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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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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孤独的灵魂 2011-12-28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高华: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高华: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年月日:天益网【大中小】【打印】位网友发表评论原标题: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二十符等。

高华: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年月日:天益网【大中小】【打印】位网友发表评论原标题: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二十世纪年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统一”“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都是构成年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国家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它对全社会的“统合”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一些宏大的词语下被高度简略化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年代新国家是怎样进行社会“统合”如何实现高度一体化的?本文所称的“统合”是指建国初新国家依着某些重大理论和概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某些被认为是敌对、异己或偏离新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顿的过程。笔者之所以对“新中国在年代的社会统合”这个问题抱有研究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如笔者这样的一代人都是年代初出身的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很自然的“关切”可是我们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年代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是一般性的知道年代的那些历史过程也知道用于描绘这些过程的语汇和概念但是我们对于更具体的操作层面或“行动”的层面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所知甚少而那些方面对中国在年代后的历史进程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二十世纪年代中国的历史近年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历史学的研究还很少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上世纪年代历史可以不再仅属于政治学也应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了。历史学研究强调资料现在已开放一些档案资料更兼之出版了一些个人回忆录使年代历史的研究已具备了初步的条件。近二十多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回忆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地方大员和知识名流很少见到普通人的回忆录。从上世纪年代末开始因社会自由度的扩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陆续出版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录这是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我的这篇论文主要是利用个“小人物”的回忆录并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研究“年代社会统合的问题”。当然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资料可以利用可是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有关档案资料一是开放不够同时那些档案资料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对一般民众的思想、生活感受等等反映不多。即使有所反映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的限制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见到普通人对过去历史经历的叙述。在毛时代曾经有过一次集中性的对普罗大众生活史的群众性的写作运动那就是从年自上而下发动的“写三史”的活动:工厂史(公社史或生产队史)街道史家史或者可以统称:“忆苦思甜”活动。在这之前还有年代后期在解放军中进行的和在建国前后在土改运动中推行的“诉苦”。只是这类写作和口头表达有不小的局限性第一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行为都是着眼于服务当时的政治目的的。例如:文革时期的“忆苦思甜”在形式上还有新发展例如从“诉苦”发展到“吃忆苦饭”第二毛时代的所有的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它的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就设定的。这就是年前是“苦”的现在是“甜”的。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小人物”的回忆录情况则完全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些回忆录的写作都是个人行为。其次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可以看到年代开始的那场社会大变动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影响而过去我们在研究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时对这些问题往往是不重视的我们对社会大众的生活、命运的理解都是高度概念化的。回忆录能否作为单一史料来使用其史料价值究竟如何?笔者认为单纯利用回忆录来做历史研究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结合其它资料以及不同回忆录之间的互相印证回忆录还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特别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的回忆录。本文使用的本回忆录都是非文学性的出版物我没有经过特意的挑选是随机性的这本回忆录除个别外出版后都没有引起学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它们大多都是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一些我判断是通过“买书号”的形式自费出版的因为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小这些文本同样也经过了出版社的审查。在这本回忆录中有本是自印本。这些回忆录都是作者对他们一生生活的回忆但都有一个主线这就是从个人和社会底层的角度对年代初期的生活经历给予较多的叙述重点反映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影响虽然都是个人的叙述但可以和其它历史资料互相印证。这些普通人的回忆文本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地区包括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本回忆录中有本是个人回忆录也有一本是多人回忆的合集:吴文勉:《风雨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江苏、黑龙江。刘益旺:《昨夜风》华龄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吉林。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上海、北京、湖北。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公司年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辽宁。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作家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湖北。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辽宁、黑龙江、甘肃。陈星:《风雨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甘肃。记实文集《二十一年》(上、下两册)作家出版社年月出版是一批在云南省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年的右派幸存者回忆录反映地区:云南。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安徽。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年月出版反映地区:河南。郑延:《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中国青年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章正邦:《如歌岁月》汕头大学出版社年月出版反映地区:西藏四川、贵州。常振威:《血色洗礼:让人长嘘一两声》自印本册年印行反映地区:湖北。许岳林:《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自印本年月印行反映地区:浙江。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年月印行反映地区:河南湖北。上述回忆录的共同的特点是:个人是亲历只有人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主要是根据他的父母的回忆来写他的“家族史”。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会名流。作者中有个大学生其中个是在新中国的大学毕业的其他多数人是小知识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军人后两类作者原先只有初等文化是通过长期的自学才能写书的。只有个人在年前在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及军队工作过是低级人员。多数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回忆录作者的绝大多数都在年代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并在年被打成了“右派”但导致他们成为“右派”的原因和年的社会统合的大趋势是一致的这就是新国家对“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的高度要求。本文就以这些回忆录做参照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探讨以下个问题:一、新国家以不间断的“运动”作为统合社会的最重要的方法本回忆录的作者都对新中国的诞生表达了欢欣鼓舞之情从他们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在建国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后新社会的基本面貌就形成了:社会秩序井然党和国家及其领袖的权威已完全确立工农地位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已经认识到必须转变思想和立场长期接受改造工农商学兵都明白应在一切领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等。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逐渐成为了新社会的“对立面”他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谈到年代的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理所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并且都程度不同地留露出对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惊惧的情绪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新国家和新社会的拥护者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后就成为社会统合所打击的对象?新国家开展政治运动的和社会统合的关系是什么?笔者认为过去仅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认识政治运动是不全面的从年代的历史看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基本方式就是不间断地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运动新国家以“阶级论”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准突出强调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的政治历史的背景与对党和国家政治忠诚的关系由于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的政治行动的效力巨大在毛时代的近三十年里它不仅是一个主宰性的思想意识更成为一种固定化的分析和治国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新政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手段就是“搞运动”其方式有别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主要是依靠专门机关的镇压用肉体消灭和大规模监禁和流放的方式镇压异己力量形式上还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国则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成立临时性的领导运动的机构制定临时性的条令和法规以党组织为核心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大规模发动群众参与形成巨大的社会氛围用群众运动和公安机关相结合的方式打击、震摄和镇压敌人以达到运动预期要完成的目标。对斗争对象以教育、感化、改造为主以镇压为辅。“搞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常规方式首先是因为它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种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为建国后的一种路径依赖。借助于政治运动可以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发现积极分子建党、建政、建基层组织在全国广大人群中通过组织“阶级队伍”区分敌、我、友第二“搞运动”之便捷还在于: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形成铺天盖地的强力、快速的攻势以达成革命的目标。(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年党的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阶级和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中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和组织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年代初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成斗争对象转变思想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暴力带有明显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分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分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对之采取严厉的惩罚或改造措施。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内容是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即被“管制”对象都是“戴帽”的“地主”、“反革命”、“坏分子”等依照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许多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并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在建国初只是一个岁的少年已离开家乡在外地读中学以后又考入华中农学院的中专部但是他家乡的乡政府拒不同意为他“转户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细崽子”“应留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以后当地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写信给华中农学院要把他带回家乡充当“地主”。这种现象在年代初并非个别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户人口人却管制了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人共管制了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人符合管制条件。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人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它如管制反革命分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户共人一律管制。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人但实际管制了人。裴家营、梁王、王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这在年代初的农村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曾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年上半年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这是面对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破坏活动新国家对敌对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发起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清算斗争。“镇反”运动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也教育、提高了群众的“对敌斗争觉悟”极大地巩固了新政权。对于镇反运动在这些回忆录都有所涉及作者的态度都是表示拥护。回忆录的作者李蕴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为配合政治学习“组织学生列队去到镇反处决现场亲眼看到反革命份子应枪声倒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对此场景还记忆犹新。回忆录另一作者吴文勉原是无锡永泰丝厂的工人年为躲避“抓壮丁”全厂男工包括多岁的老工人都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建国后他们都清一色成为“反革命份子”而作者为了找靠山在别人劝导下还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并在工友中发展了个人除此以外没有其它活动他自己也没当一回事作者前后只做了“中统”特务年建国后在北大荒却改造了年。他的经历说明年代初政治运动所具有的鲜明的清算的性质二、共产党内的纯化是重中之重对肃反运动偏查的批评往往带来严重后果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有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内部清理“异己分子”本身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执政党对党内的统合的问题更加重视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党员的阶级出身的问题尤其重视在年代党内清理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党员和原南方地下党它的背景之一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党员和对非主力武装的歧视以及毛对党的“纯化”问题的强调。《二十一年》等回忆录的一些作者都很困惑也不理解:为什么建国后原中共地下党员都普遍被打击?现在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披露答案找到了:建国后清理中共地下党是有思想背景的一项全局性的行动南方的情况更加严重。年月日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罗申通报情况时说: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年中央政法委负责人董必武也向苏联大使罗申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对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这就是建国后原地下党同志被重点清理的思想背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纯化观”还夹杂着地域和宗派观念的消极因素。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许岳林在建国前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南游击纵队就是因为对南下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而被列为“肃反”对象以后还被打成右派而他所在的浙江省天台县的原地下党干部自山东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到来后都被免职其中一部分人还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南方各地的地下党被打击原负责人被清理是普遍现象。云南省原“边纵”、地下党的县团以上干部被整掉余人。中共广东地下党在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大多被视为是“可疑分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至于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曾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分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相比之于南方北方是老区解放的早更重要的是年代原华北地区的地下党是受彭真刘仁领导的被认为是在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上的因此华北地区的地下党员很少受打击建国后都受到重用。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分子入党则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较大的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昨夜风》一书的作者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以为国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义”由于是少东家受父母影响对自家的产业过于关心不久就被党内除名以后虽担任了长春市工商联秘书长但在“五反”运动中就受到冲击年又顺延成为“右派”这说明执政党对于党内的异己游离倾向绝不手软。年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党机关)和“中层”(政府机关)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以后这个数字被压缩认为被查出来的各类可疑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广东省的“肃反”运动从夏年月底分四批进行前三批参加运动的共万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一点四。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民主人士等对肃反运动偏差的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年后都成为“右派”。肃反运动的“主观化”、“扩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据曾任广东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文敏生回忆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有个“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展不到一个月竟揭发出上百个”小集团“。回忆录《如歌岁月》的作者章正邦当时在四川省峨眉县参加肃反该县将所有肃反对象集中归口统一安排住宿在礼堂和大会议室为时一个月。为激发参加者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每天在读文件和报纸后还安排专人读肃反小说和报告文学”以此来推进肃反运动的深入“最后“抓了七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对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等都曾提出过批评有的人甚至称肃反是“违法”和“违宪”是“惨无人道”要求政府结束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李济深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既能对旧人员包下来为何又对其中有的人进行处理?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把反革命也包下来。李书城批评说中国的“逼供信”和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折磨一个是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是精神上的折磨。有的民主人士还把革命党比做张献忠和黄巢。用罗瑞卿的话说民主人士对“肃反”是“一片不满之声”。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但是罗瑞卿在年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所以还在年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一年后果然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后顺延成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曲不能“正确对待”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工作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很好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三、在城市进行“统合”的方法和步骤新国家特别关注在城市的“统合”它的基本内容是摸清“民情”对广大城镇居民进行细致的政治分类以了解每一个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国家很快就建立起对全社会人员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新国家对社会状况的广泛调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新国家对工人比较宽容调查和“排队”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群被认为和旧中国有较多的历史联系和思想联系。这也和苏联的方式不同苏联是依靠专门机关的调查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人事保卫制度是对苏联经验的发展。和党内统合同步进行的是社会统合。从建国初新国家对全国民众的社会调查工作就开始稳步进行这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基本策略和方法是对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对城市成年人口结合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进行“排队”、“摸底”。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开始后这项工作的进展进一步加快。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方法(动员检举揭发填写表格写自传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出左、中、右的区分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在革命年代根据地所在的农村是革命的中心经过土改运动党在农村的阶级结构已经建立敌、我阵线分明。相比较于农村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建国初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中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这项工作在年代的整整十年里一直持续进行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团、工、青、妇)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新国家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个派出所共辖人口人但“特种人口”高达人占人口总数的占岁以上人口的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分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分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年后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国内一些社会阶层中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的情绪。年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年内再镇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字太大而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对于当时是否存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份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年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讽刺和谩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翦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新国家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年后的“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年后年前旧中国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总体被划入了“旧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被一般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占有相当的比例。“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都是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分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简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分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这个人群又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分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原旧军队士兵(统称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本回忆录的作者基本都在肃反运动中被冲击他们所在的单位花费大量钱财在全国各地对他们的历史情况进行“外调”使得单位领导有机会去了许多过去从不可能去的地方。“外调”的行动受到被审查对象的普遍欢迎他们相信“外调”有助于澄清他们的历史疑点。年全国范围的“外调”大规模进行它的核心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也是新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独创斯大林时代的“肃反”是没有这项举措的。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派出达四位数的外调人员国家机关也是四位数大批审干人员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查证资料的工作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通过大规模的“外调”基本查清了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历史疑点使许多人得到解托。新国家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也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属于“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让工人填写登记表、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年新招工人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分复杂者人。据全国总工会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萍乡煤矿万职工中有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人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万职工其中“不纯”分子有人占职工总数的“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分子”它也包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分不好者达到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对于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提出这些人的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然而从总体上看新国家对工人是比较宽大的。年月中央发出文件规定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只进行“先进”“中间”“落后”的分类不作左、中、右的划分对技术人员和科室以上的干部可以划“右派”。年代新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排队模底”的重点是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这和当时领导层的认识是相联系的由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和旧中国有较深的历史和思想联系他们被顺理成章地视为是有待进一步加强改造的社会群体。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排对摸底”就是对他们进行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给予区别对待。这是一项全国性的行动一直深入到县和县以下的城镇的小学教员这一级。广东省的和平县在建国初是一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也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左”、“中”、“右”的排队。对于如何帮助、教育知识分子也有许多细密的规定。在“肃反”运动中年月日中央指示对技术专家应列出“少数确有学问和技术并有资格和名望的人”的名单报送中央审查“对他们中组织学习不放到群众中去斗争”。两年后在反右运动时又提出对大人物中的右派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要“放手进行斗深斗透”而对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其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具体策略有许多:有的是“斗而不狠”有的为了将来能够使用应采取控制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的不登报有的“小斗登报”对有重大作用的科学家采取“谈而不斗”对科学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阶段的右派在鸣放期间没有表现或很少表现反动言行的“当然不要排队也不好批判”。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为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许多基层单位宁枉勿纵在年代安徽省芜湖地区无一所高校也没有民主党派更没有“文联”和“作协”某农场集中的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学老师办事员保管员、送货员、半文盲等他们都是当地领导为完成右派的“指标”而被凑成“右派”的。而其中许多小学老师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只读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学老师在反右暑期学习班中因答错题成为右派的。这些小学老师都是乡里孩子见识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农村或山区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他们被要求在考试中判断一个题目: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是对还是错?他们根据有限的知识都填了“对”于是全部成为“小右派”。四、新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成员的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以此作为社会统合的基础本回忆录都提到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在社会统合中被冲击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会演变为极严重的问题而被划入“敌人”行列。新政权在初建时期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只是在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抵”、“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才知道执政党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李理回忆说在建国前夕的南下部队中就有知识分子因在旧社会的经历“不那么干净”而在“诉苦”时感到负咎而喝DDT自杀的。年月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南京市欢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此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初期陆定一以如此口吻批判、否定美国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南京的知识界对陆定一的讲话却持有异议当负责同志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才噤口无言。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年代在华中农学院中专部学习他对当时被神化的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有所怀疑认为“通过人为的努力使生物的遗传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不断地变异似乎于理欠通”当他把这个看法告诉老师时就受到老师的警告。而湖南军大的教员在讲“隧道”一词时因举了一个“纽约地铁”的例子也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崇美”他被告知应举“莫斯科地铁的例子”。由此可以证明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新政权在初建时期就高度重视对“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甘肃省有的基层单位更将这个词语加以简化直接称之“剥皮”肃反对象一般都要被送到“剥皮组”接受教育。年对上海资方人员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分子占百分之八十。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在这一时期对于年后在校的大学生新国家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就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年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出身问题和个人历史在建国前是否清白决定一切这在年肃反运动后就基本确立了自那以后历次运动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为重点打击对象肃反运动如此反右运动也如此东北地区是这样西南地区也是这样全国都如此。反右运动前夕云南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肃反划右的标准首先是看有无政治历史问题云南又传达彭真内部讲话:对右派我们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或叫”打闷棍“。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的人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广东省和平县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学教员虽然并无错误言论也多事先被定为“计划内的右派分子”。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耍时曾互相封官许愿于是岁的八个少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年月才获释。另一位回忆录作者章正邦在建国初参军入藏但因他曾在年前的重庆民营报馆担任过编辑在年的部队展开的“民主运动”中被怀疑是国民党员审干的同志坚信“我们新华社的记者都是党员不是党员不能作这个工作你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社工作天天宣传戡乱救国不是党员能做这个工作吗?虽然他的历史问题以后能到澄清但还是被列入有历史和政治疑点的”第四类干部“而被转业到地方年又被顺延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达由于是地主出身家乡干部要把他留在家当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乡考入了中技学农林就是想离人群远点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林区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辈子”夹起尾巴“做人才躲过历次运动的打击。在新国家加速对社会进行统合之际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也有了新的变化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胡伯威当时是北大的学生他回忆说这就是要强化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和上级的关系而不应发展个人间的横向关系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搞小圈子”等等正确的态度是要老成不要活泼“人们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党性“到家了。回忆录作者章正邦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峨眉县他所工作的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下来的由于”在部队实践工作中都有体会都变得持重“作者为避免被认为是”搞小集团“从不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私人的来往。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李理也回忆到他当时的领导也一再告诫大家“要做沙和尚不要做孙悟空”。在人们的衣着上“男女同志都是蓝、黄、黑三种颜色如果在色彩和服饰上稍有变化就会遭来非议”。而在“中苏友好”的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特别买了苏联在中国倾销的“大花布”来做衣服以此表明自己“拥护中苏友好”的政治立场。五、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回忆录的多数作者都提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在运动前后的变化由于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来的工资就较低当他们在成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后他们的工资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发十几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费这也就涉及一个大问题即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问题。新国家是根据政治忠诚度来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这在年后大致确定了下来。建国后的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政治身份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年前民主人士的工资都很高反右后一些民主人士成为“右派”他们的工资就被降了下来:章伯均:原级后降为级罗隆基:原级后降为级章乃器:原级后降为级龙云:原级后降为级陈铭枢:原级后降为级黄绍竑:原级后降为级黄琪翔:原级后降为级。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分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分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分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分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元江苏省阜宁县将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于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在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一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能相对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城市图书出租行业:年国务院通令整顿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共有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户出租文字书的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万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分子共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多工人其中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分子人国民党员人三青团员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个干部中有人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余人但“阶级异己”分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郑州市建筑工人中有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城市废品收购行业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两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分子”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等服务行业。在这些集中“不纯分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新国家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分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分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回忆录的作者中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统合中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工作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新国家在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分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分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多人为严重“不纯分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受。因为在这批人中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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