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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成因的重新审视与中国的滞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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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成因的重新审视与中国的滞胀风险 滞胀成因的重新审视与中国的滞胀风险1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 我们重新审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滞胀的成因,发现:从经济基本面 看,导致滞胀的因素主要有负向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影响、以及劳动生产率下滑 和实际工资刚性;从政策面看,导致滞胀的因素主要是货币波动与价格管制。以 此来分析中国,我们认为:从经济基本面看,中国近期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很小, 但中长期面临增速放缓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因此,在政策面上要妥善应对, 谨防政策不当引致的滞胀风险。 关...

滞胀成因的重新审视与中国的滞胀风险
滞胀成因的重新审视与中国的滞胀风险1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 我们重新审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滞胀的成因,发现:从经济基本面 看,导致滞胀的因素主要有负向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影响、以及劳动生产率下滑 和实际工资刚性;从政策面看,导致滞胀的因素主要是货币波动与价格管制。以 此来分析中国,我们认为:从经济基本面看,中国近期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很小, 但中长期面临增速放缓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因此,在政策面上要妥善应对, 谨防政策不当引致的滞胀风险。 关键词:滞胀,总供给冲击,政策风险,供给面效率 1 全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1 年第 7 期。 1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以及通胀可能失控的说法很多,综合起来,就是担心中国会出 现滞胀。我们认为,从经济基本面看,中国近期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面临增速 放缓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因此,在政策面上要妥善应对,谨防政策不当引致的滞胀风险。 一、滞胀成因的重新审视 1970 年代,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胀并存的现象, 被称作滞胀。关于滞胀的成因,一直以来多有争论。一般认为, 1973 年和 1978 年两次严 重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飙升形成总供给冲击,由此,滞胀的主因被归结为负向的总供给冲击。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当时对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已有大量质疑,因此,从供给面寻找 原因是对凯恩斯经济学强调需求因素的一种“反动”,这也使得供给冲击得到了格外的强调 (Bruno and Sachs, 1979)。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经济学思潮的演变,人们开始重新审 视滞胀的成因。也就是说,除了负面供给冲击之外,又有了很多新的思考。我们认为,滞胀 的成因可以从经济基本面与宏观政策面两个角度进行概括。 (一) 形成滞胀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分析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滞胀的成因主要有负向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影响、以及劳动生产率 下滑和实际工资刚性。 1.负向总供给冲击。 不可否认,两次石油危机引起的油价攀升,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负向总供给冲击是形成滞 胀的导火索。能源价格上涨和与之相伴随的食品价格上涨,直接引发了高通胀(美国 1974 年、1979 年和 1980 年的通胀率均超过 10%)。图 1 显示,在两次石油冲击之后的年份,就 当期来看,核心通胀率要远低于总体通胀率(以 1974 年为例,二者差距达到 4 个百分点); 而随后核心通胀率也一路走高,并与总体通胀率的差距在缩小,供给冲击可见一斑。 图 1:美国的总体通胀率(headline)与核心通胀率(core)的比较(%)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NIPAs) 。 2 2.关注需求面的影响。 负向总供给冲击并不是形成滞胀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需求因素也起到了 重要作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供给冲击发生之前,美国的趋势通胀率已经先行上升了一 段时间。数据显示,1965-1970 年间,美国的通胀率已经明显提高。此外,扩张性的货币政 策(这在后面的政策性因素中会详细分析)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越战时期实施的扩张性财 政政策就是导致 1960 年代末美国产生过度需求的重要因素),也导致总需求的扩大。 因此,油价上涨并不能简单视作供给者的政治图谋,而是反映了整个世界宏观经济形势 的变化,甚至可以看作是全球经济过热的一个信号。事实上,在油价大幅上涨之前,西方发 达经济体刚刚经历了二战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高增长。如果没有经济高增长所导致的总需 求上升,也不会出现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该报告发表于 1972 年);同样, OPEC 国家的提高油价与石油禁运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张晓晶,2008)。 3.劳动生产率下滑与实际工资刚性。 对于实际工资刚性引起滞胀,学者们谈论较多,但往往忽视了与之密切关联的另一个方 面,就是劳动生产率。理论上,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也 就是说,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是一致的。说到实际工资刚性,确切地说,应该是劳动 力价格不能根据生产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这里,劳动生产率是非常核心的概念。美 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 1960 年代末。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生产率的趋势增长 率已经低于过去 20 年平均增长率一个百分点。但实际工资并未下降。从美国劳动收入份额 占总收入的比重看,1960 年代末开始上升,在整个 1970 年代,都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明 显高于上个 10 年的平均份额(Blinder and Rudd, 2008)。正是由于实际工资高于(以生产率 来衡量的)均衡水平,导致了大量失业,抑制了供给。 图 2: 美国非金融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总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NIPAs). 3 (二)形成滞胀的政策面因素分析 从宏观政策面来看,引起滞胀的因素则主要有不当的货币政策以及价格管制。 1. 货币波动与通胀预期是产生滞胀的重要原因。 Delong(1997)认为,趋势通胀率的上升先于供给冲击,这主要是由于:(1)美联储希 望利用一条非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过容忍通胀率的提高来减少失业率);(2)出于对 大萧条的心有余悸,因此不敢用高失业的方式来应对通胀。这样就使得高通胀不可避免。而 其中,食品与能源价格冲击只是扮演了并不重要的角色。 Barsky & Kilian(2002)指出,正是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才导致了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总体通胀水平提高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他们认为货币政 策的扩张和紧缩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其模型显示,不借助于任何外部总供给冲击,货币 波动本身就能产生显著的滞胀,而且这个模型还能解释包括石油在内的工业投入品价格上 涨。这一结论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如果滞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波动,那么,称职的央行完全 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 Knotek(2006)则将滞胀和货币体制变革联系起来。在一个动态随机模型中,货币当局 有实施暂时冲击和长久体制变革两种政策手段,由于信息粘性的存在,企业无法立刻区分二 者,只能通过解一个信号萃取问题来进行决策。实施货币体制变革的可能性增加了货币波动 制造滞胀的能力。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货币体制平均每十年变革一次,那么,滞胀发 生的概率为 76%。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非常明确:透明的中央银行和稳定的货币体制将杜 绝滞胀的发生,相反,不甚明确的货币体制变革会延长经济主体的学习和适应过程,这会导 致产出和通胀出现较大波动,从而提高滞胀出现的概率(参见张晓晶、汤铎铎,2008)。 在 1970 年代欧佩克国家石油涨价之前,已经明显出现了其它工业投入品价格上涨的情 形,这种上涨并不是任何特定供给冲击的结果,而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繁荣引发的。 面对油价攀升,货币当局应对不当,未能控制住通胀预期,导致价格轮番上涨。沃尔克时期 的美联储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左右摇摆、走走停停。比如在高通胀的时候采取从紧的政策,而 看到一些经济指标的下滑,就慌忙放松,从而公众认为政府难以将通胀控制住,形成通胀预 期,最终出现了通胀的螺旋式上升。这表明,应对通胀应把预期因素放在突出的位置;在此 方面,央行政策的独立性、连续性、透明度和公信力尤为重要。 2.价格管制恶化了供给,导致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油价上涨的态势,尼克松总统于 1971 年 8 月宣布实行为期 3 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 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我向来认为,美国经济在政府尽量少加干预的情况下发展得最 好。可是在 1971 年 8 月我却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管制和改革措施,甚至使那些长期主张对工 资和物价进行管制的人目瞪口呆”(尼克松,2000)。 1973 年春,尼克松因食品价格猛涨和‘水门事件’的困扰,于 6 月间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 价格冻结。结果是灾难性的: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也,人们排队等 着加油。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遇到了短缺。1974 年价格管制取消,导致了物价的“报复 性”反弹。 价格管制将加剧短缺:短期会造成囤积居奇,中长期会导致供给减少,这二者都会加剧 4 短缺。更重要的是,由于价格管制,使得价格信号不能正确地反映市场供求,从而导致资源 的误配置,造成供给面的效率损失,进而削弱供给面的活力。这种损害将是更为长远的。 二、中国的滞胀风险分析 (一)短期看,我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很小 当前,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确实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压力,因为无论是稳定物价的财政政策 还是货币政策,都潜在地具有抑制总需求的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速放缓。一些人根据近期中 国经济增速回落与物价逐步走高这一现象,认为中国经济已现“滞胀”苗头或已进入“滞胀” 期。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有失偏颇。 1.就中国实际而言,胀的压力较大,但滞的可能性很小。 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 2008 年和 2009 年,中国经济仍保持了 9%以上的增长 率,“十一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更是达到 11.2%,最近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在合理的潜在增 长区间内。而且,当前经济增速的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因此增长有较大 的可控性,不必担心“滞”的出现。 2.本轮通胀的主因还是需求拉动,而不是负向的供给冲击。 尽管中东北非动荡,使得短期内石油供给有所减少,但还远未达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石 油危机的程度。从全球看,粮食生产、石油供应基本正常,全球粮价油价的上升主要是需求 面因素带动的,这和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有很大关系。 图 3 世界工业产出与大宗商品价格(2000 年 1 月-2011 年 4 月) 40.0 90.0 140.0 190.0 240.0 290.0 340.0 390.0 20 00 m 01 20 00 m 06 20 00 m 11 20 01 m 04 20 01 m 09 20 02 m 02 20 02 m 07 20 02 m 12 20 03 m 05 20 03 m 10 20 04 m 03 20 04 m 08 20 05 m 01 20 05 m 06 20 05 m 11 20 06 m 04 20 06 m 09 20 07 m 02 20 07 m 07 20 07 m 12 20 08 m 05 20 08 m 10 20 09 m 03 20 09 m 08 20 10 m 01 20 10 m 06 20 10 m 11 20 11 m 04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能源价格(左轴) 其它大宗商品价格(左轴) 世界工业产出(右轴) 注:世界工业产出与大宗商品价格均为指数,其中:2000 年=100。 5 资料来源: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如图 3 所示,总体上,能源及其它大宗商品价格与世界工业产出的走势基本一致,这反 映出实体经济需求是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主要动因。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与世界工业产出 相比,能源价格呈现较大波动,而其它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与之的吻合度则要高 得多。首先,从 2000 年到 2005 年初,能源价格与其它大宗商品价格趋势一致,而且与世界 工业产出高度吻合;其次,2007 年初到 2008 年年中,能源价格存在明显的超调,这中间, 可以推测是金融投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能源价格和(以世界工业产出来衡量的)实体经 济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偏离。2009 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能源与其它大宗商品 价格逐步走高,较为正常,这体现出总需求拉动的效应。 就未来而言,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疲软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紧缩政策导致的 增速下滑,全球总需求有所回落,油价上涨的压力也有所减弱。 3.从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来看,中国与滞胀时期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异。 我们总结滞胀的教训时发现:实际工资刚性,特别是实际工资增速超过了劳动力生产率 的增速是形成滞胀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条件。在中国,情况恰恰相 反,即工资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从而降低了滞胀的可能性。 表 1 展示了 2000 年至 2007 年劳动报酬水平和两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升,平均劳动生产率由 2000 年的 4.3 万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18 万元,增长超过 3 倍。同期,边际劳动生产率由 2.6 万元上升到 10 万元。我们看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同步变化,劳动报酬在 8年间增长 92%左右, 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从每一年的情况上看,劳动报酬的增长都没有快过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无论是边际劳动生产率还是平均劳动生产率)(都阳,2010)。 表 1: 2000-2007 年制造业的劳动力报酬和劳动生产率情况 劳动报酬 (千元/人) 边际劳动生产率 (千元/人) 平均劳动生产率 (千元/人) 2000 11.48 25.98 42.77 2001 12.25 32.4 52.06 2002 13.09 38.61 60.41 2003 14.08 46.97 77.28 2004 15.35 56.81 95.32 2005 16.96 62.85 115.82 2006 20.74 78.23 148.96 2007 22.01 102 180.46 注:劳动报酬为企业支付的工资、福利和保险三项之和除以企业职工总数。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计算整理。 6 另有数据表明,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 1994 年至 2008 年的年增速达 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 13.2%。根据高盛估算,制造业平 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 16%,基本超过了 2001 年至 2009 年的平均工资增速(张茉楠, 2010)。 总之,一方面,尽管新劳动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法的实施和收入分配改革增强了人们对工资增长的预期, 但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过剩局面没有根本改 观,从而出现实际工资刚性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我国的实际工资率是低于以劳动 生产率来衡量的均衡工资水平的,这可以从以上数据及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占总收入比重下 降的事实得到印证。尽管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体现出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问题,是一个坏消息; 但从另一个角度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即当前我们还不会因为生产率下降与实际工资 刚性问题导致滞胀。 (二)中长期的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 尽管短期而言,中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通货 膨胀压力并存的局面。须引起警惕。 从国际看:增长方面,危机后各大经济体都在“修复”和再平衡,都在调整结构与转变增 长方式,这使得经济增速下滑;同时,全球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技术进步的 支撑,发达经济体找不到新的增长点,这也使得全球增长有所放缓。通胀方面,由于总需求 上升受限,总体上通胀压力不大。但考虑到此前各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新兴市场经 济体复苏强劲,因此,未来通胀风险较大。从国内看:中长期增长下滑已成定局,同时,通 胀压力在加大。从这个角度,潜在滞胀风险不容忽视。 1.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回落 就未来而言,无论是资本、劳动还是技术,都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 率。我们认为,未来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有: (1)资本积累方面,高储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扩大 消费成为主导,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高储蓄的水平将不如以前。 (2)尽管劳动力资源还相当丰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城镇化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但“人口红利”对增长的积极效应会逐步减弱直至消失。这将会大大影响经济增速。 (3)技术进步。TFP 在过去 30 年有较大提高且波动较大,我们期待未来 TFP 仍会有一 个较快的增长,这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这要取决于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变革、研发创新以及全 球的技术革命。短期来看,这些改变都是较为缓慢的。而且,结构转换,特别是从制造业到 服务业的转换,往往会带来 TFP 增长的短暂下滑,OECD 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4)各类要素成本上升、资源能源价格调整、人民币升值,以及环保成本、社保成本的 上升,都会加重企业负担,一定程度上减弱产业竞争力。 (5)改革的边际收益有所递减。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在改革开始推进的时 候,改革收益很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小的边际的改革都基本完成,而打破利益集团阻力 的更为根本性的改革却又难以推进,这使得改革的边际收益有所递减。 7 我们的经验分析进一步表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潜在经济的增长速度平均为 9.5%,其 中,大约 1.3 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进入新世纪以来,环境消耗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 2 个 百分点。在考虑低碳经济约束、人口转型的条件下,未来 10 年中国潜在增长速度将逐步降 低到 8%以下。 2.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 我国面临着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就国际而言,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推进与全球变暖, 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就国内而言,城镇化发展以及要素价格改革,形成中长期成本推动压 力。 (1)全球人口增长与全球变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全球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推进导致对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据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将 从 2010 年的 69 亿增加到 2050 年的 91 亿;其中新增人口中近 90%将来自现在的发展中国 家。与此同时,全球城市化也在不断向前推进,2007 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膨胀、全球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都在推动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研究表明,未来 50 年, 全球对食物和纤维等农产品的需求 将成倍增长。 全球变暖的挑战。近 40 年来全球气候呈现出变暖的总趋势,气温增高增大了地表水的 蒸发量,从而加重了粮食作物主产区的干旱、土地沙化、碱化以及草原退化。气候变化和生 态环境对农业生产形成新的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认为,全球农 业GDP会在今后 20 年由于气候变暖而下降 16%。另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全球变 暖可能导致 2050 年包括玉米、小麦和大米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比现在上涨三分之二左右。 (2)国内城镇化进程与要素价格改革,形成成本推动的双重压力。 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增长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要从当前的 47%左右提高 到 51.5%。城镇化发展形成物价中长期上升的压力。 一是城镇化导致工资成本特别是农业部门工资成本的上升。表 2 显示,2003 年至 2008 年间,非农部门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速在 10%左右,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速则远高于 10%。 这体现出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工资在绝对水平上的趋同(因为此前,农业部门工资要比非农部 门工资低得多),但也反映出未来农产品价格在人工成本推动下不断上升的压力。 表 2:2003-2008 年中国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速(%) 农业部门 非农部门 食品 15.1 制造业 10.5 棉花 11.7 建筑业 9.8 养猪 21.4 农民工 10.2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统计局。 二是城镇化发展导致粮食成本的中长期上升。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成本包括:土地承包 费、劳工成本和物资投入成本。以 2010 年为例,土地成本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 20%;主要 8 农产品亩均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稻谷 37.1%,小麦 28.0%,玉米 39.9%,大豆 30.6%,棉 花 54.8%;物资投入成本占粮食生产总成本的 40%~50%,其中很大一部分如化肥、农用膜、 农用机械燃料等,都与石油价格相关。这些成本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有着逐步上升的趋势。 因此,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就是可期的。 三是城镇化发展导致居住成本上升。居住类价格主要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房屋 维修费、物业费、自有住房贷款利息、水电燃气以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服务等的支出。随着 城镇化推进,居住类价格的各组成部分如房租、房贷利率、水电燃气等都处于上升趋势。 要素价格改革形成的成本推动压力。中国经济曾出于赶超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压低了要 素价格,以使中国获得了较长时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随着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应逐步 纠正原来的价格扭曲,推动要素价格领域的改革。这会使得一系列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 资金、资源能源等价格趋于上升,中长期通胀的压力十分显著。比如,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 幅的逐步下降与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短缺,劳动力价格将逐步攀升;城镇化的推进导致土地 更加稀缺,推动土地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来临使得中国的储蓄供应逐步减少,这会推动资 金成本上升;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原先压低的资源能源价格将会逐 步走高。 三、防止政策不当引致的滞胀风险 虽然从基本面看,我国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长期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 面值得警惕,特别是注意防止政策不当可能引致的滞胀风险。因此,我们认为,当前抑制通 胀的政策措施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总需求管理非常必要,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动摇。在治理通胀上要有决心,不能 走走停停,要给公众可置信的承诺,从而稳定预期,防止出现加速通胀的预期。现在国内市 场上有悲观情绪,认为可能出现滞胀,呼吁放松货币政策,这恐怕是南辕北辙。因为一个忽 紧忽松的政策只会丧失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让市场对控制通胀失去信心,从而重蹈美国 1970 年代的覆辙。一个稳定的、一致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锚定百姓的通胀预期,避免滞胀。就 中长期看,由于通胀压力的持续存在,因此,货币政策基本上应保持偏紧态势。 其次,对于要素成本上升要因势利导,“容忍”相对价格的调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各类要素成本出现上升趋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由此形成的通胀压力不应 过度压制,否则将使要素价格发生扭曲,难以发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达不到结 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因此,要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需要正确处理好抑通胀与保增长、调 结构的关系,对于有效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要素成本上升只能因势利导,充分依靠和发挥市 场竞争机制作用,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管理等创新形成“倒逼机制”。惟有如此,才能通过 提高经济效率来改善供给,逐步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且,从中长期看,让企业面临真实 的成本压力,恰恰会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延扩张,有助于从根本上缓 解通胀压力。 第三,更多采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干预的办法来治理通胀。从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看,价 9 格管制是形成“滞胀”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对当前的高通胀,要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来解决。 价格干预有很强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会在微观上减弱企业生产的激励,从而在宏观上恶化总 供给。因此,在抑制通胀压力时,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 有机结合,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活力。 第四,仅仅需求管理是不够的,还要在供给上做文章。一方面,要稳住粮价及相关食品 价格;另一方面,面对国内企业利润水平的下滑,要有意识地减轻企业负担,防止多重因素 交叠(这包括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以及税负较重等) 导致微观企业活力减弱和劳动生产率的下滑。在这方面,供给主义学派强调结构性减税、放 松管制以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值得我们借鉴。一是结构性减税。无论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 证研究还是从各国数据的描述性对比,我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并不算高。自 1994 年财税改 革体制改革后,1995-2009 年政府收入的平均宏观税负为 18.73%;若将国内外债务收入和体 制外收入算入,该数值会有显著增大,据估算近两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超过了 30%。并且, 由于政府收入以显著高于 GDP 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也导致宏观税负水平不断上升。尽管 我国宏观税负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并不算高,特别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要低不少。但值 得注意的是,由于发达经济体承担了很多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还未能承 担很多的社会保障责任,从这个角度,中国的宏观税负有所偏高。因此,可以通过结构性减 税,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二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放松行业管制与准入 政策,可以给予微观主体以正向激励,提高供给效率。“新三十六条”旨在打破国有垄断,鼓 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与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医疗等现代服务业,是非常积极的政策 变化,需要狠抓落实。 10 参考文献: Barsky, Robert B., and Lutz Kilian. 2002. Do we really know that oil caused the Great Stagflation? A monetary alternative.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1, eds. Ben S. Bernanke and Kenneth Rogoff, 137-183. Blinder, Alan S. and Jeremy B. Rudd, 2008, “The Supply Shock Explanation of the Great Stagflation Revisited”, CEPS Working Paper No. 176, November. Bruno, Michael and Jeffrey Sachs, 1979, “Supply versus Demand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of Stagfl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382. DeLong, J. Bradford. 1997. America’s peacetime inflation: The 1970s. In Reducing inflation: Motivation and strategy, eds. Christina D. Romer and David H. Romer, 247-28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都阳,2010:《中国劳动力市场分析》,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未定稿。 尼克松,2000,《尼克松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张茉楠,2010:《缩小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间的“剪刀差”》,《中国经济时报》 2010 年 08 月 11 日。 张晓晶,2008:《中国增长的周期性调整、未来走势与政策选择》,《财贸经济》2008 年 第 10 期。 张晓晶、汤铎铎,2008:《从增长与通胀的多重组合看我国的滞胀风险》,《开放导报》2008 年第 4 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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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金融/投资/证券
上传时间:20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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