表的一大批早期巴文化遗址及巴人墓葬。尤其是香炉石遗址,出土了近万件的早期巴文化遗物,不仅遗物丰富,而且巴文化的特征还非常典型,并具有代表性。在经过仔细考察和对比研究后,不仅可以说明清江长阳地区是早期廪君巴人的发祥地,还可说明附近长江三峡地区也都是早期廪君巴人控制的势力范围。至于渝东、川东和陕南汉水上游城(固)洋(县)地区的早期巴文化,也都是在鄂西早期廪君巴人强大之后巴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并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所形成的。如西北大学著名考古学家赵丛苍教授在上个世纪末,率队在陕南城固宝山以及渝东、川东一带所作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已基本弄清陕南汉中盆地城洋地区的早期巴文化,是“较早活动于鄂西一带巴人的一支,于商代早期晚些时候向西北方向迁徙,逆江而上,大约于大宁河或其他河谷通道北上进入汉水流域”[5]的。赵教授的这一看法,不仅得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的赞同和肯定,被认为是极有启发的新见解,而且同笔者的前述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 的确,清江流域早期巴文化的发现,不仅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巳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是在民族学界也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如1994年10月18日,最先由《中国文物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对清江长阳香炉石早期巴文化的发现作了报道后,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土家族通史》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教授就在给笔者的信中指出:“清江考古获重大发现,改变了原有许多模糊认识。我们将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写入土家族通史。”几年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学家柴焕波教授,在考察了遗址现场和出土的大批文物后,给笔者的来信更表明:“香炉石遗址的丰富与单纯性,给我极深的印象,作为一个单纯民族的标尺,是顺理成章的,将其命名为‘香炉石文化’是合理的。”到2003年6月,由笔者编著的《考古发现与早期巴人揭秘》[6]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更大,不少专家看了后都纷纷发表讲话。如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学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高八旬的著名考古学家王家佑教授在信中称:“昔日读潘光旦老师《土家研究》(四期)是文献里程碑,今读阁下《巴人揭秘》可称第二里程碑,可喜可贺……大有解秘之功。” 特别是2004年9月,由笔者主编的《清江考古》[7]和《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图录》[8]等三部考古专著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学术界震动更大。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教授(博导),在为中科院著名考古泰斗贾兰坡院士生前题写书名的《清江考古》一书写的序言中,就对“香炉石文化”的提出、确认及其学术意义作出了很高评价:“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清江流域是我国巴人的发祥地。恰好在长阳香炉石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早期巴文化的遗存。这些遗存较以往其他地区发现的早期巴文化而言,显得考古资料更为丰富,更具有典型性,对探讨、解决早期巴文化的时代起源等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香炉石遗址命名的‘香炉石文化’,为早期巴文化确立了一个科学的标尺,它也将使巴文化考古学研究更加深入。”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另一位考古学家曹定云研究员,在以《长阳古人类与古代巴人历史的再现》为题,给《清江考古》一书写的一篇书评中,更对香炉石遗址的发现作出了极高评价:“它获得香炉石遗址的材料,揭开了古代巴人的历史之谜。此次清江考古中,香炉石遗址是最为重要的遗址……文物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长江以南夏、商、周时期的考古中,实不多见……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香炉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这一文化名称的界定无疑是正确的。它为研究巴人的起源,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江考古》、《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9]和《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图录》三部清江考古文献首发式大会的贺电中还特别强调指出:“《清江考古》等三部著作……它不仅较全面、系统、科学地向历史考古学界提供了新颖而丰富的第一手实物研究资料,而且也为我国民族学界关于土家族的先祖巴人的老家在清江长阳的论证,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证据。” 参考文献: [1]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M]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印, 1955. [2]　王善才.香炉石———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7. [3]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4]　刘先枚,李冕世.安山六器考及附记[M] //王善才.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5]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 [6]　王善才.考古发现与早期巴人揭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7]　王善才.清江考古[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8]　王善才.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图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9]　陈全家,王善才,张典维.古动物遗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王善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 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巴人来源的历史传说 辛艳 【摘要】古文献对于巴人来源的记载有很多，学术界也未有定论。但一般说来，学术界认为巴人的来源有这么几种：一是源于黄帝；二是源于太皞；三是源于丹山之巴；四是廪君之巴。事实上这里的巴人来源是指巴国王室的来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国民众即被统治者族群先世的来源和地域。 前言： 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创造巴蜀文化的创造者之一巴人，在先秦时期主要居住在四川的东北丘陵地区以及重庆地区。他们在那里创造出了尚武、豪爽的巴文化。巴人的来源是怎样的呢？目前还未有定论。本文将对关于巴人来源的几种历史传说进行小结。巴人来源的几种历史传说： （一）黄帝之后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 这段文字实际上是追述巴国统治者的来源。说明巴人与华夏族的关系：巴为黄帝之后。这自然是有相当根据的。至于说禹娶涂山为江州之涂山，则与《左传》等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当涂说等大相径庭，学者多以《左传》所记为是。 （二）太皞之后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太皞是上古东方和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人物，春秋时屡见记载。史称太皞风姓，居陈。《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杜预注曰：“太皞，伏牺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皞”，高诱注云：“太皞，伏羲氏。”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亦均以太皞为伏羲氏，均本于《世本》之说。其实，在先秦文献中，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二者并不混同，至汉代才将二者混为一 谈。对此，前人早已有充分考证，无须再考。《山海经·海内经》中的咸鸟，有人认为即《诗经·商颂》所谓“玄鸟”。乘釐、后照，未详。有人以为乘釐即廪君，后照即楚之昭氏之后，但均无确切证据。《海内经》这段记载所说的太皞远裔的巴国，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寻绎，当有所信。但所说巴国，却不当是巴国的统治者姬姓王族，是巴国的一部分民众，是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 （三）丹山之巴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孟涂，或作血涂、孟徐、孟余，均形近而訛。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江水》引此经作血涂，《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九卷作孟余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引文的最后十一字，据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引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是此经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郦氏节引之，写书者误作经文耳。居属又巴属字之讹。”可知乃后人将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当作“丹阳，巴属也”，居、巴形近而讹。丹阳，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郝懿行笺疏云：“《晋书·地理志》建平郡有秭归，无丹阳，其丹阳属丹阳郡也。” 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在西陵峡上游。《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据此，丹山当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即今渝、鄂交界的三峡峡区。 夏后启，夏代开国君主。据史籍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长江三峡地区不在夏之统治地域之内，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依引文意，巴为地名，孟涂为神名，“听其狱讼，为之神主”。据此，孟涂当是长江三峡丹阳一带土著部落所信奉的专司诉讼之神。由此可见，这个巴与巴国王族的起源谈不上有丝毫联系。 （四）廪君之巴 巴王族源出廪君，此说影响较大。廪君记载最早见于《世本》，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有一段文字。李贤注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一段文字关于廪君的记载。由此可知《世本》原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亦载其事，实际上也是本于《世本》之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据《世本》云：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夷水，今清江，古又称盐水。武落钟离山，《水经·夷水注》谓即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境。 廪君的族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汉以后屡见于史册，常与獽、夷、賨、蛮等族杂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长”，属于濮越民族系统。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认为，廪君出自巫蜒，这是关于濮族的传说。廪君实出濮系，这一看法可谓信而有征。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而廪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诞），位于汉中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国之所在。这种情况，表明廪君一系的巴人来源于鄂西北巴地。 廪君的年代，据《太平寰宇记》卷168引《世本》云：“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战国秦汉间已经失考了。但从上文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以及廪君一系的史迹等情况来看，其年代是十分古远的，应在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末。这表明，廪君早在史前时期已南迁清江流域，我们不能将其同《左传》所载周初分封在汉水上游与大巴山之间的姬姓巴国混为一谈。何况，在《华阳国志·巴志》这篇专门记载巴国及其史事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廪君却只字未提，这就充分说明了廪君并非巴国王族。 结语： 由于先秦文献资料亡佚的和地下考古实物的有限，学术界对巴王族的来源的研究纵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上四种观点都无法清晰阐明巴人的来源。望在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地下实物发掘的前提下，对这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以便让巴蜀文化得到的宏扬。 【参考文献】 [1]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M]．巴蜀书社，1984． [2]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巴蜀书社,1993. [3]扬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81． [4]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01. [5]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2007． 辛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8月 神秘北纬30度 "火凤凰"现身巴渝大地 　　蔡跃宏：现为重庆地图文化研究所所长，应2005年全球华人地理学家大会邀请于今年8月17日在北京作《神秘的北纬30度于重庆地图中的火凤凰》专题发言。 　　直辖新重庆地跨北纬28度至北纬32度，神秘的北纬30度线正中横穿重庆地图,一只火凤凰突然出现，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这个伟大艺术家的作品。 　　神秘的北纬30度 　　根据国内外科学家长期考察和研究发现，在地球的北纬30度线附近的区域，地质地貌最纷繁多样，自然生态最奇特多姿，物种矿藏最丰富多彩，水文气候最复杂多变，自然之谜、神秘现象最集中多现，是地球远古自然奇观和人类史前文明遗迹最为集中，也最为神秘的地区。 　　例如，地球上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和最深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正位于北纬30度地带；世界上几条著名的大江大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埃及尼罗河、中国的长江等都在北纬30度区域入海；此外，像古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玛雅文化遗址，撒哈拉大沙漠壁画、复活岛“巨石人像”、百慕大三角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无不处在北纬30度区域，也无不成为当今人类自然文化的宝贵遗产和世界旅游胜地的著名品牌。 　　中国在这纬线上也是众多难解之谜：巫山人、长阳人、郧阳人而成为人类起源地之一；巴文化、楚文化发祥地；天然的生物多样基因库，珍稀动物的乐园，庐山、黄山、三星堆、乐山睡佛、大英县中国死海，神农架的“野人”“九头鸟”的发现和传闻以及原始神秘巫文化之渊源。 　　重大发现———巴渝大地暗藏“火凤凰”图腾 　　继近年引起学界日益关注的三峡悬棺之谜、奉节天坑地缝之谜、金佛山之谜以来，在巴渝地图上又有重大发现，重庆学者蔡跃宏在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新重庆艺术观光地图时，偶然发现直辖后的巴渝地图40个城市节点，相连后可生成一只美丽的“巨鸟”图案,这只“巨鸟”酷似古代巴人的“朱雀”（火凤凰）图腾。特别有趣的是这只“火凤凰”与重庆生态、经济、人文、功能神秘对应吻合：主城九区商圈为心脏；长江为主动脉；涪江、嘉陵江、乌江、綦江、芙蓉江、大宁河等水系为静脉系统；主城九区为都市发达经济圈（太阳）；头、颈、胸、腹、翅、腿相对应区域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尾、羽、脚爪相对应区域为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涪陵、万州两大工业城市分布在两个主要节点上;江北机场和即将建设的垫江国际机场均在鸟的翅膀上；人杰地灵的潼南县（伟人杨尚昆、杨闇公故里）为鸟的头部。这只“火凤凰”的发现立即在民间和学术界引起了轰动，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称赞“这是一次革命性的、伟大的发现，其意义远超乐山发现睡佛……这只暗藏在巴渝大地的凤凰其形态与布局符合重庆三大经济圈的格局，给重庆的腾飞带来了希望。” 　　《山海经》曾经有过记载 　　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蔡跃宏对巴渝文化进行了有趣的猜想和浏览, 对巴人的鸟文化作了一些比较和梳理，在对巴人世系追根溯源的挖掘中惊喜地发现《山海经·海内经》有关巴人始祖的论述：“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这一发现首先得到四川美院何力平教授的赞同。 　　长期研究巴渝文化的何力平教授指出：《山海经》对巴人起源的载述，是至今对巴族世系最原始的记载，“咸鸟”对挖掘巴人所崇拜的鸟图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乃中国古代四大图腾。东方之神为青龙，南方之神为朱雀，西方之神为白虎，北方之神为玄武。重庆地处祖国西南，正居南方神位。 　　历史上的鸟崇拜 　　已故史学家董其祥先生在《巴史新考》中作过一番解释： 　　“经文中的‘咸鸟’的解读，对我们了解巴人的起源与世系至关重要。”董其祥先生认为“咸鸟应当就是凤鸟，也叫‘玄鸟’……‘玄鸟氏’就是‘咸鸟氏’。传说太嗥氏继太嗥王天下的一个东方部族‘少嗥氏’……是以凤为图腾。”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不朽先生指出，“咸鸟即太阳鸟，太瞬是东夷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巴民族与太瞬、咸鸟部族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崇虎是后来的演变。” 　　西南师大地理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蓝勇教授认为，“火凤凰（咸鸟）是与虎、鱼等一样为早期巴人的图腾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讲，巴人对火凤凰(太阳鸟)的崇拜可能更早一些。”……巴渝大地上出现的这只“火凤凰”，“诚然是一种巧合,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巴渝文化根基。”“火凤凰”即“太阳鸟”,“火”的精神体现了古代巴人的性格，“火”的文化是巴渝的特色文化。 　　“巴渝神鸟”一个美丽的远古神话 　　2001年10月丰都袁家岩发掘出“汉代神鸟”，在考古界引起轰动，现推举为三峡博物馆五件镇馆之宝之一。 　　“神鸟”呈昂首展翅飞翔状，造型十分生动，而且它还有一些待解之谜：首先，“神鸟”形状奇特，不知是在飞还是正要起飞，且有大得夸张的鸡冠，鸡冠平台似的造型让人推测是因神鸟飞速过高以致鸡冠都被气流吹平，但整个造型却又像是振翅欲飞；第二，到底是什么鸟？目前有三种推测：南方的方位神朱雀“火凤凰”、填海的精卫鸟和巴人供的比翼鸟；第三，其用途不明，有专家推测是“头顶太阳的神鸟”。 　　原重庆市市长包叙定将它命名为“巴渝神鸟”。包叙定还指出：要请文学、哲学、历史、考古、文物和艺术等方面的专家一起挖掘“巴渝神鸟”的文化内涵，形成诠释“巴渝神鸟”的共识。并指出：“这只‘神鸟’象征着重庆的腾飞，是重庆历史和文化的标志形象。” 　　事隔三年的今天，重庆地图隐藏的“火凤凰”被揭示，此图案神奇之处在于它不仅“姿态优美、比例协调”,更重要的是与现实重庆的生态、人文、经济和城市的功能基本对应吻合，尤其令人鼓舞的是“由四十个城市节点形成的这只火凤凰”符合直辖新重庆的核心理念：“资源整合，齐心协力，吉祥腾飞”。 费孝通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 北起大巴山，南至苗岭，东抵雪峰山，西及大娄山，这里就是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是中国大地上少有的文化沉积带，是我国多元文化互动最具典型性的地方。历史上，这里是中原从洞庭湖平原沿沅江及其支流进入大西南，或从长江及其支流乌江进入大西南的要道，是东西南北族群的交汇点。自古就活动着三苗、百濮、百越、巴人等许多族群，今天仍然生活着土家、苗、侗、瑶、白、蒙古、汉等30多个民族。众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991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武陵山区进行了考察，并于10月8日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发表了讲话。我们选编了费孝通先生的讲话和随行的潘乃谷老师对费先生有关谈话的记录整理。费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对中国的民族发展史、对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特点，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察视角和观点，对今天中国的民族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武陵山区，“农村”和“民族”两个研究碰头了，要在这个地区把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做　　 　　费孝通教授常说，他一生都在作两篇大文章：一是农村研究，二是民族研究。自1979年社会学学科重建，也就是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后，他从“三访江村”（江苏省吴江市开弦弓村）开始，继续了他的农村研究，陆续考察了浙江、山东、广东、福建等省的沿海地区。自1984年又开辟了从内蒙古、甘肃开始的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并三次重访广西大瑶山。但直到1991年，他已进入80高龄后，才抽出时间到他过去熟悉并一直关心的西南地区考察。是年6月，他考察了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撰写了《凉山行——关于开发大西南的课题》一文。随后于9月底开始了在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的考察。 　　1991年9月27日，在赴武陵山区的火车上，费先生向随行人员讲述了他这次考察的研究思路，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他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次考察，他带着两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以这一地区为对象的两篇文章，一是农村研究，二是民族研究。费先生指出，就农村研究而言，我们已从沿海平原地区逐步转到了中部和西部山区，而民族研究则从边疆地区转到了内地，所以这次在武陵山区，农村和民族两个研究碰头了，要在这个地区把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做。 要把民族研究深化一下，更加深入地考察民族的分、合变化，并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 　　费先生还讲到山区的特点：中国的山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西南山区。潘光旦先生1956年曾经去过湘鄂川交界区，当时去这个地区，主要是想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土家是不是一个少数民族，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政府正式承认土家是一个少数民族，这是同潘先生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第二，则是土家族的来源问题。按照潘先生的看法，最早从四川西部有一批叫巴人的部落向东沿长江下来，开始在这个山区里面繁衍生息，他们叫“毕茲”。另外，历史记载也曾有被称为奚人的群体在这一带活动，因为“\茲”、“奚”同韵，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就不甚清楚。好像陈寅恪先生讲过陶渊明就是“奚”人。“毕茲”人居住的这一带叫武陵山区，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三国时期称“武陵蛮”，“蛮”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可能很早这一带就是杂居区。山区的特点就是交通不便，甚为封闭，使中原地区不同文明的各民族进入山区后得以在那里保留下来。 费先生指出，他这次去，同潘先生当年调查的不同之处，就是这次不是去做一个历史研究，而是要把民族研究深化一下，更加深入地考察民族的分、合变化，并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他说：“我写过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的主要是格局。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格局，就是看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怎么样从很多地方的不同民族的集团慢慢结合起来，它是许多小的民族逐步融合而成的。 当然，有时候也会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可是怎么分，怎么合，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研究，我把它叫做‘分合机制’，即包括了‘凝聚’与‘分解’两类过程。这个问题，现在的民族研究里面还很少有人去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开始想得比较明确了，那是上个月去丹东考察满族的时候。在11世纪，东北有一个地方政权叫金，控制的地方相当大，基本民族是女真。后来女真人有一部分流到华北，分出去了，后来就不叫女真人了。而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中有一部分后来又发展强大起来，他们联合了当时邻近的其他群体，以女真人后裔为核心，自称为‘满洲’（Manchous），我们后来称之为满族。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 　　费先生还谈到满族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状况，同时还列举了蒙古族以及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遇到的壮族的情况，以此说明一个民族集团内部各部分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他强调，没有一个民族内部各部分是完全相同的，相互可以存在一个基本的认同，但这个认同的实质也很复杂，各个民族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体，都有待进一步去研究。 　　随后，费先生说：“我们现在来看土家族。土家人一开始也不承认自己是土家族。现在土家的人数飞涨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趟调查，我们就是要把他们的变化记录下来。土家有其复杂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与壮族相似。他旁边居住着苗族，他也曾经统治过苗族。因土家很早就开始与汉族接触，所以文化发展和经济地位较高，他就能在此统治。与苗族相比，他们各自所处的地域条件很可能不同，土家是住在坝子里的，苗族在山上，这就叫做山区民族分布的特点，叫‘立体化’，可以根据海拔高低来考察民族分布的界限。可以分为三层：坝（平原，包括交通中心），坡地，峒（山地间的小盆地）。” 　　他指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说明当时存在着一种孤立社会的情形。外界的任何变化包括朝代变化，都对其没有影响，这些孤立的小社会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我去湖南江永千家峒，有人说是瑶族的发源地。这里的民族集团可以分两批，一种讲汉话，居住在中间平地，这批人也可能是汉族进去后演变而成的，是否如此，还不好说；另一批居住靠山，瑶族的痕迹则很清楚。所以，只有结合了山区的地理条件才能看清楚民族的分布，理解各族的经济背景和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我现在不清楚的，就是土家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是否有汉族进到这个地区？汉族又是怎么样进入武陵山区的？他们与土家族、苗族的关系如何？为什么苗族的历史这么长却能始终保持其为苗人，苗人分布这么广，称谓都不同，他们是不是一个来源？还只是一个称呼？还有，山区上面海拔最高一层实行刀耕火种的叫‘游耕’，为‘瑶’。汉人进去以后，怎么就成了瑶族了呢？这里面也可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过程来弄清楚‘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机制。” 　　民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部分人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去分析，深化我们对民族演变的理解 　　费先生认为，民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部分人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去分析，深化我们对民族演变的理解。民族研究再向前进一步，就是分析中国各民族的特点、民族性，以及中国的民族概念、民族实体同西方国家民族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对于这个区别的研究将会成为今后50年中国民族研究的重点。 　　他提出：“为什么欧洲的民族之间总有冲突？东欧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比我们高，可是民族矛盾却这么厉害，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民族构成和他们是否相似？另外，加拿大主要是由讲英语的区域和讲法语的区域构成。我到法语区大学访问，他们不让我讲英语，我在英语区时，不能讲法语。他们的现代化程度也比我们高，那么为什么还有民族问题呢？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不是这样，为什么会形成一个11亿人口的汉族，这个历史过程又怎么理解？” 　　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不存在民族冲突：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民族和平共处，留下了一个种族问题。这就形成了几种模式，譬如东方模式、美国模式等。这个问题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点。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民族矛盾时期。人类学应该向这方面发展，这很显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在中国则需要研究经济发展同民族分合的关系。蒙古族的例子比较清楚，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子。现在的满族也是如此。这次调查就是来看看土家族，土家族都是从事农业的，都在山区，来考察一下他们是怎么发展的。费先生说他所研究的两个课题，即民族问题和农村问题，到这里就又交叉到一起了。 　　1991年10月8日，费先生到黔江去参加“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山区少数民族发展的问题。费先生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详细地讲述了这次考察的目的，还介绍了苏南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特点，提出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初步看法和思路。此时可以说正是他原计划的20多天考察日程的中间，在这前一段基层考察中，他已对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发展有了一个初步系统的看法。同年12月，费先生完成了《武陵行》一文的写作，随即在《瞭望》杂志上分3期连载发表。这篇文章于次年编入他的《行行重行行》一书。 　　近日，湖北民族学院的同志为筹备2008年湘鄂川黔毗邻四省协作会届年会的纪念文集来京筹稿。为了留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纪录，我建议他们除收入费先生的《武陵行》一文外，一定要编入他当年在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为此，我找出了当年的工作笔记和保存的资料，并请老摄影家张祖道先生重印了1991年10月8日上午座谈会的两张照片，同时写了这段回忆，这既是对费先生的缅怀，也希望他的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治学精神得以不断发扬。 　　中国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历程非常复杂。各族在血统上相互通婚，在文化中相互学习，在地域上混杂居住，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与中原的汉人融合得比较多，有的距离相对远一些。费先生在讲到“民族识别”时的遗留问题时，曾指出它们“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参考费先生在武陵考察时所谈到的他对于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些思路，也许可以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启发。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巴人之谜　终难破解 【 2008-07-31 15:25 】 【来源: 北京青年报 】 神秘的北纬30度！埃及金字塔、北美玛雅文化、百慕大三角，都在北纬30度线附近。在中国，这个纬度上有神秘的三峡。在三峡，最神秘的莫过于“巴人之谜”。 周武王伐纣，汉高祖刘邦统一华夏，均倚仗勇武剽悍的巴人为先锋；秦始皇先灭巴蜀，后伐中原，也为得到巴之劲卒……一个曾经为开发古代三峡地区贡献了最重要力量的民族，一个汉代以前在峡江发展历史上乃至在中华大一统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却把它的真面目“掩藏”在岁月的长河中，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猜想： 巴族是如何形成的？巴王陵墓到底在哪儿？巴人是三峡土著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如今巴人后裔又在哪里？…… 三峡工程为揭示这一千古之谜提供了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找到巴王陵墓是关注巴文化的考古学家最迫切的愿望 2002年12月，重庆涪陵小田溪村。 碧绿的乌江水在村前急速地向下游流去，村子就建在江边一个小土山上，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如果不是看到房前屋后甚至是院子中间、房基之上一块块已经填埋或正在发掘的考古探方以及忙碌的考古工作人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到，我们站着的土地下面并不太深的地方，就是2000多年前巴国贵族的安息之地。这个普通的小山包出土了大量具有典型巴文化特征的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其出土器物规格之高、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多在三峡库区是绝无仅有的。 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因为历史记载的大多是统治阶级的生活活动，只有找到有关统治阶级的考古资料，才能够与史实相对照，这是验证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关节。因此，找到巴王陵墓是关注巴文化的考古学家最迫切的愿望。小田溪也因而成为考古专家们寄予厚望的地方。 我们到达小田溪时，考古工作已经进入尾声。考古现场负责人、重庆考古所的方刚告诉我们：小田溪遗址群是在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因出土了有关巴人的青铜器而使这个地方一夜之间闻名全国。能发现如此丰富的巴人青铜重器，在三峡地区还是第一处，而且这里与《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巴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吻合，“枳”指的就是涪陵。 自1972年到1993年，小田溪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抢救性发掘，清理9座墓穴。1994年，中日联合考古物探试验研究队在此进行了综合考古物探，CT技术应用于地下文物探查试验研究，电探异常，疑是“巴王陵墓区所在”。这几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最重要的是发现了14件编钟，现在仍作为涪陵博物馆镇馆之宝珍藏。 那么，真正的巴王墓地在哪儿呢？考古学家无法定论。在李家坝遗址，战国时期20多座巴人墓葬中首次发现了巴人的人殉、人牲现象 与作为巴人贵族墓地的小田溪遗址不同，云阳李家坝遗址则更像巴人平民聚落遗址。 当巴人墓葬一座接一座地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时，他们被震撼了，感觉就像在翻一部永远也翻不到底的大书，顾不上严寒酷暑，忘却了一身疲惫，考古队员们在“痛并快乐中”紧紧追寻着巴人先民的足迹。 李家坝遗址是个巨大的墓地群，仅发掘面积就达3万平方米。让李家坝考古负责人、四川大学考古系白彬副教授和黄伟副教授兴奋的是，这里不仅有巴人的墓葬，还有巴人的房址，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巴人聚落区，也是巴人活动的一个区域性中心，这在史料上还没有记载。既有墓葬区又有生活区，在三峡地区所有有关巴人的遗址中也是惟一的发现。遗址年代自商周一直延续到汉代，对于解读巴人提供了难得的实料。 李家坝遗址巴人墓葬区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战国时期20多座巴人墓葬中首次发现了巴人的人殉、人牲现象，从而印证了史料中“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的记载。 黄伟先生告诉我们，这些墓的随葬品中，矛、戈一般放在墓主人头部，钺、剑在腰部，而与陶器一起放在墓主人脚下的还有人的头骨，这是明显的人牲现象，作为人牲的人可能是异族人或是战俘。 而人殉与人牲不同，被殉葬的人有不同的埋葬方式，有的被埋在棺椁外侧，有的独立成墓并有棺椁，殉葬的人没有挣扎的痕迹，应是被杀后殉葬，殉葬的人应是墓主人的亲属或族人。 黄伟先生分析说，人殉与人牲是远古食人之风习俗的遗存，在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已基本废止，而这一时期的巴人墓葬中仍有发现，说明这一时期巴人的文化还较为落后。巴人是三峡土著，还是别处移民？众说纷纭 经过近几年抢救性发掘，巴人考古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巴人到底是三峡土著居民还是别处移民，目前的考古发现还不能对此作出准确的解释。 史料一说巴人发源于湖北的清江，一说湖北江汉地区是巴人祖居地。 据《后汉书》记载，在商周时代，巴氏之子务相“出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附近）”，凭借自身武勇及聪明才智成为当地各部落首领，“是为廪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