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关闭

封号提示

内容

首页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doc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doc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doc

上传者: 孤独的灵魂 2011-12-28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符等。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亿人口在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自年历经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年中华民国创立至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第一时期: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第二时期年左右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世纪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第三时期:大约从世纪初到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年月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数干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家报纸。在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首先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无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于困境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运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毋腐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索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第二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中并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强大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联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世纪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梁、谭、严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年由毛泽东揭示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义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滨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末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到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联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农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中国从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置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年第期 参见《东华续录》卷第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第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第页。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年第期。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年第页第页。墨子刻(美):《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政府公报》年月日第号另见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第页。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年第期。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卷第期年月日。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卷第号年月第页。

职业精品

精彩专题

上传我的资料

热门资料

资料评价:

/ 7
所需积分:0 立即下载

意见
反馈

返回
顶部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