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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全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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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justin.xyx 2011-12-04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许小年: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全文)doc》,可适用于经济金融领域,主题内容包含许小年: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年月日: 来源:价值中国网 作者: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符等。

许小年: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年月日: 来源:价值中国网 作者: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一条传导链上中国处在最后一环但也可能感到绝望因为俺们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够拯救。。年至今刚刚好三个年头年全面复苏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年美债面临爆顶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预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一定是“结局”?过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挣扎?  早在年我曾经预见到这一天的来临。不是因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的推导《“知易行难”注定是货币政策毕竟困境》一文中这样表述“有限的历史告诉我们凯恩斯牌机车只善于高速行驶如果你不够油坚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减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经济暂时好转的迹象所迷惑。不要认为自己会比年美国、年的日本更聪明好运。”  无知者无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会告诉他们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今天希腊也好欧洲诸国也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凯恩斯牌机车邮箱已经报警(堆积如山的债务消耗了所有动力)。至于中国压根就没有“油量提示”这块仪表盘。经过三年的高速行驶邮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缓一时而无法救一世。这一幕恍如当年美国、日本的政客们所遭遇的悲剧在一年紧跟一年的巨额开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们”对于大幅增长的财政赤字皱起了眉头开始选择快速缩减开支。年罗斯福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反对削减债务这个决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缩支和增税行为一旦开始经济恍如被戳破的气球好势头顿时烟消云散。信不信历史会重演?走着瞧!(反正我是信了)希腊债务已经出现“技术新违约”美国债务也面临着走向“技术新违约”的局面。除了缩支和增税还有别的出路吗?答案是没有!或许你会说中国经济不是早在年就进入了“紧缩通道”吗?没看到你说的悲剧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最后一环中国的财税收入傲视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过“不宽松”只是由极度宽松回到适度宽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剧远还没有上演。选择凯恩斯只是因为相机抉择所迫  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几十年货币学家“当道”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破解经济困局的唯一“法术”试图通过强化货币供给刺激全方位的消费需求从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实体经济。  从现象上看凯恩斯主义只是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并没有起到可持续拉动消费的实质作用。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极限即国家债务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腊一个万人口的小国全国总负债竟然达到亿欧元。比如美国债务上限的提升频率逐年加快美联储、中国、日本一旦有一个“供血机”出现故障崩溃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到底干了些什么?  从本质上看他只是财务技巧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而已。换句话说庞大的债务从来没有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只是从一个显眼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进而为迎来“希望中的复苏”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主权债务危机只是凯恩斯主义的“副产品”债务腾挪后的必然结果。那么“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  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终极办法它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财务手段。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将希望寄托于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奇迹般的扩张。  不过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视野去砍需求创造的可行途径历史告诉我们除了战争和技术革命没有第三种方法可以让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自然扩张。战争毁灭与重生叠加在一起它将创造旧模式下的需求扩张且有可持续性技术革命毁灭和创造同样叠加在一起它将破除旧模式创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样具有可持续性。  货币学家认为提高货币供应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发经济循环开始运转我认为这是“试错”。在过去几十年从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纪大萧条的美国?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并不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走出低谷。罗斯福不是救世主将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拖出来的是“二战”而几十年后的日本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难道各国政治家们都没有我聪明?不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弊病?我相信我应该是最蠢的那一个。我并不认为政治家们如此统一的愚笨从策略而言最差的选择不是错误的决定而是没有决定。所以政治家们选择凯恩斯只是相机抉择所迫。  简单来说不选择凯恩斯主义等于没有选择这是一国政府无法接受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是唯一应对大萧条的可选项。战争?技术革命?都不是可以“人为”推动的选项。所以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最差的选择至少它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很遗憾我并非伟人除了翻翻历史书实在想不到创造性破解“凯恩斯困境”的办法除了战争与技术革命。不过如果真的有一个伟大的办法出现却是很容易鉴别它必须能够实现实体经济总需求的自然扩张无论是毁灭还是替代。  想起了中学课本描写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宁可将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给穷人喝太没良心唯利是图。现在终于明白他们一点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时的我。(上个世纪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出现许多农场主因获利低微和市场滞销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如果永远到不了终点时速再快也没有意义。高铁如此中国经济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我们谈了多少年已经记不起了。直到今天终于为了“安全”我们必须“降速”行驶。  中国经济的“显性”问题异常明显依靠宽松货币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通胀上升已经到了忍耐极限。这一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零。  中国经济的“隐形”问题同样突出社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财富分配机制迫在眉睫。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拥有庞大的居民储蓄我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我们拥有严苛的税收制度即使多米诺骨牌最终推倒到中国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只要我们下决心做一些改变。“穷则思变”倘若预料之中的“悲剧”能够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共鸣”那么悲剧结尾将会演变为一场喜剧收场。这并非绝无可能。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而是“没有模式”。以五年为一节点不难发现这个神奇的国度总能找到正确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机中。多数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的原因莫过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经济“转身”的速度。它一点都不像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荣都在野蛮的生长涂满了实用主义的痕迹。这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  讲一个小故事。年月钱塘江大桥开通月日军逼近杭州必须炸桥。茅以升说只炸桥面不炸桥墩的话敌人几天就能修好。工兵说桥墩没法放炸药。茅以升随后说出的话吓死小兵:建桥时就预计要炸我在第二个桥墩专门为你们设计了放炸药的方洞。炸药在桥开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处处显露这这种“转身”智慧。张五常老先生也曾为基层干部能灵活解决经济难题而拍手叫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智慧?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确”一小段时间因为中国环境复杂各地点不一基层干部必须尝试不同的策略方法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制度可供实施。  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市场亢奋时要记得风险市场绝望时要看到希望。  回顾历史再大风浪我们都经历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中国价值投资的重要前提。信心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充分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凭借表象累计而匆忙进行的判断。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顽强的一面。不走极端永远都有必要。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我们?  靠自己考变化靠发展。只有“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不变其他皆可变。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也将一路走下去。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做好准备迎接改变吧!凯恩斯主义的“伪装”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在“大萧条”年代是凯恩斯之处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增加政府开支创造有效需求。  在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年前确实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满腹狐疑。直到年美国才开始认真演技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年才恢复到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年才降到个位数。  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但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  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始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的“动物精神”更可怕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可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  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弗里德曼有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或是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的供应数量。  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  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  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经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决非完美的市场。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年到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大规模的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年的急剧拉升到年的。  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  根据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  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的多。  个人的非理性冲动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步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  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  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市一个实证问题理论是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转型之重重在法制  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年代的大萧条、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力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得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  在转型中旧体制倒塌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们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进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建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制体系可见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  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  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对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  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以德意志为例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俾斯麦的领带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机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与其他国家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可持续的增长”是靠制度而不是规划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捅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场所。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上升到接近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  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  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会已形成多远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里可以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  当若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  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堂皇旗帜。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他们必然要李彤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制定规则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紧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的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  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  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题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  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全文完)unknown

用户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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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wk960 2011-12-17 05:16:23

    KAN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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