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常建华

·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常 建 华 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作为历史学的分支或流派, 如果以 1986 年 10 月在南 开大学举行的首届研讨会为 标志 禁止坐卧标志下载饮用水保护区标志下载桥隧标志图下载上坡路安全标志下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下载 的话, 至今已正式开展了 10 个年头。从首届研讨会学 者们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进行热烈讨论起, 便体现出诸说并存、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精神, 此后不断有关于学 科理论的文章问世, 进行学术商榷, 这 10 年是理论探索的 10 年; 经过众多学者采用 不同方法对不同学术问题进行探讨, 形成各种学术风格, 诞生了一批学术论著, 这 10 年也是具体课题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 10 年。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 10 年历程, 有助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 的特征, 从而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史”是什么, 理解社会史理论研讨中的不同意见。 为此, 笔者草成此文。 一、社会生活研究: 还历史以血肉 谈到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不能不涉及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 30 年的中国历史 学研究的特点, 也不能不涉及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众所周知, 社会 大论战起因于 1927 年国共关系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为此对 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争论, 由此涉及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 论战讨论的主要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 段问题; 三是所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 四是所谓‘商业资本 主义’问题; 最后又从历史回到现实, 认识近代中国是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 题”①。由此可知, 论战讨论的“社会史”, 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问题, 属 ·461· ① 侯外庐: 《韧的追求》, 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第 222 页。 于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在中国学术 界取得支配地位而迅速普及, 当年在社会史论战中成长起来的史学家, 成为史学界的 领导, 中国的历史研究沿着当年社会史大论战的轨迹继续发展。自 50 年代起, 史学研 究的重心有“五朵金花”之说, 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 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其中后四个问题均同社会史有关, 分期、所有制、资本主义 萌芽问题是由如何认识社会性质引发的, 农民战争是印证中国革命道路和作为“中国 历史发展真正动力”而成为显学的。此外, 史学界还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 题的讨论, 以求得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上述研究中,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越来越受重视, 同时阶级斗争的观点不断被强化, 特别是“文革”10 年中, 中国历史 几乎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 历史学被强烈地政治化。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学术重心和特 征, 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是优先 考虑社会史和经济史。”他充分肯定通过马克思主义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方法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 可以获得新的丰富的认识能力, 但也看到了 50 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的不尽如人意之 处, 敏锐地指出:“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 为教条。”① 总之, 社会史是 50 年代至 70 年代 30 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 那么, 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模式是什么呢?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 30 年 代发表的《社会史导论》中说: “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 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 是 一个先决的课题。”1986 年他在自己文集的《自序》中又就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 问题指出: “‘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即指社会经济形态”。他认为: “研究历史, 首先 要知道生产方式, 根据生产方式来划分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 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 会性质。”② 他总结自己的社会史研究是探讨社会形态发展史。侯外庐的概括, 揭示了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特征, 首先在于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变迁的发展史, 也就是 说, 带有强烈的宏观社会史和通史的特点。 为了更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理论, 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 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概括, 他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 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 ·561·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① ② 《侯外庐史学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选集》上,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2、9 页。 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22 页。 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所以,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 进”史即生产方式发展史, 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即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我们知道, 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 具有经济社会史的特征。前引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给人们留下了尚需解释的余地: 一是人的生活可以 是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广义的社会生活, 也有与物质生 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列的狭义“社会生活”; 二是与生产方式并存的应该还有生 活方式, 它由于社会生活有广义、狭义之分而同样可分别为广义的生活方式和狭义的 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并没有对具体“社会 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系统论述。如此说来,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主要表现在广义的宏 观社会史方面, 所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的理论模式, 是一种“骨架”的社会史, 它还 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狭义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内容, 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理论 界长期忽视的。 80 年代初, 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 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 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这种重新思考的大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思想 解放, 其动力主要来自史学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史学理论方法的反思、由于现实 生活方式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理论的探讨、国外社会史理论传入和社会学等社 会科学学科重建的三方互动。为了说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我们侧重从这三方 面的特点分别试作说明。 首先, 就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而言, 多数学者从历史实际出发, 感到史学研究应 该补充由于既往研究的理论模式而丧失的历史内容。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领域是政治、 经济、思想三大块, 学术重心是阶级斗争史, 农战史被过分抬高了。当历史学被极端 歪曲的时候, 也就容易使人看到它存在的问题了。冯尔康先生谈到他倡导社会史研究 的由来时说: “十年动乱之后, 我最感到不满意的, 是历史学界讲政治史 (农民战争 史) 的现象, 我觉得它不能涵盖历史的主要方面, 把历史搞得像个小瘪三。⋯⋯想到 (历史上) 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文体娱乐、岁时节日的风俗, 必定影响历史的 进程, ⋯⋯我的同事也对历史研究状况表示不满, 70、80 年代之交提倡研究阶级关系 史, 以代替简单化、教条化的阶级斗争史。我在搞了一段阶级关系史之后, 认为还应 当深入到等级关系史中, 要研究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② 80 年代初, 史学 界感到对封建社会的认识不仅要了解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农民反对地主阶级 的斗争, 而且要对地主、农民及其社会集团内部结构及生活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于 ·661· 历　史　研　究 1997 年第 1 期 ① ② 冯尔康: 《治史习史杂谈》, 《文史知识》1992 年第 11 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82—83 页。 是, 《历史研究》杂志社、南开大学历史系以及云南大学历史系、天津师大历史系等单 位, 分别于 1983 年 8 月和 1985 年 5 月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 “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这样就突破了阶级斗争是剖析 封建社会唯一方法的认识, 把认识社会的目标指向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民众生 活。田居俭先生在为会议论文集所作序言《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一文中提 出,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完成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 而当前则应该 把史学研究继续推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阶段, 也就是“从以往的中国通史研究 格局中解脱出来, 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 来, 高屋建瓴, 穷目局部, 从事各式各样专史和专题研究, 特别是那些过去很少有人 问津的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的研究, 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 的再现。比如,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 可以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 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 也可以分别撰写中国古代衣冠、 饮食、房舍、舟车、婚姻、家庭、丧葬、祭祀, 朝聘、庆典等若干专题史。“因为生活 方式是构成社会具体而重要的因素, 它的演变, 综合地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 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 研究生活方式, 有助于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①。在肯定马克思 主义史学“抽象”层次的宏观社会形态史研究成绩的基础上, 倡导开展“具体”层次 的生活方式的研究。 1985 年 9 月, 冯尔康先生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学生开设了“中国古代社会史”选 修课, 讲稿的《绪论》部分以《开展社会史的研究》为题发表。他在文中提出: “恢复、 开展社会史的研究, 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认为“社会史的研究, 能 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 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 形象化的史学, 科学的史 学”。试图以“血肉”的历史充实由阶级斗争建立起的“骨架”的历史。此后, 他又提 出: “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 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 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 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 研究范畴, 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②。冯尔 康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框架和成果, 还体现在与笔者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 出版社 1990 年版) 一书中。鉴于 50 年代以前对中国社会群体、社会生活已有一定的 研究成果, 冯尔康主持编撰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一 书, 清理了自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以来的社会史研究史。 在 1986 年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学者们的认识 ·761·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① ② 冯尔康: 《开展社会史研究》, 《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 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不尽一致, 对社会生活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 但一般都把社会生活作为研究对象, 将 目光投向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如历史研究编辑部宋德金先生出版了《金代的社 会生活》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 1987 年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十卷本断代史丛书的撰写, 并 于 1987 年 6 月召开了专门会议, 就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 论框架进行了讨论。该套丛书目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 即宋镇豪的 《夏商社会生活史》 (1994 年版)、史卫民的《元代社会生活史》 (1996 年版)。 其次, 学术界对建构生活方式理论做了努力。“文革”的结束, 标志着“四人帮” 极端专制主义的告终, 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进程, 人民群众在生活领域极大地 增加了自由度, 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 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现实生活促进了人们对“生活”的新认识, 生活方式在人的社会活动中的地位迅速提 高, 学者也开始在理论上思考它。1986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玉波等所著《生活 方式》一书, 作者在《导言》中说: “近几年来, 我国理论界和整个社会, 对生活方式 问题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人们对此往往说,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是的, 无 疑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根源不仅如此, 更加深刻的原因在于, ‘四人 帮’垮台以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应 该而且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这样, 自然而然地就把怎样生活——生活方式问题当成 了思考的目标和探索的一个兴奋点。不言而喻, 在‘四人帮’搞封建专制那一套的年 代, 人们连起码的一点生活自由 (如养花、钓鱼⋯⋯) 都没有, 生活方式问题又有什 么好考虑的呢? 又怎么会提到理论研究的日程上来呢?”这段话反映了现实生活对生活 方式理论的呼唤。 学术界对生活方式理论的注意, 来自思想敏锐的哲学界, 他们首先对马克思主义 生活方式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这里仅举数例, 以见一斑。比如 1984 年 12 月 3 日 《光明日报》哲学版发表了钟国兴《生活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 认为“社会历史 的发展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 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加以重视”。该文引起讨论, 如黄绍辉著文《生活方 式属于社会存在吗?》① 与钟文商榷; 姚永杭也以《马克思主义与生活方式研究》为题, 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活方式的论述, 为研究生活方式留下了广阔的天地②。哲学界的这 些探讨, 共同的认识是, 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方式的同时, 也重视生活方式, 而生活 方式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领域。 哲学界对生活方式的探讨也影响到史学界, 特别是从事哲学研究的王玉波先生还 ·861·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学术界动态》第 9 期, 1985 年 3 月 30 日。 1985 年 10 月 28 日《光明日报》哲学版。 将生活方式理论引入了史学研究。1984 年 5 月 2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要重视 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一文, 重提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社会生 活的重视, 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接着他在《为社会史正名》一文中, 把社会史和社会发展史区别开, 认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 律为基本内容”, “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 而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哲学范 畴①。 再次,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发生了重要变化, 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人 口学等学科相继恢复, 国外社会科学的著作和动态被大量介绍到国内, 开阔了历史学 者的理论视野。史学研究者更加认识到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开展历史研究的 必要, 尤其是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借鉴作用非常明显。前面提到的几位学者都曾从 社会学和国外史学界的研究吸取了营养。乔志强先生则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框架倡导 社会史研究,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一文中, 提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 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②, 并以此框架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一书。新时期最早系统译介国外社会史学的学者大约是彭卫, 同时他也倡导开 展社会生活史研究, 并从理论和方法上都做了较好的阐述③。彭卫所著《汉代婚姻形 态》 (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 就是一部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著作。蔡少卿先 生主编《再现过去: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一书, 翻译了 国外社会史研究的众多重要论文, 他还同孙江参照国外学者关于社会史的内涵的观点 著文, 认为社会史主要应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其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 历史, 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并指出: “由于社会的日 常生活与经济状况、政治活动的密切关系, 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 人们有理由 对其予以较多的关注。”④ 在蔡少卿、乔志强先生的社会史定义中, 社会生活也占有重 要地位。 综上所述, 尽管学者们对社会史的理解和表述不同, 但由于学术大背景相同, 所 以都把普通群众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史的主要内容, 甚至可以说, 新时期 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史。 ·961·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① ② ③ ④ 《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历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彭卫、孟庆顺: 《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第 4 章《多样化的史学视角——社 会史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该书后记所署日期为 1986 年 11 月, 第 4 章为彭卫撰 写。类似的内容又见于石谭《社会史学研究和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 年第 4 期; 彭卫《社会史学研究的历程与趋向》, 《史学月刊》1987 年第 5 期。又, 彭卫《略论社会生 活史的研究方法》, 《云南社会科学》1987 年第 3 期。 1986 年 8 月 13 日《光明日报》。 1986 年 9 月 10 日《光明日报》。 二、社会文化研究: 揭示社会精神面貌 如前所述, 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具有经济社会史的特征。50 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史和 农战史研究盛行, 在揭示普通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方面取得不少成绩, 但反映普通民 众精神生活的著述甚少, 历史研究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视角, 揭示社会的精神面貌。关 于此点, 1985 年李侃、田居俭先生向第十六届国际历史大会提交的《近五年 (1980— 1984) 中国历史学概述》中写到: “文化史研究的兴起, 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又 一个新气象。1949 年以后, 中国史学界的兴趣从过去的考订个别史实和叙述王朝兴亡 以及政治事件转向社会经济的研究, 这在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理解方面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但是相对而言, 历史学中的文化领域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 这种现象, 近年 来开始有了变化。首先是一些古代区域性的文化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 ⋯⋯而另一些 长期致力于断代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 也开始注意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 和文化成就。”①文化史的研究从 1984 年起进入高潮。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学 的理论, 而文化学是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基础上, 理论性总结文化发生发展的一般规 律的学科。学者认为,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包括物质性、制度性和观念性文化在内的人 类大众文化——生活方式的科学②。因此, 文化史的研究必然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 收入视野, 探讨作为人民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一般分类中的制 度文化, 亦即社会文化, 是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 正是新时期社会史主要探讨的领域。 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深入必然引发对社会史的探讨。 关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关系, 刘志琴先生多有论述。她在《复兴社会史三议》中 认为, 社会史的复兴, 是以文化史为前导, 或者说文化史的发展必须要在社会史领域 内深入。在《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一文中 指出: “社会史从一诞生, 就与社会学、民俗学同根相连, 互有补充。可以说回溯社会 生活和民俗的历史, 也就是进入社会史的领域。”“文化史热的发展必将召唤社会史的 复兴, 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 这是观念变革最能动的 深层结构, 也是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总趋势。”赋予社会史以重要的文化使命。她 又在《从社会史领域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中提出: “伦理价值通过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的双重作用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 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意识, 这样 的文化才真正具有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内在机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个 ·071·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石奕龙: 《文化人类学与文化学刍议》, 《未定稿》1988 年第 18 期。 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第 415 页。 性。”① 事实上, 文化史的研究有一个从研究文化生活、文化成就向社会生活转移的过 程, 或者说文化史研究的全方位整体探讨, 必然会涉及社会史的研究。 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关系, 自然产生了互相结合的社会文化史。李长莉于 1990 年发表了《社会文化史: 历史研究新角度》一文, 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作了 分类, 引入文化学的观点, 将社会文化作为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鼎足而立的领域, 认 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 从探讨人类 社会生活来说, 它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 均探讨社会组织、制度、教育、法 律、风俗习惯、文化传播方式、娱乐消闲方式等内容。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也有区别, 前者更注重社会结构和运动的客观性, 而后者则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注的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精神因素②。为了推 进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于 1992 年联合《社会学 研究》编辑部举行了一次“社会文化史研讨会”, 该室正在编写《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 迁录》③。 处于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部分, 属于社会文化范畴的还有风俗史。风俗史主要研 究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 与风俗史近似的说法是民俗史、礼俗史等, 这方面的研究本 世纪初曾被重视过; 80 年代中期, 在民俗学重建的影响下, 与文化史大约同时再掀研 究热潮。严昌洪、林牧、姚伟钧先后撰写专文提倡风俗史研究④, 其中严昌洪认为: “各个时代的社会风俗, 作为社会意识诸形态的一种, 就像一面镜子, 从一个重要的侧 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风貌。”并将所从事的风俗史研究领域定名为“社会风俗史”, 出版 了《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 (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 和《中国近 代社会风俗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二书。风俗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 有数 种丛书问世, 如林牧、韩养民先后任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从 1986 年起分批出版, 该丛书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古代风俗; 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1995 年一次性 推出《中国社会民俗丛书》十种。此外, 反映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丛书还有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陆续发行的《江湖文化丛书》, 第一批已出版 5 本书, 其中陈宝良的《中国流 氓史》 (1993 年版) 颇见功力。 社会文化研究的兴起, 若从中国历史学研究重心的角度考察, 也可以视为从社会 ·171·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① ② ③ ④ 严昌洪: 《关于社会风俗史的研究》, 《江汉论坛》1984 年第 2 期; 林牧: 《中国风俗史研究 概论》, 《人文杂志》1986 年第 4 期; 姚伟钧: 《中国风俗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科学 家》1987 年第 2 期。 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 一门新生学科》, 《社会学研究》1993 年第 1 期。 该文收入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 成都出版社 1992 年版。 以上三文分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史学理论》1988 年第 3 期, 《传统文化与 现代化》1993 年第 5 期。 经济史向社会文化史的转移。即由过分重视经济变为经济、文化并重, 而在新时期, 社 会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学术潮流。这种转移在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厦门 大学表现得比较明显, 傅衣凌先生治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之一是从经济史角度剖析社会,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经济, 而他在 80 年代培养的学生, 则逐渐转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如先前研究赋役制度的陈支平, 近著有《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 店上海分店 1991 年版)、《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 (与李少明合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郑振满先前研究福建乡族经济, 博士论文则为《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 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并从家族组织的研究进一步转向民间宗教等; 1993 年他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者丁荷生共同主持, 成立了“兴化民俗文化研究中 心”; 他从 1989 年起还参加了美国鲁斯基金会资助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与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庄英章教授主持的“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 将出版 12 册的资料集。类似的“转移”在不少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 发生。 揭示社会精神面貌、认识社会特质的社会文化研究, 必然要以集体现象的无意识 本质为研究课题, 探讨人类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静态文化结构, 涉及到文化人类学。关 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著名人类学家李维·史陀 (即列维·斯特劳斯) 指出: “二 者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的主题, 以对人类更深刻的了解为共同的目标, 在方法上除了 各种研究技巧比率有所差异外, 大致上也是相同的。”① 因此, 社会史应当借鉴人类学 的理论与方法, 从事跨学科研究②。在我国有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 已有一些学者借鉴人类学方法从事华南社会史的研究。 三、区域社会研究: 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 从空间上, 以地理、行政区、市场等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划分地区单位, 将自然、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 这是区域史研究的方法。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 是将研究引 向深入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80 年代以来, 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 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 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 区域社会 史研究异军突起。地方史志的编纂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与国史、家史并重, 具有古老 的传统。80 年代“科学春天”到来之时, 各省市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 并成立 历史研究所, 主要研究本地区的历史, 他们和地方史志研究者构成了地方史的研究队 ·271·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参见贾宁《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 《史学理论》1988 年第 4 期。 见其所著《史学与人类学》, 《食货》 (复刊) 第 12 卷第 12 期。 伍, 地方史的研究在向区域史研究方向转化①。区域史与叙述一地历史的地方史有所不 同。有些学者认为: “区域史属社会史的分支, 研究对象是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 探讨 其经济结构的变化, 该地区的阶级、阶层、社团、秘密会社、市民运动、社会心理、生 活方式、社会风貌、民俗、中外文明交汇和冲突以及城市化 (包括市政、交通、文教 兴革等问题)”②。 区域社会经济史在 80 年代以前已有学者研究, 傅衣凌教授就特别注意地域性、细 部研究和比较研究, 对福建、徽州及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多有探讨, 形成了重视社 会调查和使用民间文献, 强调借助历史学之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风格, 而 要解决的基本课题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问题。80 年代初, 此前已对徽州有相当研究 的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一书, 表现 出较强的区域社会史特色。由于社会经济史自 50 年代之后一直比较受重视, 80 年代初 国家制定“六五”、“七五”社会科学规划时, 把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重点方 向, 涉及的主要区域有广东、福建、苏松杭嘉湖、西北, 区域社会经济史在获准项目 中占有很大比重。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 还有 1987 年在广州举行的“国际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暨第四届清史学术研讨会”, 会后出版了叶显恩主编的《清代区域社 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 1992 年版)。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为区域社会史 (及社会文 化史) 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八五”期间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的区域研究已由社会 经济史向社会史转移, 重要的项目有华北和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 社会史的研究取向 是明显的。如广州的学者先后承担“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和“近代华南农村社会”的 项目, 两项课题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是探讨 16 世纪以后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历史变迁。 “九五”规划更把区域社会比较列为课题 指南 验证指南下载验证指南下载验证指南下载星度指南下载审查指南PDF 的重点, 是典型的区域社会史题目。 区域文化的研究, 是 80 年代初开始的。中国不少大的区域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文化 特色, 区域文化曾是考古学、民族学较多关照的视角, 新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则更向 着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区域文化中,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区域文化与区域 经济的探讨, 为特定区域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 也为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相关成果。 区域社会研究的开展, 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 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国外区域史研究中,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 托勒曾创立中地理论, 认为以城市和市镇为中心, 向周围地区提供服务, 形成一个区 域内的中地体系。从该理论还发展出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区域系统分析理论, 在国际学 术界区域研究中极具影响力。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是以中国乡村为基础的, 他将清 代以来中国区域社会划分成九大巨区。这些均为中国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理论模式。80 ·371·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① ② 见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 朱金瑞: 《区域性历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中州学刊》1995 年第 3 期。 年代, 这些理论被介绍进中国, 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如赵 世瑜尝试以中地学说概括庙会发展规律①, 从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 域社会研究 (1644—1911)》 (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中, 可以看到施坚雅理论的影响。 80 年代中期以来, 区域社会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引起较多学者 的重视, 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华南社会史的研究上。这种借鉴还伴随着大陆学者与海外 学者交流、合作进行, 特别是与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开展社会历史学的田野 调查, 进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从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中国学者注意到人类学、社 会学和文化阐释学的理论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如陈春声强调小社区的研究 和田野调查②。郑振满也和美国、加拿大及台港地区学者多次合作, 将田野调查和文献 资料结合, 把人类学理论置于历史过程中检视, 对人类学“祭祀圈”重新探讨③。中国 社会史学会 1994 年西安年会和 1996 年重庆年会将区域社会及其比较研究作为会议主 题讨论, 以推动区域社会史研究。四川、闽粤地区之外, 徽州、长江三角洲、江西以 及华北等地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 新时期区域社会研究中, 对于市镇的探讨引人注目。80 年代前, 在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的讨论中, 市镇曾受到关注, 80 年代的市镇问题则在新形势下被重新提出。著名 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呼吁开展小城镇研究以适应现代化。历史学的市镇研究除了 重视传统的经济问题外, 也把视野扩展到整体探讨, 取得了重要成果, 其代表作是樊 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 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 1993 年版)。除了特定地区的研究外, 断代性市镇研究则有傅 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小城镇研究也引起日本学者的 关注, 名古屋大学历史学教授森正夫在中国学者协助下, 同该校地理学者合作, 出版 了《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 (名古屋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城市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随着现代化建设中的城市建设、城市文明发展和城市 化的需要以及史学自身的变革, 城市研究深受人们重视。传统的城市史是作为地方史 存在的, 往往把地方历史作为通史的缩影处理, 强调重大事件和政治、经济。新的城 市史研究强调城市的特点, 把城市作为整体的特殊区域来探讨它的结构与功能, 注重 城市人群。在古代城市研究方面, 传统视角主要在考古发掘、历史地理、地方史方面。 80 年代以来, 随着古都研究和城市经济的探讨, 城市研究呈现出活跃的势头。城市研 究方法从城市位置考订、设计规划、类型区别发展到对城市诸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城 ·471·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郑振满: 《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 《史林》1995 年第 1 期。 陈春声:《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国际合作》,《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10 期; 《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 《历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赵世瑜: 《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 《历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 市的发展与变迁、城市社会已引起学者注意, 城市管理、市民构成、市民运动、行会 组织、城乡关系、城市风俗与文化的研究有了一定开展①。周宝珠的《宋代开封研究》 是古代城市研究的重要著作。在近代城市方面, 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中把上海、 天津、重庆、武汉列为重点项目, 有力推动了近代城市研究的开展。自 1988 年以来, 以上述城市为主要举办单位, 召开了若干次城市史讨论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等单位还于 1988 年创办了《城市史研究》刊物, 主要发表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论文。 以上述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四个城市的课题已相继完成。 如同城市学在国外常常列入社会学、城市史列入社会史一样, 新的近代城市研究更加 体现出社会史的色彩, 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社会主体, 把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 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社会运动过程。刘海岩在清理了城市研究的学术史后指出:“城 市史应当把城市的行为和城市环境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 既要研究城市的行为方式, 又要研究城市环境的形成和结构, 以及城市人的行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② 并认为近 代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向是近代区域城市研究、近代城市社会研究、近代不同类型的 城市研究以及近代城市的比较研究。后两者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类型学和比较的重 要性; 而前两者是从研究内容上讲的, 重视的是区域和社会, 反映出强化社会史研究 的趋势, 它说明了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特征的一个侧面。 区域社会史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已有所涉及, 在 70 年代的欧美学术界发展到兴盛 时期。一些大学甚至设立区域研究系, 提倡区域研究, 目的是综合各种研究法, 以实 现社会科学的科际整合; 通过不同学科学者通力合作, 培养具有新问题意识的学生。在 日本, 战后中国史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 历史演进中的发展阶段论和 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学说盛行。1981 年森正夫提出了地域社会论, 指出把意识作为研究 对象的重要性, 认为人们在共同秩序下, 由共同领导人领导被整合的地域场所是地域 社会③。地域社会论提出后代替“乡绅论”成为明清史研究的主流, 并对中国史研究产 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流行较晚, 但已成为国际区域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 四、社会史理论的三个讨论问题 10 年来, 国内就社会史学科建设而发表的文章至少有 60 篇, 此外尚有 20 余篇会 ·571·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① ② ③ 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 和领导者〉基调报告》,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文集》83, 史学 28, 1982 年。 刘海岩: 《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参阅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 年第 2 期; 曲英杰对古代城 市研究的系列综述, 分别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7 期、1990 年第 9 期、1996 年第 2 期。 议综述多少涉及这一问题。在有关社会史学科建设的论述中, 存在的意见分歧主要集 中在以下三方面, 笔者试在总结当代社会史研究特征的基础上, 略陈己见。 第一个分歧, 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自 1986 年倡导社会史研究以来,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史主要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 是历史学的专史或 分支, 也认为它与其它学科在研究内容上有局部重叠, 又是具有边缘、交叉性质的学 科。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专门史, 而是通史, 是综合史。陈旭麓 指出: “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 而通史总是社会史。 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 所注重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 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当成为社 会史研究的对象。”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 观察和分析的入口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 社会意识三方面①。张静如则认为: “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 的部分, 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 体, 是动态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人群结构。研究社会, 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状况, 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 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 等等。总之, 研究社会, 就要研究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生 活诸方面。所以研究社会史, 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革。这样, 社 会史的对象, 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 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②不难看出, 陈 旭麓、张静如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模式, 但是又加上了社会生活、社 会意识以及把阶级关系扩展为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看法直接体现在自己的著作 中。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在纵向论述 中国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 融进了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说明。而张静 如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一书, 分 为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 会意识 8 章, 可以看出, 与传统历史构架相比, 前 4 章是原有的, 后 4 章则是近 10 年 人们强调的新领域, 大体属于狭义的社会史范围。因此我认为, 专史与通史的分歧之 点, 如果从研究对象考察, 其实并无实质性分歧, 专史说不过是强调在社会形态骨架 外研究其“血肉”, 而通史说则要把专史的“血肉”填在通史的骨架中, 殊途而同归, 均强调的是“血肉”, 只是摆放的位置有所区别。专史说并非只研究生活方式而不要政 治、经济、文化, 冯尔康在《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中补充说: “社会史渗透到政 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 凡是这些专史中属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 也就是社 会史的内容”; “社会史不应停留在了解人们生活的现象上, 还需要深一层研究人们社 ·671·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张静如: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 《历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陈旭麓: 《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5 期。 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①。专史说同样主张研究综合史, 只是采取 的方法有所不同。其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 专史说可能更反映了新时 期社会史研究的特征。当然, 作为社会史学科的理论来说, 专史说和通史说可以并存, 反映出学者对社会史的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 80 年 代社会史兴起的背景之后, 是很能理解这种不同看法的。就国际史学界而言, 社会史 同样存在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如德国学者科卡明确把社会史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前 者是“社会史”, 后者为“社会的历史”, 社会史一方面被确定为局部范围的历史, 另 一方面被确定为对一般历史的社会史解说②。这或许反映了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点。中 国社会史学界的分歧, 类似国际学术界。早在 1986 年彭卫就曾指出: “在广义和狭义 的社会史概念中, 狭义的社会史是较为恰当的界说。这是因为, 做为特定意义的社会 史, 研究的应是社会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过程, 从而 有别于其它领域的历史。混淆这一点, 也就泯灭了社会史自身特征, 使社会史变成了 人类发展史, 这显然是不妥的。”③ 这种看法既妥善处理了社会史的学术定位, 也符合 10 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 第二个分歧, 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视角。与绝大 多数人主张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史或分支的看法不同, 赵世瑜指出:“社会史根本不是 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 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④ 此 后常宗虎也有类似主张, 认为社会史只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作 为方法的社会史, 主要是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结构分析法以及新史料、新手 段和技术的运用。社会史方法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开放性三大特色⑤。对于这些主张, 持专史说者有所辩解, 王先明同常宗虎商榷, 认为广义上, 历史概念涵盖了社会, 社 会却无法包括历史; 狭义上, 人类的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之外, 还有诸项难以包 含的“社会”内容, 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学之下的“社会史学”⑥。 事实上, 作为方法的社会史, 虽然否定社会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但事实上仍 然是一种有别于大的历史学和小的经济史、政治史等专门史的史学中的一种。由于强 调研究对象的广泛性, 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于广义的社会史, 或者说, 广义的社会 ·771·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先明: 《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 《天津社会科学》1995 年第 5 期。 常宗虎: 《社会史浅论》, 《历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赵世瑜: 《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 《历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见作者前引书。 孙立新:《于尔根·科卡: 德国的批判史学与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1992 年第 3 期; 又, 国内对社会史学的定义, 似以覃光利等人主编的《文化学辞典》较为全面而准确, 见中央民 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27—429 页。 《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社会史专辑。 史也强调方法论 (还有整体史) , 同作为方法的社会史无实质的严格界限。这样不管作 为方法的社会史承认与否, 它自然也成为历史学中的分支或流派。这种社会史以方法 来界定学科, 便产生一个如何认识新方法的问题。概括地说, 持“方法论”的学者最 主要的方法是两点: 一是跨学科的方法, 二是总体史的分析方法。关于第一点, 方法 说是作为“新社会史学”出现的, 但带来的问题是它不能同“新史学”区分开。因为 强调新方法正是以社会科学化为特征的新史学的特征, 把社会史仅仅界定为新视角、新 态度、新方法, 反映不出“社会史学”的特点, 存在着泛化的问题。如常宗虎指出的新研 究方法, 同样适用于政治史、经济史等学科, 当然也适用于社会史, 成为“新史学”的特 征。只强调新视角、新方法, 区别不出社会史作为新史学分支同新史学的差别。 关于第二点, 方法说强调社会史的整体性, 强调写总体史。“整体性”和“总体 史”这两个词汇是年鉴学派提出和重视的, 以后在霍布斯鲍姆 1971 年发表的著名论文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被发扬光大, 以至成为很多学者建构涵盖人类全部历 史之史的理论基础。然而, 这样宏伟的历史追求尽管激动人心, 至今却没有真正实现, 也难以实现。这种目标仅仅是一种追求而已。实际上年鉴学派倡导的历史整体性和总 体史一般只是体现在区域史的研究中。著名史学评论家伊格尔斯说, 年鉴学派的倡导 者吕西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时期的弗朗什·孔泰地区》(1924 年) 一书, “这是在 《年鉴杂志》创刊 17 年之前试图在认真分析基础之上——不仅分析政治的, 而且分析 经济的、宗教的和艺术的史料的基础之上——编写一个地区的第一部总体历史的伟大 作品”①。这种把“一定地区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与思想行为之间紧密结合”的 著作, 受惠于“地理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在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紧密结合”, 使得年鉴 学派强调“跨学科的特性”②。在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作——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 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 历史的整体性和总体性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作者把 这一时空范畴内的地理、生态、气候、经济、社会、思想、政治诸因素糅合起来进行 综合探讨, 以反映这个时代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社会生活的面貌。该书同样也是一 部区域史。区域史有利于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容易实现对历史的整体性和总体史的追 求。现在国内对历史整体性和总体史的理解偏重于通史、断代史的整体性和历史哲学 的高度, 而忽略了它主要体现于区域史的特点。历史哲学和通史的整体性或总体观, 也 只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定层次, 如果以此出发批评当今社会史的研究琐碎, 一定程度 上说是不太恰当的。后者也是一种视角, 而且是更能实际贯彻“总体史”的一种视角。 国内主张社会史是专史的学者同样也强调社会史的整体性, 如王玉波先生就从加强史 学的整体化、综合化角度, 论述了社会史的学术价值, 他指出:“由于社会史的综合性, ·871·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 (续二) , 《史学理论》1995 年第 3 期, 第 155 页。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 (续一) , 《史学理论》1995 年第 2 期, 第 149 页。 史也强调方法论 (还有整体史) , 同作为方法的社会史无实质的严格界限。这样不管作 为方法的社会史承认与否, 它自然也成为历史学中的分支或流派。这种社会史以方法 来界定学科, 便产生一个如何认识新方法的问题。概括地说, 持“方法论”的学者最 主要的方法是两点: 一是跨学科的方法, 二是总体史的分析方法。关于第一点, 方法 说是作为“新社会史学”出现的, 但带来的问题是它不能同“新史学”区分开。因为 强调新方法正是以社会科学化为特征的新史学的特征, 把社会史仅仅界定为新视角、新 态度、新方法, 反映不出“社会史学”的特点, 存在着泛化的问题。如常宗虎指出的新研 究方法, 同样适用于政治史、经济史等学科, 当然也适用于社会史, 成为“新史学”的特 征。只强调新视角、新方法, 区别不出社会史作为新史学分支同新史学的差别。 关于第二点, 方法说强调社会史的整体性, 强调写总体史。“整体性”和“总体 史”这两个词汇是年鉴学派提出和重视的, 以后在霍布斯鲍姆 1971 年发表的著名论文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被发扬光大, 以至成为很多学者建构涵盖人类全部历 史之史的理论基础。然而, 这样宏伟的历史追求尽管激动人心, 至今却没有真正实现, 也难以实现。这种目标仅仅是一种追求而已。实际上年鉴学派倡导的历史整体性和总 体史一般只是体现在区域史的研究中。著名史学评论家伊格尔斯说, 年鉴学派的倡导 者吕西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时期的弗朗什·孔泰地区》(1924 年) 一书, “这是在 《年鉴杂志》创刊 17 年之前试图在认真分析基础之上——不仅分析政治的, 而且分析 经济的、宗教的和艺术的史料的基础之上——编写一个地区的第一部总体历史的伟大 作品”①。这种把“一定地区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与思想行为之间紧密结合”的 著作, 受惠于“地理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在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紧密结合”, 使得年鉴 学派强调“跨学科的特性”②。在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作——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 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 历史的整体性和总体性得到了更好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