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政治与宋蒙战争

南宋后期政治与宋蒙战争 杨倩描 第一节 宋理宗亲政与宋蒙战争的爆发 一、“端平更化”与“三京之役” （一）“端平更化” 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冬，史弥远病死，28岁的宋理宗赵昀这才得以亲政，结束了自即位以来“渊默十年无为” 、近乎傀儡皇帝的局面。此时，金朝也奄奄待毙、行将灭亡。这使沉浸于复仇快感而对新兴蒙古强大势力的威胁缺乏正确判断的南宋君臣欢欣鼓舞，也增强了宋理宗利用这千载难逢之机以建立不世功名的政治决心。 宋理宗出身低微，到成年后方才被选入宫。这使他不同于长在深宫之中的帝王，而对民间疾苦和官场的黑暗了解较多，勤于政治。但也正因为如此，暴发的心理使他在有幸登上帝位后，好大喜功和贪图享乐的欲望便变得格外强烈。 就史弥远死后的第11天，宋理宗便下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 。在《改元诏》中，宋理宗宣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严谨始；圣德开太平之路，尤贵更新。” 提出了“正王道”、“开太平”的政治目标。 宋理宗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和陈贵谊并为参知政事，以郑清之为核心，实施了加强皇权、调和内部矛盾、革除史弥远当政时期宿弊等政治改革。 郑清之（1176—1251）字德源，号青山，又号安晚，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少年时曾师事楼昉，颇有文才。嘉定十年（1217），登进士第，调峡州教授。京湖制置使赵方很器重郑清之的才学，将他聘为自己两个儿子赵范、赵葵的老师。其后，郑清之又被史弥远所看重，参预史弥远之谋，废立皇太子赵竑，拥立理宗，成为史弥远的心腹。理宗即位后至亲政前，历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崇政殿说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等职。因其多谋善断，在平灭李全之乱等重大事件上有定策之功，加之与赵范、赵葵等边帅有特殊关系，因此他在史弥远政治集团中逐渐成为地位仅次于史弥远的重要人物。 郑清之“状貌黧瘠且短小” ，“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 ，但他却能“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秉承宋理宗意旨，主动削减史弥远当政时期宰相过大的权力，把选用台谏官的权力交归宋理宗。为此，他受到了宋理宗极大的信任。 郑清之为人比较清廉，“虽族戚，杯羹壶酒不许人”，故能“痛却馈遗” ，选用廉吏。他以身作则，“以廉俭首变贪风” ，对当时贿赂公行的腐败政治风气多少起到了一些抑制作用。其后，监察御史吴昌裔上疏弹劾郑清之开边误国时也肯定了郑清之在“端平更化”中的积极作用，称：“当陛下亲揽万几，聿新大化，清之亦悉心辅赞，随事更张，如绝苞苴、斥贪佞、召耆德、去副封等事，其于新政，岂无小补！” 郑清之建议宋理宗起用那些在史弥远当政时期曾经遭到排斥和打击的有政治、学术声誉的官员，同时也逐渐贬斥史弥远政治集团中那些为人阴险狠毒、声名狼藉的亲信。 于是，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王遂、徐侨、赵汝谈、李宗勉、杜範、赵范、李埴等人，或被召回朝廷，或被委以重任。宋理宗又为黄榦、李燔、李道传、陈宓、楼昉、徐宣、胡梦昱等在史弥远当政时期受迫害而死的官员赐谥复官，录用其后人。宋理宗还下诏恢复了济王赵竑的官爵，赐予早已削发为尼的济王妻吴氏“惠净法空大师”之号，由绍兴府每月发给一百缗会子以作为其衣钵钱。对在端平元年正月以前因种种原因遭贬斥而死在贬所的官员，宋理宗也下诏许令归葬。而在史弥远当政时期有“三凶”恶名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和被人指为“四木”的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等人或被流放，或遭贬死、或被追夺官爵。史弥远当政时期的一些封疆大吏，如江淮制置大使赵善湘、浙西安抚制置使兼知临安府袁韶、京湖制置使陈赅、四川制置使郑损等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然而，宋理宗是由史弥远一手策划、以不合法的手段登上皇位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他也不敢、也不愿完全否定史弥远当权时期的政治，更不敢、更不愿为赵竑完全平反。因此，宋理宗又下诏将史弥远追赠为中书令，追封为卫王，赐谥忠献；并对史弥远的亲属大加封赏，禁止群臣声讨史弥远及其家属的过失。 这些举措，在相当程度上确实达到了缓和内部矛盾的目的。因此，宋理宗亲政之初的政治革新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赞誉，“时论以端平比之元祐” ，史称“端平更化”。 然而，“端平更化”只是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了一种政治气象。宋理宗鋭意望治，群臣纷纷提出治国的方略，有人建议应敬天爱民，有人建议应讲学纳谏，有人提出要节约国家开支以挽救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等等，不一而足。受这些建议的鼓舞，宋理宗本人也“以为如此可以坐致升平矣” 。但随着宋蒙战争的爆发，“端平更化”尚未展开，其所带来的一些令人鼓舞的政治气象便灰飞烟灭了。 （二）“三京之役” 宋理宗端平元年正月，当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朝灭亡后，所有原金朝的土地，基本都被蒙古军控制。南宋京湖战区参战的部队“还师屯信阳”，“命王旻守随州，王安国守枣阳，蒋成守光化，杨恢守均，并益兵饬备，经理唐、邓屯田” 。而蒙古军不肯北归，移兵于息州（治今河南新息），并向南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提出了借用南宋光州（治今河南潢川）之地放牧的无理要求。史嵩之竟擅自做主，应允了蒙古军的要求。因光州属淮西管辖，淮西安抚副使全子才坚决反对，南宋朝廷不得已，只好将光州割隶给京西路，以满足其要求 。光州是淮西的战略要地，“此处正当冲要，若放令鞑骑南牧，则庐、信、黄、蕲最切，莫不有饮江之虑矣”。因此，吴潜向宋理宗上书，指出“靼既破蔡，不肯北归，移兵于息，牧马淮西，渐逼吾境” 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蒙古的威胁使南宋方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直到三月底，因天气逐渐变热，蒙古军才开始撤离河南，退归河北，而将河南之地交由降蒙的原金军及地方豪强武装控制。 在南宋政权内部，主战言论逐渐抬头。以宰相郑清之、淮东制置使赵葵等为首的主战派在宋理宗的支持下，受占据徐、邳等州国用安 的影响，力主趁天气渐趋炎热，蒙军已经北还，河南空虚之际，发兵收复三京，进而“据崤、函，绝河津，取中原地” ，将防御蒙古的防线北推至黄河、潼关一线，以增强抵御蒙古的能力。南宋主战派提出的出兵收复“三京”等地以“据河守关”的用兵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遭到了以参知政事乔行简、监察御史李宗勉为首的主守派和以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大将孟珙等主和派的坚决反对。史嵩之甚至拒绝为收复三京的部队供给粮饷，并辞去京湖制置使职务，奉祠归乡。但是，宋理宗却坚决支持主战派。 五月十九日，宋理宗任命赵范为两淮制置大使、节制沿边军马兼沿江制置使，并决定由淮西宋军先行进占开封，随后进攻洛阳、潼关；淮东宋军则兵分东西两路，东路进攻今苏北与山东相毗邻地区，西路进占应天府，再进入开封。同时，让徐邳二州的国用安、陈颍二州的范用吉等人负责与守卫开封等地的降蒙金朝官员联络，争取其降宋。 六月十二日，淮西制置副使全子才率领淮西宋军一万余人首先从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出发。由于蒙古军掘开了黄河河堤，开封以南地区的道路被水淹没，宋军行军困难，粮运不继。经过艰难跋涉，淮西宋军经蒙城县、城父县、亳州、魏真县、城邑县、太康县，于七月二日，抵达开封，在城二十里的地方下营。 守卫开封的蒙古官员李伯渊先期已与谷用安、范用吉等结约，暗中降宋。这时，他率部杀死蒙古军主帅崔立，迎接宋军入城。七月五日，宋军整兵入城。全子才又另派宋将樊辛、王安率领一路偏师，进占了郑州。 这时，蒙古政权得到了宋军出兵的消息。七月，蒙古太宗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出兵灭宋，命令木华黎之孙、鲁国王塔思（即查剌温，又作查老温）与王子曲出总军南征 。同时，蒙古太宗又命胡土虎那颜为中州断事官，又遣大将达海绀卜征蜀 。驻守陕西、河北的蒙古军也奉命布置反击，“河南皆增屯设伏”，而来自陕西的蒙古军前锋“已及孟津、陕府、潼关” 。 淮东宋军的东路部队由镇江副都统制、总辖淮阴水陆军马刘虎与淮东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赵楷指挥，在国用安等人的配合下，占领了海州（旧治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占据海州的周岊向宋军投降。至此，徐、邳、海三州都被宋军控制。国用安被南宋任命为权知徐州 。 赵葵又率领淮东宋军的西路五万人，经由泗州（旧治在今江苏盱眙西北）、宿州（治今安徽宿州）、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应天府（旧治在今河南商丘南），于七月二十日到达了开封。 宋理宗获悉宋军进入应天府、开封府的消息，立即发表赵范为端明殿学士、京河关陜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兼江淮制置大使（未到任），赵葵权刑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全子才权兵部侍郎、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兼京湖制置副使，并下诏奖谕参战的全体将士及抚谕三京等地的原金朝官吏和百姓 。 但由于军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在前线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指挥，淮东宋军主帅赵葵与淮西宋军主帅全子才为争夺知开封府、东京留守一职起闹矛盾，两人都不愿率军前往洛阳，只好改命淮西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徐敏子和淮西宋将杨义分率两路人马，一前一后向洛阳进军。 七月二十六日，徐敏子所部宋军进入洛阳，但此时军粮将尽，宋军只得采集野蒿和面，制成菜饼充饥。 留驻中原的蒙古军元帅塔察儿（倴盏）派遣屯驻汝州（治今河南临汝）的刘亨安率军北上，前往洛阳反击宋军。七月二十九日早晨，杨义率领的宋军一万五千人后续部队行至洛阳城东三十里的地方，遭到蒙古军突袭，被打得大败，杨义孤身弃部而逃。 八月一日，从陕西方面赶来的蒙古军 逼近洛阳，在城下扎下东西两寨。这时，宋军粮食已尽，被迫杀马而食。徐敏子与诸将商议，决定放弃洛阳东撤开封。但因遭到蒙古军的阻击，又被迫改为向南突围，取道汝州（治今河南临汝）、蔡州，撤回淮西。蒙古军随后掩击，宋军大败，死伤者十之八九。 在开封的赵葵和全子才得知宋军在洛阳兵败的消息后，决定放弃开封东撤，退保南京应天府和宿州、泗州、亳州、寿州，与国用安等人控制的徐州、邳州、海州等声气相通。赵葵将淮东制置司暂设于泗洲。而淮西宋军也派遣五千人屯守息州，二千人屯守蔡州，又派李宽率部屯守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孙军胜率部屯守钧州（治今河南禹州） 。 蒙古军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向应天府发起进攻。南宋知应天府刘虎在指挥宋军三次击退蒙古军的进攻后，放弃了应天府。数万蒙古军又随即对徐、邳、海三州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端平二年春，经过激战，徐州失陷，国用安投水而死，协助国用安防守徐州的南宋军队的伤亡也极其惨重。不久，蒙古军又构筑长围，攻击邳州。在经过长时间的围困后，城内的南宋守军被迫突围，遭到惨重损失。海州的宋军也因作战失利，被迫撤到了东海县，与蒙古军隔海对峙。蒙古军转而又攻陷而宿州和亳州。 这时，南宋方面指示孟珙通过蒙古使者王檝向蒙古大帅塔察儿（倴盏）说情，蒙古军便暂时中止了向南的继续进攻 。南宋方面发动的“三京之役”至此以失败告终。 “三京之役”的失败，其后果十分严重。首先，它激化了南宋与蒙古的矛盾，为蒙古大举进攻南宋提供了口实，给南宋提早带来了边患，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从此开始。其次，它极大地削弱了南宋的国防力量。由于宋军伤亡惨重，大量器甲、舟车和粮食，悉委敌境，造成江淮空虚，无以守御。第三，它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导致人心涣散，使南宋朝野笼罩在一派失败的氛围中，因“端平更化”而刚刚振奋起来的人心又归于消沉 。 二、窝阔台时期蒙古军对南宋的全面进攻 早在宋理宗宗政前夕，南宋朝廷在当时史弥远、史嵩之为首的主和派的影响下，在与蒙古达成联兵灭金的协定后，已于绍定六年（1233）八月派遣京湖制置司属官邹伸之等六人前往蒙古王廷,请求蒙古政权在灭亡金朝后将河南之地归还南宋。直到端平元年六月,邹伸之一行方才南返到汴梁（今河南开封） 。而在南宋发动“三京之役”前夕，蒙古使者王檝已到达南宋。但因宋军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因而王檝受到了南宋政权的冷落。 当“三京之役”行将失败时，宋理宗又指示孟珙以私人身份通过王檝向蒙古大帅塔察儿（倴盏）求和。因蒙古当时在中原的兵力不足，在攻占南京应天府、徐州、邳州等后，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而暂时停止了对南宋的攻势。端平元年（1234）十二月，宋理宗接见了王檝。但因王檝此次前来“无国书”，又要求南宋方面按正使的礼节接待他，并“挟昔年金使例册自随” ，要南宋按照以前宋金不平等条约与蒙古再订不平等条约，加之战端已开，因而双方的谈判无法进行。王檝在受到宋理宗接见的几天后便匆匆返回了蒙古。但宋理宗仍希望能够与蒙古达成和约。第二年春，他又派遣御前宁淮军统制程芾以和州防御使的头衔为蒙古通好使、从义郎王全为副使、武功郎杜显为添差通好副使，出使蒙古。但由于蒙古已经决定大举攻宋，程芾一行出使通好，根本就无法达到目的了。 宋理宗端平二年，即蒙古太宗七年（1235年）六月，蒙古太宗窝阔台以南宋“三京之役”首启战端为由，下令兵分两路，大举攻宋。西路军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率领，进攻四川；东路军由窝阔台第三子曲出率领，进攻京湖和江淮。 （一）蒙古军对四川地区的进攻 自宋宁宗开禧年间发生吴曦之乱后，南宋四川地区的防务已经大为削弱。其后所发生的宋金战争以及蒙古军在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对四川边境地区发动的抄掠式进攻、绍定三年（1230年）以武力借道的军事行动，使南宋四川的防务体系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因此，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川地区便成为蒙古军进攻的重点。 宋理宗端平二年，即蒙古太宗七年（1235）秋，蒙古军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沔州（治今陕西略阳），将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一部包围在青野原。宋将曹友闻率师救援，蒙古军被迫撤围退军。一路进攻进攻巩昌（治今甘肃陇西），迫使原金军巩昌便宜都总帅汪世显率部投降。 第二年春，阔端指挥蒙古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阔端亲自率率领，由大散关南下，连破武休关、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大安军（治今陕西宁强），在鸡冠隘（在今陕西宁强东北）全歼宋将曹友闻所部；一路由由宗王穆直、大将按竺迩等率领，兵出阴平道，连下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阶州（治今甘肃武都）、文州（旧治在今四川平武东南）、龙州（治今四川江油）。 两路蒙古军会合后，于这一年冬季攻破成都，并对四川各地进行大肆抄掠，使四川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蹂躏。不久，蒙古军主力放弃成都北撤，留下部分军队在四川作牵制性攻掠。 宋理宗嘉熙二年，即蒙古太宗十年（1238），蒙古都元帅塔海指挥蒙古军对川东地区发动进攻，攻陷隆庆府（治今四川剑阁）。次年，又攻重庆，继而东下攻万州（治今重庆万州区）、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宋将孟珙分兵守卫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归州（治今湖北秭归）、施州（治今湖北恩施）一线，击败东侵的蒙古军，迫使其退兵。 宋理宗淳祐元年，即蒙古太宗十一年（1241），蒙古军又进攻川西地区，连破“二十余城” ，进围成都，宋将田显开北门投降，成都再度失陷，南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俘遇害。 四川地区遭到蒙古军的多次攻击，大部分州县失陷残破，宋军被迫收缩战线，集中兵力扼守嘉定府（治今四川乐山）、叙州（治今四川宜宾）、泸州等岷江、长江重镇，以屏蔽重庆，并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防御体系。 （二）蒙古军对京湖地区的进攻 南宋的京湖地区，是指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大约相当于今湖北全省、河南省和湖南省的部分地区。南宋设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司等机构负责指挥这一地区的军事。又因荆湖北路的首府为江陵府（荆州）、京西南路的首府为襄阳府，故这一地区又被习称为荆襄。 宋军在“三京之役”中曾招纳了为数众多的中原武装。他们或是原降蒙的金军，或是在战乱中聚众自保的地方豪强。“三京之役”失败后，他们随宋军南撤，基本按原建置被整编为“军”，被泛称为忠义军或北军，分隶于淮东、淮西、京湖战区。其中，京湖战区的“北军已増近二万” ，人数最多，其所辖“四十五军半北人”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十一月，京湖制置司创立镇北军，由孟珙兼镇北军都统制，以襄阳府驻扎御前忠卫军为名。镇北军由孟珙所招纳的“中原精锐百战之士万五千余人”组成，分屯于汉水以北的樊城、新野、唐州、邓州一带 。然而，宋军与北军之间存有很深的隔阂，彼此相互猜疑防范。 宋理宗端平二年，即蒙古太宗七年（1235）三月，因淮西制置副使杨恢处置不当，黄州克敌军驱逐主将，发动叛乱。不久，叛将范青被诛，南宋改命降将夏全统领克敌军，叛乱才暂时得以平定。但到六月，京湖战区又发生了郭胜叛乱。 在“三京之役”后，南宋任命杨侁为知唐州，京湖制置司派遣宋将郭胜率军驻防。郭胜原为枣阳军同统制，曾因犯罪而被除名，发往广州拘管。后因遇赦，发还军前戴罪效力。在宋蒙联兵攻灭金朝的战斗中立有战功，得以叙复原职 ，与杨侁胜有着很深的矛盾。五月，杨侁向京湖安抚制置大使赵范秘报郭胜图谋反叛，赵范遂召郭胜赴襄阳，拟将其逮捕法办。郭胜得知情况后，于六月初发动叛乱，杀死杨侁，并派人向蒙古大帅塔察儿求援。赵范随即派出忠卫都统江海领兵二万，又命知随州全子才节制诸项捕贼军马，摄枣阳军刘子澄策应，赵楷监军，前往镇压。全子才等人指挥宋军攻城不克，便将滞留在城外的唐州军人家属不分清红皂白地全部诛杀。七月二日，塔察儿率领蒙古军南下，到达唐州枣林，全子才等人见势不妙，只得撤围而退。 七月末，蒙古军围攻枣阳军（治今湖北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坚守。战至十月末，枣阳城破，遭到蒙古军屠城。防守均州（旧治在今湖北均县北）的信効左军统制赵祥 、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州）范从吉相继率领麾下的北军降蒙，光化军（旧治在今湖北光化县北）、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也相继被蒙古军攻陷。十一月，蒙古军又进围襄阳府（治今湖北襄樊）、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峡州（治今湖北宜昌）等地，南宋京湖制置使赵范出兵反击，将蒙古军击退。十二月，蒙古军进攻信阳军（治今河南信阳）、随州（治今湖北随州）。南宋知信阳军孟璟和知随州张龟寿向蒙古求和。张龟寿并派统制张子良通过蒙古军翻译安通事和刘通事“将金瓶一只、金盘一十只、银盘一百只、销金鞍一十副、银鞍二副、疋帛茶货八驮、信掩二十四只”送给蒙古军主帅塔察儿（倴盏）。蒙古军为分化瓦解宋军，便声称“讲和者自讲和，厮杀者自厮杀” ，于是不再进攻信阳军和随州，分兵四出，大掠人民、牛马数万而还。 这一年八月，黄州克敌军在陈温、尚全等人率领下在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再度发动叛乱。陈温还公然宣称：“谓若斩杨恢，用孟马帅（孟珙）为制置，则我辈就招。” 赵范与杨恢素来不和，便指使鄂州江陵府都统制兼权发遣德安府王旻出面招纳了克敌军四千八百余人，并于九月将其带入襄阳，以反衬杨恢之无能。但克敌军到达襄阳后，赵范为防止其反叛，对其行动进行了严加限制。这引起了克敌军将士的极大愤怒。 宋理宗端平三年，即蒙古太宗八年（1236）二月，蒙古军抽调郭胜、孛朮鲁九住、赵祥等部增援大帅曲出，充任先锋进攻南宋。南宋方面也抽调镇江都统李虎、光州都统王福率部到达襄阳，以加强襄阳的防守力量。而李虎、王福所部的到来，更引起了克敌军的不安。克敌军于是发动叛乱，在襄阳城内纵火抢劫。赵范随即下令，将城内所有克敌军将士全部杀光。克敌军进行反抗，与南军在襄阳城中激战。赵范猝不及防，遂同李虎、黄国弼、夏全等人狼狈奔出逃。襄阳北军大将李伯渊此时奉赵范之命，正率军在江北剿杀叛军，其全家也被克敌军杀害 。李伯渊闻讯后，率军赶回襄阳，斩杀了参与叛乱的镇北军头目，稳定了局面 。然而，襄阳已变成一片灰烬，不可守御了。 蒙古军乘势南下，攻占了襄阳这一战略要地。随即又攻陷了随州（治今湖北随县）、荆门军（治今湖北荆门）和郢州等地，直逼江陵府。宋理宗急令屯驻黄州的宋军名将孟珙率军火速救援江陵。孟珙先派部将张顺率先头部队渡江，自己亲率主力随后跟进。蒙古军围攻江陵不下，又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復州（治今湖北天门），一路在枝江、监利编造竹筏，准备渡江。孟珙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严密封锁了数十里江面，阻止了蒙古军渡江，保住了江陵。 十月，蒙古大帅曲出病死。蒙将塔思（木华黎长子）、张柔等人率部转攻淮西，京湖战场的形势于是得以缓和下来。 宋理宗嘉熙元年，即蒙古太宗九年（1237），南宋任命孟珙为京湖安抚副使兼知江陵府、鄂州诸军都统制，命令他尽快收复襄阳。这时，因蒙将忒没䚟、口温不花分别率军进犯淮西，先后攻占了蕲州、光州等地，进围黄州。孟珙只好把收复襄阳的计划搁置起来，亲自率军由江陵赴援，击退了蒙古军，保全了黄州。 第二年正月，孟珙被提升为京湖安抚制置使。他调兵遣部，开始反攻。其部将张俊率部收复了郢州，贺顺率部收复了荆门。刘全率部进攻樊城，也数次击败蒙古军。嘉熙四年（1240）正月，宋将曹文镛率部收复信阳军，孟珙乘胜指挥宋军进攻襄阳。襄阳蒙古军驻守襄阳的将领刘义反正，抓捕了蒙古领襄阳樊城事游显，率部降宋。宋军收复襄阳后，京湖战区的形势逐渐得以稳定。 （三）蒙古军对两淮地区的进攻 两淮指南宋的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地区。为确保淮河防线，南宋分设了淮东、淮西安抚制置司等机构，负责指挥两淮地区的战事。淮西安抚制置司设在庐州（治今安徽合肥），淮东安抚制置司设在扬州。两淮战场的战事主要在今淮南和苏北地区展开。 宋理宗端平三年，即蒙古太宗八年（1236）十月，蒙古宗王口温不花会合由京湖转入淮西的蒙将塔思所部，分兵进攻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庐州、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安丰军（今安徽寿县）等地，宋理宗诏令史嵩之应援光州，孟珙驰援蕲州、赵葵增援合肥，沿江制置使陈韡控遏和州江面，将蒙古军击退。 与此同时，另一路蒙古军又进攻淮东，破六合（今属江苏），围滁州（今属安徽）。南宋池州都统制赵邦永率军增援，蒙古军于是撤围转攻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南宋知真州丘岳率部坚守，屡挫敌军，又乘胜出战，在胥浦桥用强弩射死一员蒙将，又在西城设伏，用炮石击杀一员蒙古骁将，并派遣勇士夜袭敌营，“焚其庐帐”，迫使蒙古军撤退 。 蒙古军转至宣化镇，对长江南岸的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构成重大威胁。南宋沿江制置使陈韡紧急调兵，与蒙古军在宣化交战。在战斗中，南宋将校李仙、王海、李雄、廖雷等人阵亡。但终因“两军杀伤相当” ，蒙古军被迫退兵。 宋理宗嘉熙元年，蒙古太宗九年（1237）冬，口温不花指挥蒙古军兵分数路，再攻淮西。南宋蕲州守臣张可大、舒州守臣李士达弃城而逃，光州守臣董尧臣则投降了蒙古军。随着战事的进展，蒙古军将进攻的重点指向了黄州和安丰军。 蒙将张柔等人率军从黄州西面的大湖中夺得民船，顺流而下，进抵黄州。南宋黄州守将王鉴、蕲州都统制万文胜与蒙古军交战失利。宋将孟珙率部来援，命部将同鼎、葛怀率领水军以战舰冲击蒙古船队，将其击败，夺得船只二百艘。蒙古军调来“回回、河西兵”增援 ，进围黄州。宋蒙两军经过数月激战，战至第二年春季，蒙古军屡受挫于坚城之下，被迫北撤。 另一路蒙古军在据称是“叶国大王”的蒙将率领下进攻安丰军。蒙古军向城楼发射砲石，派出“八都鲁硬军”（敢死队），戴着金属面罩，披挂牛皮重甲攻城。南宋知安丰军杜杲组织善射的士兵用小箭专射其目，使“八都鲁硬军”遭到重创。蒙古军填平城壕，堆筑起27座土坝，并乘东南风纵火焚城。但因风向改变，雨雪骤至，蒙古军的火攻遂告失败。杜杲命令宋军乘着风雪发动反攻，占领了土坝，将蒙古军的砲座及其攻城器械全部焚毁。在宋军吕文德、余玠、赵东、夏皋等军的支援下，经过三月多的激战，杜杲率领安丰军的军民再次击退了蒙古军的进攻。杜杲以其卓越的战功晋升为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 嘉熙二年九月，蒙古大将察罕率军猛攻庐州，在城壕外修筑土城60余里、堆筑土坝，高于城楼，在坝上架设砲座，日夜发射不停。杜杲率军民英勇抵抗，在城中又建了一座土城，以防不测；并在串楼内立雁翅（三角形的支撑横木）七层，使串楼的防砲功能有所提高。杜杲又下令用油浇在干草上，把干草堆积在蒙古军的土坝下，点火焚烧了蒙古军的砲座。待敌军攻势衰竭之际，乘胜出击，追奔数十里而还。宋廷得知庐州获胜的消息后，便任命杜杲为淮西制置使兼转运副使。 蒙古军在庐州受挫后，蒙将察罕又率众转攻滁州。滁州宋军在守臣陈广光的率领下，顽强抵抗，将蒙将邸琮、张柔等人击伤。南宋知招信军余玠率兵赴援，但未及赶到，陈广光已经战死，滁州失陷，余玠反遭蒙古军包围。经过苦战，余玠率部突出重围，回保招信军（即盱眙，治今江苏盱眙）。蒙古军尾随而至，大举攻城。三天后，蒙古军急攻不下，撤围而去。 嘉熙三年，蒙古军再次南侵淮西。杜杲配合余玠等各路宋军作战，派舟师进扼淮河，命令儿子杜庶、吕文德、聂斌率领精锐设伏于要路，伏击蒙古军，获得胜利。宋将余玠又率兵北上，发动反攻，进攻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蒙古守将杨杰只哥在交战中溺水身亡。另一路宋军则攻破宿州（治今安徽宿州），俘获蒙古守将楚㺹之子楚鼎。 此后，尽管蒙古军又多次南侵淮西，但因其规模不大，均被宋军击退。 宋理宗淳祐元年，即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十一月，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政权因随即陷入权力纷争，无力再对南宋进行全面战争，宋蒙之间的大规模战事暂告中止。 这一阶段的宋蒙战事，因蒙古军的主力在诸王拔都、皇子贵由、皇侄蒙哥的统领下全力征讨西域，又有一部分蒙古军在蒙将唐古的率领下征讨高丽，故蒙古对南宋方面的战争，所投入的兵力有限。在这种形势下，蒙古在这一阶段对南宋战争，尽管使南宋荆襄、两淮、四川的许多地区遭到了蹂躏，但远未达到其预期的战略目的。 （四）南宋整顿防务及局部反攻 在蒙古对南宋全面开战之初，南宋军队因准备不足，连遭败衄。但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南宋朝廷与军队对蒙古军的战略意图及其战术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宋政权内部还存在着主战、主和、主守三种不同的意见，争论不已。但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主战不能、主和无望，自宋理宗嘉熙四年，即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后，南宋朝野舆论统一于主守，南宋政府也不再与蒙古议和。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南宋政府加强了对长江防御体系的建设，调整了战略防御的部署。 在两淮地区，南宋政权依然坚持守江必须守淮的方针。在京湖地区，南宋在这一时期则收缩防线，改变了过去守汉、淮以蔽长江的防御方针，不再以重兵进守襄阳，而退为重点防守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江陵（治今湖北荆州）。在四川地区，南宋又创建了以“山城”为重心的防御体系。 在长江南岸的建康（治今江苏南京）、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等地，则设置沿江制置司或副司，统领战略后备部队，相机应援江北方面的作战。为强化各战区最高长官的统一指挥权和指挥机动权，南宋各战区制置使的权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在这一阶段还加强了各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提高了南宋军队利用长江通道长距离增援的能力。 在与蒙古军的作战中，宋军将士根据自身不善野战、长于守城的特点，还创造了许多用于城守的工事和武器。例如，杜杲守安丰军，针对蒙古军善用大型抛石机，往往用数百人拽动抛射，一砲便能击毁围楼或方楼式的楼橹的作战特点，采纳了原金军降将、时任南宋顺昌府通判王安的建议，将旧式的围楼和方楼全部改建为串楼，即用二、三尺粗的栗、枣、榆、槐等硬木沿城壕打桩埋立，入土五、六尺，地面高丈余，上部架设横木，修造箭窗，下部修建羊马墙遮护。这种串楼，一般能经得住蒙古军巨型抛石机发射的三砲。为了预防万一，杜杲又下令预先建造了许多串楼，以便在战斗中随坏随补。在坚守庐州时，杜杲又在串楼内立雁翅（三角形的支撑横木）七层，使串楼的防砲功能有所提高。他还博采众长，制造了鹅梨砲、三弓弩。鹅梨砲是一种单兵抛射的手砲，可抛射鹅梨大小的石块；三弓弩则可射千步之远。 孟珙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时，因军粮不足而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这些屯田在战时又是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地限制蒙古骑兵的机动作战能力。为加强江陵府的防御能力，他又筑起堤坝，强行令原由城西入江的沮、漳之水改道，由城东而“绕城北入于汉”，使原在江陵城外三处互不相连的湖泊“遂通为一”，使江陵城外“三百里间，渺然巨浸” ，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针对蒙古军在淮东战区力量较弱的特点，宋军也组织了有限的反击。宋理宋嘉熙三年（1239）夏，淮东制置使赵葵派遣部将余玠率军沿淮河进入旧黄河，进攻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杀死蒙古将领杨杰只哥（又译为杨格济格） 。并乘胜推进，直抵开封，与蒙古军交战。在达到战役目的后，余玠率部“全师而还”，被任命为节制招信军屯戍军马兼节制应天府、泗、宿、永、海、邳、徐、涟水屯戍军马 。 嘉熙四年，京湖制置使孟珙派遣王坚率兵袭击邓州顺阳县（旧治在今河南淅川东南），将蒙古军屯积在那里的造船木材全部烧毁；又派遣张德、刘整兵分两路攻入蔡州，将蒙古军屯积在那里的粮食全部烧毁。为配合王坚、张德、刘整的行动，孟珙又派遣张汉英兵出随州，任义兵出信阳，焦进兵出襄阳，数路进攻，以牵制蒙古军 。其后，在淳祐五年（1245），京湖制置司又派遣刘整、王云等率精锐袭击邓州镇平县（今属河南），“焚城中仓库、糗粮、器甲”，又进攻蒙古军在顺阳的灵山、铁撅峪等堡寨，“焚列屯、砦栅、庐舍” 。 宋理宗淳祐元年，即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冬，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政权陷入了权力纷争。窝阔台生前曾指定其第三子阔出之子失烈门为汗位继承人，但当窝阔台去世后，其妻六皇后乃马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贵由继承汗位，遂利用自己权威，宣布由自己摄政。乃马真称制摄国长达五年之久。宋理宗淳祐六年，即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五年（1242）七月，由乃马真一手策划，贵由被蒙古诸王推举为大汗。贵由在位期间，乃马真仍临朝听政，大权在握。这引起了成吉思汗长子朮赤一系和幼子拖雷一系的蒙古贵族的强烈不满，导致蒙古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因此，在这一时期，蒙古军对南宋的进攻大为减弱。 南宋政权利用这一机会，针对当时四川最为残破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布署了坚守两淮、京湖，而在四川实施对蒙古军的局部反攻的战略计划。宋理宗于淳祐二年（1242）任命淮东制置副使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派他入蜀主持四川的军政。 余玠以恢复全蜀为己任，上任不久，便在帅府旁建起同帅府吃住用规格完全一样的招贤馆，宣布自己要仿效诸葛亮“集众思、广忠益”，号召全体军民积极向他献计献策。 他采纳应招来到重庆的播州（治今贵州桐梓）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把合州州治迁移到钓鱼山，修筑了钓鱼城。又以钓鱼城为中心，陆续在青居山（在今四川南充境内）、大获山（在今四川苍溪境内）、云顶山（在今四川金堂境内）等地修筑了青居城、大获城、云顶城等十几座山城，把原金州都统司设在大获城，把原沔州都统司设在青居城，把原利州都统司设在云顶城，采取守点的方针，在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沿线占据有利地形，层层设防，用以抵御蒙古军的进攻。 宋理宗淳祐八年，即蒙古定宗三年（1248）三月，蒙古定宗贵由病死。在其后的三年间，蒙古政权的大汗位一直虚悬未决。 宋理宗淳祐十年冬，余玠侦知蒙古军在汉中等地的守备部队兵力不强，便调集四川各路宋军，集中优势兵力向兴元府发起反攻。宋军迅速扫清了蒙古军在兴元的外围据点，猛攻兴元府城。尽管最终因关中、陇西方面的蒙古援军到达而被迫撤围，功亏一篑，但四川宋军的反击也使蒙古军感到了压力。原南宋将领王德新在投降蒙古担任了蒙古方面的文州守将，这时也“乘隙自阶州叛，执扈、牛二镇将，领众千余走江油” ，投奔了南宋。 淳祐十二年冬，蒙将汪德臣、火鲁赤奉蒙古大汗蒙哥之命，率领蒙古军攻取成都，围攻嘉定府（治今四川乐山），为忽必烈进攻大理开辟道路。余玠亲自赶赴嘉定，指挥各路宋军与蒙古军激战。蒙古军由于兵力不足，被迫北撤。沿途宋军占据险要，邀截蒙古军的退路，使蒙古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三、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对南宋政治的影响 （一）尊崇道教及史嵩之主政 “三京之役”失败后，宋理宗制定了“收敛靠实为主”的方针，即“外张声势，不为敌所轻，内护本根，不为敌所致” 。所谓“外张声势”，即积极整顿防务，招纳原降蒙的金军和中原豪强武装，不接受蒙古所提出的苛刻条件而与之议和；所谓“内护本根”，即积极整顿内政，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 宋理宗原本是赵宋宗室中的疏族，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位，完全是出于宁宗时权臣史弥远的“篡立”阴谋。为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抵消因“端平入洛”失败给自己造成的消极影响，宋理宗又采用宋太宗、宋真宗的故伎，与宰相郑清之编造了一套神话。他声称：早在端平元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夜梦一真人，峨冠佩玉，略似艺祖（太祖），色黧而貎和，亟延朕殿上，授之坐。亲承面命，圣谟洋洋，敬听无斁。俄而梦觉。越三日，宗臣善来以旧藏昌陵（宋太祖陵名永昌陵，简称昌陵）御容捧进，一瞻天日之表，如梦中真人，无毫发异”。于是，写下了《纪梦昌陵古律二十韵》 。 端平二年二月，在宋理宗的授意下，以宰相和执政大臣出面，请求宋理宗宣示御制《纪梦昌陵古律二十韵》，并送交秘阁，刋之碑石 。宋理宗在《纪梦昌陵古律二十韵》中又写道：“渺躬承大统，令德媿前人。凛凛如承祭，孳孳每问津。精思形寤寐，幽契动威神。陟降来天步，将迎荷圣恩。矢辞踰训子，侍坐匪同宾。仁政因微扣，宏谟乃历陈。治当先法祖，德勿谓无邻。几务惟中道，规恢必有论。诵言犹在耳，取则敬书绅。” 道教在宋太宗、宋真宗极力扶植之后，在政治上已取得了宋代“国教”的地位。宋理宗假托此梦，神道设教，将宋太祖与道教真人联系起来，无非就是想要证明自己君权的合法性，证明“端平更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已。 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等于宣告了“端平更化”的失败。端平三年（1236）四月，宋理宗被迫下罪己诏，沉痛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九月，郑清之作为替罪羊而被罢相，宋理宗随后改命乔行简担任左相兼枢密使、崔与之担任右相，并宣布废止“端平”年号，改年号为“嘉熙”。 在嘉熙初年“左乔右崔”的宰相班子中，因崔与之力辞相位，拒不上任，实际担任宰相的只有乔行简一人。乔行简“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 ，虽“颇识大体，朝望稍孚”，但“除授偏私，事多遗忘” 。嘉熙四年（1240），宋理宗授意史弥远之侄史嵩之独自以右宰相的身份主持朝政。宋理宗重用史嵩之，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他不忘史弥远扶立之恩。但在实际上，宋理宗擢用史嵩之则有更深层的原因。 一是宋理宗有“以守佐和”的想法，他任用史嵩之，无非是想借此向蒙古政权暗送秋波，传递南宋方面示和的意向。南宋京湖战区在史弥远当政时，曾有与蒙古军配合作战、攻灭金朝的事情，因此，从制置使史嵩之到大将孟珙，都与蒙古将领有过交往，对“端平入洛”都一致持反对态度。殿中侍御史王遂指责京西安抚副使杨恢和孟珙“亦阴主和议，私与敌交，且请守江” ，大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但宋蒙间议和的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嘉熙二年（1238）春，蒙古使者王檝赴宋，到达临安，受到宋理宗的接见。但由于蒙古方面所提出的议和条件极为苛刻，不仅要求南宋每年进献银绢二十万，还要求与南宋划江为界，因为双方谈判破裂。但宋理宗仍对与蒙古议和抱有希望。当王檝返回后，他随即又指派将作监周次说为蒙古通好使、濠州团练使右武卫将军张胜为副使，出使蒙古。 嘉熙四年，当南宋使者周次说等人返回时，蒙古使者王檝再一次随同他们到达南宋。但宋理宗因战局有所好转，又怕再次堕入蒙古“以议和佐攻战”的奸计，因此不愿再与蒙古谈判，拒绝接见王檝。史嵩之从此也改变了对蒙主和的立场。宋理宗淳祐元年，即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当蒙古使者月里麻思（又译作伊埒穆苏）率七十余人奉命出使南宋，给史嵩之写信倡议议和，史嵩之却不予理睬 ，下令将其拘禁于长沙飞虎军营寨中。月里麻思被关押了三十六年，死于长沙 。 宋理宗重用史嵩之的原因之二是他看上史嵩之的专横，想借用其力量改变“端平更化”言路大开的局面。 在史弥远当政时期，“钳天下之口而夺之气”，大小官员对其不敢有任何批评而只能阿谀奉承。宋理宗实行“端平更化”，原想“鼓天下之气而使之伸”，结果言路一开，大小官员的各种尖锐批评意见又蜂涌而起，甚至民间的“草茅之士”也纷纷上书批评朝政，“风其焰而烈之” 。这又使宋理宗难以容忍。控制台谏，原本是宋理宗确保皇权的有力武器。但在嘉熙初年，宋理宗却感到台谏也难以控制了。王万、郭磊卿与曹豳、徐清叟俱以强鲠敢谏闻名，故而号称“嘉熙四谏” 。 宋理宗重用史嵩之，一开始便受到了在政治坚决反对史弥远集团的官员的强烈反对。但宋理宗不为所动，反乘机将弹劾史嵩之的台谏官谢方叔、王万、郭磊卿等人都变相逐出了朝廷 。这一批台谏官被贬逐后，便导致了“朝论骤更，敢言之士不能安于朝廷之上”的局面出现 。因此，王迈在后来沉痛地总结说：“至嘉熙之变局，正党论之交驰，摸床棱者无可无否，骑门限者半黠半痴。” 。 宋理宗重用史嵩之的原因之三是看上史嵩之的军事才干。在当时抵御蒙古全面入侵的战争状态下，军事上保持不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生死存亡。在当时，能够胜任主持南宋军政者只有两人，一是赵葵，一是史嵩之。赵葵因对“三京之役”失败负有罪责，不宜擢用，宋理宗也就只能寻求史嵩之支持了。 史嵩之为政颇有权术。他利用宋理宗对他的信任，对朝廷官员软硬兼施，实施分化瓦解，逐渐控制了朝政。淳祐四年六月，新科进士徐霖上书抨击史嵩之“挟边功要君、植党专国”，其所谓“其先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举朝皆受其聋瞽，鲜有不为所欺也”等等，尽管有一些过激，但多数都是实情 。 但史嵩之讨厌理学，不喜欢读书人，心甘情愿地充当宋理宗的鹰犬，贯彻宋理宗控制舆论的旨意，肆意压制不同意见，也招致了人们的愤恨。 淳祐四年（1244）秋，史嵩之父亲去世，但宋理宗不允许他按惯例在家为父守丧三年，诏令其起复，即在职带丧。于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政府官员都不敢对此有任何意见，但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何子举等144人联名上书，请求宋理宗不要违背传统礼法，收回史嵩之起复的成命。太学生对朝政不满，但又不敢指名道姓地批评宋理宗，于是便将所有朝廷过错统统归结到史嵩之头上，给他列举了一大堆罪名。太学中还有人在斋廊贴出了标语：“丞相朝入，诸生夕出。诸生夕出，丞相夕入。”宣示了要与史嵩之斗争到底的决心。 这场起自太学的“倒史运动”，很快便在京城弥漫开来。武学生翁日善等67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94人，宗学生赵与寰等34人先后伏阙上书，反对史嵩之起复。外地也有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敎授卢钺上书，反对史嵩之起复。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四学”倒史运动，宋理宗起初曾命令知临安府赵与懽出面与学生谈判，“调护寝其事”，但赵与懽反对宋理宗说：“人言可畏，非俾致仕不可。” 将作监徐元杰也上疏反对史嵩之起复，并建议以准许史嵩之荐举执政自代为条件，辞官守丧。宋理宗无奈，只好宣布准许史嵩之终丧，改命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范钟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杜範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淳祐六年，史嵩之守丧期满，宋理宗罢免了左丞相范钟，打算再度任命史嵩之为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监察御史黄师雍等人担心史嵩之再度复出，便上书称史嵩之“无父无君，丑声秽行，律以无将之法，罪不余诛”，要求将其“削官远窜” 。翰林学士李韶与从官也纷纷提出抗议。宋理宗迫于众怒，只好让史嵩之以观文殿大学士的头衔致仕。于是，宋理宗又想起了端平宰相郑清之。淳祐七年夏，宋理宗罢免了游佀右丞相职务，再度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然而，复相的郑清之，已经没有端平时期的进取精神了。而且，宋理宗淳祐政治也已非“端平更化”可比。淳祐中，宰相杜範曾针对宋理宗的政治改革提出批评，说：“端平尝改绍定矣，而弊反甚于绍定；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于端平；淳祐又重改嘉煕矣，而弊又加甚焉。”并进而分析了其失败的原因：“盖端平失于轻动，嘉熙失于狥情，而淳祐则失于专刻。轻动者，其私在喜功；狥情者，其私在掠美；专刻者，其私在固位。是三者同出于私，而专刻又私之尤甚者也。” 而正是由于如此，导致了宋理宗“亟易相而图任靡终，数更化而规模不立，此所以毎变而愈下” 的结局。 （二）尊崇理学及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 淳祐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正式颁布诏令，废除王安石从祀孔子庙廷的资格，而封周惇颐为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廷 。以其上承孟子，确立了理学的“道统”。二十年后，在景定二年（1261）正月，宋理宗又下诏封张栻为华阳伯，吕祖谦开封伯，从祀孔子庙庭。 宋理宗尊崇理学，无非是认为理学所讲求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心反省工夫可以匡正人心，“三纲五常”可以强化君主权威、可以维护封建等级、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但宋理宗本人却并不理会理学的道德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素来以好色、奢侈而闻名。他在宫内除养有“六字号夫人”“一千员”之外 ，甚至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借举办宴会的名义，将营妓、娼优召到宫内鬼混。 另外，宋理宗亲政之后，鉴于史弥远专制朝政之害，为确保皇权，便大力扶植后宫、宦官、外戚、近亲势力以限制相权。淳祐五年（1245），权礼部尚书李韶曾一针见血地对宋理宗提出批评，称：“陛下所谋者嫔妃近习，所信者贵戚近亲。” 由于宋理宗的一手扶持，因此，在宋理宗一朝，特别是他在位的中后期，后宫、宦官、外戚、近亲势力大为膨胀。 宋理宗早在亲政之初便宠信女道士吴知古、宦官陈洵益。吴知古住在宫内，主持宫内焚修之事。陈洵益为宋理宗藩邸“随龙人”，累官至入内内侍省。嘉熙四年（1240），被追赠为昭庆军节度使。两人被朝廷官员指斥为“纤巧反复，最能挠政” 。在陈洵益死后，宦官卢允升、董宋臣又逐渐得到宋理宗重用，宦官势力大为膨胀。 杨太后（宋宁宗皇后）当初在废太子赵竑为济王而改立宋理宗问题上赞同史弥远的意见，宋理宗对她一直存有感恩戴德之心。宋理宗皇后是宋宁宗的宰相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宋宁宗时，因谢深甫劝宋宁宗将杨贵妃立为皇后，因此在宋理宗即位后，身为皇太后的杨氏便一手主持，于宝庆三年（1227）硬逼宋理宗将谢道清立为皇后。宋理宗为此大为不满。绍定四年（1231），贾似道之姐被选进宫，以其美丽深得宋理宗喜爱，封文安郡夫人。次年，受封为贵妃。杨、谢两宫以及贾贵妃的家人都得了宋理宗的百倍眷顾，如杨太后之侄新安郡王杨谷、永宁郡王杨石以及侄孙杨镇等，谢皇后之侄谢堂、谢垕、谢暨、谢埴等等。贾贵妃所生之女周汉国公主尤为理宗宠爱。其下嫁杨镇，又使杨太后、贾贵妃两家联系到了一起。贾似道能得到宋理宗自始至终的信任，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宋理宗操柄独断，对宰相的要求极为苛刻。对“德履温纯者”则“疑其迟钝”，对“论议慷慨者”则“恶其矫激”。他曾对宰相程元凤说：“亲政以来，命相凡几？俱多弗绩。” 在他所任命的十几位宰相中，除端平时期的郑清之、史嵩之以及后来的贾似道等少数人之外，几乎就没有令他满意的。 淳祐十一年冬，左丞相郑清之病死，宋理宗任命知枢密院事谢方叔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参知政事吴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但吴潜任右相仅一年，便因与谢方叔“各分朋党，互相倾轧” ，又得罪了宦官董宋臣而遭到御史萧泰来弹劾，“论其奸诈十罪，如王安石而又过之也”，被迫辞相 。 谢方叔独相两年有余，碌碌无为，结党营私。其在老家四川的子侄与成都路安抚使、知嘉定府俞兴以及云顶山统制姚世安相勾结，对抗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而谢方叔则以宰相的身份支持姚世安而压制余玠，并在宋理宗面前对余玠大肆诬蔑，以至余玠在郁郁不得志中赍志而没。其子谢修骄纵不法，甚至敢与宦官董宋臣“争湖山冶游” 。 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新任监察御史洪天锡因上疏弹劾宦官卢允升和董宋臣而激怒了宋理宗，被变相逐出台谏。由此而引发了太学生的抗议运动，临安城为之沸腾。宋理宗、卢允升、董宋臣迁怒于谢方叔，御史朱应元受其指使，弹劾谢方叔和知枢密院事徐清叟，导致谢方叔罢相。宋理宗于是任命参知政事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董槐是朱熹门人辅广的学生，在理学家中颇有声誉。董槐为人豪迈慷慨，“少喜言兵，阴读孙武、曹操之书” ，年青时还曾自比为诸葛亮、周瑜。他担任宰相后，自认为受到宋理宗的信任，请求宋理宗先从整肃皇亲国戚不守法、执法大吏擅威福、皇城司士卒骄横这三个问题入手整顿国家政治。这就引起了许多有权势者对他的愤恨，宋理宗也逐渐对他不再信任。 殿中侍御史丁大全是宋理宗外戚中的远亲，为政小有才能，但为人憸黠刻薄。因其善于钻营，颇得宋理宗及宦官卢允升、董宋臣的喜欢。因董槐拒绝与丁大全交往，遭致丁大全愤恨，于是丁大全便罗织罪名，弹劾董槐，导致董槐任相不足一年便被罢相。在董槐罢相的诏命还未正式下发的当晚，丁大全便调集了一百多士兵，包围了董槐府第，将董槐押进轿子，抬出城外，然后扔下董槐，呼叫而散。以这种卑劣的方式来羞辱董槐。 董槐罢相后，参知政事程元凤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数月后，宋理宗又任命丁大全为签书枢密院事。程元凤早年任知饶州时，丁大全在其属下担任知浮梁县。程元凤为人比较宽和，但丁大全却仗着宋理宗的支持，“志溢气骄，好凌驾人，至与同列争事交臂于中书堂” ，全然不把程元凤放在眼里。宝祐五年（1257）八月，丁大全晋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开始排挤程元凤，觊觎宰相之位。 宝祐六年四月，因程元凤为相无所建树，宋理宗将其罢免，而改命丁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然而在这个时候，蒙古大军在蒙哥汗的亲自指挥下，已经兵分三路，开始对南宋发起了新一轮的全面进攻。 第二节 蒙哥汗大举攻宋与宋理宗后期政治 一、蒙古军攻灭大理及进攻四川 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六月，拖雷之长子蒙哥在斡难河即位，成为蒙古政权大汗，其身后的庙号为宪宗。蒙哥一方面清除异己、稳定内部，一方面又开始着手布署对宋战争。他任命其弟忽必烈统领大漠以南地区的军政大权，以牙剌瓦赤等人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任命察罕统领两淮地区的蒙古军，任命带答儿统领四川地区的蒙古军，任命和里统领甘肃、青海地区的蒙古军。 为了一战而平定南宋，蒙哥为即将开始的战争作了精心的准备。他一方面改变窝阔台时期对宋抄掠式扫荡作战的战术，命令蒙古军在南宋沿边地区构筑城堡、屯田积粮，建立稳固的前沿基地，保持对宋主动进攻的态势；一方面又调整对宋作战的战略，决定先攻灭大理，开辟对宋作战的另一战线，在陆上形成对南宋全面包围的态势。 蒙古军这一战略计划，在当时又被称为“斡腹之计”。从嘉熙到淳祐十一年年间（1237—1251），蒙古军为实施“斡腹之计”，已多次派出小股部队征服四川西部的吐蕃部落，并数次侵入大理边境地带 。因而宋人刘克庄有“斡腹之传且二十载”之说 。 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即蒙古宪宗二年（1252）秋，蒙哥汗正式派遣忽必烈、兀良合台 率领大军由临洮（今属甘肃）出发，取道吐蕃东部地区（约相当于今四川阿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区域），经忒剌（今四川松潘），千里远征，进攻大理。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即蒙古宪宗三年（1253）冬，蒙古军进抵大理城下。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祥、高和兄弟率军背城出战，被蒙古军击败，弃城逃遁。第二年（1254）春季，因主要战事结束，忽必烈率部分人又沿来路北返关中，留下兀良合台率军继续攻城掠地。到秋季，兀良合台指挥蒙古军攻下善阐（又称押赤，今云南昆明），俘虏了大理国王段兴智。宋理宗宝祐三年，即蒙古宪宗五年（1255），蒙古军最后征服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之地和大部份乌蛮、白蛮部落，在大理境内设置十九万户府，分管其地。 宋理宗宝祐四年，即蒙古宪宗六年，蒙哥命令兀良合台率兵由云南进军四川，企图“通道于嘉定、重庆，抵合州，济蜀江” ，与四川的蒙古军配合作战，一举荡平四川全境。五月，南宋接到思州（治今贵州务川）、播州（旧治在今贵州正安东北）方面转来的罗氏鬼国（今贵州西部的少数民族政权）发送的情报，得知屯驻大理的蒙古军“取道西南，将大入边” 。六月，任命朱禩孙知泸州兼潼川府路安抚，负责泸州、叙州（治今四川宜宾）、长宁军（旧治在今四川长宁南）边防。 这一年九月，兀良合台指挥蒙古军从乌蒙（今云南昭通）出兵，“趋泸江，刬秃剌蛮三城” ，兵锋直指叙州。十月末，在蒙古军在叙州庆符县（旧治在今四川高县北）一带遭到宋将张实的阻击，遂又绕出江前，叙州烽火吿警 。与此同时，四川蒙古都元帅帖哥火鲁赤、带答儿也率兵由北向南，对合州（治今四川合川）、重庆一线发动进攻。由于宋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蒙古军南北会合的战役意图未能实现。宋理宗宝祐五年，即蒙古宪宗七年正月，兀良合台被迫引兵返回云南，帖哥火鲁赤、带答儿也“从璧山拔寨” ，相继引兵撤退。 蒙古军这次对四川实施的南北夹攻行动引起了南宋的高度警惕。为防遏云南蒙古军再度由云南向四川、湖南地区进攻，宋军改变了“旧惟扼马湖以备北” 的军事布署，加强了对播州一线的防务力量。而蒙古军也从这次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改变了原定由云南进取四川的计划。这一年冬季，兀良合台率军进攻安南陈朝政权，迫使陈朝国王陈日煚向蒙古称臣，为下一步进攻南宋广西地区扫清了前进障碍。 二、蒙古军三路攻宋 宋理宗宝祐五年，即蒙古宪宗七年（1258）春，蒙哥诏令蒙古诸王出师征宋。宗王塔察儿（斡赤斤孙）受命后，立即率诸军南征，于这年秋季进围樊城（今湖北襄樊）。元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