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十九、章太炎 　　很多人大概并不了解章太炎，但提起章的学生，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黄侃、刘文典、曹聚仁、吴承仕、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 　　章太炎一生都在“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革命 　　说起章太炎，首先认为他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但是鲁迅先生给老师章太炎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的父亲立下《家训》，其中有一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严守家训。1897年章太炎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 　　1906年6约29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1920年，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1921年，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1923年9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和作。 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篡夺北伐军领导权。4月，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他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同年8月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1927年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立场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章太炎曾作《逐满歌》：莫打鼓，莫敲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他的老祖努而哈，带领兵丁到我家。龙虎将军曾归化，却被汉人骑胯下。后来叛逆作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他的孙子叫福临，趁着狗运坐燕京。改元顺治号世祖，摄政亲王他叔父。叔嫂通奸娶太后。遍赐狗官尝喜酒。 可怜我等汉家人，却同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福建又遇康亲王， 淫掠良家象宿娼。驻防清妖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 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 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滑头最是康熙皇，一条鞭法定钱粮。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名为永远免丁瑶，各项当差着力敲。 开科诓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驱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 礼仪廉耻忘记了。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 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 我今苦口劝兄弟， 要把死仇心里记。当初清妖破南京，尔父被杀母被淫。人人多说恨洋人，那晓满人仇更深。兄弟你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 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 　　1904年，慈禧70大寿，章太炎写下一副对联，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1905年发生《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于是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悔之莫及。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章太炎还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因为孙中山死后厝棺的碧云寺，而明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扩建碧云寺的庙宇，再次建坟，准备死后葬此。崇祯初年，魏忠贤自缢后被戮尸，也不能再葬于此。魏忠贤的党羽葛九思，1644年随清军入京，将魏之衣冠葬在墓中，成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后，曾在该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后改为中山堂。金刚宝座塔下，成为孙中山衣冠冢。章太炎骂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于友人，加以讽刺：“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大儒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1930年，章太炎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章太炎1935年7月立下遗嘱：“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评论当时流行的新诗：“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在杭州讲学时，章太炎常感肠胃不舒服，且有气喘，所以只预备讲学三五天；讲学日期定后，即在昭庆寺讲经堂举行。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蒲团。章太炎到堂之后，命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应该是没有讲坛的。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对于康有为“伪经考”，大肆抨击，听者兴高彩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竟达百余人。章太炎讲学三天之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讲学便中止。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论断 　　章太炎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皙子；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当时播为名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 　　章太炎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讲学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平生第一个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曾前往听讲。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而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讲习会开始设在《民报》社，后移至东京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门楣上直署“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追记“从章先生学”的情况时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起听课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事，逐次记载了这年讲《说文》的进度，最为详尽：“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季刚先生是太炎先生《说文》学的直接继承人，而且终身追随太炎先生研究“小学”，并有《说文同文》补足《文始》，以《蕲春语》回应《新方言》，也是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说文》的受业者。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记》（《制言》第三十一期）评述了太炎先生讲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当年在东京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学生有百数十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民报社特别班的几位。许寿裳记道：“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许寿裳《章炳麟》）太炎先生这些弟子，不论是新学派还是国故派，后来多成为大家。太炎先生对这批弟子有如下评价：“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第二次，是1913至1916年在北京，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之时，他再次做起了国学讲习事业，自己说是“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家书》），实则所讲内容都是有所为而发。当时袁氏当国，谋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乌烟瘴气不足以形容。所以他把批评孔教作为讲习的重要内容，《驳建立孔教议》就写于这个时候。讲堂的墙壁上张贴着《国学会告白》，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听讲的人数比已往更多，大都是京城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曾提及这次讲座说：“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章太炎先生居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演讲。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系列演讲，前后共十讲，并有《申报》为之配合，规模影响超过已往。首次开讲在是年的4月1日，讲“国学大概”，听讲者有三四百人。第二次4月8日，续讲前题，听讲者也有约四百人。第三次4月15日，讲“治国学的方法”。第四次4月22日，讲“国学之派别”。第五次4月29日，讲“经学之派别”。第六次5月6日，讲“哲学之派别”。第七次5月13日，续讲“哲学之派别”。第八次5月27日，讲“文学之派别”。第九次6月10日，讲“文学之派别”。第十次6月17日，讲“国学之进步”。持续一个半月，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曹聚仁整理的章氏《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此次系列演讲的记录。另还有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是另一个听讲版本。 　　太炎先生演讲之前，1922年3月29日的《申报》，特地刊出《省教育会通告》，对国学讲演的缘由作了说明，其中说：“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则可见“深惧国学之衰微”是邀请章太炎先生主讲国学的原因。而太炎先生演讲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是国学大师讲国学，有传媒配合，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是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了更为正式的国学会。成立时间为1933年1月，并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太炎先生为之撰写宣言。后来太炎先生认为《国学商兑》在词义上雷同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建议以“商榷”代替“商兑”，最后遂改作《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的演讲都是在国学会的名义下所作的，地点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有二十多次，有时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演讲，盛况空前。可能由于在旨趣上太炎先生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之间，有不合之处，所以太炎先生于1935年，又以向所使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国民政府最高人物蒋公且于1935年3月，派员到苏州看望章氏，“致万金为疗疾之费”，太炎先生将此款项悉数移做讲习会之用，同时也使讲习会的刊物《制言半月刊》，有了短暂的经费支持。 　　气度 　　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几年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疯子 　　提到章太炎，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定是“疯子”、“神经病”这样的字眼。原因就在于他日常为人处事，平常人很难理解，再加上他喜欢骂人，所以“章疯子”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压过了他的本名。当代学者刘逸生在《艺林小札》中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以骂人出名，故有‘章疯子’的美称。” 　　被人称作“疯子”，一般人的反应好不到哪儿去，但章太炎却是个例外。据传记文学作家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中华民国成立后，凡是章太炎不合时尚的话，大多被人指为“疯人呓语”。对于这件事，鲁迅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患有癫痫病。1883年，章太炎十六岁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他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章太炎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后，章太炎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北上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太炎古文造诣，聘为主笔。不想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请捉章太炎，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这口气咽不下去，命轿夫把章太炎扑倒在地，一顿乱棒。后章太炎每与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就不语了。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在龙泉寺，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并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民国四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1902年《苏报》案发，预先传出消息，蔡元培避青岛，后转欧洲，吴稚晖则远走英伦，但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他在狱中招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毅然主动入狱，因体弱，瘐死狱中。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三年后，章氏出狱，于1907年3月作《邹容传》，其中多处涉及吴稚晖。他在给烈士撰写的传记中公然告发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在巴黎读到《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氏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他于是写信给章太炎，说自己当初与俞明震见面，本是他探监时亲口告诉太炎，而太炎“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与事实不符，要求太炎“将出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见告，恒即向其人交涉。如为想当然，亦请见复说明为想当然，则思想自由，我辈所提倡，恒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权，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章太炎立即回信，开头就很有意思：“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 ”章太炎意在暗示不管你吴稚晖改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 吴氏看到这封公开信，岂肯善罢甘休，又作书一通反诘，章氏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资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乃以是议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执贽而来，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那位总督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菩萨，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 　　入狱 　　1898年秋天慈禧政变之后，章太炎力主革命，当时，蔡元培常请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做排满革命的讲演，讲演内容随后在《苏报》上发表，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恰巧当时邹容写了一本《革命军》，请章太炎替他润色。于是，章太炎在《革命军》的序中便毫不客气地称光绪帝为“载湉小丑”，里面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语句。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讳，太炎先生直呼其名，而且指其为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国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当时清政府所要缉拿的共有六人，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外出避难。蔡元培去了青岛，吴敬恒跑去欧洲，陈梦坡去了日本，宗仰则躲在哈同花园。但章太炎竟哪儿也不去，他甚至还劝邹容也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所以当巡捕到爱国学社抓人时，章炳麟指着自己的鼻子前来抓人的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就跟他们去了。邹容虽然成功地从后门逃出，但章太炎在狱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自首。结果第二天，邹容真听了章太炎的话，前去自首了。 　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两人虽不住一起，但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且工种一样——都是裁缝。由于近视，章太炎缝补动作稍不敏捷，巡警拿着棍子立刻就招呼上了。起初章太炎还稍作反抗，但几次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一气之下绝食七日，最后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邹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年仅二十岁的革命青年一年后就猝死在狱中。因为邹容的死，让章太炎在狱中的情况大为改善，直到三年期满出狱。 　　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章太炎因此声名大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迎至日本，成为《民报》的主角。章太炎一接手《民报》，立即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禁了《民报》。1908年10月20日，章太炎被抓入警署。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东京地方法院对他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他交了罚金，章太炎才被放出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刚刚新婚的章太炎顾不上蜜月，收拾包袱从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临行前，妻子朋友都劝阻他，章太炎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冷的天气，他只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就已粉身碎骨。“章疯子”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骂个不止，看守他的卫兵都已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受虐的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可真有幽默感，舆论的压力太大，他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是凶宅，翌年（即1915年），章的长女即在此自缢身亡。 　　开始，章太炎并不知道自己被软禁。有一天他乘车外出赴宴时，宪兵也跳上车呈前后夹卫状，回来时也如此。章太炎一问才知道，这些宪兵是来“保护”他的，一气之下，他抄起棍子把这帮宪兵打得抱头鼠窜。 　　章太炎在被软禁期间曾想过逃跑，但从袁世凯的眼皮底下“越狱”，谈何容易。跑不成，章太炎就想与袁世凯理论。关于这个情景，版本较多，最有名的是说章太炎在新华门破口大骂三天不止。实际情况是这样：一开始，章太炎是想通过正当途径见袁世凯的，为此，他在进总统府的时候，还投了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上面只写了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袁世凯一直不敢见，就派手下出来搪塞，结果被章太炎给骂了回去。为了表示愤怒，他还把招待室砸了个稀巴烂。当时的执法处长陆建章这才硬着头皮出来见章太炎，并鞠躬说：“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天派我来迎先生入见。”章太炎跟着陆建章上了马车，一路被骗至龙泉寺，从此，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禁锢在这里，后转至钱粮胡同。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警方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也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 　　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被软禁后，“每日写‘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欢花生米下酒，吃的时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说：‘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他还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写着“袁世凯”三个字，烧了之后挖个坑埋了。然后他高兴得满院子里跑，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大名士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来章太炎居处，未敢面见章太炎。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即入室点香烟，把被褥烧成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后来，袁世凯为了收买章太炎，就派陆建章的秘书秦某前去送钱。秦某刚把怀里的五百元钱掏出来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来就把钱扔到了秦某的脸上，并瞪着眼晴斥责道：“给我滚！”秘书吓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被囚禁后，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然而，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被囚期间，章太炎吃饭的时候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一直到袁世凯去世，章太炎才被释放。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狂傲 　　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章太炎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一说当时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章太炎《章氏业书•原学》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而為胡适《诸子不出於王官论》所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 这话给透露到康党门徒耳中，“康党衔次骨矣！”这一天，“康党囷（集），攘臂大哄”，终于和章太炎等人直接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有为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不过章太炎给友人信中犹不忘从笔墨上讥讽康圣人一回：“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路（字仲由）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孔夫子不是，则老拳相向，于是，孔子“恶言不入于耳”，没人敢说他不是。 　　自此，章太炎和康梁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积攒多年的一腔怒火全化作嘻笑怒骂之词倾泄而出，让保皇党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不止如此，章太炎以后只要有机会就嘲弄康有为这个“圣人”，而且言语诙谐，绝不下流，让旁观者忍俊不禁。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一“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国之“妖孽”，是“贼”。 　　康有为自称“教主”，说“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但章开始时附和当时流行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盗”。后来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逝世，其子伍朝枢过上海，一日来拜谒章太炎，谈及乃翁病状。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尴尬一笑，只好无话找话说，又谈及廷芳火葬之事，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还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此外，章太炎讥讽北洋政府期间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稣教，在谐谑风趣上也不逊于挽伍廷芳一联：“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章太炎还喜欢改诗嘲弄人。黎元洪入京的时候，章太炎改唐诗讥之：“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元洪入京谒见隆裕太后），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 　　章太炎被杖出武汉后，心中对张之洞这个始乱终弃的大僚积着一鼓怨气，于是改唐诗来讽刺张之洞：“汉阳铁厂锁烟霞，欲取鹦洲作督衙。玉玺不缘归载沣，布包应是到天涯。而今梁上无君子，中古文昌唤卖茶。地下若逢曾太傅，岂宜重问纺棉纱。” 原诗是杜诗，但一经章太炎改头换面，并掺入诸多关涉张之洞的典故后，知道内情的人莫不读来大噱。 　　有一次，上海有人选定近世文人名家笔语五十家，章太炎当然列名其间。可是章太炎闻得这一消息，却大发其牢骚。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将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自己的“浅露”之作。接下来，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之文章列在一起，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也降了自己的身价！ 　　有人和他聊天的时候，问起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意气风发地议论道：“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有人还专往他枪口上凑，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氏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章太炎一生自负，至死依然。其临终遗言曰：“朴学从此中绝矣。” 　　教育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讲座，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1934年，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年3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五十号不只是简单的开班讲习，实际上已经办起了自己的私人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学校在章太炎花园住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又购地建房，以作教室和学生宿舍用。以章太炎为主讲，另有多名讲师，并由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2年，分4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这个国学研究的“重镇”，后来还办了附属中学。按张昭军先生的描述，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本人也极重视讲学，生命末期坚持带病上课，并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混沌 　　童年章太炎却是个“书迷”，不谙嬉耍。那时，章太炎的母亲常与女眷戚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边看书，尽管环境闹，他总是读得旁若无人，津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