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 洛阳(1)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北魏篇”之 1 “洛阳桥”通往辉煌盛唐 北魏重建洛阳城，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既然洛阳的毁灭，标志着大动荡开始，那么洛阳的重生，则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 　　北魏洛阳城成为一座宏大的桥梁，连结各族，连结南北，连结起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朝代——汉唐。 　　宏大阊阖门彰显孝文帝政治抱负 　　自洛阳白马寺东行数里，一条小路拐向金村，沿路北行，阊阖门遗址即赫然在目。第一眼望去，每个人都会被震撼，遗址的体量太大了，走在旁边，人显得很渺小。 　　这个遗址展示的，只是当年阊阖门的夯土基址，如果门阙完好，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辉煌宏大。 　　如今，高大的建筑比比皆是，但都分割成一个个实用的小空间，并没有太大的视觉震撼。这古代宫门却全然不同，是一个门骤然放大，好比一个人暴长到100米，让人没法不震撼。这样的体量，与实用完全无关，纯为追求视觉效果，让人心生景仰、心存敬畏。 与汉魏洛阳城现存大多数遗址一样，阊阖门遗址是北魏王朝的遗存。 　　“阊阖门建得特宏大，不仅是渲染皇权至高无上，更是因为北魏要争正统。”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王阁女士如是说。 　　的确，北魏很多重大决策，都是为了与南方的汉族政权争夺正统地位。其国号魏，即是为表明自己承继曹魏正统；迁都洛阳，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也主要是为了跟南朝争夺文化正统地位，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 北方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 谁能定鼎嵩洛, 谁便会被视为文化正统的所在。 　　北魏首都原本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下令迁都洛阳。在沉寂将近200年后，汉魏洛阳城再度得以重建，魏晋宫殿旧址上，一座座高大巍峨的新宫殿拔地而起。随后几年，大量人口迁入洛阳，千年古城再次青春勃发，繁荣兴盛，四处洋溢青葱的生命活力。 　　至此，古城已两毁两建。两次的情形颇为不同，上次放火毁城的是董卓，再建的是曹操，都是汉人；这次放火的是匈奴人刘曜，重建的则是鲜卑人拓跋宏；上次从毁到建，不过二三十年，而这次，长达182年。仅这个时间跨度，就能让人感觉到，这一次，中原所遭受的灾难，比曹操时代更加深重、更为惨烈。 　　这100多年，正是所谓“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悲惨的岁月。永嘉之乱，趁着西晋衰弱，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游牧民族纷纷跃马中原，互相攻伐绞杀，黄河流域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北中国先后建立了十六七个游牧民族政权，有匈奴的前赵、北凉、夏，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后凉、大成，羌族的后秦，鲜卑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以及汉族的西凉、北燕、冉魏等。这些政权互相攻伐，混战了100多年。经历血腥的战争和残酷的民族压迫，北方汉人锐减至六七百万，为了生存，世家大族大多建立堡垒，拥众自保。 　　在这场大混战中，来自大兴安岭北段的拓跋鲜卑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经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代“奋勇”，先后荡平后燕、北燕以及匈奴郝连氏的夏国，并马踏漠北，击败柔然，终于一统北方，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形成对峙。 　　重生洛阳城成为连结天下的桥梁 　　有人说，这个时候的中国，最有可能永远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北方统治者种族不同，操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服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危险，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鲜卑人拓跋宏迁都洛阳，他下令重建的宫阙，多依魏晋旧地基，刻意恢复魏晋规模形制，甚至不少宫殿的名字，也沿用旧制。于是，洛阳城的重建，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既然洛阳的毁灭，标志着大动荡的开始，那么洛阳城的重生，也应该成为新秩序建立的标志。 　　随后，这位鲜卑人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纵身投入汉文化的怀抱，颁布一系列政令，大力推行文化改革： 　　第一，禁说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30岁以上的官员，允许有一个适应过程，30岁以下的如果还说鲜卑话，立即降职处分。 　　第二，放弃鲜卑服装，改穿汉族服装饰。 　　第三，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邙山，不得归葬平城。 　　第四，放弃鲜卑姓氏，改为汉姓，皇族由拓跋改姓“元”。 　　第五，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第六，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结亲。这就不仅是文化上的融合，而是血脉相融，不仅是政治措施，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不分彼此。 　　拓跋宏在洛阳做的一切，使这座古城变身为一座宏大的“洛阳桥”，在一个大动荡、大断裂的时代，凝聚人心，连结天下，沟通未来。文化融合，血缘融合，使北方众多的民族从此不分彼此。作为一个族群，鲜卑族和匈奴、羯、氐、羌等最后完全消失，但后来隋唐众多人物，都有着多种血统，如隋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是鲜卑人，她与唐高祖李渊的母亲还是亲姐妹，她们的籍贯都是“河南洛阳”；而李渊和李世民的皇后，也都是鲜卑人。鲜卑血脉，从此生生不息，或许就在你我的身上流淌。 　　在洛阳，孝文帝显示了举世无匹的宏大气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生机无限。 　　孝文帝生前和死后，他的汉化措施屡遭抵制，但民族融合的桥梁却再也难以阻断，经由这座桥梁，北方民族最终完成大融合；经由这座桥梁，中国南北最终再度统一；经由这座桥梁，历史最终走向恢弘壮丽的盛唐。 　　身为鲜卑人，拓跋宏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带着疑问，我们追踪拓跋鲜卑的历史，发现这个从大兴安岭北段主峰嘎仙洞起步的部族，似乎天生就承担着重大的使命。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北魏篇”之 2 拓跋鲜卑，从嘎仙洞奔向中原 经过千年风铲雨锄，汉魏洛阳城遗迹已经很少，但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让旧都隐藏于地下的秘密不断显露。 　　孟津县金村之南的皇宫遗址，残存几处建筑基址，当地老百姓分别称之为“午门台”、“金銮殿”、“羊冢”，经考古发掘及探查，午门台即阊阖门遗址，金銮殿即太极殿遗址，那么“羊冢”是什么？按照字面意思，应该是一位姓羊的人的墓冢，但这“羊冢”与太极殿近在咫尺，皇宫大内之中，怎会允许有墓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古人员对“羊冢”进行了探查，发现这是一处方形夯土台，25米见方，高出四周地表2.5米，黄褐色的夯土，纯净而坚实。 　　1964年冬兴修水利工程时，村民将“羊冢”东部挖掉，暴露出圜状砖壁。第二年春天，考古人员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清理，发现方形夯土台基中心，砖砌了一个圆桶形建筑，内径4.9米，外径5.62米，保存最高处3.6米，也就是说，这个“圆桶”大约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夯土台中。 　　这个奇怪的“圆桶”是做什么用的？进一步清理发现，“圆桶”底部平铺长方形青砖，砖面上残存有规律排列的柱洞37个，加上破坏部分，全部当有40个。结合“圆桶”砖壁上残存的壁洞，考古人员复原了“圆桶”内的结构：洞底的40根短柱，支撑起一个距底部0.36米的井字形梁架，梁架上铺有厚实的木地板，木地板应该是用来储存东西的。 　　那么这里储存的是什么呢？40根柱子支撑的梁架仅0.36米高，但主要支柱的埋深却有0.52米到0.88米。如此密集的支柱，如此大的埋深，可以断定上面的负荷是相当大的。 “圆桶”砖铺地面的中间较低，并有一个直径70厘米的砖砌小圆池，地面又铺设有四面向小圆池坡下的泛水（即防水层），古建专家据此推测，这个“圆桶”是用来贮藏不怕潮湿，甚至含有大量水分的东西。别误会，里面藏的肯定不是法国葡萄酒，最大的可能，这是藏冰的冰室。冰水化掉时，流入下面的小圆池，然后通过上面预设的通道提升上去。“圆桶”半入地下，地面以上部分又包裹了厚厚的夯土，这正是隔热冷藏所需要的。 　　根据对遗址堆积中残片的分析，专家们认为，这个藏冰室（古代称“凌阴”）使用时间相当长，应该建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一直沿用。北魏时期，很可能在藏冰建筑之上，又建造了房屋。 　　专家们将这个建筑的位置与文献记载相对照，形成两种判断，一种认为这是《永乐大典》中记载的北魏清暑殿，另一种认为这是陵云台，陵云台原本建有冰井，北魏孝文帝在台上新建凉风观。 　　不管到底哪种判断正确，这个建筑构思之新颖、设计之巧妙，都令人赞叹。而对于入主洛阳的鲜卑人来说，花这么多心思建造避暑设施，十分必要。对于他们来说，洛阳的夏天实在是酷暑难当。孝文帝巡视嵩山时，太子元恂企图逃回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促使元恂冒险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太胖，最怕洛阳的炎热。 鲜卑是白种人？ 鲜卑族消失了，但人们对鲜卑的兴趣千年不减。这个曾强大无比的民族来自何处？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宇文鲜卑是什么关系？这向来是人们关注的话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 古代鲜卑曾被称为“白虏”、“白奴”，在很多人看来，他们是白种人。“黄头鲜卑入洛阳, 胡儿执戟升明堂”,这是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的诗句，咏的是西晋灭亡的史事。“赤髯碧眼老鲜卑”,这是唐代画家韩干作品中的鲜卑人形象。在唐朝人的观念里，鲜卑人“黄头”、“黄须”、“碧眼”，显然具有白人的特征。 鲜卑族果真是白种人？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学者根据考古发现，结合史料分析，鲜卑人属于蒙古人种，与中原汉人在人种上并没有差异。那么唐朝时为何把“金发碧眼”当做鲜卑人的特征？这要从匈奴人说起。 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秦汉之交，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迅速强大起来，他们不但对南边的汉朝构成巨大威胁，更成为大草原的主宰。他们向东打败东胡，向西打败月氏，向北打到今贝加尔湖，征服了那里的丁零人。 这些被打败的民族命运各异。月氏远走中亚，东胡余部分别退保“鲜卑山”、“乌桓山”，从此成为鲜卑族、乌桓族。丁零人则被强制南迁，充当匈奴的“牧奴”，从此大量丁零人与匈奴杂处，生活在阴山南北，因音译不同，他们还被称为“狄历、铁勒、敕勒”，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是他们的原创。 东汉时期，匈奴逐渐衰落，分裂为南匈奴、北匈奴。南匈奴臣服于汉朝，北匈奴内乱不已，乌桓、鲜卑、丁零，与东汉及南匈奴不断攻打北匈奴。公元91年，窦宪派兵大举攻打匈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单于，又追击三千里，迫使北匈奴远走欧洲。随后草原上出现真空状态，鲜卑乘虚而入，占据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十多万户”，皆“自号鲜卑”，鲜卑因此强大起来。这十多万户匈奴，有大量原来与匈奴杂处的丁零人。丁零人，“皆长大, 赤发、析面、绿瞳”，属于白种人，从此鲜卑族混入白种人血统。再后来，鲜卑融入汉族，把白种人血统带入汉族，现在你还能在某些汉族人身上看到一些白种人特征，他们的血统，很可能是由此而来。 到东汉晚期，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成为东汉的巨大威胁。檀石槐死后，鲜卑各部分裂，东汉末年中原战乱时，他们也打得不亦乐乎。曹操统一中原后，北边的乌桓很强大，经常侵扰边境。公元207年，曹操“潜师北伐”乌桓，斩杀单于，降服余众，将数万乌桓内迁，选拔精锐充实曹军，从此成为曹操骑兵的一部分。 乌桓被曹操收服后，鲜卑占据其故地，势力更大。在这数百年的迁徙中，鲜卑与不同部族融合，逐渐形成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等部。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朝廷日渐衰弱，“五胡乱华”接踵而至，在“五胡”中，鲜卑人最为强大，建立的政权也最多，如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等。而拓跋鲜卑更是后来居上，最终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 　　嘎仙洞走来的拓跋 　　“五胡”之中，鲜卑与汉文化接触最晚，与匈奴等相比，文化较为落后，拓跋鲜卑更是鲜卑各部发展最晚的一支。他们没有文字，历史靠口传，因此早期史云山雾罩，存在很多谜团。他们或许是被匈奴击败，退保“大鲜卑山”走得最远的一支，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很晚才走出大山，从狩猎民族变身为游牧民族。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按照《魏书》的说法，拓跋鲜卑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以土德为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种说法很少有人相信，一般认为是拓跋氏进入中原后，为给自己找光环冒认的，他们将自己口传民族史的前端掐去，嫁接到黄帝身上。 按《魏书》记载，有具体 事迹 优秀志愿者事迹材料平安创建事迹材料优秀班集体事迹材料工会先进集体事迹材料优秀教师事迹300字 的拓跋氏祖先，叫拓跋毛，他之后五代，拓跋氏人口逐渐增多，狩猎已不能满足部族发展需要，在拓跋推演率领下，部族离开祖居的“石室”，“南迁大泽”。这次南迁的时间说法众多，据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研究，应是在二世纪中叶，也就是其他鲜卑部族在檀石槐领导下极度强盛时。南迁的地点，是扎赉诺尔(又名呼伦池) 附近。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又过了七代，已经学会游牧的拓跋部落，在拓跋诘汾的率领下再次南迁，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次他们走过“山谷高深”，经历“九难八阻”，最终翻越阴山，来到匈奴故地，与当地遗留的匈奴融合，这些匈奴逐渐鲜卑化，形成“鲜卑父、匈奴母”的混血种族。到拓跋诘汾的儿子拓跋力微时代，拓跋鲜卑已拥有75个异姓部落，属于匈奴族的姓氏有六, 属于丁零族的姓氏有六,属于乌桓及其他鲜卑的姓氏有九,另外还有属于各族的姓氏七个。 从大山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处于蓬勃的上升期，他们剽悍英勇，生机勃勃，并不断吸纳其他民族，逐渐成为草原上强大的势力。 　　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仿照晋朝制度，建立代国，两年后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度十分强盛。公元376年，前秦苻坚崛起，灭掉代国。但七年后，强大的前秦在淝水之战中惨败，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趁机召集旧部，重建代国，并于398年正式定国号“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后，从拓跋珪开始，北魏“奋征伐之气”，东征西讨，逐渐强盛，到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时，先后灭掉诸多政权，于439年统一了北方。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到这个时候，拓跋人已离开祖居“石室”约300年，没人知道祖居地的确切位置。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远道来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者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即拓跋焘）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魏书》记载的这个石室，引起后人莫大兴趣，根据这一线索，近代学者曾尝试推断鲜卑石室的位置，但长期没有结果。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数年努力，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者终于找到了这个鲜卑石室，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洞，名叫嘎仙洞，洞内有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嘎仙洞约2000平方米，宏伟有如大厅，可容纳数千人。那一带气候寒冷，严冬季节气温降到-40℃以下，而洞内不过零下十七八摄氏度，适宜于原始人类过冬居住。考古人员在洞内发现了丰富的早期人类生活遗存，而李敞的石刻祝文古朴苍然，与嵩山北魏石刻大致相仿，学术界因此认定，嘎仙洞即拓跋鲜卑先世的旧墟石室，是拓跋鲜卑的原始发源地，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在回望自己的起点后，拓跋鲜卑转身走向更广阔的空间，这一次，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洛阳。盛世收藏网 www.sssc.cn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北魏篇”之3 汉人太后引领鲜卑改制 走访过不少墓冢，一般而言，古墓冢并无阴森气象，但大多倾颓荒芜，了无生气。不过，有两个墓冢例外，一个是刘秀坟，另一个是孝文帝元宏的长陵。这两个墓冢植被茂盛，生机盎然，令人称奇。 　　刘秀坟周围生长着上千棵古柏，密林间芳草萋萋，连翘飘香，幽趣悠然。与已成景区的刘秀坟相比，元宏长陵则更富野趣，这里僻静无人，路旁杂花缤纷，野鸟飞舞，墓冢更被茂密的植被严严实实地覆盖，我们试图走上去，但被层层植被挡住，别说路径，连个缝隙都找不到。正踌躇间，一个小刺猬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对着我们探头探脑。吃惊之余，我们拿出相机给它留影，那小家伙对镜头瞪着眼睛，毫不畏惧。 　　刘秀、曹操、元宏，先后定策以洛阳为首都，曹操墓不在洛阳，而对葬于洛阳的这两位，这片土地似乎给予了特别的厚爱，令他们身后千余年，墓冢仍青葱茂盛，意趣盎然。 　　元宏的墓冢原本不会在洛阳，他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附近，为自己预建了“寿宫”，迁都洛阳后，为了让鲜卑人安下心来，他下令不得归葬，他那个“寿宫”，自然成了“虚宫”，“号曰‘万年堂’”。 　　对于元宏来说，放弃平城绝非易事，那里宫阙宏伟，城市繁华，是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洛阳虽为旧都，却已荒废了近200年，营建为新都，是个浩大的工程。必然有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他走向洛阳。 　　在融合与敌视间摇摆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拓跋鲜卑已历两次南迁，一步步走近汉文化区域。 　　在大兴安岭北段时，拓跋鲜卑相对封闭，“不交南夏”，与汉文化没有过接触；第一次南迁到呼伦池，仍地处偏远，山水阻隔，与汉文化没有交往；第二次南迁，他们翻越阴山，到达匈奴故地，与汉文化的接触再难以避免了。 　　不断迁徙的拓跋鲜卑，处于旺盛的民族成长期，翻越阴山后，他们与匈奴、丁零等族迅速融合，但面对汉文化，他们的态度显得迟疑了。 　　拓跋鲜卑的第二次南迁，适逢三国时期。三国末年，为了与曹魏和亲互市，拓跋力微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阳，既做“质子”，又乘机“且观风土”。 　　沙漠汗先后在洛阳住了16年，深受汉文化影响，习惯了汉人的服装、礼仪。西晋初年，他回归草原时，竟然因此失宠，被拓跋力微下令杀害。 据《魏书》记载，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年），沙漠汗奉命回国，拓跋鲜卑诸部大人、酋长前往迎候。酒酣之时，有鸟从头顶飞过，沙漠汗对诸部大人说：“我为汝曹取之。”于是“援弹飞丸，应弦而落”。当时鲜卑人没见过弹丸，不懂的人还以为是空弓，所以他们私下议论纷纷：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汉人相近，又学会了如此“奇术”，如果让他继承王位，势必改变旧俗，我们也会因此遭殃。于是相谋危害太子，并派人飞驰回报拓跋力微。拓跋力微问道：“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 　　太子在洛阳时间太长，在家的兄弟们纷纷争宠，而力微这时年事已高，有些糊涂，听了诸部大人的话，“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部大人“乃矫害帝（指沙漠汗）”。 　　类似的事情，100多年后再次发生。公元386年，拓跋珪开创北魏，拓跋鲜卑日渐强大。拓跋珪曾派大将贺狄干为使者，前往长安迎娶后秦公主。后秦因故反悔拒婚，并软禁了贺狄干。在长安期间，贺狄干被汉文化深深吸引，“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 　　贺狄干被软禁后秦，拓跋珪并没忘记他，普封功臣时，“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但贺狄干回到北魏，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类于中国，以为慕而习之”，异常愤怒，“既而杀之”。 　与刚刚走出蒙昧的拓跋鲜卑相比，汉文化深邃如大海，令他们感到莫名恐惧。与其他民族交往，鲜卑人可以毫不介意，因为他们是主体，有足够的信心让别的民族鲜卑化。但面对汉文化，他们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化”了。 　　但与汉文化完全绝缘是不可能的。拓跋珪定都平城，并不断向南开疆拓土，进入农耕文化区域，经济形态从狩猎到游牧，再从游牧到农耕，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从拓跋珪开始，北魏尝试重用一些汉族士人， 　　在继续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务农息民”、“劝课农桑”、“计口授田”，在五原、云中、代郡等地（今内蒙古中西部和山西省部分地区）大兴农业，拓跋鲜卑内部也“离散诸部，分土定居”。 　　这时，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也从部落发展到国家。要建立一个有模有样的国家，他们最好的老师，就是身边的汉文化。拓跋珪迁都大同后，仿中原封建制度营建宫室，制定各类典章制度、礼仪等。 　　对待汉族士人，拓跋珪的态度充满矛盾，他曾重用崔逞、张衮，但又借故将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拓跋珪的继任者，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等，对待汉文化和汉族士人的态度，同样游移不定，充满矛盾。与此匹配的是，他们的国家制度徘徊不前，呈现诸多矛盾。 　　直到公元484年前后，一位汉人太后主导的改制，才使得北魏政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汉人太后主导北魏改制 　　“五胡十六国”时期，大部分国家是匈奴、鲜卑等民族所建立，但也有两个政权是汉族人建立的，其中之一就是北燕。后来被孝文帝尊为“文明太后”的冯氏，就是北燕皇族，她的爷爷冯文通一手创立了北燕。 　　北燕灭亡后，冯氏的父亲归附北魏，曾官至雍州刺史，后因罪被杀，冯氏受到牵连，被收入后宫为奴。 　　北燕灭亡前，冯文通曾将小女儿嫁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成了拓跋焘的左昭仪。冯氏入宫为奴后，冯昭仪对这个侄女极为怜惜，向拓跋焘求情，让侄女与她同住，待她“雅有母德”。冯氏在姑母的悉心照料下，逐渐长大，终日耳濡目染，使她熟悉了深宫礼仪和种种微妙，这样的阅历，令她后来受益匪浅。 　　北魏文成帝登基后，冯氏因过人的聪慧和美丽，被选为贵人，这一年，她只有11岁。虽然年纪小，但言谈举止得体，深得皇帝喜爱，3年后，被立为皇后。 　　13年后，文成帝去世，年仅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24岁的冯氏成了皇太后。此时北魏“主幼国疑”，权臣乙浑密谋政变，冯太后当机立断，定策捕杀乙浑，随即宣布临朝称制，掌控大权，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政治才干，迅速稳定了北魏的政局，赢得了朝野一片喝彩。 　　一年半后，冯太后归政献文帝，但不久就与献文帝产生剧烈的矛盾。拓跋鲜卑没有男女大防之类的贞洁观念，冯太后正值妙龄，耐不住守寡的孤寂冷清，与不少英俊男人传出绯闻。 　　献文帝对此很介意，借故杀了冯太后最中意的情人李弈。太后非常不高兴，寻找借口，逼迫献文帝传位给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即后来著名的孝文帝。献文帝成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刚刚18岁，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冯太后则成了太皇太后，再次出山，临朝听政，将北魏大权一手独揽，“杀戮赏罚，决之俄顷。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冯太后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她“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她还有另一面：“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颇有知人之明，扶植了一批贤能之士，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 　　建立了绝对权威后，冯太后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这次改革被称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有人因此把功劳算在孝文帝头上，但真正的主导者是冯太后。 　　改制的第一项内容，是仿效两汉魏晋，实行“班禄制”，就是给官员发工资。之前，北魏实行“班赏制”，各级官员都没有工资，靠朝廷不定期的赏赐过日子，平日靠贪污、掠夺过活。 　　作为一个游牧部落，这种状态很常见，但作为一个已统一北方的泱泱大国，再这么干就会带来很多问题。随着战事的减少，战争掠夺的机会有限，于是各级官吏公然盘剥、搜刮民脂民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产生严重的危机。文成帝、献文帝都曾下诏禁贪，却收效不大。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冯太后下达“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 　　“班禄制”实行后，冯太后派人巡察各地，处置了一批贪官，北魏吏治，顿时走上正轨。 　　随后，冯太后又颁布“均田令”，由国家将无主荒地按人口分给农民，分“桑田”和“露田”两种形式，“桑田”可以继承，“露田”在年老或死去后，由国家收回。当时北方人口大量迁徙和死亡，土地荒芜，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均田令的实施，既提高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促进了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又使大批农民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增加了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征税对象，增强了实力。 　　研究者认为，均田令的实施，使北魏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经济结构过渡，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隋、唐，实行了约300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也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 　　冯太后主持的改革，改变了北魏社会的基本面貌，为后来孝文帝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北魏篇”之4 孝文帝连哄带骗迁都洛阳？ 引子 　　孝文帝： 　　背叛者or继承者？ 　　孝文帝放弃了太多的东西。他放弃了拓跋氏经营近百年的太原，放弃了代代相传的鲜卑语言、鲜卑服装、鲜卑礼仪、鲜卑制度，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鲜卑姓氏。他是拓跋鲜卑的背叛者吗？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拓跋鲜卑已经历数次南迁。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这几次迁徙的详细过程，已无法得知，但毋庸置疑，每次迁徙，都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据央视《探索与发现·远去的鲜卑》报道，走出大兴安岭的想法，始自拓跋毛，这位部落首领最先意识到，狩猎养不活太多的人口，要想发展，必须走出去。尽管拓跋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但这次他没有说服任何人。拓跋毛一次次劝说，直至为此郁郁而终。 　　过了五代，嘎仙洞的族人才在拓跋推寅的带领下走出大山。 　　他们第一次的迁徙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地，拓跋推寅“谋更南徙，未行而崩”。又过了六七代，拓跋鲜卑才离开呼伦池，翻越阴山。据《魏书》所说，这次迁徙“九难八阻”，历尽艰辛。 　　迁徙，首先意味着放弃，放弃已熟悉的环境，放弃已技艺纯熟的谋生手段。而放弃之后，前方等待的是什么，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令人心生恐惧。 　　拒绝安逸、永远进取的精神，总能在拓跋氏的犹豫和矛盾中占到上风，所以他们一次次迁徙，一次次学会新的生存方式，因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拥有更宏大的舞台。 　　放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学会放弃，才会到大境界，有大获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帝拓跋宏不是拓跋鲜卑的背叛者，而是锐意进取的拓跋精神的最佳传人。 　　很多记载说，拓跋宏迁都洛阳，过程充满戏剧色彩，他是连哄带骗，完成了迁都。但有研究者认为，迁都事件是一场生死较量，并不带有任何戏剧性。 　　南伐演变为迁都 　　自古至今，女人当国的情况很少见，但当国的女人都是超级强人，如吕后，如武则天，再如北魏的冯太后。 　　这些超级女强人有两大特点：第一，干得超级好，在位期间国家快速发展，欣欣向荣；第二，手腕超级硬，完全掌控政局，绝对高高在上。 　　冯太后临朝期间，实施班禄制、均田令、三长制，动荡百年的广大农耕区安定下来，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她临朝后期，孝文帝已长大成人，但冯太后并无归政的意思，直到公元490年她去世，孝文帝才得以亲政。 　　亲政后的孝文帝，仍生活在冯太后的身影中，她巨大的成就，她留下的亲信重臣，都成为新皇帝树立权威的障碍。 　　亲政的第四年，孝文帝谋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南伐，征伐的对象是定都建康（今南京）的南齐。这次南伐走了一半便无疾而终，演变为更重大的事件——迁都洛阳。 　　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从平城（今大同）出发，“步骑百余万”，孝文帝沿路施恩，遇到“眇跛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在一些地方，亲见高寿老人，“问所疾苦”。凡经过的地方，大军“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百岁以上的老人授予“荣誉县令”，七十岁以上者各有赏赐不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 　　这年九月，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大军到达洛阳。孝文帝“周巡故宫基址”，“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第二天，他又来到汉魏城南，“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 　　数天后，孝文帝下令大军起程，他自己“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魏书》的这段记载太简略，迁都这么大的事，群臣拦住马一磕头就定下来了？ 　　很多人结合其他史料解读这一事件：孝文帝的本意，不是南伐，而是迁都。但很多鲜卑贵族反对迁都，于是孝文帝假称南伐，率领大军来到洛阳。大军已走了一个月，人困马乏，更兼当时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北魏大臣厌战情绪十分强烈。此时，孝文帝假意坚决南伐，诱大臣们劝阻，然后就坡下驴，让他们同意迁都。 　　在这样的描述中，北魏迁都洛阳，成了极具戏剧性的事件。 　　但略加思考，就会觉得这事不靠谱。孝文帝贵为皇帝，为何不能堂堂皇皇地定策迁都？这样连哄带骗，是不是有失王者风范？用一个小诡计，让鲜卑人放弃经营了近百年的平城，能让人心服口服吗？原本反对的人，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接受迁都行动吗？ 　　武汉大学何德章教授研究认为，迁都事件其实是经过缜密安排，蕴含着命运攸关的军权争夺，事件本身并无任何戏剧色彩。 　　手握重兵威震守旧老臣 　　孝文帝亲政之初，并无迁都洛阳的任何迹象，相反，他在平城曾进行大规模营建活动，改建太庙，兴建明堂、太极殿，他甚至在冯太后永固陵附近，为自己营建了“寿宫”。 　　平城新建的太庙、明堂、太极殿等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仿照汉魏洛阳城原有同名建筑建造。太极殿本是魏晋皇宫正殿，规模极为宏大，南朝皇宫也仿其建造正殿，并沿袭旧名。孝文帝曾派长于建筑的蒋少游南下洛阳，“量准魏晋基址”，随后再派他出使南齐，观摩建康“宫殿楷式”。可以说，平城兴建的这些新建筑，都在尽力仿照魏晋制度。 　　有研究者指出，孝文帝“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 更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 将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 　　但孝文帝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一改革思路行不通。他要达到的改革目标，与冯太后不同，均田令、三长制、俸禄制等，不伤鲜卑贵族筋骨，而孝文帝要实行的政权体制和政治制度改革，必然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他改定历代先帝庙号，借此剥夺一批鲜卑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彻底摆脱部落遗俗；他重用南朝投奔来的王肃，制定九品官制，严禁只擅长马背上驰骋的武人出任文官，致使一大批鲜卑武人“下岗”。 　　平城对抗改革的敌意渐浓，“初，高祖（即孝文帝）将议革变旧风, 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柞等密与规漠, 共论时政, 而国戚谓遂疏已, 怏怏有不平之色。‘至尊但欲广知前事, 直当问其古式耳, 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 。 　　在这样的氛围中，进一步的改革势必难以推行。孝文帝意识到这一点，平城的建设停顿下来，更大的行动开始酝酿，那就是迁都。 　　迁都的确是在“南伐”的名义下策划实施的。孝文帝知道“旧人怀土，多所不愿”，为了避免阻力，打出了南征的旗号。不过，这个事情绝非简单，这实际上是一揽子的缜密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孝文帝要确保迁都成功。 　　《魏书·高祖纪》说，南伐的人马“步骑百余万”，而在《魏书》其他人的传中，又说南伐的军队是三十多万。当时平城中央禁军不过一二十万，从平城出发的，不可能有百余万。但《高祖纪》的记载也不是空穴来风，孝文帝从平城带出来三十多万人，包括中央禁军和北方六镇中的精兵“突骑”，其余七十多万，则是从各地征集来的地方部队。这样，孝文帝南伐大军总数达到百余万，几乎是北魏帝国军队的全部精华。 　　在南伐名义下，孝文帝不动声色地征集了大军，又不动声色地安排各路将领，统领主要部队的将领，悄悄地换成了三种人：皇室子弟、亲信大臣、汉族才俊。另外，他又安排亲弟弟元羽为太尉，负责指挥平城留守部队。在南伐的名义下，他将帝国的军队全部抓在了自己手中。 　　这次南伐还有一个蹊跷之处。一般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进攻，都选择秋后马肥之时，他们不怕冷，怕热，怕下雨。而孝文帝选择八月驱军南下，结果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致使人困马乏。于是，孝文帝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有人着急上火，磕头请他不要南伐了，宁愿迁都洛阳。看着跪在面前的人群，孝文帝一定脸上绷着，心中偷笑。 　　有了如此缜密的安排，孝文帝底气十足。他派人回平城，向留在那里的鲜卑贵族宣布此事，“众闻迁诏, 莫不惊骇”。孝文帝派去的元澄“援引古今, 徐以晓之”,遥望孝文帝的百万大军，那些旧贵族“众乃开伏”，无奈地低下了头。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北魏篇”之5 正统之争只为一统华夏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伴随着这传唱千年的诗句，花木兰的名字尽人皆知。但木兰是什么时代的人，却有多种说法，一直争论不休。 　　近些年，花木兰的故事成为热得烫手的题材，豫剧、电影、电视，甚至好莱坞，先后做“同题作文”。豫剧的花木兰是北魏人；电视剧则把她安排在了隋朝，隋文帝、隋炀帝都成了她的配角；好莱坞的动画片模糊了时代，反正是“很久很久”前的中国；陈坤、赵薇主演的电影，则又让木兰回到了北魏，并且木兰的领导文泰是北魏王子，真名竟然叫拓跋宏，那不就是孝文帝吗？ 　　花木兰是传说人物，要弄清楚有关她的疑问，是不可能的，但一般认为《木兰辞》是北朝民歌，从其内容分析，花木兰是北魏人的可能性最大。“可汗”、“军户”，这些都有显著的北魏特征。“可汗”之称，始自拓跋鲜卑；“军户”是北魏制度。从诗中看，虽为军户，花木兰家已定居黄河以南，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如果果真可以确定花木兰生活在北魏，那这些诗句透露了重要的时代信息：北魏包括军户在内的大量人口已离开草原，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是北魏社会转型的一个实例。 　　随着黄河流域的统一，农耕区已成为北魏统治的重心区域。而均田令等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农耕区逐渐恢复元气，农业经济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 　　这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大背景。北魏社会转型、经济重心转移，是孝文帝迁都的重要依据。 　　对于迁都洛阳，孝文帝抱有很高的期望，以致他对很多鲜卑贵族的反对置之不顾。 　　迁都前夕，孝文帝曾与拓跋澄密语：“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徒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孝文帝迁都洛阳，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移风易俗，实行汉化；二是一举拥有洛阳千年积淀的地望。两者其实都是为了树立北魏的正统形象，赢得最广泛的支持，进而廓清海内，一统华夏。 　　北魏的正统化努力，始自太祖拓跋  ，但一直在矛盾和摇摆中进行，追求正统，却拒绝汉化。在重重矛盾中，孝文帝毅然前行，将正统化向彻底汉化推进。 从正统化到汉化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南朝和北朝都自称“中华”。仔细考究起来，双方的底气似乎都不太足。 　　西晋灭亡后，中原沦陷，司马氏在江南建立东晋，刘裕曾北伐收复中原，但经过数次争夺，中原地带被北魏牢牢控制。按地域说，南朝不能称中华，但按文化说，南朝却理由充分；北魏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 　　其实，正统之争由来已久，自立国伊始，对于北魏政权来说，争夺正统就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 　　在北魏的建立者拓跋珪时，就把口传民族史的前端掐去，嫁接到黄帝身上，拓跋鲜卑成了黄帝子孙，这是北魏争取正统地位的开始。这其实是北朝十六国普遍的做法。匈奴人刘渊自认是汉朝公主之后，称帝后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氐族苻坚自称有扈氏苗裔，姚氏羌族自认有虞氏之苗裔，鲜卑宇文氏自认炎帝神农氏之后，匈奴赫连勃勃则自认大禹之后，所以国号为夏。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如马克思所说，在强势的中原文化面前，每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屈服于华夏意识形态，试图以自认三皇五帝血统的方式，寻求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合理性、正当性。 　　北魏早就有统一全国的雄心，所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立国之初，北魏本来叫代国，改国号为“魏”，其实是一次政治宣言：拓跋氏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司马氏的东晋则是僭魏的非法政权。 　　从北魏创立者拓跋珪开始，历代北魏皇帝都以太牢之礼，祭祀黄帝、尧、舜及孔子，祭祀活动十分隆重，显然被视为重要的政治活动。拓跋焘时代，更是在平城东建太学、祀孔子, 以颜渊配祭。 　　在正统化驱动下，北魏接受了不少汉文化内涵，改变了部分旧俗。但在他们心目中，正统化绝对不等同于汉化。如前文所述，鲜卑人贺狄干出使后秦，被扣押在长安数年，其间为汉文化吸引，习读书史，“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后来回到平城，拓跋珪见他“言语服装，有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竟然“怒而诛之”。 　　贺狄干的死，说明了北魏的文化态度，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化，是以拓跋鲜卑为中心展开，绝不以放弃本族文化为代价。 　　为了正统化，北魏重用过不少汉族士人，但正如江西师大教授陈金凤所指出的，他们和汉族士人对正统化的理解截然不同，在汉族士人看来，正统化就是鲜卑族的汉化, 两者不可分割；拓跋鲜卑贵族对正统化相当积极,为了正统化可以局部接受汉文化，但无意放弃自己的文化的根本，对汉化持漠然态度, 甚至激烈反对。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状态，如《南齐书·魏虏传》所说：“佛狸（拓跋焘小名）已来, 稍僭华典, 胡风、国俗杂相揉乱。” 　　到孝文帝时代，北魏在中原的统治已经确立，但正统性却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很多人仍把南朝政权看做中国正统所在。北魏要扭转这一局面，在南北对峙中获得文化心理的优势，必须在正统化上迈出一大步。 　　对于孝文帝来说，唯有做出超越前辈的选择，北魏才能真正纳入华夏正统，而为了完成文化正统建设，确立正统形象，必须全面、彻底地汉化。 　　“小步快走”完成改制 　　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确定迁都国策，令司空穆亮、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开始重建洛阳。公元495年九月，新洛阳初具规模，“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迁都宣告完成。在这期间，孝文帝多次下诏移风易俗，每次一项专题内容，小步快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太和改制”。 　　改制先从服装下手，公元494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 　　第二年五月，做语言改制动员，孝文帝问众臣：“今欲断诸北语, 一从正音（即汉语）。其年三十以上, 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 见在朝廷之人, 语言不听仍旧; 若有故为, 当家降黜, 各宜深戒! 王公卿士以为然不？”众臣对曰：“实如圣旨。” 　　这年六月，“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 违者免所居官”。同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八月, 在洛阳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 　　九月，金墉宫成，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公元496年正月，下诏改鲜卑姓，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为德，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同时下令“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 姓或重复, 皆改之”。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等等。 　　这场改制，依托至高无上的皇权，相对顺利。禁穿胡服时，“国人多不悦”。几个月后，孝文帝南征归来，看到洛阳街头“妇女犹夹领小袖”，就责问留守官员“何为不尊前诏”？众官“皆谢罪”。此后，《魏书·高祖纪》关于改制过程的陈述，再无不顺当之处。 　　改制最深刻的内容，是放弃鲜卑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特征，改革难度可想而知。此前，北魏军队使用鲜卑语，官场混用汉语、鲜卑语，以鲜卑语为主，需要大量“翻译官”。除民族隔阂不可避免外，行政运行也十分不便。鲜卑有语言没文字，鲜卑官员须学习汉文，随着儒家思想被接受，儒家典籍成为鲜卑下一代学习的重要内容，语言与文字的矛盾日渐突出。因此，孝文帝痛下决心，严禁在官场使用鲜卑语。 　　孝文帝改制，促使洛阳的拓跋鲜卑彻底汉化，北魏的正统形象的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改制更打开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大门，在双向交流和融汇中，洛阳文化焕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有研究者认为，拓跋鲜卑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并行，使洛阳地区再次成为东亚文化的中心，融合产生的新汉文化远远超过南朝的旧汉文化。 　　北魏末年，发生严重内乱，南朝梁名将陈庆之曾借机率军进入洛阳，他与洛阳汉族士人就正统问题爆发激烈争论，陈庆之对北魏很蔑视：“魏朝甚盛, 犹曰五胡, 正朔相承, 当在江左, 泰皇玉玺, 仅在梁朝。” 　　中原士族杨元慎则严正反驳：“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 　　这表明，北方汉族士人，已不再把所谓“正朔相承”，或“秦皇玉玺”看成正统所在的根据，而将定鼎嵩洛，移风易俗，兴复儒教的北魏视为正统。 　　见识北魏洛阳风采后，陈庆之对北人钦重异常,有人感到奇怪问他，陈庆之说：“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 始知衣冠士族, 并在中原, 礼仪富盛, 人物殷阜。奈何轻之？”    孝文帝开启了一条康庄大道。虽然北魏最终没能完成统一大业，但孝文帝所推动的民族大融合，最终促成了隋唐统一，他所播下的因，在盛唐开花结果，粲然怒放。 　　但文化的变革，难以一蹴而就。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在缺乏举族共识的情况下进行，因而蕴含着极大的隐患。如果不能在发展中弥合思想分歧，原本有着极强凝聚力的拓跋鲜卑，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请君只看洛阳城’系列·北魏篇”之6 铁腕平叛力保改革前行 引子 1946年，洛阳北边邙山上的一座墓冢被盗掘，盗墓贼挖出的《文昭皇太后山陵志》后来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据墓志所述，这位“文昭皇太后”是孝文帝的“文昭贵人”高氏，“葬于高祖长陵之右”。在盗墓冢左前方，另有一座大墓冢，当地人合称为“大小冢”，那座大冢难道就是孝文帝的长陵？ 考诸《魏书》，文昭皇太后本来葬于孝文帝长陵西南方向，她的儿子宣武帝元恪即位后，将她的灵柩迁葬于长陵西北约60步，以陪伴孝文帝。而这两座墓冢，小冢确实位于大冢西北约60步，那通墓志与史书记载吻合，因此断定大冢即为孝文帝长陵。 据汉魏故城文管所周海涛先生介绍，在长陵东西南北，有一个北魏皇族陵墓区，史书上称为“金陵”或“西陵（位于汉魏故城西北方向）”，孝文帝迁都后，规定鲜卑贵族不能归葬，必须葬在洛阳，这里就成为迁洛拓跋鲜卑部族的葬区。长陵东南方 水东岸高地上，是孝文帝以前七世魏帝子孙的墓葬区，始祖拓跋 的子孙墓居中，其余各世按单双数分列两侧，每一世内部按一定秩序排列。在七世子孙墓的外围，是“九姓帝族”和“勋旧八姓”（即最早的大氏族和氏族联盟的后代）墓地。 这些大大小小的帝王和王公贵族陵墓，依存相望，显然是拓跋鲜卑最核心的族系，他们生前共荣，死后相伴。这个不断迁徙的民族，显然具有高度的凝聚力。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曾使这种凝聚力面临巨大考验。孝文帝不惜铁腕平定叛乱，力保汉化改革前行。 太学薪火北朝相传 如果因为孝文帝是鲜卑人，就小看他的汉文化素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孝文帝的汉文化素养，现在的博士也不一定能达到。 孝文帝天性聪慧，“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不但学识渊博，“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并且富有写作才华，“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他20岁之后，所下诏令都不是“秘书”拟写，“皆帝之文也”。 实际上，“雅好读书”的不只是孝文帝，先后进入中原的“五胡”，其上层大多以精通汉文化自诩。如匈奴人刘渊，少年时酷爱读书，遍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常对别人说：“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他的儿子刘和、刘聪，孙子刘粲，也都“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 此外，前秦氐族苻坚“博学多才艺”，后秦羌族姚兴“常与人讲论经籍”，卢水胡沮渠蒙逊也“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这些民族，都先于拓跋鲜卑进入中原。东汉到魏晋，一直实行民族迁徙政策，为了消除边患或进行羁縻，将归附、击败的游牧民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杂居。这些民族不少上层人物，或以质子身份长期在洛阳居住，或游学于太学，以此获得深厚的汉文化素养。 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央政权衰弱，“五胡”乘机潮水般进入中原，先后建立政权。为树立正统形象，都重视儒学，援引汉族名儒，设立太学，教育贵族子弟。在激烈而残酷的民族冲突中，汉文化教育一脉相传，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几乎在同一时期，罗马帝国也遭蛮族入侵，但罗马文化没能得到蛮族人重视，遂致长期衰落，让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经历“五胡乱华”的漫长混战，最终再度走向统一，走向辉煌的隋唐帝国，与汉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是不能分开的。 拓跋鲜卑较晚进入中原，他们所接触的各族，都深受汉文化影响，为了统一北方，他们不能不推行正统化运动，否则不仅汉族，就是其他少数民族也不会认同其政权的合法性。北魏正统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尊崇儒学。立国不久，拓跋珪就设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学生人数达到千人。到太武帝时，更曾下诏：“今制，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太和九年（485年），执政的冯太后又下令建皇宗学馆，专门教育皇子王孙。 在此背景下，孝文帝汉文化素养深厚，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的兄弟元勰更是十步成诗：“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境界开阔，意趣苍凉，堪称佳句。 孝文帝本人的文化素养和倾向性，是他实行彻底汉化的一个原因，但汉化并非个人意志，而是一定阶段北魏政治利益的体现。尽管如此，彻底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服饰、姓氏，短时期内都难以被全民族接受。孝文帝改制不久，就发生了两次叛乱。为了推行改革，他甚至不得不下令处死了他的长子——太子恂。 两度平叛 内心伤痕累累 因小冢内《文昭皇太后山陵志》被盗掘，孝文帝长陵才得以确认，但小冢原本不该距离大冢这么近，高氏也不是皇后，死时仅被追认为“文昭贵人”，她与孝文帝的儿子元恪即位后，才被迁葬于此，并被追尊为皇太后。元恪排行老二，本来也没有接班的权利，按照既定的法统，他的哥哥、孝文帝与林皇后的儿子元恂，早已被立为太子。但一场叛乱改变了这一切，元恂被杀，元恪成了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宣武帝。 说起来，这是孝文帝的伤心事。 迁都洛阳那年，元恂被立为太子，后来孝文帝离开洛阳时，都让他留守，“主持庙祀”。 元恂的名字，带有浓郁的汉文化色彩，“恂”是严肃恭谨的意思，他本来字元道，孝文帝又为他改为“宣道”，显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成为汉化政策的继承者。但元恂却对读书提不起劲儿，“不好书学”，喜欢骑马射箭。 元恂体貌肥大，最受不了洛阳夏天的暑热，“意每追乐北方”。496年夏天，孝文帝离开洛阳，巡幸嵩山，15岁的元恂留守金墉城，一天晚上，他跟左右亲随商量，“欲召牧马轻骑奔代”。中庶子高道悦平时就常劝诫他，这时又站出来劝阻，元恂深恨此人，“手刃道悦于禁中”。 闹出这么大动静，惊动了皇宫安保人员，领军元俨下令关闭宫门，严防太子出入，天色刚刚放亮，就派人快马向孝文帝报告此事。孝文帝得闻消息，又震惊又为太子惋惜，返回洛阳后，与咸阳王元禧轮流“杖恂”，痛打百余下，打得元恂一个多月起不来床。 随后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废掉元恂。当时他最信任的大臣穆亮、李冲等都是太子老师，两人“免冠稽首”，为太子求情。但孝文帝心意已决：你们求情，是为私情，我所考虑的，是为国。“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天下未有无父国，何其包藏，心与身俱。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于是废太子为庶人，幽禁于河阳（今孟州），派兵看守，“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 孝文帝虽然废了元恂太子之位，但此时并无杀子之心，而不久发生的另一次叛乱，让他最终忍痛除掉了元恂。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及随后推行的汉化改革，很多鲜卑贵族心怀不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冯太后执政时代的重臣穆泰和陆叡。 孝文帝曾十分感谢穆泰，对他十分尊重。孝文帝幼年很聪慧，冯太后毒杀了他父亲献文帝，担心他长大对自己不利，曾将他关起来，大冬天只让穿单衣，数天不给东西吃，将废掉他太子之位。穆泰、李冲等人极力劝谏，才让冯太后改了主意。但君臣在迁都和汉化问题上分歧巨大，穆泰一直心怀不满，496年十月，元恂被废不久，穆泰在恒州（即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后更名恒州）与陆叡图谋反叛。他们联络了元隆、元业、元超等人，策划推举阳平王元颐为帝。但元颐根本无反叛之心，他假装答应，稳住穆泰等人，然后立即密报孝文帝。 孝文帝派遣任城王元澄前去讨伐，元澄先遣侍御史李焕单车进入恒州，出其不意，让穆泰等惊骇不已。李焕晓谕参与叛乱的人，“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穆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冀以一捷”，却被李焕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