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

第 10卷第 1期 2010年 10月 经 济 学 (季 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10, No� 1 October, 2010 新结构经济学 � � � 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林毅夫* 摘 � 要 �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 结构不 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刚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 支时, 结构主义的观点占主流, 认为经济结构外生决定, 强调市场 失灵及政府在改变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结构主 义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失败, 到了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发展经济学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 强调政府失灵, 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 并且忽视了对结构及其变迁 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研究。本文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认为经济结构内 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 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来研究经济 结构及其变迁, 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 以弥补当前 发展经济学的不足。 * 世界银行。笔者在 2009年 6月 2日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 经济学家研讨会上阐述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其缩减版本曾发表于 2009年 10月 19日至 20日墨西哥银 行举办的� 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初稿则分别于 2009年 8月 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 2009年 10月 15日在伦敦英国国际发展部, 2009年 11月 5日在开罗大学, 2009年 11月 16日 在日本 JETRO 研究院, 2009年 12月 8 日在巴黎 OECD总部, 2009年 12 月 20日在韩国发展研究院, 2010年 1月 19日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院( U NU�WIDER) , 2010 年 1月 21日在斯德哥尔摩 转型经济研究院等处进行了公开报告和研讨。Celest in Monga 为本文的准备提供了许多帮助;本文也同 样获益于 Gary Becker, Otaviano Canuto, H a�Joon Chang, Lu iz Pereira Da Silva, Augusto de la Torre, C hrist ian Delvoie, Asli Demirg���Kunt , Shantayanan Devarajan, H inh T. Din h, S hahrokh Fardoust , Ariel Fiszbein, Robert Fogel, Alan Gelb, Indermit S. Gill , Ann H arrison, J ames H eckman, Aart K raay, Augu ste Tano Kouam e, Norman V. Loayz a, Fran k J. Lysy, Sh iva S. Makk i, W illiam F. Ma� l on ey, Mustapha Kamel Nabl i, Vikram Nehru, H oward Pack, Nadia Pif farett i, Claudia Paz Sepu lveda, M art in Ravallion, Mohammad Zia M . Qureshi, Sergio S chmukler, Luis Ser ven 和 Harald Uhlig 等学者 的评论。最后感谢易声宇和邢亦青同学将此文翻译成中文。 一、引 � � 言 2008年秋季源于美国金融业部门的国际金融危机, 无论就其影响的深度 还是广度而言, 都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这 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幸免于难。2009年, 世界经济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第 一次全面萎缩, 世界 GDP下降了 2. 2% , 同期世界贸易总额更是以 14. 4%的 惊人速度下降, 是 80 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最大挫折 ( World Bank,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2����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10 卷 2010)。在危机发生前, 世行曾估算, 2005年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即每 天生活费用不足 1. 25美元) 的人口为 14亿; 据预期, 这场危机将使得 6 400 万人在 2010年年底前失去了脱贫的机会, 他们中大多数生活在低收入国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可能远比危机本身更加持久。1 1 针对历次危机的实证研究表明,营养不足的幼儿在发育上可能永远无法赶上在经济较好时期出生的同 龄人。在印度尼西亚, 1997年后贫困人群的入学率下降了许多,其农村地区 7 � 12 岁孩童的失学率在接 下来的几年内成倍增加,升至 12%。危机也会响健康水平: 在危机中婴儿死亡率的增幅超过 3个百 分点。 2 根据� Grow th Report� ( World Bank, 2008)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有 13个经济体取得了持续 25 年以 上每年平均 7个百分点或更高的增长率的绩效,成为新兴的中等甚至高收入经济。 然而几十年后, 当经济史学家回首过去百年历史, 他们或许会对不同国 家之间迥异的经济发展绩效之谜更感兴趣, 对于 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来说则 尤其如此: 一方面, 他们会为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印度、巴西、毛里求斯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在短短一二代人的时间里 通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数以亿计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农业 人口迅速脱贫, 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 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个世纪 的努力才实现的成果, 而感到异常惊讶; 另一方面, 他们也会为绝大多数其 他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扭转命运, 占世界总人口 1/ 6 以上的十多亿人还摆脱 不了贫穷落后的陷阱 (这一部分人口被 Co llier ( 2007) 称为 �最底层的十 亿�) 而感到揪心和费解; 他们还会注意到, 即使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不懈 的努力, 各种发展机构也施以多方援手, 但直到 2008 � 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 机发生之前, 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难觅缩小的踪迹, 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 因杰出的发展绩效成为例外。2 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理论进展, 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对于要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 能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 提高收入水平, 改善收入分配, 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框架, 它迄今仍显苍白无力。此次全球 经济危机提供了反思现有理论, 开辟新研究领域的绝佳机会, 这种努力不仅 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应付当前危机的挑战, 预防类似危机在将 来出现, 而且对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快速的、可持续的、普惠的经 济增长至关重要。 本文致力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文章回顾了自二战结束以 后, 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 理论和政策思潮的演 变历程。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洞见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使发 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 消除贫困, 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 架。这个框架可称为 �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 或 �新 结构经济学�。它强调,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 用, 同时, 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第 1 期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3���� 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由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 内生决定, 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 是由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 性因素所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 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 (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 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 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 并随发展 水平不同而不同, 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 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 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 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 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置 (包括 � 硬性� 和 �软 性�) 3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4 3 �硬性�基础设置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系统等; � 软性�基础设置包括金融体系、管制、教育体系、司法体 系、社会网络、价值体系及经济体中其他无形的结构。 4 最优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基础设置充足、完善与否,作为其他条件之一,影响着 实际生产是否真正在边界上进行。 第二, 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仅有 �穷与富� 或 �发展中与发达� 这两种离散 情况, 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 此, 传统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在这条谱中, 给定产业结构的内生性, 处于任 何一个发展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的目标, 并不必然是 比自己所处水平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 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 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 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 础设置的相应改进。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 在这个 过程中, 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 任何一个企业 对这些公共知识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它们的消费, 而且没有一家企 业能够对这些公共知识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 并且, 个体企业在做投资决 策时无法完全内化对基础设置的改进, 而基础设置的改进却对其他企业产生 大量的外部性。因此, 在市场机制以外, 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 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 以促进产业的多 样化和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 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和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作用, 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私人部 门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数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如何设计并执行一套成功 的经济发展方法, 以使得产业变迁的多样化和升级过程更为平滑? 政府干预 过度或不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扭曲, 如何才能达到无扭曲的最好境地? 政策 制定者怎样才能保证经济转型过程的平顺?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4����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10 卷 本文以下部分组织如下: 第二部分回顾发展经济学的演变, 并对其主流 思潮给出批判性评论; 第三部分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性框架, 包括市场的基本作用、因势利导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 以及干预和扭曲的 退出战略等; 第四部分仔细比较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 并基于新结构经济 学的初步启示, 讨论重要的政策议题; 第五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结束语。 5 此处的前四段话是基于 Lin ( 2009a)的修改而得。 二、对发展经济学思潮和经验的简要回顾5 以持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显著标志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持续增长, 是 一个现代以来才发生的过程。从亚当�斯密时代直到 20世纪初, 绝大多数经 济学家都相信,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实现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佳途径。 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 资源配置的所有决策都由经济个体在相互作用的市场 中做出, 且不受政府的任何干预; 价格体系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 而且还决定为谁生产。家户和企业为了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就像为 一只看不见的手� 所引领那样, 实际从事着为他人和社会总体谋福祉的工作。 尽管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 但自由放任市场的思想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分析框架。虽然它对经济发 展过程有许多真知灼见, 但是, 这个框架忽视了连续而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 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使现代经济增长区别于前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特征 ( Kuznets, 1966)。 政策制定者总是为经济发展这个过程而着迷, 试图弄清楚究竟怎样的机 制才能最好地组织起一国的资源和制度, 以获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有序 而合意的社会进步, 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然而, 所谓的 �发展经济 学� 却是自 Rosenstein�Rodan ( 1943) 将 �发展� 这个议题引入经济学前沿 的讨论后, 才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 ( Bell, 1987)。在那篇文章里, 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本上取决于个体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市场容量之间的相互作 用。具体而言, 只有当市场规模足够大, 以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生产率优势 能够弥补更高的工资时, 现代生产方式才会比传统方法更有效率。然而市场 规模本身却取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采用程度。因此, 如果一开始现代生产方 式能够以尽可能大的规模被采用, 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通过自我加强而呈 现良性循环的持续增长结果; 反之, 经济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停滞。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想法出现 ( Chang, 1949; Lew is, 1954; M yrdal, 1957; H irschman, 1958) , 这些被统称为经济发展的结 构主义方法。试图向贫困宣战的这套方法最突出的时代背景莫过于大萧条和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第 1 期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5���� 前苏联成功工业化这两个历史事件, 以及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的凯恩斯 经济学这股当时的主流思潮; 而其出发点则在于, 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 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 � � � 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 刚性和协调失灵, 现代重工业无法自动发展起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强调市场失灵就成为 �发展经济学� 的核心。6 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 加之对前苏联的经济成功深信不疑, 发展经济学早 期的主流理论认为, 由于市场包含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 政府必须在加速经 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帮助作用。当时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支持政府通 过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直接配置资源进行投资、为 �抢占战略制高点� 而 在大机器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 ( H irschman, 1958; Nurkse, 1953; Rosenstein�Rodan, 1943)。 6 这个新的发展经济学领域被认为是涉及了� 欠发达�的内涵, 因为� 传统经济学�在此方面不大适用 ( H irs chman, 1982)。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实和前提假设是早期贸易理论、发展 理论及政策建议的基础( Krueger, 1997) ,包括: ( 1) 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结构常极其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 ( 2) 若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它们的比较优势将永远处于初级产品生产; ( 3) 初级产品全球需 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 ( 4) 资本积累是增长的关键要素,但在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只能通过 资本品的进口发生。基于这些典型事实和前提,经济学家很自然地相信,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而 替代进口加工产品的国内生产又是工业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Ch enery, 1958)。 20世纪 30年代大萧条中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直接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 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 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经济 窘境、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和 Prebish ( 1950) 及 Singer ( 1950) 的强烈影响, 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 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 因此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 途径, 就是通过所谓的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 此外, 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 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 立成为新兴主权国家, 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随之蔓延。与发达国家相比, 这 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很低, 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却 较高, 民众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十分落后, 产业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 品为主, 国内所消费的绝大部分制成品都依赖进口。在这种状况下, 这些发 展中国家政府的中心任务, 就是试图独立地发展其国内经济, 以实现经济起 飞, 从而摆脱贫困。 虽然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达成了广泛共 识, 但对于究竟执行何种具体政策才能最终跳出贫困陷阱、实现发展的良性 循环, 却仍各执己见。Rosenstein�Rodan 倾向于将大推进 (相互衔接良好的 大型政府投资规划) 作为解决之道。Nur kse也看到了狭小的国内市场对经济 发展的阻碍作用, 由此提出, 只有同时进行一系列新投资, 才能创造出所需 要的足够需求; 在他的 �平衡增长� 理论中, 资本稀缺被认为是制约发展的 主要限制条件, 而发展在他那里则主要指市场扩大、生产增加。包括 Hir�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6����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10 卷 schman在内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 关键限制条件并非资本的稀缺, 而 是企业家才能的稀缺, 而这种稀缺正是发展中国家制度条件的反映; 他们由 此认为, 应该采取一种 �非平衡式的增长�, 即投资不应平均用力, 而应集中 于经过仔细挑选、具有较强产业前后关联度的关键产业部门。总之, 许多发 展中国家政府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 而一些多边组织, 例如世行, 也在 为发展中国家所制订的经济发展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中融入了这些结构主义的思想。 然而, 在结构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却适得其反。这些发展 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 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 施都宣告失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 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7 一些重要的理论支持� 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的战略。著名印度统计学家 Pars anta Chandra Mahalano� bis在 1953年建立的经济发展模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成为了印度第二个五年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理论基础( Bhagw a� t i and Chakravarty, 1969) ;又如 Amartya Sen在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后来在 1960 年成书发表) 也提出 同样的理论。 8 关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 )的政府介入和扭曲,也存在一些其他的假说。Olson ( 1982) , Acem oglu et a l . ( 2001, 2002, 2005) , Gros sman and H elpm an ( 1996, 2001)以及Engerman and Sok oloff ( 1997) 的模型认为,政府介入和制度扭曲源自有权势的特殊利益精英阶层对政府的控制。逻辑上看,他 们的理论可以对一部分观察到的介入和扭曲给予解释,包括进口配额、税收补贴、进入管制等。但是,对 于另一些重要的介入和扭曲却无能为力:譬如,在发展中国家无处不在的国有企业是与权贵精英的利益 相悖的,以及为何保护工业部门的绝大多数政策扭曲都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引进,而在那个时代权贵精 英大都是地主阶级。然而,即使是源于好的动因,一旦政府引入了扭曲,一群特权阶级就会被创造出来。 特殊利益集团的假说或许更适于解释何以扭曲难以消除。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求持续经济增长而不得, 一个 主要原因就在于, 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 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 先发展, 完全违背了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7为了贯彻这种重 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只好对重工业部门中所建立起 来的诸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予以大量保护补贴, 但受财政资源和税收能力 所限而无法持续, 于是只好借助诸如赋予企业的行业垄断权力、压低利率和 原材料价格、高估本国货币等行政手段来降低这些企业的投资和运营成本, 因而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的普遍短缺; 为了在短缺状况下保证资源 会流向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 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来实现行 政直接控制和配置资源, 而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则普遍采用信贷控 制、投资和行业准入等措施 ( L in, 2009a; L in and Li, 2009)。8 保护这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竞争, 也给这些发展中国 家带来了许多其他成本: ( 1) 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世界市场的 价格,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 使得经济过少地消费了这些产品; ( 2) 过多的小 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 进一步降低了效率; ( 3) 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 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 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联系广泛;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cuijun 高亮 第 1 期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7���� ( 4) 管制带来寻租腐败, 进一步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 ( Kruger, 1974)。9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 自 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 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 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20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 无不对曾经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 出了新的挑战, 而为理性预期革命的发生铺平了道路。理性预期理论则进一 步驳斥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论断。 9 参照Kru gman ( 1993)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性阐释。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一些国家趁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大举借债, 其 借债总额甚至远远超过了其还款能力。当国际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一点后, 拉 美债务危机终于在 1982年爆发了。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经济体为占世界相 当比例的债务而不堪重负, 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外生冲击更使得它们雪上加霜 ( Car doso and Helwege, 1995)。于是, 多边借款机构及其以美国为主的主要 债权人纷纷借此机会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全面改革, 循着理 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教导, 转而实行自由市场政策, 这套改革方案后来又被 称为 �华盛顿共识� ( Williamson, 1990)。 最后, 在 80年代末期, 被 Francis Fukuyama称为 �历史的终结� 的前社 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 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与强调政府干预的结构主 义经济学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对阵中完全胜利。当时, 绝大多数主流经济 学家认为, 政府干预经济注定失败, 因为干预不仅使资源配置、供给和价格 不可避免地被扭曲, 而且还使经济主体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他们声称, 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崩溃、拉美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 频发, 无不说明, 政府永远不应试图领导并推动工业化进程。这些看法不仅 进一步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胜利, 而且也成为华盛顿共识中有关发展议 题的中心思想。 虽然华盛顿共识最初仅被视为 �对大多数在华盛顿的人关于拉美 (并非 所有国家) 在 1989年 (并非任何时候) 该如何作为的各种主张的总结�, 但 它迅速被认为是 �驻扎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组织强加给无助国家, 并致使这 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 ( Williamson, 2002)。这套政 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并执行一套严厉的、旨在稳定经济的 方案。然而其绩效就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来说即使不是不尽如人意, 也是可 争议的 ( Easterly , Loay za and M ont iel, 1996; Easter ly, 2001)。 到 20世纪 80年代末, 随着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逐渐褪色和自由市场经济 学的盛行, 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同时目睹了以跨国回归实证研究方法寻找经 8����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10 卷 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时代的终结, 这个方法重点分析多个增长决定因素的独立 和边际的效果。这个方法导致了复杂经济模型的线性化。然而人们普遍认为, 增长决定因素是相互作用的, 若想取得成功, 一项政策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 配套进行; 直接从回归模型所导出的政策方案并不能产生合意的结果。 一个替代的非线性观点是由 Hausmann, Rodr ik and Velasco ( 2005) 提 出的增长诊断或者决策树方法。他们认可了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 心作用, 并认为不同国家面临各自经济增长的 � 约束条件� ( binding con� st raints) ; 这就意味着, 即使其他领域的改革是成功的, 未能解决关键领域 �约束条件� 的改革政策, 仍然将阻滞经济的增长。他们进一步指出, 这些约 束条件因时因地而异, 因而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找出这些约束条件。 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分析框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政府难以对所有方面都进行改 革, 同时也强调了需要依靠经济中影子价格所反映的信息来为改革排定各个 方面的先后次序。 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预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收敛, 但事实上却越来越大, 这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政策 处方与 (或) 对其效果预期的错误; 另一些人则指出经济增长的研究者忽视 了国与国之间的异质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 , 跨国分布可能是多 形态的 ( multi�modal) , 即存在 �俱乐部收敛�, 但这仍未解决关于经济增长 研究新方向何在的争论。人们又开始回头审视许多基本问题: 发展经济学家 们在寻求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时是否找错了地方? 是否比起政策或者在关注政 策的同时, 更应该集中注意力于制度 (或制度结果) ? 此外, 如果它们体现的 不是别的因素的影响,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合意的制度结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人们一直在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自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度变迁或外国援助究 竟是通过怎样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研究也开 始越来越多形成以家户和企业的微观行为为基本对象的研究范式, 以试图做 到两点: ( 1) 允许经济中 (国内和国家之间) 存在异质性; ( 2) 弄清楚经济增 长的约束条件如何具体作用于微观层面。 国际援助的绩效也越来越令人失望, 人们开始不再对援助绩效抱有幻想, 并开始对发展项目和方案的效果进行更严格的评价。麻省理工学院贫困研究 室 ( MIT Poverty Lab) 的经济学家们领衔推动了一种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 ( random ized control t rials, RCT) 或社会实验 ( social experiments) 的研究发 展的新方法, 试图达到 �以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政策来减贫� 的目标。尽管随 机化控制试验对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颇有帮助, 但它们往往不是 从如何填补我们最紧迫需要了解的知识空白的策略性评估为出发点来进行研 究 ( Ravallion, 2009a)。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以那些容易看到的话题为对象, 对于政策制定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迸发的无心产物。 第 1 期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9���� 最近的微观实证研究的确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诸如投资周期对企业绩效 ( Wor ld Bank, 2005a)、家户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 ( Ro senzw eig and Wo lpin, 1985) 等重要问题; 但是, �发展经济学如今的大部分研究, 其领域过窄且 (或) 一般性意义过少, 对于扶贫、促进结构变迁和经济持续增长益处甚微� ( Ravallion, 2009b)。 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经济发展情况总不尽如人意, 但也的确有一些 成功的例子值得更为仔细的研究。在 20世纪 50年代到70年代以及80年代到 90年代的转型时期, 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绩效的显著差异引起了经济 学家的浓厚兴趣。一方面, 遵循着曾普遍流行的结构主义理论来制定经济发 展政策的拉美、非洲、东欧和亚洲各国都未能很好地提升其经济结构, 也未 能缩小它们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那些旨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进 口产品竞争以推进本国工业化的进口替代政策, 反倒成了高关税、紧配额、 严限制的外贸, 以及寻租、扭曲和各种经济低效率的祸根。 另一方面, 新兴工业化经济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韩国、新加坡、中国 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则没有采用进口替代政策, 而是采用了出口导向 的发展战略。这使得它们从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沿着产业阶梯进行了迅速的 产业升级, 到了 20 世纪 80年代, 无论在经济结构还是收入水平上都已相当 接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此外, 在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 像中国、越南 和毛里求斯这些内向的、国家管制的经济体, 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那样采用依据自由市场 � 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 �休克疗法� 这个药 方, 而是逐步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过渡, 也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 些成功的例子中, 就像自由市场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和华盛顿共识所预期 的那样, 市场无不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但同时, 正如凯恩斯理论和 结构主义所设想的那样, 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0 笔者把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早期贡献(如Preb isch ( 1950) 和 Furtado ( 1964, 1970) ) ,以及最近的成果 ( 如T aylor ( 1983, 1991, 2004)和 Ju stman and Ben Gurion ( 1991) )称为旧结构经济学。他们认为新古典 的经济分析方法对于存在结构刚性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合适的;这些刚性来源于政治权利的分布、因垄断 而扭曲的价格信号、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错误反应、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差异来源于它们禀赋结构的差异,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改变禀赋结构而改变其 产业和经济结构。参照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三、研究结构变迁的新古典框架 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吸收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让我们来提出一个新 的思想框架。基于经济学理论和过去的经验, 本节将提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 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 � � � 新结构经济学 � � � 的基 本原理。10 10���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10 卷 (一) 基本原理和概念框架 经济体的禀赋是我们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经济的禀赋在任何给定时间 是给定的, 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循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经济学家一 般认为, 一国的禀赋由土地 (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 (包括物质和人力 资本) 构成; 这些便是经济中的企业用于生产的要素禀赋。11 11 在讨论发展的长期动态过程时,我们有必要从一个外生的或是给定的、本质的且(长期)可变的要素变 量作为考察的起点。如果在一个特定时点该变量不是给定的,则它不能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若它不是本 质的,则会使分析的结果不具重要意义;若它不是(长期)可变的,则相关的分析无助于改造现实经济。而 要素禀赋恰恰拥有这三个重要特性:在任何特定的时点要素禀赋是给定的;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总量决 定该经济体的预算总量,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其要素相对价格,而预算总量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分析中最 为重要的两个参数。同时,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长期上)可随经济中的人口增长和资本积 累而变化。 12 生产变量和基础设置变量的差异在于,前者的供给和需求由家户、企业的个别决策所决定的;而后者 则由共同体或政府供给,而且因为需要集体行动,这种供给过程无法内化到家户或企业的个别决策之中。 概念上, 将基础设置作为经济体禀赋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引入是有益的。12 基础设置包括硬性 (有形的) 基础设置和软性 (无形的) 基础设置。像高速 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力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等, 都属于硬性基 础设置; 而像制度、规制、社会资本、价值观体系, 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 排等, 都属于软性基础设置。基础设置对于一国企业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 因为它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和投资边际回报。对于单个企业来说, 绝 大多数硬性基础设置和几乎所有的软性基础设置都是外生供给的, 无法被企 业自身决策所内化。其实, 亚当 �斯密早在他 �国富论� 第五卷公共设置和 制度的部分, 便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置都作为禀赋一同讨论; 可是, 基础设 置却常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遗忘 � � � 例如, 在马歇尔的 �经济学原理� 一书 中就没有对基础设置的讨论。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由于禀赋结构不同, 相应地会有不同的经济 结构。处于初级发展水平的国家, 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 然资源相对丰富, 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 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 资源密集型产业 (主要集中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 业) , 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 同时所生产的产品也拥有成熟的市场。除工 矿外, 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 小, 多以局限在当地熟人社会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交易。生产和交易所需的硬 性和软性基础设置不仅有限, 而且相对简单初级。在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 源相对充裕但物质和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 只有劳动力密集和资 源密集型产业才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 ( Heckscher and Ohlin, 1991; L in, 2003)。 位于发展水平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 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 第 1 期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11��� 结构图景。由于已完成工业化, 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 自然资源, 而是资本; 因而在有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备比较优势。 由于处于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 这些高收入国家需要依靠 �创造性破坏� 或 者说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 Schumpeter , 1942; Aghion and How it t , 1992)。试图升级的单个企业需要承担巨额的研发成本和 风险, 而研发活动本身所创造出来的公共知识却可能使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受 益 ( Jones and Romer , 2009; Rodrik, 2004; H arr 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正因如此, 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通过资助大学里的基础研究、对 新发明授予专利, 以及提供税收优惠和其他好处, 补贴单个企业的研发活动。 也因此, 这些发达国家所需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都可能完全不同于低收入 国家。例如, 这些发达国家适合的金融安排, 是有能力动员大量资本并能在 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 而各种硬性 (电力、通信、道路、 港口等) 和软性 (规制、法律、文化价值系统等) 基础设置也必须与全国性 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 因为此时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 价值和规范化的, 且必须以精心设计和严格执行的合约安排为基础。 13 在现实中,由于存在运输成本、社会分工、国家间的技术差异等, 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 不成立。因此,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中,相对要素价格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要素禀赋。 14 在前现代时期,劳动力与土地的相对比例的变化是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的驱动力( North, 1981)。 15 Akamatsu ( 1962)和 Chen ery ( 1960)等文献记录了这种模式,后由 Ju , Lin and Wan g ( 2009)正式进行 了刻画。 对处于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以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其要素禀赋结构 (要素相对丰裕程度) 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 并进一步决定企 业大小、水平和风险性质的分布13 , 因为在现代社会, 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 量是要素禀赋从资本和劳动力比率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提升 ( L in, 2003, 2009b)。14这种提升会同时改变经济体的总预算和相对要素价格这两个影响企 业生产决策最重要的变量。这一点可以借用一个由不同种商品构成经济总产 出的模型来解释: 其中, 每种商品由资本密集度不同的技术生产; 当资本越 来越多、其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时, 最优的决策就是生产更多的资本相对密 集商品, 以逐渐取代劳动相对密集商品, 从而形成 �倒 V� 形产业动态过程并 持续下去, 这又被称为经济发展的 �飞燕模式�。15进一步, 随着生产越来越资本 密集, 对资本和风险分担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这使得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地内生 变化 ( L in, Sun and Jiang, 2009) ; 此外, 其他经济和社会结构也会相应变化。 单个企业为了组织和从事生产, 必须在企业外雇用劳动力、购买原材料 并卖出产品。硬性基础设置, 诸如高速公路、通信、港口和电力设施等, 将 决定企业从事买卖活动的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 (正如斯密 1776年所说的, 这 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决定劳动分工程度) ; 而软性基础设置也有类似的作用, 例 如金融管制决定着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 法律系统决定着合约签订和履 12���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10 卷 行所需的费用, 而社会网络决定着企业与信息、金融和市场之间的互动范围 和程度, 等等。因此, 给定任意时刻, 基础设置禀赋决定着该时刻企业的交 易费用, 也决定着经济离生产可能性边界究竟有多远。虽然一般而言, 企业 能够控制其自身的部分成本, 但对它们所面临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却无能无力, 这些交易费用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的质量。 经济发展是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加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仅要求现有产业 必须持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 而且还要求现有产业必须不断从劳动力 (或 自然资源) 密集型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 否则人均收入水平 就将像 Solow 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预测的那样陷入停滞。16由于这个过程是一个 从发展水平的低端到高端的连续变化, 经济能发展到许多中间水平。经济中 的要素禀赋, 虽然是随时间可变的, 在任何给定时刻是固定的。17拥有后发优 势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一系列产业可供选择; 然而, 要实现 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 发展中国家却需要首先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 而 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 (参见 Ju, L in and Wong, 2009)。 16 向已有产业中不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低收入国家的民众普遍 都以农业为生,因而农业技术创新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的关键。然而,没有产业差异化或产业升 级(从已有产业向新的、资本更密集的产业进行升级)的过程,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将受到限制。因此,本 文讨论重点更多的在于产业升级过程,而非技术创新过程。 17 在当今世界,跨国劳动力迁移仍然受到极大限制;而相较之下, 金融资本更具流动性。但是,由于基础 设置禀赋的限制,流向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资本只能获得较低的回报。同时,类似的资本流入也常常 无法大到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资本稀缺性产生影响。因此,即便在全球化的要素市场中,在任一时 点中,任一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仍可以被看做给定的。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 由于资 本设备的不可分性, 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产业升级将经济体推向世界 产业前沿; 企业也变得更大, 需要更大的市场, 这些都反过来要求基础设置 的相应配套变化。例如, 由于金融交易中的规模经济特性, 企业规模大小往 往是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较小的企业所需资本较少, 因而融通单 位资金所需的金融交易费用要高于大企业。此外, 经验证据表明, 不同融资 方式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特性: 大企业在向银行融资时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 但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或企业债来融资时规模经济特性却要小得多; 小企业 通常缺乏规范的金融报表, 金融历史也较短, 因而比大企业更不透明, 有更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些都阻碍着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融资。 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的过程也增加着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企业离世界 科技前沿越来越近, 也就越来越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 因而也就越 来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对于一个给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风险规 避的投资者来说, 依据风险来源划分, 企业具有三种系统性风险: 技术创新 风险、产品创新风险、企业家管理才能风险。在发展的初级水平, 企业倾向 于使用成熟的技术来生产成熟的产品, 而且产品市场也已经发育成熟, 此时 第 1 期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13��� 融资者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就是企业经理人的管理才能风险。当发展到了更高 水平, 企业就需要发明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并开拓新市场, 此时除管理才能 风险以外, 企业还会面临技术和市场成熟度的风险。因此, 虽然企业所面临 的总体风险总是可以划分为技术风险、产品风险和企业家风险这三种不同的 来源, 但它们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却会随着产业的不同和发展水平的不同 而不同。这一点对于究竟选择怎样的金融制度安排, 从而最有效地降低信息 不对称程度并分散风险, 具有重要意义 ( L in, Sun and Jiang, 2009)。 随企业顺着产业结构的阶梯拾级而上, 其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性质也 都会相应改变, 因而对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的要求也有变化。倘若基础设置 无法同时做出改变, 则正如 Leibenstein ( 1957) 讨论的那样, 不同产业的升 级过程都将面临各种 X�低效率 ( x�ineff iciency) 局面。 在任何给定时点, 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 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 但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不仅取决于要素 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 还取决于基础设置是否做出了相应改进。在发展的任 何一个水平, 产业结构、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础设置都会与在其他发展水平 的情况不同; 当资本积累或人口增长时, 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便发生了变化, 这就使其最优产业结构偏离之前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情况; 这种产业结构的 偏离要求新的基础设置服务以减小交易费用, 使经济重返生产可能性边界, 从而通过产业结构和基础设置的提升维持经济的最优性。 18 Porter (1990)使� 竞争优势�这一名词流行起来。基于他的论述,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符合如下四个条 件,这个国家将在全球化经济活动中获得竞争优势: ( 1) 这些产业在生产中,密集地使用该国丰富的、相 对便宜的要素; ( 2) 其产品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 ( 3) 每个产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 4) 每个产业的国内 市场是竞争的市场。其中,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这些产业应符合由该国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 势;而第三和第四两个条件仅当产业与该国要素禀赋相符时才会成立。因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归纳成 两个相互独立的条件:符合比较优势与国内市场大小。而在这两个独立条件之中,符合比较优势又是最 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产业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该产业的产品可以以全球为市场。这也是为何许多 很小的国家成为最富有的国家的原因( Lin and Ren, 2007)。 19 正如各国需要有自由、竞争的市场一样, � 各国需要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个水平专攻于它们拥有比较优 势的产业�这一论断,为有效组织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框架。事实上,正如真实世界中任一个国家 都不具有严格意义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一样,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意义上跟随其比较优势发展,尤 其当我们注意到比较优势还在随时间变化,而产业结构却不能� 即时地�发生变化。众所周知,过度偏离 自由市场可能使经济的效率受损;同样的,较大偏离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很可能造成扭曲、减缓增长、 增大宏观不稳定,并使收入分配恶化。Lin ( 2009a)的实证分析讨论了偏离比较优势的影响。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 时, 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18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 它 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 同时也将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创造出 最多的经济剩余; 而且, 由于拥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 这 些经济剩余的投资回报也将最大。假以时日, 这种战略将使经济不断积累物 质和人力资本, 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 并且使得企业在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越来越有竞争力。19 14���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10 卷 要想使企业所进入和所选择的产业符合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 较优势, 就需要一个能反映经济体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价格体系, 而这只有 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做到 ( L in, 2009a; L in and Chang, 2009)。因此, 市场就 成为经济体在每个发展水平所依赖的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看起来, 这种 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办法对于极度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或许是缓慢而难 见成效的; 但事实上, 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 法, 并且, 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将受益于发达国家已经发明出来并已存在于市 场之中的技术和产业而进一步加速。也就是, 在每个发展水平, 发展中国家 的企业都可以选择适合该水平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 (并进入相关产业) , 而不 用自己将技术研发重新来过 ( Krugman, 1979; Gerschenkron, 1962)。正是这 种利用已臻完善的技术进入已存在的成熟产业的办法, 让东亚新兴工业化经 济体维持了年均 8% � 10%的 GDP 增速。 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 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 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 资本需求、生产和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远距 离市场交易也越来越多。因而, 为了保证沿产业和技术阶梯的升级过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