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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生涯.pdf

周恩来总理生涯.pdf

上传者: 淡墨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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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历史

责任编辑:王德树封面设计:王德树肖辉版式设计:朱强周恩来总理生涯ZHOUENLAlZONGLlSHENGYA熊华源廖心文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内大街166号100706)隆昌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1997年1月北京第1版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开本:850X1168毫米/32印张:18.25插图:2字数:440千字印数:1—21,000册ISBN7-01-002544-4/D692定价30.00元后记10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曾参加撰写《周恩来传(1898—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的工作,目前正参加撰写《周恩来传(1949—197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的工作。几年前,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畸同志提议,希望我们能写一本生动而真实地再现周恩来总理生涯的普及性读物,奉献给衷心爱戴并热切期望更多地了解周恩来的人们。这是一项使我们兴奋不已的很有意义的光荣任务,理应尽心竭力把它做好。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准备,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断断续续却是严肃认真的写作,终于写成本书。为了区别于近两年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体书籍,我们选择了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以独立成篇,而又不失内在逻辑联系的形式,以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和筒洁明快的文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光彩照人的思想、生平和业绩。其中第1—10、15、20—23、25、28、29、36篇由熊华源撰写;第11—14、16—19、24、26、30、32—35篇由廖心文撰写。另外,第27篇由杨明伟撰写;第31篇由陈扬勇撰写。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现任室顾问李琦同志,原室务委员、研究员力平同志的热心指导与大力帮助,请他们审阅了全书,并承蒙力平同志为本书作序;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副研究员安建设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我们还得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马连儒同志、国际编辑室副主任王德树同志和原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吴学金、肖辉、朱强、李兰亭、吴志敏、吴侮平、高丽华等同志也分别参加了本书的审稿、封面设计、校对等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限于写作水平,书中若有错漏不当之处,祈盼读者指教。作者1996年6月于北京毛家湾序力平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境遇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急起直追,要使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总理,而且连续担任了26年。在这26年中,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内忧外患,周恩来都以他杰出的才能和忘我的精神,化险为夷,逢难拓路,使政府机构运行不息,国家日益强盛。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由世界上有数的贫穷落后之邦,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作为总理治国20多年,日理万机,工作涉及内政外交,方方面面。他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戒慎恐惧,虚心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经验,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思想和意见。这些思想和意见,有些付诸实行了,有些虽然没有能付诸实行,但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周恩来在总理生涯中,始终是艰苦朴素,严于津己,清正廉洁,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优美情操和高尚品德。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既有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物质文明建设,也有利于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熊华源、廖心文同志研究周恩来都已有1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他们对周恩来的总理生涯,写得信而有证,绰有新意。这本书,为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提供了不少值得珍视的内容。特此为序。1996年7月周恩来总理生涯筹建首届“内阁”毛泽东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刚在一小时前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霎时间,在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飘舞的海洋中,爆发出长久的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毛泽东启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国旗迎着高悬蓝天的红日徐徐升起。这一时刻,标志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项任命,党中央广泛地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各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对周恩来的高度信任和支持,是人心民向,众望所归。早在1948年初夏,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1、朱德汇报工作时,就提出了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建议。但是怎么个抓法,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这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朱德强调说:“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了解中国革命形势。他在同周恩来会谈后,不无感慨地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开国大典后,被朱德、毛泽东分别亲切地称之为“好管家”、“内阁总理”的周恩来,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怎样设置?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前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一次报告中就已作了概略的介绍。他说,“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筹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1当时刘少奇兼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领导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就是在这以后陆续从各大区调来政务院(1954年9月以后为国号院)工作的。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1949年3月24日,最高统帅部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向古都北平转移途中,召开了一次商议25日抵达北平后所要做的有关事情的小会。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回忆:周副主席说,到北平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那些知名党外人士,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傅作义、柳亚子、茅盾等见面。这些人过去就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更高兴了,他们急于想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成立新政府以后,他们能安排什么工作等等。关于党外人士如何安排工作的问题,我们到北平以后,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进行协商。毛主席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吝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周恩来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将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他提出来的,并且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这样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大功劳,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在西柏坡对傅作义说:早在1949年2月22日,傅将军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的嘛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样的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鉴于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就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藻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中共中央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入选,并对李藻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个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北平市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第二是劝说德高望重的黄炎培担任公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始终奉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对此,有人说他是故鸣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1949年3月,黄炎培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纶不盲目服从的。”鉴于这一情况,10月11日下午,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1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理屈词穷”,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12日早晨,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他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这时,黄炎培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感到难以理解了。任职后不久,他在大连工作的四子黄大能因公出差到北京,一见面就问他爸爸:您“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详告了周恩来做他工作的经过,并严肃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呵!”无独有偶。在旧社会也曾拒绝过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的林业学家梁希,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第三是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让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呢?周恩来解疑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对党也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周后来力排众议,不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职务。民主人士纷纷称赞道:“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由于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机,所以在他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差不多都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在这前后,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都众口一词地提出,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以做到人尽其才,使她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具有深邃眼光、独到见解的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不予安排。对此,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据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卫戍司令彭干臣烈士的儿子彭伟光,1995年在他撰写的《西花厅见闻》一文中披露。我母亲认为,邓大姐除了是总理的一个贤内助外,还应该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所以我母亲问总理:“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到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当时总理很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这个老太太倒想得挺多的呀!这个问题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过去已经有人提过,建国初期,党内外人士都这么提过,甚至还有人劝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那时,听了总理的话,我的母亲和我认为总理过于认真了。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演进,证实了总理的做法是非常英明的。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其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在这项任命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他们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纷纷称赞道:“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不久,陈毅也对薄一波说:“周总理平衡这个班子的功绩是,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还要照顾到被安排人的资历、职业和他的能力。”40年后,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孙晓村在《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一文中,仍然感慨道: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上海.朋友们都讲共产党的确伟大,打下了江山,但不统统用自己的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党外人士都是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1/3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这些事情,我深感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用人唯贤的楷模。”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强调,政务院既己成立,各部门就应该有一个组织法。现在由政务院先规定原则,再由各部门自己拟定工作条例、组织条例,以便依法办事。政务院成立后,周恩来担负起处理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根据政务院第一次会议的精神,他首先抓了《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等条例的制订,使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在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经过3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并顺利地开始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领导政府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华,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以后,从1954年9月起,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连续4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到1976年1月逝世,他在共和国总理的岗位上任职长达26年。开国后的首次出访毛泽东曾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备种复杂矛盾”1950年1月10日凌晨1时许,一辆苹果红的小轿车从中南海西北门驶出,途经府右街南口,向东转入长安街,到天安门后折向南行,旋即驶进前门火车站。车刚停稳,在警卫人员的照顾下,车内走出一个人来。他风度翩翩,身着黑呢中山装,外罩黑色皮大衣,头戴棕色皮帽子,微笑着,会同等候在车站的同行者,神采奕奕地径直向早已停靠在站台旁的专列走去。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开国总理周恩来。同行者有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中财委计划局处长沈鸿、周恩来警卫秘书何谦、贸易部机要秘书苏农官。2时正,长鸣的汽笛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火车缓缓启动,然后向东北方向急驶而去。周恩来此行,是要前往莫斯科辅佐头一年12月首次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谈判,主要是商谈取消国民党与苏联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以新的友好条约来代替,同时努力争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事宜。周恩来莫斯科之行,是善于用人之长的毛泽东点的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在行,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又是政府总理。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与苏联方面的谈判、签约,更为合适。他曾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早在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就怀着喜悦心情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l月19日到莫斯科,l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这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致电中共中央,交代准备工作的注意事项。其中,在1月3日凌晨4时电报中称: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争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兮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音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1月6日夜,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参与商议毛泽东2日和3日的来电内容。会议一致决议:“完全同意来电所示各项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行动果断利落的周恩来立即开始了周恩来动身时间实际上是1月10日凌晨。各项准备工作。1月3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作关于中苏谈判问题的报告,并宣布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1月11日傍晚,专车抵达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在东北地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其随行人员在这里上车。在这里上车的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共旅大中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外贸部处氏常彦卿、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处长罗维、东北俄文学校副校长赵洵。专列抵达哈尔滨后。周恩来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出访工作的指示.并介绍对这次中苏谈判的基本设想。他说:“我们这次出访,要把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往前推进一步,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气象一新,而且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13日,专列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继续风驰电掣般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由东向西行进。呈现在周恩来眼前的是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霄飘”的冰雪世界,令人心旷神怡。感慨万千。途中.周恩来抽空翻阅了名噪一时、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反映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苏联国内一些人把它奉为军事历史小说的范本。他对苏联作家竭力美化,宣扬沙俄侵华战争十分反感。在10个月后的1950年11月,周恩来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谈到了在出访途中看这部小说的感想。他说:这部小说,我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接着,周恩来用敏锐的眼光、犀利的言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他说: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饿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1月20日下午5时,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车站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车站的大自鸣钟敲打了5下。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人民政府首脑的身分出访,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外交部长安扬维辛斯基、驻华大使尼瓦。罗申等的热烈欢迎。这是10年以后周恩来对苏联的再次访问。上一次是1939年。那年7月,他在延安不幸坠马,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析,8月底赴苏联治疗,次年3月返抵延安。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满脸笑容地同苏联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度的举止,幽默含蓄的言谈,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充分肯定中苏友谊与团结重要性的简短演讲。他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领命而来的周恩来不负毛泽东的重托,到莫斯科后,立即投入到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之中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伍修权等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斯大林举行的酒会。在交谈中,从体现主权的立场出发,周恩来提出苏联归还中国长春铁路应该有个年限,并且指出:(一)铁路在未归还之前,应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共同经营的股额,中方占51%,苏方占49%;(二)铁路局局长可否由中方担任正局长,苏方任副局长。苏方答复:中苏股额比例按51%和49%确定不平等,将影响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因为苏联与它们间的股额都各为一半。再就是铁路的正副局长任职,可采取定期轮换制。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中长铁路既已确定定期归还,便同意了苏方的意见。关于旅顺口问题,有意以新协定取代不平等的旧协定的斯大林,指出可以不必顾虑《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保持1945年协定的形式而实际撤兵;二是实际上暂时维持现状,而采用一个新的形式。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苏联将放弃《雅尔塔协定》所赋予苏联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海军尚未组建,不如让驻旅顺口的苏军推后一些时间撤退,但应在形式上规定撤兵期限,使中国今后收回旅顺口有法可依。如果协定形式不变,苏军撤退后还可以随时进驻,于中国不利。因此,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二方案。在同斯大林握手致意时,周恩来看到20年不见、经历卫国战争洗礼的斯大林,已经须发皆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苍老多了。但是,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斯大林,仍如过去那样踌躇满志,稳重端庄,保持着他那特有的神韵,讲话一板三眼,用词简洁准确,态度友善谦和,令人油然而生敬意。l月22日晚9时,周恩来陪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磋商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与方法。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在新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且申明对《雅尔塔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对大连、旅顺港所享有的特殊权益可以不去管它。还指出:现在有两类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类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与旅大问题、贸易与贸易协定问题,第二类为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周恩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就第一类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会议开始后,双方分别增加李富春、王稼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安葛罗米柯、罗申参加),起草条约和有关的协定。同时决走,由刘亚楼同部长会议副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就第二类问题进行谈判。从1月23日开始,在毛泽东指导下,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周恩来在苏联期间未见到斯大林。葛罗米柯、罗申进行具体谈判,并着手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40年后,据当年参加该《条约》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一书中写道:他(指周恩来)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漏洞。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看来只有几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l月24日,周恩来将中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随后,苏方提出修正稿。修正稿接受了原草案的基本内容,只是对文字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对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其中,将第二条由被动式行文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尽速缔结条约;在第三条中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2月1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称:“现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电告如下,全文共880字,请令乔木校正有无错误。此案大体已定,如有个别文字修改,当再电告。”8日,周恩来致电杨尚昆、胡乔木:昨日又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最后付印稿发给你们。“此次标点符号仍不计算,亦无草案及全文字样,共计898个字,请校正是否无讹”,“现已争取派飞机送文件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拟成并送交苏方后,周恩来从1月24日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对苏方提出的《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方原则同意,只是对年利为1%的优惠条件的解释提出了修改意见,但苏方坚持原有提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认识苏联何以减少一倍的利息优待中国”。对此,中国表示谅解。在中苏双方对有关条约和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后。2月5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告以:现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6个文件发回。有关文件,可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并在签字前一天,由你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传阅6个文件,同时由你作解释性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2月8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进展的简要情况。从这天到2月14日,他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和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周恩来在12日致刘少奇转杨尚昆、李克农和胡乔木的电报中说:一、7种文件及新华社社论已于11号上午10时由赖亚力、石乔乘飞机送往北京,如无阻碍13号至迟14号上午可到。指不含标点符号的实有字数。苏联贷款给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年利为2%。二、为防万一飞机误事,今日将新华社社论电告你们,文件经电告有错误旨,当于今日再电告一次,以便作最后校正。三、签字日期,时间大致定为14日下午6时至7时(即18时至19时),计北京时间已为14日23时至24时。我们准备在签字后,即于莫斯科时间19时至20时将签字情况,分别以有线电明码及无线电话发新闻稿给你们,以便15日与各项文件见报。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说: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2月14日,是象征中苏两国友谊和合作进一步加强的日子。这天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字仪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亲自出席,为签字仪式增添了隆重而欢快的气氛。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条约》明确指出:中苏两国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中苏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两个协定分别规定:(一)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1952年来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二)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l%),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满怀喜悦心情,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说: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热情地款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苏两国官员其乐融融,互致问候。斯大林兴致勃勃地举杯,向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毛泽东欣然干杯后,回敬一杯: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真心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部长会议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维辛斯基在给毛泽东敬酒之后,特地来到周恩来面前敬酒。他们在受斯大林指派后,在同周恩来的接触与交往中,对周恩来那东方的儒雅与魅力,严谨精细、虑事周密的工作作风和话锋敏锐、超群绝伦的外交才干,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为此,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幽默地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2月14日晚,为了庆祝中苏两国谈判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大部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满怀欣喜之情,破例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驻苏联大使、苏联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记者也出席了酒会。各方宾客济济一堂,共有500余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两巨头的毛泽东和斯大林,自然成为酒会注目的中心人物。兴奋中的周恩来临场不拿讲稿致祝酒词,把他无以伦比的讲演才能淋漓尽致表现出来。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也许是受周恩来祝词的感染,经过一轮祝酒之后,斯大林起立,以轻松愉快的语气致词。他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周恩来回国后说:“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别莫斯科,踏上归途。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周恩来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随后,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回国归途中,毛泽东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先后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苏联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的隆重欢迎和热忱款待。2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国国境,抵达满洲里车站。抵达哈尔滨后住了一晚上。28日,在长春视察后到沈阳。在沈阳,毛泽东、周恩来同高岗、林枫等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还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报告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况,说明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经济问题”,主要是贸易问题、经济合作问题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继续谈判这些问题,是“为了建设,都要具体化”。同时,他肯定了率先解放的东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在本地区经济恢复工作中的成绩,指出:东北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比较快”,“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建设阶段”。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东北是全国工业建设的基地”。为了使东北能够顺利地进行建设,这次苏联给予中国贷款的绝大部分,中央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安抵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彭真、林伯渠、聂荣臻等的热烈欢迎。他们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获得圆满成功。考虑到新中国外交工作如何更好地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苏联后的新形势和迎接新任务,3月2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主题为中苏缔约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任务的报告。他高度评价了中苏签订新约的历史意义,说: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译东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一是发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力量,二是武装德、日,三是欺骗美国人民,以便它发动战争。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揭露。我们争取恢更在联个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汪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这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以后世界局势所起的变化。最后,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老实说,我们的工作是落后于形势的。外交战线上有许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经验比较少,人才也比较缺乏。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去完成任务。”总而言之,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出访苏联,为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对于保障世界和平,对于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商建“陆大”到海上阅兵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确定创建解放军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由单一军种向包括有空军、海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技术兵种在内的诸军兵种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关头,1950年7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分,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磋商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肖克将军回忆:1950年2月我接到军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军委训练部部长一到北京,我就向周总理及朱老总、聂帅请示。他们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要建立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不仅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所有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纪律。他们指示我立即办3件大事。第一,办各级军、兵种正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训练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干部。第二,制定军队共同条令,即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津条令,以统一全军的军事生活,纪津和制度。第三,抓好队列训练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确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军委原四局——军事出版局作为基础,从华北军大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军训部,开始工作。军训部成立不几天,军委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军队办学校问题。当即确定将战争年代各部队办的许多学校、教导团队,改组为训练现代战争人才的正规学校(其中一部分改为专业学校),没有现成机构的组建了机构。并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次年1月正式开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我兼任筹备主任。创办人民解放军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的消息,越过巴山蜀水,转瞬间传到了远在四川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耳中。这位早年为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优等生、一向注重并擅长军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刘伯承,为中央军委及时地作出这一正确决策,感到由衷的高兴。经过几番思考后,他致信党中央,请求辞去现职,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在信中,年已58岁的他恳陈肺腑之言,请求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要培养于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不久,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决定派遣这位身经百战、威震中外、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陆军大学,搞教育。10月23日,毛泽东给伯承发去急电。电称:“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10月27日,刘伯承领命来到北京,这天正值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不幸因病逝世。周恩来评价刘伯承:“你有几个特长:一有学问,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必出高徒嘛!”周恩来结束了任弼时的治丧活动后,便邀请刘伯承和原华东军区参谋长、第八兵团司令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商谈学校的筹建问题。11月初的一天早晨,刘伯承等来到西花厅。这时,工作到凌晨二时左右才睡觉的周恩来刚刚起床。周恩来见刘伯承来了,微笑着朝他大步走去,拉着他的手,连声说道:“刘老,你来了!我起来晚了。”周恩来和刘伯承相识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担任领导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他临危受命,急需一个在军事筹划上的得力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暴动的经验,还要有丰富的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几经思考,他选中了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暂编第15军军长的刘伯承。得到通知后,刘泊承从武汉乘船顺流而下前往九江,参与擘画南昌起义。随即,刘伯承成为起义领导中枢的参谋团参谋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和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了由共产党独自掌握的、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第一支人民革命军队。从此,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里,周恩来和刘伯承结下了深情厚谊。周恩来很敬重这位比他大5岁的兄长。两人见面时,他总是亲切地称呼刘伯承为“刘老”。“总理,你多睡一会吧。听说你每天早晨四五点钟才休息?”刘伯承歉意地说。周恩来回答说:“不要紧,我习惯了。”趁周恩来吃饭的工夫,刘们承观看了周恩来的住所西花厅。西花厅建于清朝宣统年间,应于中南海西北角,紫光阁以西,西北两边临街。它是摄政王王府西花园内的主要建筑之一。映入刘泊承眼帘的是:这所古老的庭院,北房数间,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都在北面,房间陈旧,设备简单。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张又宽又长的老式办公桌。铺了绿布的桌面上,摆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还井然有序地摆放着白瓷茶杯、笔筒,还有那枕在台历架上的记载每天“工作节目”的台历,以及那装着绿色灯罩的经常彻夜长明的台灯。透过这一切,刘伯承对这位老战友更加尊敬和钦佩了。刘伯承说:“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你这个人组织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满意地说。刘伯承又说:“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周恩来爽朗一笑说,“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一有学问,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必出高徒嘛!”随后,周恩来向刘伯承等人提出了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同他们详细研究了学校的组织机构和有关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没过几天,周恩来又约刘伯承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谈话。首先,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军大学的指示,并告诉说,为了办好陆军大学,毛主席已经为学校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不久将到学校帮助工作。鉴于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太上皇自居,专横跋扈,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教训,刘伯承坦诚地说:“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可是,叫专家就超脱了。他当他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我的问嘛!”“对,对,叫专家好”,周恩来爽快地采纳了刘伯承的这个意见。以后,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规定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中国的苏方人员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者和过去未按顾问名义所聘的苏联方面的人员,一律称呼专家。接着,周恩来同刘伯承等磋商研究了陆军大学的正式校名、校址、干部人选等问题。综合刘伯承等的建议和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一)为了便于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军大学的校名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周恩来和刘伯承共同绘制的解放军最高学府的建设蓝图诞生两三天后,周恩来第三次邀请刘伯承等继续商谈军事学院的建校问题。周恩来同他们一道研究了学校的教学方针,酝酿了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课的具体内容,议论并决定了教员的来源问题。在谈到教学方针时,周恩来认为,就是要在人民军队现有的军事素质的基础上,熟悉并能指挥各技术兵种和陆军步兵的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和通信联络,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在磋商军队文化课教学问题时,周恩来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军队学员的文化水准低,但只有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书科学技术。因此,一定要搞好文化、科学知识教学。在研究到教员的来源问题时,刘伯承反映说:现在要选调合适的教员作常困难,但却有一些起义或者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可资利用。他们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都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旧的军事学术也懂得一些,可以当教员。周恩来接过话茬,说:行啊,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陆续从学校每期毕业生中选留一些任教,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他还对大家说: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继承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坚持政治工作制度,把人民军队丰富的作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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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历史

责任编辑:王德树封面设计:王德树肖辉版式设计:朱强周恩来总理生涯ZHOUENLAlZONGLlSHENGYA熊华源廖心文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内大街166号100706)隆昌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1997年1月北京第1版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开本:850X1168毫米/32印张:18.25插图:2字数:440千字印数:1—21,000册ISBN7-01-002544-4/D692定价30.00元后记10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曾参加撰写《周恩来传(1898—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的工作,目前正参加撰写《周恩来传(1949—197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的工作。几年前,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畸同志提议,希望我们能写一本生动而真实地再现周恩来总理生涯的普及性读物,奉献给衷心爱戴并热切期望更多地了解周恩来的人们。这是一项使我们兴奋不已的很有意义的光荣任务,理应尽心竭力把它做好。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准备,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断断续续却是严肃认真的写作,终于写成本书。为了区别于近两年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体书籍,我们选择了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以独立成篇,而又不失内在逻辑联系的形式,以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和筒洁明快的文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光彩照人的思想、生平和业绩。其中第1—10、15、20—23、25、28、29、36篇由熊华源撰写;第11—14、16—19、24、26、30、32—35篇由廖心文撰写。另外,第27篇由杨明伟撰写;第31篇由陈扬勇撰写。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现任室顾问李琦同志,原室务委员、研究员力平同志的热心指导与大力帮助,请他们审阅了全书,并承蒙力平同志为本书作序;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副研究员安建设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我们还得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马连儒同志、国际编辑室副主任王德树同志和原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吴学金、肖辉、朱强、李兰亭、吴志敏、吴侮平、高丽华等同志也分别参加了本书的审稿、封面设计、校对等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限于写作水平,书中若有错漏不当之处,祈盼读者指教。作者1996年6月于北京毛家湾序力平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境遇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急起直追,要使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总理,而且连续担任了26年。在这26年中,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内忧外患,周恩来都以他杰出的才能和忘我的精神,化险为夷,逢难拓路,使政府机构运行不息,国家日益强盛。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由世界上有数的贫穷落后之邦,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作为总理治国20多年,日理万机,工作涉及内政外交,方方面面。他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戒慎恐惧,虚心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经验,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思想和意见。这些思想和意见,有些付诸实行了,有些虽然没有能付诸实行,但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周恩来在总理生涯中,始终是艰苦朴素,严于津己,清正廉洁,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优美情操和高尚品德。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既有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物质文明建设,也有利于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熊华源、廖心文同志研究周恩来都已有1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他们对周恩来的总理生涯,写得信而有证,绰有新意。这本书,为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提供了不少值得珍视的内容。特此为序。1996年7月周恩来总理生涯筹建首届“内阁”毛泽东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刚在一小时前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霎时间,在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飘舞的海洋中,爆发出长久的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毛泽东启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国旗迎着高悬蓝天的红日徐徐升起。这一时刻,标志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项任命,党中央广泛地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各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对周恩来的高度信任和支持,是人心民向,众望所归。早在1948年初夏,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1、朱德汇报工作时,就提出了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建议。但是怎么个抓法,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这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朱德强调说:“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了解中国革命形势。他在同周恩来会谈后,不无感慨地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开国大典后,被朱德、毛泽东分别亲切地称之为“好管家”、“内阁总理”的周恩来,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怎样设置?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前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一次报告中就已作了概略的介绍。他说,“政务院下面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筹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1当时刘少奇兼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领导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就是在这以后陆续从各大区调来政务院(1954年9月以后为国号院)工作的。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1949年3月24日,最高统帅部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向古都北平转移途中,召开了一次商议25日抵达北平后所要做的有关事情的小会。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回忆:周副主席说,到北平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那些知名党外人士,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傅作义、柳亚子、茅盾等见面。这些人过去就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更高兴了,他们急于想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成立新政府以后,他们能安排什么工作等等。关于党外人士如何安排工作的问题,我们到北平以后,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进行协商。毛主席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吝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周恩来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将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他提出来的,并且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这样一批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大功劳,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在西柏坡对傅作义说:早在1949年2月22日,傅将军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的嘛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样的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鉴于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就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藻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中共中央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入选,并对李藻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个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北平市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第二是劝说德高望重的黄炎培担任公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始终奉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对此,有人说他是故鸣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1949年3月,黄炎培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纶不盲目服从的。”鉴于这一情况,10月11日下午,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1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理屈词穷”,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12日早晨,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他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这时,黄炎培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感到难以理解了。任职后不久,他在大连工作的四子黄大能因公出差到北京,一见面就问他爸爸:您“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详告了周恩来做他工作的经过,并严肃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呵!”无独有偶。在旧社会也曾拒绝过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的林业学家梁希,也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第三是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让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呢?周恩来解疑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对党也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李书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周后来力排众议,不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职务。民主人士纷纷称赞道:“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由于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机,所以在他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差不多都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在这前后,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都众口一词地提出,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以做到人尽其才,使她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具有深邃眼光、独到见解的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不予安排。对此,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据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卫戍司令彭干臣烈士的儿子彭伟光,1995年在他撰写的《西花厅见闻》一文中披露。我母亲认为,邓大姐除了是总理的一个贤内助外,还应该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所以我母亲问总理:“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到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当时总理很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这个老太太倒想得挺多的呀!这个问题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过去已经有人提过,建国初期,党内外人士都这么提过,甚至还有人劝过我,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那时,听了总理的话,我的母亲和我认为总理过于认真了。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演进,证实了总理的做法是非常英明的。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其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在这项任命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他们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纷纷称赞道:“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不久,陈毅也对薄一波说:“周总理平衡这个班子的功绩是,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还要照顾到被安排人的资历、职业和他的能力。”40年后,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孙晓村在《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一文中,仍然感慨道: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上海.朋友们都讲共产党的确伟大,打下了江山,但不统统用自己的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党外人士都是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1/3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这些事情,我深感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用人唯贤的楷模。”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强调,政务院既己成立,各部门就应该有一个组织法。现在由政务院先规定原则,再由各部门自己拟定工作条例、组织条例,以便依法办事。政务院成立后,周恩来担负起处理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根据政务院第一次会议的精神,他首先抓了《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等条例的制订,使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在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经过3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并顺利地开始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领导政府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华,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以后,从1954年9月起,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连续4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到1976年1月逝世,他在共和国总理的岗位上任职长达26年。开国后的首次出访毛泽东曾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备种复杂矛盾”1950年1月10日凌晨1时许,一辆苹果红的小轿车从中南海西北门驶出,途经府右街南口,向东转入长安街,到天安门后折向南行,旋即驶进前门火车站。车刚停稳,在警卫人员的照顾下,车内走出一个人来。他风度翩翩,身着黑呢中山装,外罩黑色皮大衣,头戴棕色皮帽子,微笑着,会同等候在车站的同行者,神采奕奕地径直向早已停靠在站台旁的专列走去。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开国总理周恩来。同行者有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中财委计划局处长沈鸿、周恩来警卫秘书何谦、贸易部机要秘书苏农官。2时正,长鸣的汽笛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火车缓缓启动,然后向东北方向急驶而去。周恩来此行,是要前往莫斯科辅佐头一年12月首次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谈判,主要是商谈取消国民党与苏联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以新的友好条约来代替,同时努力争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事宜。周恩来莫斯科之行,是善于用人之长的毛泽东点的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在行,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又是政府总理。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与苏联方面的谈判、签约,更为合适。他曾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早在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就怀着喜悦心情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l月19日到莫斯科,l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这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致电中共中央,交代准备工作的注意事项。其中,在1月3日凌晨4时电报中称: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争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兮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音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1月6日夜,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参与商议毛泽东2日和3日的来电内容。会议一致决议:“完全同意来电所示各项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行动果断利落的周恩来立即开始了周恩来动身时间实际上是1月10日凌晨。各项准备工作。1月3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作关于中苏谈判问题的报告,并宣布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1月11日傍晚,专车抵达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在东北地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其随行人员在这里上车。在这里上车的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共旅大中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外贸部处氏常彦卿、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处长罗维、东北俄文学校副校长赵洵。专列抵达哈尔滨后。周恩来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出访工作的指示.并介绍对这次中苏谈判的基本设想。他说:“我们这次出访,要把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往前推进一步,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气象一新,而且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13日,专列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继续风驰电掣般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由东向西行进。呈现在周恩来眼前的是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霄飘”的冰雪世界,令人心旷神怡。感慨万千。途中.周恩来抽空翻阅了名噪一时、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反映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苏联国内一些人把它奉为军事历史小说的范本。他对苏联作家竭力美化,宣扬沙俄侵华战争十分反感。在10个月后的1950年11月,周恩来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谈到了在出访途中看这部小说的感想。他说:这部小说,我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接着,周恩来用敏锐的眼光、犀利的言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他说: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饿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1月20日下午5时,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车站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车站的大自鸣钟敲打了5下。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人民政府首脑的身分出访,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外交部长安扬维辛斯基、驻华大使尼瓦。罗申等的热烈欢迎。这是10年以后周恩来对苏联的再次访问。上一次是1939年。那年7月,他在延安不幸坠马,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析,8月底赴苏联治疗,次年3月返抵延安。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满脸笑容地同苏联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度的举止,幽默含蓄的言谈,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充分肯定中苏友谊与团结重要性的简短演讲。他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领命而来的周恩来不负毛泽东的重托,到莫斯科后,立即投入到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之中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伍修权等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斯大林举行的酒会。在交谈中,从体现主权的立场出发,周恩来提出苏联归还中国长春铁路应该有个年限,并且指出:(一)铁路在未归还之前,应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共同经营的股额,中方占51%,苏方占49%;(二)铁路局局长可否由中方担任正局长,苏方任副局长。苏方答复:中苏股额比例按51%和49%确定不平等,将影响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因为苏联与它们间的股额都各为一半。再就是铁路的正副局长任职,可采取定期轮换制。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中长铁路既已确定定期归还,便同意了苏方的意见。关于旅顺口问题,有意以新协定取代不平等的旧协定的斯大林,指出可以不必顾虑《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保持1945年协定的形式而实际撤兵;二是实际上暂时维持现状,而采用一个新的形式。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苏联将放弃《雅尔塔协定》所赋予苏联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海军尚未组建,不如让驻旅顺口的苏军推后一些时间撤退,但应在形式上规定撤兵期限,使中国今后收回旅顺口有法可依。如果协定形式不变,苏军撤退后还可以随时进驻,于中国不利。因此,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二方案。在同斯大林握手致意时,周恩来看到20年不见、经历卫国战争洗礼的斯大林,已经须发皆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苍老多了。但是,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斯大林,仍如过去那样踌躇满志,稳重端庄,保持着他那特有的神韵,讲话一板三眼,用词简洁准确,态度友善谦和,令人油然而生敬意。l月22日晚9时,周恩来陪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磋商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与方法。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在新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且申明对《雅尔塔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对大连、旅顺港所享有的特殊权益可以不去管它。还指出:现在有两类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类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与旅大问题、贸易与贸易协定问题,第二类为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周恩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就第一类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会议开始后,双方分别增加李富春、王稼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安葛罗米柯、罗申参加),起草条约和有关的协定。同时决走,由刘亚楼同部长会议副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就第二类问题进行谈判。从1月23日开始,在毛泽东指导下,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周恩来在苏联期间未见到斯大林。葛罗米柯、罗申进行具体谈判,并着手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40年后,据当年参加该《条约》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一书中写道:他(指周恩来)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漏洞。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看来只有几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l月24日,周恩来将中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随后,苏方提出修正稿。修正稿接受了原草案的基本内容,只是对文字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对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其中,将第二条由被动式行文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尽速缔结条约;在第三条中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2月1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称:“现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电告如下,全文共880字,请令乔木校正有无错误。此案大体已定,如有个别文字修改,当再电告。”8日,周恩来致电杨尚昆、胡乔木:昨日又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最后付印稿发给你们。“此次标点符号仍不计算,亦无草案及全文字样,共计898个字,请校正是否无讹”,“现已争取派飞机送文件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拟成并送交苏方后,周恩来从1月24日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对苏方提出的《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方原则同意,只是对年利为1%的优惠条件的解释提出了修改意见,但苏方坚持原有提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认识苏联何以减少一倍的利息优待中国”。对此,中国表示谅解。在中苏双方对有关条约和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后。2月5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告以:现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6个文件发回。有关文件,可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并在签字前一天,由你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传阅6个文件,同时由你作解释性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2月8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进展的简要情况。从这天到2月14日,他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和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周恩来在12日致刘少奇转杨尚昆、李克农和胡乔木的电报中说:一、7种文件及新华社社论已于11号上午10时由赖亚力、石乔乘飞机送往北京,如无阻碍13号至迟14号上午可到。指不含标点符号的实有字数。苏联贷款给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年利为2%。二、为防万一飞机误事,今日将新华社社论电告你们,文件经电告有错误旨,当于今日再电告一次,以便作最后校正。三、签字日期,时间大致定为14日下午6时至7时(即18时至19时),计北京时间已为14日23时至24时。我们准备在签字后,即于莫斯科时间19时至20时将签字情况,分别以有线电明码及无线电话发新闻稿给你们,以便15日与各项文件见报。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说: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2月14日,是象征中苏两国友谊和合作进一步加强的日子。这天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字仪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亲自出席,为签字仪式增添了隆重而欢快的气氛。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条约》明确指出:中苏两国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中苏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两个协定分别规定:(一)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1952年来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二)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l%),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满怀喜悦心情,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说: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热情地款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苏两国官员其乐融融,互致问候。斯大林兴致勃勃地举杯,向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毛泽东欣然干杯后,回敬一杯: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真心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部长会议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维辛斯基在给毛泽东敬酒之后,特地来到周恩来面前敬酒。他们在受斯大林指派后,在同周恩来的接触与交往中,对周恩来那东方的儒雅与魅力,严谨精细、虑事周密的工作作风和话锋敏锐、超群绝伦的外交才干,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为此,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幽默地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2月14日晚,为了庆祝中苏两国谈判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大部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满怀欣喜之情,破例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驻苏联大使、苏联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记者也出席了酒会。各方宾客济济一堂,共有500余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两巨头的毛泽东和斯大林,自然成为酒会注目的中心人物。兴奋中的周恩来临场不拿讲稿致祝酒词,把他无以伦比的讲演才能淋漓尽致表现出来。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也许是受周恩来祝词的感染,经过一轮祝酒之后,斯大林起立,以轻松愉快的语气致词。他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周恩来回国后说:“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别莫斯科,踏上归途。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周恩来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随后,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回国归途中,毛泽东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先后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苏联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的隆重欢迎和热忱款待。2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中国国境,抵达满洲里车站。抵达哈尔滨后住了一晚上。28日,在长春视察后到沈阳。在沈阳,毛泽东、周恩来同高岗、林枫等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还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报告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况,说明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经济问题”,主要是贸易问题、经济合作问题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继续谈判这些问题,是“为了建设,都要具体化”。同时,他肯定了率先解放的东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在本地区经济恢复工作中的成绩,指出:东北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比较快”,“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建设阶段”。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东北是全国工业建设的基地”。为了使东北能够顺利地进行建设,这次苏联给予中国贷款的绝大部分,中央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安抵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彭真、林伯渠、聂荣臻等的热烈欢迎。他们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获得圆满成功。考虑到新中国外交工作如何更好地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苏联后的新形势和迎接新任务,3月2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主题为中苏缔约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任务的报告。他高度评价了中苏签订新约的历史意义,说: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译东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一是发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力量,二是武装德、日,三是欺骗美国人民,以便它发动战争。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揭露。我们争取恢更在联个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汪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这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以后世界局势所起的变化。最后,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老实说,我们的工作是落后于形势的。外交战线上有许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经验比较少,人才也比较缺乏。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去完成任务。”总而言之,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出访苏联,为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对于保障世界和平,对于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商建“陆大”到海上阅兵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确定创建解放军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由单一军种向包括有空军、海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技术兵种在内的诸军兵种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关头,1950年7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分,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研究磋商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肖克将军回忆:1950年2月我接到军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军委训练部部长一到北京,我就向周总理及朱老总、聂帅请示。他们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要建立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不仅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所有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纪律。他们指示我立即办3件大事。第一,办各级军、兵种正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训练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干部。第二,制定军队共同条令,即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津条令,以统一全军的军事生活,纪津和制度。第三,抓好队列训练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确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军委原四局——军事出版局作为基础,从华北军大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军训部,开始工作。军训部成立不几天,军委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军队办学校问题。当即确定将战争年代各部队办的许多学校、教导团队,改组为训练现代战争人才的正规学校(其中一部分改为专业学校),没有现成机构的组建了机构。并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次年1月正式开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我兼任筹备主任。创办人民解放军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的消息,越过巴山蜀水,转瞬间传到了远在四川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耳中。这位早年为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优等生、一向注重并擅长军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刘伯承,为中央军委及时地作出这一正确决策,感到由衷的高兴。经过几番思考后,他致信党中央,请求辞去现职,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在信中,年已58岁的他恳陈肺腑之言,请求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要培养于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不久,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决定派遣这位身经百战、威震中外、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陆军大学,搞教育。10月23日,毛泽东给伯承发去急电。电称:“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10月27日,刘伯承领命来到北京,这天正值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不幸因病逝世。周恩来评价刘伯承:“你有几个特长:一有学问,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必出高徒嘛!”周恩来结束了任弼时的治丧活动后,便邀请刘伯承和原华东军区参谋长、第八兵团司令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商谈学校的筹建问题。11月初的一天早晨,刘伯承等来到西花厅。这时,工作到凌晨二时左右才睡觉的周恩来刚刚起床。周恩来见刘伯承来了,微笑着朝他大步走去,拉着他的手,连声说道:“刘老,你来了!我起来晚了。”周恩来和刘伯承相识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担任领导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他临危受命,急需一个在军事筹划上的得力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暴动的经验,还要有丰富的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几经思考,他选中了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暂编第15军军长的刘伯承。得到通知后,刘泊承从武汉乘船顺流而下前往九江,参与擘画南昌起义。随即,刘伯承成为起义领导中枢的参谋团参谋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和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了由共产党独自掌握的、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第一支人民革命军队。从此,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里,周恩来和刘伯承结下了深情厚谊。周恩来很敬重这位比他大5岁的兄长。两人见面时,他总是亲切地称呼刘伯承为“刘老”。“总理,你多睡一会吧。听说你每天早晨四五点钟才休息?”刘伯承歉意地说。周恩来回答说:“不要紧,我习惯了。”趁周恩来吃饭的工夫,刘们承观看了周恩来的住所西花厅。西花厅建于清朝宣统年间,应于中南海西北角,紫光阁以西,西北两边临街。它是摄政王王府西花园内的主要建筑之一。映入刘泊承眼帘的是:这所古老的庭院,北房数间,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都在北面,房间陈旧,设备简单。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张又宽又长的老式办公桌。铺了绿布的桌面上,摆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还井然有序地摆放着白瓷茶杯、笔筒,还有那枕在台历架上的记载每天“工作节目”的台历,以及那装着绿色灯罩的经常彻夜长明的台灯。透过这一切,刘伯承对这位老战友更加尊敬和钦佩了。刘伯承说:“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你这个人组织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满意地说。刘伯承又说:“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周恩来爽朗一笑说,“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一有学问,二又非常严格。严师必出高徒嘛!”随后,周恩来向刘伯承等人提出了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同他们详细研究了学校的组织机构和有关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没过几天,周恩来又约刘伯承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谈话。首先,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军大学的指示,并告诉说,为了办好陆军大学,毛主席已经为学校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不久将到学校帮助工作。鉴于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太上皇自居,专横跋扈,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教训,刘伯承坦诚地说:“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可是,叫专家就超脱了。他当他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我的问嘛!”“对,对,叫专家好”,周恩来爽快地采纳了刘伯承的这个意见。以后,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规定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中国的苏方人员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者和过去未按顾问名义所聘的苏联方面的人员,一律称呼专家。接着,周恩来同刘伯承等磋商研究了陆军大学的正式校名、校址、干部人选等问题。综合刘伯承等的建议和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一)为了便于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军大学的校名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周恩来和刘伯承共同绘制的解放军最高学府的建设蓝图诞生两三天后,周恩来第三次邀请刘伯承等继续商谈军事学院的建校问题。周恩来同他们一道研究了学校的教学方针,酝酿了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课的具体内容,议论并决定了教员的来源问题。在谈到教学方针时,周恩来认为,就是要在人民军队现有的军事素质的基础上,熟悉并能指挥各技术兵种和陆军步兵的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和通信联络,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在磋商军队文化课教学问题时,周恩来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军队学员的文化水准低,但只有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书科学技术。因此,一定要搞好文化、科学知识教学。在研究到教员的来源问题时,刘伯承反映说:现在要选调合适的教员作常困难,但却有一些起义或者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可资利用。他们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都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旧的军事学术也懂得一些,可以当教员。周恩来接过话茬,说:行啊,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陆续从学校每期毕业生中选留一些任教,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他还对大家说: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要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继承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坚持政治工作制度,把人民军队丰富的作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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