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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反目成仇的深层原因.doc

上传者: 荆峰逸人
365次下载 0人收藏 暂无简介 简介 2012-02-23 举报

简介:天下杂谈

国共反目成仇的深层原因 谌旭彬 1927年的国共分裂,也就是国民党的武力“清党”——以暴力手段清除国民 党内的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极为特殊的分水岭。在“革命”与“反革命”之 外,考察这场巨大变故的前因后果,仍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 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 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 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 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 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 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 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两党合作是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 ——“(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 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但在 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 “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 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 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 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长期怀有一种心理上 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 更加被强化——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 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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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很显然,就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 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 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 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 为无产阶级政党。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 题提出严重抗议——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 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 (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 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 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 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 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 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 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 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 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也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 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 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 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 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 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马林在爪哇获得了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 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 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 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 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 的期望。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 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 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 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 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尤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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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 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 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 置身工人运动之外。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 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 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 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 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 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 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 并开除;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 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共 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 党人的支持,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 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 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断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 “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 的结局。 矛盾(1):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 开始了。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 会现实状况的调查。中共党员们似乎忘了,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并不是 日后的共产党员们,而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梁启超自1900 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义 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1907年,孙氏在河内 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 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 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 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 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 命领袖”,也不足为奇。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 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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