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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价值和制度的普遍性——从日本的经验切入.doc

季卫东:价值和制度的普遍性——从日本的经验切入.doc

上传者: UC 2011-12-09 评分 4.5 0 92 13 419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季卫东:价值和制度的普遍性——从日本的经验切入doc》,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主题内容包含我们从世界大多数国度的历史来看它们的价值体系本来都与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以及个人主义没有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和产业文明的产生其实是偶然的符等。

我们从世界大多数国度的历史来看它们的价值体系本来都与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以及个人主义没有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和产业文明的产生其实是偶然的、特殊的。也就是说自发生成的现代性是特殊西欧的现象――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到过这个观点并且把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密切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但是这样特殊现象的绩效和原理在被广泛承认后得以普及就成为世界性现象就成为具有一般性文明。由此可见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界限本来是相对的、流动的不能绝对化。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系统理性的角度来看普遍性又是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性有时会被看成绝对真理。普遍性有时会被归结为最终寻找一个唯一正确答案的活动。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普遍性也有可能是复数的正确的答案并非是唯一的答案。不言而喻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加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协调的主张就反映了存在着复数的普遍性的判断。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判断那么就不得不面对如何理解和诠释中国文明的普遍性、如何协调中国文明与西欧现代文明之间普遍性的关系等问题。我觉得这类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两种普遍性之间的较量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一大难题。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虽然在年代初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欢呼过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世界性胜利但他很快就认识到个人自由主义固然具有普遍性但父权家长主义其实也具有普遍性。他后来指出作为普遍原理的家长主义秩序观已经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秩序观的严峻挑战。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峙而是两种普遍性之间的对峙。上述对峙必然导致多元现代性的认识无法采取一个模式来指引社会实践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或者分析框架下来考虑普遍性问题就会看到它的相对化侧面就会更重视结构的功能以及功能等价的可操作性技术。在这里日本提供很好的范例。日本先后面对中国文明以及西欧现代文明这样两种不同的普遍性的挑战都能化险为夷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日本善于把价值问题转换为技术问题来处理尽管技术绝不可能替代价值。日本人善于学习也善于把不同性质的因素组合在一个复合化的框架里来把握。对于外来的挑战日本采取了一种颇为工具主义的、甚至有点机会主义的应对态度。即:如果有自信战胜它就可以与它为敌如果没有自信战胜它那就应该以它为友――站在挑战者的阵营里去化解威胁学习对方的长处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日本很快就像福泽谕吉说的那样“脱亚入欧”成为列强的一员在亚洲确立了自己的优势。然而中国人往往缺乏这样的应对态度甚至鄙视这样的行为方式。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文明的发源地是普遍性价值的倡导者所以特别重视涵意处理问题往往倾向于把很多技术问题也反过来转化为价值问题来处理使得改革变得极其棘手。可以说日本对西欧现代文明的普遍性是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并通过技术操作把这样的普遍性相对化了进而与固有普遍性结合在一起了。当然日本的客观条件毕竟与中国的不同所以接受西欧现代文明的出发点也不同。尽管古代日本曾经接受过中国的文人官僚科层制但在中世纪又退回到了武士统治的封建时代。所以日本的前现代社会状况与欧洲存在着相当的类似性因而现代化过程也有相当的类似性例如确立类似绝对王政那样的天皇集权体制废藩置县确立科层制伦理观转换等等。正是在这样背景之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以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和年制定的宪法为标志。变化后形成的社会结构概括成简单的公式就是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文明的普遍性元素与天皇的绝对主义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年日本宪法其实就是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的混合物。在这样一种权力非常集中的、普遍性指向的体制下日本在年代编纂了民法典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导入了代议民主制一步一步实现了国家与法律秩序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妨说在变革过程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文明的普遍性元素构成了天皇绝对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反过来天皇绝对权力又成为日本在维护整合的同时迅速崛起的操作装置成为西欧现代文明在日本推行的驱动力量。把普遍性的现代价值与非常集中的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适应帝国形成需要的架构对日本后来的国力迅速增长以及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许受到这样的历史经验的影响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也可以发挥积极的功能。对这种观点当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对错是非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但是普遍性的现代价值与集中化的国家权力之间毕竟存在紧张和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发展模式是以矛盾的制度化为基础的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来协调矛盾保持不同因素之间的平衡。随着天皇权力的扩张以及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到二十世纪前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平衡被打破了。明治天皇的权力越来越绝对化势必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普遍性现代价值发生冲突。在年到年之间面对民众的不满和抵抗大正天皇开始让步推动民主化强调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出现了一个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同时又制定治安法以压制提出各种诉求的群众运动但在处理上还是柔性的。到昭和天皇在年即位后应对的举措开始强硬化。第一次适用治安法的不是大正天皇而是昭和天皇。年之后的十年间日本开始转向。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危机日本转而强调集权并且越来越集权化而忽视了普世价值。集中的权力不断制造出腐败进一步诱发不满而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也就进一步推动了权力的集中化。这种恶性循环最后导致年轻军官干预政治酿成惨烈的“.事件”。随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后面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不必细说。在这里做一个非常简单化的、公式化的总结吧。可以说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首先是通过形成一个集中的强大权力来保证这个国家的整合性和执行力再通过普遍性的现代价值这个因素的植入使国家秩序具有正当性适应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然后创造出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制度载体。虽然这样的国家未必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但它具有拟似现代性。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中国的社会变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过程是相当被动的。尤其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使得社会整合出现危机。辛亥革命之后本来是有可能在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达成某种历史性妥协实现光荣革命的。如果这种妥协得以安定化、制度化就有可能形成类似日本那样的格局把一个集中化的国家权力与一个普遍性的现代价值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结合起来。但是最后没有形成导致军阀混战的局面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也就是说从空间维度上看把两种对立因素整合成一个制度框架里的努力在中国失败了。然后国民党就转而关注时间维度。所谓军政、训政以及宪政的发展阶段论就是把空间问题转换成时间问题了。首先以暴力手段确立集中的权力把正当化作业留待未来去解决。在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中出现了刚才像李教授所说的那个国民政府十年辉煌。但是这个黄金十年让日本感到了威胁于是发动侵略战争打断了上述过程。以上我对战前日本的普遍性确立以及破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非常简洁的概括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中国曾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非常强调普遍性价值的但却没有很好地实现整合的目标。最后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架构但却扭曲了现代的普遍性。在很多场合往往只剩下一个集中的权力但却没有普遍性的价值作为正当根据。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状况。日本是从年开始转而进一步强调集权的并且越来越集权化最后践踏了现代的普遍性价值。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日本战败之后在美军占领当局的主导下日本被动地重新强调普遍性这一面而集权的那一面则被打破了。例如美军占领当局曾经决定解散财阀甚至准备废除天皇制。后来只是因为冷战的需要美方才改变方针。但无论如何在二战结束后美国要做的就是把日本原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给打碎了与此同时把受到抑制的普遍性这一部分恢复起来进一步强化推动战后民主化改革尤其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来重新组合思想与制度。例如在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中有放弃战争条款即第条就是要通过这个和平宪法紧箍咒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正因为这个道理在日本战后宪法的起草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围绕宪法起草所展开的非常复杂的博弈。战后日本宪法的起草者中包括那些在战前或者战争中反对军国主义的宪法学者包括以天皇机关说而得罪军国主义势力的东京大学法学院美浓部达吉教授。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日本自主按照人民主权的原理由日本人自己来改宪或者制宪并能接续年宪法的传统。从美国占领当局的有关人员的回复意见可以看到这些主张被拒绝了。美国要主导战后宪法的设计完全改造日本原有的权力结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导入违宪审查制。这涉及三权的分立与制衡机制。立法权、行政权的定位和作用各国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需要通过司法独立来制约这些权力防止它们被滥用。尤其是立法权在现代社会大幅度扩张以致被人认为除了不能让男人生孩子之外无所不能。其实在生物科学和技术非常发达的现在让男人生孩子也是可能的。因此要防止立法权任意突破根本规范就必须导入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美国坚持按照自己的模式推行违宪审查就是要确保战后宪法不会被立法机关任意修改维持战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按照美国模式导入违宪审查制就是要容许地方法院起到宪法卫士的作用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以宪法为标准来审视立法权和行政权防止日本政府和议员打破战后政治格局重新塑造社会结构。这个意图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后来一方面由于地方法院不具备充分的政策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也由于最高法院事务总局的人事控制权增大例如通过考勤和续聘制度排挤左翼法官结果对违宪的司法审查开始发生变化。地方法院逐步退出只有最高法院才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合宪性进行判断。即使最高法院也奉行司法消极主义。但无论如何在日本战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文明的普遍性是通过和平宪法这样一种方式再次得以确立并试图加强保障的。在上述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其他方面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直没有主张自己的价值特殊性。这是战后日本的最大特点。尽管实际上它的很多做法是具有特殊性的但在很长时期内这种特殊性被认为是固有的也是短暂的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被克服。例如在年代到年代现代化运动蓬勃发展的这段时期法学家川岛武宜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法律现代化公式。根据他的说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的权利意识日益高涨因而诉讼也必然会增加。人们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自然而然构成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他认为诉讼维权与现代化程度成正比这种倾向会越来越明显。这是一种单线进化论的思路。但是国外的很多观察者以及日本人自己都会注意到日本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与它的正式话语以及制度设计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依然有不少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用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对概念来把握相关现象实际上还是采取了先进与落后的单线进化论的分析框架是把特殊性作为要在现代化过程中克服的对象。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伸张在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反过来日本特殊性的那一部分也逐步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出现了所谓日本模式的说法。这一点很像中国当今。所谓“日本模式”就是把原来被认为是日本特殊性、落后性的一些东西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组合成一个普遍性。从年代到年代日本模式的影响曾经波及世界连美国也曾经吸收日本经济管理的一些做法。这种基于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的日本模式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简单的分析。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所谓“铁三角”的架构。也就是说一是政府或者官员而是政党指长期独掌政权的自民党或者议员特别是与各政府部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民党议员三是政商或者大企业高级职员三者形成一个牢固的同盟互相合作但又互相制约。这种铁三角与我国在年代后期浮出水面的精英联盟相映成趣可以作为参照物。不同的是在日本党政企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像剪刀、锤子、布那样一物降一物的关系。例如政治家受财界的制约但可以控制官僚。而官僚可以按照行政指导的原则对财界进行监督。企业接受自民党的单独执政格局但通过贿赂或者通过捐款对政治家施加影响从而左右自民党的政策与此同时企业又接受政府的指导也就是说反过来受到自民党的限制。这三个部分之间是存在适当区隔的而独立的司法则是确保这种区隔和互相制约有效存续的基本条件。通过这样的另类分权制衡机制这个铁三角同盟不至于过度集权不至于独裁因而结构性腐败也就可以得到有效整治。从战前的天皇绝对主义到战后的自民党主导下的铁三角关系这个变化很有意思。不再是一个绝对化的一元结构而是一个整合性很强的多元结构。在这样多元格局中自民党如何维持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地位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通过内部分化来模拟多党制。大家都知道自民党的派阀政治非常引人瞩目。自民党是在年代中期由两大保守政党合并而成的内部一直存在不同派别的分化组合主要有八大派阀有点像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各派阀通过竞争和妥协产生党魁也就是政府总理也会在政策主张上有所不同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多党制的推陈出新机制使决策过程更能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更有弹性、也更能应付社会局势的变化。一般而言假如某个政党希望在民意支持下长期执政那它就势必要变成全民政党尽量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但是在社会多元化之后全民的共同利益很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利益群体会有不同的诉求。例如在工人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之间很难达成一致的认识要由一个政党来全面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多党制的主张和制度设计应运而生。但日本的经验表明如果一个政党有办法模拟多党制形成党内竞争的机制让有些政治派别倾向于左翼让另外一些派别代表右翼还有些派别反映社会中间层的意见那么在表达和决策方面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自由民主的理念。派阀政治也会带来问题例如机会主义倾向例如腐败例如无原则的妥协。要防止或者减轻这类弊害司法独立至关重要。正是独立的司法权可以确保各种互动关系按照明确的、公平的规则来构建可以防止一党长期执政造成骄横跋扈从而也就可以为上述种政治格局的提供最有力的正当性根据。在日本司法独立的传统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基本确立了通过战后的民主化改革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在战前司法独立是以议会主权为前提的议会多数一旦发生变化立法政策就会相应变化司法也就要变化。导入司法性违宪审查制就是要防止一时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干扰立法破坏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防止结构性动荡。总之要用司法权来限制行政权和立法权用司法审查制度来确保战后确立的宪法框架不至于发生变化。其实司法要真正独立就必须使它能发挥制约作用。虽然日本并没有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推行司法积极主义介入政治生活虽然日本法院系统的司法消极主义态度一直招人诟病也遭到很多进步法学者的尖锐批评但是司法性违宪审查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以及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能力因而能够真正保障司法独立性。正是通过战后法制改革特别是导入司法审查制形成了日本最高法院的无尚权威伸张了司法独立的精神。这样的独立司法使得立法规定的权利在实施上有保障立法难以反映的少数派乃至个人的声音也都能得到倾听和考虑因而有助于加强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和实效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的普遍性价值有赖于司法独立民主与自由的协调也有赖于司法独立。还需要注意一点世纪之后世界变化很大变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欧洲在世纪以前所具有的那种基于自然权和自然法的统一世界观已经动摇了。因此普遍性价值的保证已经基本上不在信仰而在制度。这就是公正而合理的法治就是普遍性的表现形态。在这里一个比较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它的正当性根据主要是通过司法独立来提供的。首先使制定大家普遍认同的法律然后通过司法独立来划出权力的边界。尽管国家权力是集中的但是司法机关却是独立的可以用规则来制约国家权力这正是现代法治的真谛。如果能让人民理解这一点相信这一点通过法治的普遍性就可以确立。我认为这是战后日本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也是日本模式得以运行的关键。当然除了具有普遍性的司法独立之外其他配套的制度设计也很重要也构成日本模式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技术诀窍。但这些构成部分却往往具有特殊性。例如在经济方面在企业界日本出现了阶级合作关系与欧洲的情形很不一样没有产生资本家与工人的激烈对抗。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罢工形骸化的“春斗”、互相妥协的和解方案等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太容易激化形成了某种基于长期合理性适当分配资源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一点像和谐社会通过劳资合作、阶级合作的方式来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另外在政治方面在官僚体制中日本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认为日本公务员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方式的设计很巧妙。在政治学意义上日本属于中央集权国家、单一制的范畴。但是实际上它的政府之间财政关系却显然具有联邦制的特点。也就是说把联邦制的因素和单一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了。现代公务员是独立于政党政治的但日本的所谓“族议员”却使执政党议员与政府部门有了密切沟通与合作的渠道。这类做法很异类在现代国家理论中被认为是异质的、特殊的因素。然而从日本模式论的角度来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在年代后期因为日本一直走不出经济泡沫破灭后的低迷对日本模式的赞扬和期待也开始破灭。但我认为无论是日本成功的经验还是它失败的教训对我们都有借鉴的价值。我在这里的梳理和分析当然是非常粗线条的难免挂一漏万。透过这样点滴的现象考察可以发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界线的确是流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另外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即使在权力架构和制度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太容易凸显出来或者说比较容易被遮掩和化解。另外发展速度太快很多需要协调的工作来不及做。因此一旦经济速度放慢了甚至停顿下来缺陷就会暴露问题就会爆发。如果权力结构具有较强的弹性就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继续以一个刚性结构维持社会稳定的做法不能适应今后的新形势。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维持迄今为止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得不未雨绸缪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预先做好准备。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主动地尽早对权力结构进行多元化、弹性化的调整。但权力结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作业必须谋定而后动。日本在年代末的经济泡沫破灭后受到美国的施压开始进行结构改革也就是对那个有弹性集权结构进行改革。在经济方面就是要打破法人资本主义体制推行彻底的市场化和个人自由化。什么叫法人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与美国式的个人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模式。个人资本主义以资本家为中心表现为股东主权的制度设计。法人资本主义以企业组织为中心更多地考虑计划理性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表现为银行主权的制度设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法人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财富蓄积在企业里统筹兼顾银行对企业的效率进行监控同时也进行调整和救济企业之间相互持有股份。这里特别需要重视的是企业相互持有股份的做法。无论是非得失如何评价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相持股方式形成了的股票不在市面上流动的事态。这种状况很像我们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存在国有股、集体股等等大概也是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多数股票不在市面流动企业就不容易受到股市行情左右具有非常安定的基础。另外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其他国家的企业要进行并购也非常困难。由此可见日本的结构改革固然有利于解决一些制度上的问题但也增大了在全球化市场中竞争的风险至少企业被兼并的可能性增大了。实践也证明这场结构改革从年代初开始从年起加大力度一直在做到了小泉执政时期才彻底化。元总理小泉大刀阔斧对日本的结构进行改革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日本走出金融危机的一条必由之路也是避免日美经济摩擦的一个重要环节还是日本经济再次飞跃的一块跳板。但是现在日本社会开始对小泉的破坏性结构改革进行反思有人甚至认为小泉实际上打开外国资本可以长驱直入的大门断送了日本逐鹿天下的前程。问题是小泉为什么能达到他的目标?他是怎样打碎日本那个弹性结构的?分析和解答这样的问题很有意思。小泉之所以能做成结构改革首先因为他争取到了城市无党派群众的支持。年代以后日本政治发生了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原来自民党的忠实支持者在农村城市化使得这个基础逐渐薄弱。在城市里由于生活压力由于价值观变化也由于对政治腐败的不满存在着游离于自民党乃至政党政治之外一大群人对政治本身不太关心也不太投票。其规模不断增长在年代初达到了选民的左右。发展到这个程度这部分人的政治意向就对于日本的政局开始起作用了。他们一旦热心投票选举结果就会发生变化。他们的投票如果存在一定的方向性就会影响政治的轨迹。因此得无党派群体支持者就可以得天下。小泉的成功就在于他把工作目标瞄准这些人并赢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与此相关小泉为了打破既存的有弹性的权力结构为了避免他的举措因中层阻挠而无法实施采取了直接诉求民众的治理手段。在日本小泉时代的政治被认为是荧屏秀政治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很感性化很能打动一个普通市民的心。小泉喜欢通过频繁的记者会见传达自己的意思通过很简洁的、通俗易懂的、但却能抓住社会焦点的标语口号来吸引群众。他是直接面向群众的政治家。一个政治家如果想建立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或者结构的时候他需要直接与民众互动直接呼吁。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具有这样的特征。在日本那就是小泉时代了。小泉时代在民众中造成了一种狂热。怎样造成的呢?通过自反性通过矛盾的制度化。他是自民党的魁首却自己说要打倒自民党。这个手法非常有意思。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展示新面貌可消除不满可以吸收希望做得好可以左右逢源。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到党内走资派、鼓励造反、重新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很相象。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民党自我否定日本战后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了。现在的状况就是日本处在飘流之中。不知道它会往哪个方向走。也许它会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按照一个全球认同的普遍性建立一个新的模式也许它会找到把集中权力与普遍价值观结合起来的另一种方式。回过头来看日本战后发展的特征可以说是在普遍性的外部压力下把它的特殊性重新组合成一个能够正当化的权力结构。当经济绩效没有显示出来的时候普遍性占压到优势。当绩效一旦显示出来日本的特殊性就开始扩张了甚至被当成普遍性来重新诠释。与价值相关的普遍性一方面要具有理性的力量否则无法普及。另一方面又确实与一定的文化和涵意联系在一起否则无法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共鸣。现代西欧的普遍性固然扎根于特殊的传统文化不能把它视为绝对真理。但是现代西欧普遍性的最大成功之处是为多元的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既尊重个人自由、又通过民主程序妥当决定公共事务的宪政设计。我并不认为它的真正生命力只在于它的普遍性实体价值。实体价值的普遍性是不可能绝对化的。年代关于自由主义悖论的讨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自由主义原理在个人层面在主权国家范围之内可以普遍化。但一旦涉及集体的自由、国家之间关系上的自由主义原理就会碰到麻烦甚至引发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西欧的现代文明之所以被认为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或者说具有相对更强的普遍性是因为它不仅容纳了个人的不同价值观而且能在公共事务上提供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普遍主义制度安排。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的普遍性西欧的现代价值的普遍性才能够被复制才容易进行转移。否则就要归结为一个信仰改宗的问题。至此我的观点就可以明显了。我想强调的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寻找制度的普遍性而不是寻找价值的普遍性。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但话又说回来制度怎么样才能具备普遍性还是会牵扯到价值的普遍性问题。但无论如何在制度安排上寻求普遍性是比较容易的而在价值观上寻求普遍性非常困难意味着一场灵魂革命意味着启蒙主义意味着强制意味着洗脑甚至可以导致宗教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经验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认为在日本现代普遍性的成立大致分为两个层次在制度层次上进行很彻底的改革和创新但在价值层面则保持着多元性、异质性。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很像日本的插花艺术多种价值观并存互相搭配形成特殊的美感。我认为日本并没有彻底接受西方的普遍性价值。至于说到中国的情况那就更特殊、更复杂了。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化任务一个建立完整的主权国家的任务还有一个重新恢复帝国体制的一个潜在任务。也就是说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有一种重新恢复过去曾经长期拥有的亚洲主导权的愿望或冲动。这样的双重任务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在确定发展目标上有点困难在选择普遍性上也会出现一些矛盾。例如我们从主权国家的层面考虑问题往往会强调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的主权保障会强调“地方知识”也会主张通过现代的普遍性来克服固有的特殊性。但是当我们从超国家以及亚洲新秩序的层面考虑时就会淡化特殊性强调本土经验的普遍价值。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内在紧张或者说精神分裂状况。现在有必要把问题转换一下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寻找中间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设计问题恰好是当局和民众都还不太重视的。或者说中国尽管具有寻求普遍价值的强烈愿望但却还缺乏一种如何把这种普遍性价值指向与相应的制度设计适当结合起来的技术诀窍。这种技术诀窍日本是拥有的。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不能轻率地排斥日本的普遍性当中的工具成分而应该从它的工具主义中再找出来某种制度的普遍性。普遍性在工具性里藏着呢。留意日本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方面的技术诀窍这对我们自己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很重要。我就说这些。以下是讨论:高全喜:季教授谈的非常清楚脉络也是非常明确我也是谈几点体会我基本上大体同意你这个观点现代的时候强调致富特别是法制来衔接普遍性特殊性价值观念与一般知识对于中国转型时期尤其具有重要性前几天我们到上海参加会议的时候你可能走了你谈现代性普遍价值反对特殊中国道路这里面我说有一个建议就是你是法制限政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这样的话你来解决中国这个转型时期单从经济学上来解决或者从一般价值层面来解决这个时候都是不实在的中央地方关系问题财政问题一般价值和这些东西这些关键问题就像你刚才叙述的这点上能够对现实来说特别对于中国来说日本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这样一个过程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参照意义这点上是比较实的而且是我们现在缺失缺乏。有几个观点我觉得引申一下或者我觉得你在叙述当中有一些叙述了对我们有一些启发有些还是需要就是说再不断的思考的时候发言的时候有限所以这样的话第一个就是需要对大家提醒一下对于永晶有一个提示就是确实我们上午的讨论没有谈到季卫东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这个封建制和它的天皇制这个源起和中国政治儒学中是一个专制的王朝皇权之下的政治模型这个里面不一样的而这个东西恰恰又对西方那一块发展起来是有类似性的而中国这一套没有类似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上对于上午这方面思考有所补充上午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点上很重要就是说日本天皇制它这个过程是基于一个封建制恰好在英国时期在欧洲也有一个封建制然后到了一个有专制的皇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时期这点上对日本的研究对中国的参照我觉得这是一个补充点。第二点就是刚才季卫东觉得比较简单我觉得还是应该深入探讨一下就是关于军国主义历史上不谈了我觉得是这样日本军国主义到底在那个特殊时期它包含哪些内容尤其是它的思想的以及制度层面的我觉得这点上大家说军国主义到底这个军国主义这个玩意儿内部机理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没有一个象样的真正系统上的没有分析透你不能说它打吧它里面有一些制度因素除了思想因素之外思想因素我们可能上午也是谈了包括它的制度因素它的权力结构军队的权力然后行政权力与它的天皇制的权力中这些因素中这个军国主义和德国的军国主义诸如此类的这块还是觉得有待至少来说可能对你来说是简单的问题至少是一个目前对很多人不明朗的。季卫东:为什么军国主义可以出现在一个宪政结构之下?因为在那个时代自由民主等现代普遍性价值主要起正当化作用而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所以权力结构的进一步集中化和蜕变可以比较独立地进行。这是出现的正当性亏损需要弥补基于文化传统的天皇权威、武士道精神以及灭私奉公的伦理起到了正当化作用。另外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也可以起到正当化作用。高全喜:那个是后来的军国主义时期好象没有。于向东: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纪律失效的问题这个如同后来我们现在尽量说的最好的宪政结构恰好催生了这个一样我们就是看军国主义的时候我们现在往往把它诉诸于少壮派军人的狂热个人的性格他的农家出生啊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啊把这个事情办成吗我觉得这块一直在会上也是想问一下也要想问一下这个问题。高全喜:军国主义这一块然后与此相关联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我看你的发言当中还是比较好的叙述对于一个比较美好的叙述确实不像主题当中战后也好到了后来现在处在一个迷茫阶段叙述还是比较美好至少你来说到了当今时期小泉之前基本上日本按照你的叙述大家也是这样认为的是比较好的完成了一个美国之下的特殊的一个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宪政法制框架下的转型这个就是优良的现在来说不错的完成了这个转型这个问题同样在美国之下二战中美国之下菲律宾甚至中国蒋介石还有其他的就是说还有像曾经我们这些探讨的在英国之下的印度其实怎么就没有搞成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转型呢?哪怕不是日本不同国家民族的特性结合起来就至少来说都是稀里哗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这个里面美国之下压跨它的体系欧洲不做了压跨体系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环太平洋一个就是欧洲就是环太平洋这样的压跨体系之下美国这样的日本为什么就胜出了?至少达到这样的状态尤其对于中国那个时候可能有共产党的挑战但是即便毛家军也是没有想到共产党这样打的一直看宪法当时谈判的那些资料就是蒋介石中国这帮家伙在一个美国的之下怎么就没有搞起来呢?其实日本的智慧也罢或者它的自然的生存发育也罢这个东西是值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日本它这个搞成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块就是说是对中国有相关性。季卫东:当中国处于扩张阶段周边的国家是很紧张的。我们自己体会不到但在韩国、越南就会很敏感。但日本有所不同。因为海洋是日本的天然屏障。在中华文明的软硬实力不断伸张、它的普遍性得到四周承认时在东边被海洋这个屏障挡住了。所以日本始终在中国文明的边缘游离但它始终非常注意中国的变化对任何一点重要的迹象(比如说宫廷斗争)都会非常敏感因而非常注意调整自己来适应有关这个变化。中国与此不同。中国是文明发祥地标榜自己的普遍性因而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不够敏感不能及时作出适当反应。例如年葡萄牙人在日本的海滩上遗留了几条火枪引起了举国震动导致了仿造火枪的运动。在中国西方人更早就遗留过火枪但中国好象没有感到那么大的震撼也没有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技术立国由来已久变成了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组织。在以变求存的过程中日本很巧妙了利用了天皇制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变革的同步行进。日本的天皇与中国的皇帝不同没有实权但有权威构成全国统一的象征。日本现代化改革者非常明智地利用了明治天皇有人说得非常透彻天皇这样的制度年间用一次就够了第一次就是明治维新第二次就是战后都是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以及分裂。而以天皇为起点的新型官僚制架构与宪法为顶点的法律秩序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是可以兼容的。高全喜:当时二战之后美国的政治家非常郁闷比如说在国民党蒋介石二战之后中国没有向这帮政治家就是这帮政治家利用天皇制搞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但是国民党那个时期政治家不行了所以说感觉就是同样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没有搞好当然也是共产党没有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刘苏里:那个时候的政治家也不是无能。李永晶:日本到明治时期为什么没有转变过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官僚制度了在二战年之后我们比较强调战略性的如果从延续性里面来看美国只是充分的利用了继有的官僚制度尤其是它的天皇制度所以它顺利的转型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实现美国这样的利益化的故事所以我上午强调的就是日本我引述说的那句话日本有了天皇制有了目前惊叹的一切也包含这样的含义。于向东:国民党时候也没有杰出的政治家。刘苏里:有年的帝国被打碎了谁有这个本事做这个呢?季卫东: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真正的社会转型要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在精英阶层获得支持、获得共识。否则都有可能失败。即使民众自下而上的运动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也需要精英来主导然后才能成功。当然结果如何取决于精英阶层本身的素质。精英阶层富有远见卓识和责任心不容易腐败很注意一般民众的感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在日本“.事件的爆发少壮军官的造反也与当时精英阶层的腐败有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曲折日本的转型和发展会更加顺利些。刘苏里:最后就是说“”事件很严重吧最后平息这个事件的是谁啊?不是政府而就是天皇。天皇喊话天皇那么一发声他们只能投降我们现在没有天皇。季卫东:有一个基本共识作为基础。刘苏里: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谈火生:袁世凯那个时候比较伟大一些时期比较长一些。刘苏里:当这种转型国家的精英要腐败的话谁来制约他呢?你看从国民政府到中共之争没有人可以制约他们但是日本是有制约的。谈火生:你谈了战后的日本结构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你说行政司法啊特别是立法啊这些因素这里面司法对这个权力消极主义也起来了这个里面毕竟是一个封闭的他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民众的这个运动在什么时候就是草根式的民众运动对于日本的政治开始发生影响了?是在什么时期?是不是在小泉前后?当时这种草根化的东西是不是对政治有影响的?季卫东:在日本严格说是城市新人类的造反。日本农村这部分由自民党控制有非常严格的秩序与现代的制度之间存在接口例如通过邮电局收集选票的网络。另外日本自民党很像中国共产党始终非常注意民生问题。用中曾根康弘的话来说就是自民党有着“生活者的视点”。所以自民党始终抓住了日本的一般民众包括工人和中小企业主特别是农民的心理。但是城市居民还有很多新的价值需求。这批人开始因为旧体制不能与他的价值取向吻合所以他不关心政治不参加投票游离在政治之外。但是当突然有一个契机使他突然产生希望、积极参加投票时政治的地壳变动就开始了。PAGE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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