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进法院，血气方刚，豪情万丈，以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第一次接触死刑案件时，我并不是承办人。合议庭当时正讨论一起故意杀人案，凶手是一名在酒吧与人起了争执的青年男子，他一怒之下，回家拿刀捅死了对方。
合议庭内部形成两种意见：一方认为被告人属于激愤杀人，罪不当诛；一方认为被告人蓄意杀人，其罪可诛。我的意见是，被告人是在与人起了争执后，返回家中取刀，应该不属激动杀人，而且主观恶性严重。这种意见得到多数人赞成，并被合议庭采纳，那名被告人也最终被判了死刑。
不久，二审与复核结果下来，上级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被押赴刑场执行。那一天，我也去了。站在刑场，我见到那个青年。那一刻，我突然懊悔莫名，内心反复问自己：“他，真的该处死吗？”这是一位文弱、清秀的年轻人。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惶恐。
判他死刑，在法律上没有错误，可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会那么懊悔？是那双眼睛么？自那以后，只要是死刑案件，在我未亲眼见到被告人的情况下，我再也不敢轻易表态。也是从那刻起，我才真正明白“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这句话的含义。当我审理死刑案件时，只要我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我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去年7月，按照最高法院的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所有死刑案件都实现了二审开庭。今年，最高法院最终收回了死刑核准权。许多人说，二审法官跋山涉水去开庭，复核法官千里迢迢来提讯，无形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变相加重了司法负担。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没有什么司法负担的分量大得过生命的重量。如果你连这个人都没有见过，又凭什么宣判他死刑呢？
许多人都对死刑的执行过程感到神秘，其实，对执行者而言，最大的震撼，往往是濒死者对生命的不舍与留恋。一次，即将对一名死囚执行枪决，临刑前，他突然对法警提出最后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朝执行指挥看看，指挥叹口气，说：“给他挪吧。”在场者都见惯了执行场景，看到这幕却都很动容。
一位资深法官曾对我们说，如果你缺乏对生命的敬畏感，就不配做一名刑事法官。这种敬畏，既包括对被害人的，也包括对被告人的。一次，一位生性胆小的女同事曾办理过一起XX杀人案。她说，阅卷时，自己看过被害人生前照片，那是很漂亮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儿。再看尸体解剖照片，虽然尸体已被焚烧甚至腐烂，但她却一点也不像从前那样觉得恶心、可怖。她说：“这个时候，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妹妹，我认真阅卷，就是为她申冤，我为什么要害怕她的尸体呢？”事实上，许多年轻的刑事法官，就是在一张张这样的尸体解剖照片前体会到自己肩上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的分量，并最终完成了从法科学生到法官的成长过程。
人们常开玩笑，说我们刑事法官就是一群杀手，媒体也爱给我们冠以“生死判官”之名。有段时间，由于待遇低、经费少，许多男法官纷纷辞职做了律师，庭里女性占了多数，结果被人们叫作“红粉杀手”，许多未婚女孩子连对象都不好找。其实，我们并不喜欢“杀手”这一头衔。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判罪行极其严重者死刑，但也会将更多罪不至死者从枪口下解救出来。如果法官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只是机械审理，匆忙下判，那和杀人机器又有什么分别呢？
有位哲人曾说：“法律家判断对错，政治家权衡利弊”。可对于刑事法官来说，判断对错是一方面，有时也必须像社会学家乃至政治家那样，跳出法律本身，去考量更多的利与弊。有许多案件中的情形，涉及到伦理、道德、政策、民族、文化等各个层面，单靠法律已很难解释清楚。在社会总体公平正义难以达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力图在一起起个案中实现具体正义。
作为法官，有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左右判决的结果。一场刑事诉讼，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被害人或者被告人亲属上访、闹事，几乎成为判决之后的常态。当事人有时闹凶了，本地政府就会过来干涉，提醒我们不但要注重法律效果，还得考虑社会效果。可是现实中许多事情，哪里是能够简单地用辩证法折中解释清楚的？许多冤案错案，就是在法律效果对社会效果的妥协中慢慢催生。而“民愤极大”或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这类抽象话语，对案件走向的影响经常要大于明确的法律规范。
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后，本地政府对死刑判决影响力逐步变小了，一些当时顶不住压力判了死刑的案件，被最高法院纷纷发回重审。可与同事聊天时我们也总在感慨，如果核准权早一些收回，也许当初一些罪不至死的人就活下来了。
在担任刑事法官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力图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同于常人。但办理死刑案件，心理压力是难免的。我们易处于焦灼状态，思维反复在某个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中纠结缠绕。午夜梦回，经常梦到极端残酷、残忍的事情。长期目睹社会的最阴暗面与人心的最丑恶面，我们有时也会变得敏感、易怒而又多疑。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少一些被害者，少一些罪行，少一些死刑。此外，如果给我们一些心理辅导，那就更好了。警察开一枪都要接受心理辅导，更何况我们这些每天都要进行生死抉择的刑事法官呢？
今年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偶然发现自己学生时代抄写的读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笔记。其中一则抄自民国法学家吴经熊的自传。上世纪30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
职责
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建筑公司岗位职责下载社工督导职责.docx
，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则笔记边，学生时代的我给的批注是：“伪善。”
现在，我拿出笔，轻轻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了：“人性。”
作者:萧显(法官)
4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