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熟透的桃子

一只熟透的桃子 黄卧云 　速度和平静最能反映2011年中东革命以及当年苏联东欧革命的两个基本面，革命来得突然而迅速，旧秩序顷刻瓦解。中东革命短的只有几天，或几个星期，长的也就几个月，如茉莉花开般的和平，愉悦；东欧革命的整个过程就像天鹅绒一般柔软滑过，唯一流血的革命发生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为自己的残暴统治付出了生命。苏联政权控制着一支令世界生畏的军队，曾经无情地碾碎了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也在1991年的那个秋天同样说完就完，古往今来任何横扫千军的威武之师也不能如此神速地取胜。当代革命简直就是一只熟透了的桃子，轻轻一摘即可以到手。 　　为什么不会有长期革命了 　　柏林墙倒塌既是一个象征，又是一次革命。 　　1961年8月，东德政府面对居民通过西柏林大量逃往西德的潮流，已经不能靠警察来控制局面了，于是在一个夜间架起了铁丝网把西柏林围住，它后来被筑成混泥土高墙，由机枪、碉堡、自动报警系统组成军事防御体系，以阻止自己的人民逃离。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后，民主浪潮迅速地席卷东欧了国家，1989年10月23日，东德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都可以申请护照出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涌向西德，一周之内50万人出走。11月9日，东、西德国的过境站开放，东德人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28年的高墙就此坍塌，人民自由地奔向西德，很短时间内，总共1670万人的东德就有1000万人申请去西德的签证。不到一年之后，存在了40年的民主德国永远消失了。 　　这场革命的独特之处是人民用逃离的方式终结了社会主义东德，它是一次人民革命，更确切地说，是一次国民抛弃运动，没有选票的东德民众用脚投票，“一致通过”抛弃自己的政府。这是当代人民革命一个极佳的 案例 全员育人导师制案例信息技术应用案例心得信息技术教学案例综合实践活动案例我余额宝案例 。这样的革命，其性质是人民向专制的集体告别，这是和以往时代的革命最重要的区别。苏联体制的垮台，以及中东各国专制的垮台，无不是人民抛弃所致，人民普遍从内心里厌恶和背弃了他们的政府和它所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的制度。在某个导致政治解体的具体事件出现以前，它的内部已经解体，它的脏器已经腐烂，只要一个契机，甚至是非常微小的事件，一个看似强大的政权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地瓦解。 　　用经济的眼光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革命发生的原因有很大的局限，难以得其要领，虽然经济的溃败或长期衰退不振会导致人民的不满，但不能揭示革命产生的那些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即便长期遭受饥荒和残酷统治的国家，当全国人民还在为制造饥荒的独裁者的死放声悲哭的时候，是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它的人民只有自求多福：遇上一个不那么心狠手辣的接班人，日子将会好过一些，温饱有保障，要是碰上一个更残暴或更无知的伟大领袖，就只能继续在苦难中煎熬。 　　人民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民众心理的变化，他们从对现存制度的不满经过长期积累，转为愤怒和轻蔑，愤怒的情绪从一个阶层扩散到多个社会阶层，进而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被他们厌弃的那个制度，维护着少数人的特权，损害着大多数人的尊严和权利。在广大民众眼中，它不合时宜和不可容忍，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格格不入，与人们所普遍信奉的价值观念相龃龉，它的存在对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已经是一个的明显的障碍。 　　一个不合理制度本身并不能引起人民革命；只有当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反感时，它才引起人民革命。托克维尔曾经描写了法国大革命前夕人们的这一心理变化：“这些制度的悠久历史并未使它们变得令人尊重，相反，它们在老化，一天天地声名扫地。令人奇怪的是，由于它们更加衰落，它们的危害力越小，它们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正如一位支持旧制度并和旧制度同时代的德意志作家曾说的，现存事物已经普遍刺伤人心，有时还变得可鄙，现在人们对一切旧的东西均持不屑一顾的态度。” 　　尽管那种制度是建立在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恐惧之上，人们也总是尽可能去适应和服从，而不是反抗。哈维尔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他称之为“后极权社会”里捷克人的生存状态，那里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恐惧使他们对一切都予以默许和忍受，中学老师讲授他们并不相信的东西，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所有人实际上都在参与这个制度，制造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但也同样在这个迫使人们俯首帖耳的制度和社会之中，潜藏着一股推动隐秘运动的力量，即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虽然长期忍受着制度加给自己的羞辱，但没有失去有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向往和追求，在理论上他们都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哈维尔称它是一种细菌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空手赤权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 　　当人民整体决定要抛弃那个政权，这时的革命有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它不需要发动和组织，但又势不可挡。被统治者的整体反抗不需要暴力，他们只要对统治表达明确的抗拒。因为统治的前提是被统治民众的顺从，只要没有了顺从的人民，统治就不能继续。因此统治者才需要暴力，并且依赖暴力。人民革命只要成功地战胜统治者的暴力，很快就恢复了秩序。一场短暂的成功的人民革命，像是一场夏天的雷阵雨，暴雨洗涤了大地过后，天空就立即放晴。 　　在进行长期革命的地方，那里实际上是武装派别战争，其实与人民没有联系。最典型的长期革命是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到反袁革命，到国民革命，一直到共产党革命，始终是武装力量之间对国家领导权的争夺，它们都宣称自己代表被压迫民众和谋全民族之解放，至于被压迫的人民，他们对解放的理解不会超过“迎闯王，不纳粮”。当没有一个军事派别能够在短期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国家和人民就陷入了革命的泥沼。这样的革命就是在当时也令人失望--“革命没有出路，不革命也没有出路。”只有一个派别最后获胜，革命才宣告成功。这样的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个革命领袖，一个革命的核心团队，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把革命的词句作为装饰用语去掉，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革命历史画卷就和我们十分熟悉的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场景没有什么不同了。旧王朝一旦衰落，各种武装集团、流氓草寇便乘机而起，招兵买马，掠地攻城，大吃小，强并弱，生死较量，划疆称王，国中有国，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其中一个集团拥有了更出色的领导和领导集团，实力逐渐超过所有的对手，最后一派独大，荡平天下。 　　幸好没有革命家的组织和领导 　　一提到革命，我们就会想起革命家，因为是他们发动和领导了革命；一提到革命家，就会想起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卡斯特罗这样一些传奇般的革命英雄。 　　列宁，一个在讲话中总喜欢用“不可调和的”和“毫不容情的”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强硬态度的人，他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家和策略家。为了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和推翻克仑斯基的临时政府，他提出的鼓动性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当形势变化、看来布尔什维克不能夺取苏维埃的时候，他就转而攻击这个口号；在形势又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夺取苏维埃后，便又重新喊响到这个口号，到10月革命成功，一切权力归于布尔什维克，他就再也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了。 　　斯大林用“钢铁”为自己命名，他的革命生涯就是由一次又一次流放缀成的单调章节，被捕，流放，逃跑，再被捕，再流放，再逃跑。如果不是十月革命成功，这位不曾从事过任何职业的职业革命家会十分可怜，甚至找不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当然他成了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但人一死就作为暴君被世人唾弃和诅咒。 　　孙中山，没有一兵一卒，反反复复地运动小股力量在中国的南方边陲发起反清起义，他期待革命的星火点燃燎原中国大地的烈火，可每次都被政府军像吹一支蜡烛一样给灭了。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还是垮台了，胜利之果却不属于孙中山，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离去。他的不成功的革命恰好是他个人最大的成功，他在中国史书中成了近乎完美的革命先行者。 　　同孙中山相比，毛泽东更具雄才大略，不但有所有创业之君的非凡手段，而且运气极佳，革命获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政权。如果不是在成功后活得太长，本可以给后世留下或许是孙中山不能比的历史评价。 　　生命的生物时间成为决定革命家形象的无形之手。较短的生命周期成就革命家的伟大历史声誉，如列宁和孙中山，长寿则成了吞噬革命家的深渊，把他们真实的那面展现了出来。人的内心追求和他声称的目标之间通常有很大的区别，在追求权力时他会将自己的动机设想得高尚又纯粹，他甚至以为那就是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等到一朝掌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时，他就真正听从内心的要求了，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革命家并不天然地占有道德优势，革命和道德原本就不存在相互关联的因素。 　　在革命家领导革命的模式里，革命是少数人一项夺权的冒险事业，人民大众对他们的革命保持着疏离状态，对革命家来说，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入到夺取权力的革命队伍中来是既重要又艰巨的任务，为此，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核心队伍或先锋组织，通过它来发动革命、组织革命和领导革命，把分散的不满组织成集中的暴力。有战斗力的先锋队必须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整个身躯的每一个部分都要服从大脑的统一指挥。这就需要实行革命的集中制，以执行强有力的、不容抗拒的统一意志。革命家就是那个革命的大脑和革命的意志。 　　从苏联东欧革命到中东革命，人们已看不到毫不容情的、钢铁般的革命家以及革命家所领导的先锋队了。哈维尔显然不是这样的革命家，他只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按照更一般的说法是异见人士。没有革命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只是有一批始终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或者诗人、画家、作家、科学家，坚持在恶劣严酷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他们的言行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有助于促成社会的觉醒。中东的革命主力是那些阿拉伯青年，他们普普通通通，用互联网和手机传递信息，并由此推动革命发展。当代社会不再需要专门宣传革命和组织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当年革命家秘密从事危险的地下活动印发传单和小册子鼓动革命，其影响力根本不能和今天的微博、网络论坛、手机传播相提并论。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民众与便捷交流的信息工具相结合，使普通人对民主和革命的理解超越了过去的革命家。对民众来说，革命不是一项无比崇高和神圣的伟大事业，他们不需树立大旗宣称自己为了人类的解放甘愿抛头颅撒热血，革命对他们只是争取自身权利、为自我解放而采取的必要行动。必须自己拯救自己。在意识到自身本应享有的权利被剥夺后，他们就会要回来。 　　人民革命与革命家领导的革命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区别。革命家的革命是为了用自己的新政权代替被推翻的旧政权，人民的革命是民众为了自身权利的革命，最重要的目标是赢得选举权--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中争取的权利。革命家在军事革命中必须依靠高度组织化的团体，在革命成功后，在新的政权中，它便自动转变为国家的新主人，形成新的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人民革命则不会形成组织化的团体，人民是多元的利益主体，不可能形成单一的利益集团；在人民革命中，没有任何集团可以在革命成功后垄断权力，新政府和新的权力秩序只有民众的选票才能决定，这样就使国家权力回到了人民手中，而不会落入革命家的手里。 　　实际上，推翻旧的统治者还只是革命家整个计划的第一步，革命家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改造社会，他们有整体规划的社会模式，在他们获取革命之桃后，他们就能够利用整个国家的权力资源实施自己的规划，把社会当作他们的试验田，使社会付出惨重代价；而人民革命胜利后，由于没有对社会的各种异想天开的全盘计划，建立新秩序相对要简单得多，也更加靠谱，就是按照世界上业已成功的民主政体模式组织政府。 　　因此，苏东和中东国家在革命后大都能够顺利地建立了民主政体。即便有的国家还没有摆脱专制的惯性力量，但人民获得了选举权和基本人权，极权主义政治的基础已然毁坏，国家再也不可能退回到专制社会。一般认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存在一个转捩点，在这个点上，改革再也不可逆转。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由于始终不能接近这个点，所以随时都会倒退。经验表明，改革的转捩点出现在实现民众自由选举的时刻。普京在俄罗斯推行10多年的强人统治，似乎很有效地掌握了民众的意愿，就在他踌躇满志地宣布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准备为重回总统宝座认真地再走一次过场时，曾支持过他的民众开始了愤怒地抗议。普京很快就会明白，俄罗斯既然已经实现了自由选举，民主就无法倒退，操纵选举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更是一件危险的事。 　　世界有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历史因为俄国而花去了漫长的岁月绕了一个360度的大弯。1917年俄国沙皇政府被民众推翻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把实行普选的民主政体作为蓝图，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家在随后的10月革命中夺取了临时政府的权力，自由选举也从此与俄罗斯人民绝缘，他们要被迫赞成党和政府的每一项决议，直到70多年后，当年临时政府的组织原则又才成为俄国政府的原则，俄罗斯人民得到了那张迟到的选票。 　　枪杆子怎么不灵了 　　当今还有多少人继续沉浸在有枪就有江山的迷梦中？在苏联，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在1989年的东德和东欧，在2011年的突尼斯，埃及，也门，普遍地出现枪杆子失灵。利比亚的卡扎菲决定用枪杆子做最后一搏，结果死在枪下。而且这些国家没有出现一个军事政权。这不是偶然，是必然。 　　军队不干预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文明世界的通则。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领土不被外敌入侵和占领，而不是为某个权力集团服务的工具，这在今天已被一般大众所理解。人的观念的变化是枪杆子在革命中失灵的根本原因。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发挥作用。枪杆子和所有的力量一样，有它的限度和局限。一是过度使用力量会栽跟斗，二是武力有特定的适用范围，不是无所不能。当各武装派别为政权打拼的时候，枪是最终说话的东西。军队在同敌国军队的作战中，枪炮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因为参与各方使用同样的语言，遵守同样的规则。如果换一个场景，强大的军队面对的是示威的民众，是人民，它就不可能是力量的显示，就像对年迈的父母使用暴力不是力量的显示一样，对使用者而言，这是一场危险系数很大的赌博，甚至是玩火。在赌场上，一次赌博成功，并不能保证下一次也能成功。它的危险性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军队在扑灭一个火点时可能引起全民性的抗议行动，一个火点由此演变成一场熊熊烈火，到这时，再多的军队也已经不能控制局面；第二，用军队镇压平民不具有任何正当性，没有正当性的镇压行动不能保证军队的服从；第三，在一个社会大变革、充满变数的非常时刻，军队的使用者完全可能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最后结果不是他控制军队，而是军队控制他。 　　在一场人民革命中，军队的立场的确事关重大，因为独裁统治离开军队就一刻也不能维持下去。但军队不是独裁者的一个没有思想的武备库，而是人的组织。人是理性动物，军队同样有它的理性，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甘愿成为独裁者的顺服工具，这不符人类合理性。在人民反独裁的斗争中，保证军队效忠靠的是军人的良知和理性判断，因此军队不会站在独裁一边。 一提到革命就想到历史上的动荡、造反和军阀混战，就臆造一个新的洪秀全，既脱离现实，也脱离历史--谈论历史，却缺乏起码的历史观。执政权来自于选票的观念一经确立，不仅使军队维护未经选举产生的政权失去了合法性，也使军人掌控政权失去了合法性。枪杆子出政权指出了中国王朝历史的真实逻辑，但王朝时代的真理已无法运用到当代的现实中。今天的军方为什么在社会变革中能待在军营、回到军营，即使是暂时掌权的埃及军方也承诺要举行全国选举？ 　　军队自觉地退出政治，除了权力观念的变化，还与权力性质的变化相关。自由选举的规则在得到大众的认同后，人们就不难预见到权力性质的变化：管理国家的权力将不是以前的君临天下，不是以前不受制约、统御一切、无所不能的权力，那种权力以牺牲人民的自由成就自身的绝对自由，新的权力将是有限的权力，受选民监督，受舆论监督，受法律的限制，这种权力为了人民的自由必须限制自身的自由。对于统治天下、凌驾民众之上的权力，几乎所有人都渴望得到它，很多人不择手段要得到它。为了它，有人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将军、武夫、王侯、大臣、山大王、秘密组织等等，都可能纠集队伍，操上家伙，奔着最高统治权而去。但对于时时受到制约的牢笼中的权力，对于一种荣誉大于实惠的权力，远不是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它，只有那些真正对政治怀有理想、对服务国家抱有热情、对获得荣誉十分向往的人才会产生兴趣，而且获得这种权力和荣誉的机会向每一个公民敞开。当“坐天下”已没有可能，还有谁去“打天下”吗？历史就在这里翻开了新的一页，用枪杆子改朝换代的革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