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史》的价值与马骕的史学思想

《绎史》的价值与马骕的史学思想 作者：王记录 库世昌 清初马骕编撰的《绎史》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裒集著述旧文，广征博引，熔裁成篇，纂录从“开辟” 到“秦亡”之间的史事，排比先后，附以论断，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反映了马骕丰 富的史学思想，颇有探讨之必要。 （一）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山东邹平人。“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 于书无不精研”。[1]（P23）顺治十六年（1658年）中进士，谒选居京师，举为顺天乡试同 考官。除淮安府推官。不久因推官设置裁撤，补派为安徽灵壁县知县。马骕为官，“有善政”， 时称“廉能”。在淮安府任上，仅三个月就平反冤狱数起。任灵壁知县时，注重民情隐忧，每 遇灾荒，辄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安辑流民，“岁省民力无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2]康熙 十二年（1673年），因积劳成疾，卒于灵壁知县任上。马骕为官多年，迄无长物。灵壁士民 皆感念其恩德，痛哭流涕，于“名宦祠”立位奉祀。 马骕不仅是良吏，更是良史。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政绩。他为后世 之人所知，也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马骕酷爱学术，“少习六艺之文，长诵 百家之说”，[3]（征言）做官之余，手不释卷，博雅嗜古，尤其潜心上古历史的研究，先后 撰成《左传事纬》20卷、《绎史》160卷，并辑成《十三代玮书》一部，现仅存目次。由于马 骕研究历史主要集中在夏、商、周三代，且又取得了重大成就，故时人有“马三代”之誉。 马骕流传至今的两部重要史著《左传事纬》和《绎史》，在撰作上有一定的联系。马氏 一生，博涉群籍，但他最喜欢《左传》，自称于《春秋左传》“笃嗜成癖”。他穷思精研，融 会贯通，将《左传》的编年体裁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该书20卷，包括《事 纬》12卷，分编108篇；附录8卷，即杜预、孔颖达序论及马骕所作《左丘明小传》1卷，《辨 例》3卷，《图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释》各1卷。马骕从《左传》流水帐式 的历史记载中选取108个篇目，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事类立目，重新剪裁排比，每事首尾完 具，如“郑叔段之乱”、“齐桓霸业”、“宋襄图霸”、“晋文建霸”、“晋楚鄢陵之战”、“郑子产相 国”等等，使人们对春秋时期众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由于该书分类得 当，条理清晰，图表亦考证精详，故在当时就得到同道“欣赏”。[3]（征言）《四库全书总目》 在著录该书时亦称其为“专门之学”。今人朱东润在编写《左传选》时，指出《左传选》“在 选材的时候，基本上依靠马骕的《左传事纬》，这是一部在研究《左传》时，不可不读的著 作”。[4] 《左传事纬》的编撰成功，不仅为马骕积累了编撰经验，而且鼓舞马骕在上古史研究上 继续前进。他在编撰《左传事纬》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 上事，撰为《绎史》”。和《左传事纬》相比，《绎史》显然扩大了取材范围和记事范围，从 更加宏阔的层面上对秦以前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 《绎史》一书，为马骕一生最得意之作。全书分五大部分160卷：一曰太古，记三皇、 五帝等传说之事，10卷；二曰三代，记夏、商、周三代之事，20卷；三曰春秋，记鲁十二公 之事，70卷；四曰战国，记春秋以后以至秦亡之事，50卷；五曰外录，记天官、地志、名物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等，10卷。该书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罗齐备，唐、宋类书中所引已遗佚的古书材 料，也适当采择。在体裁上，除继续吸取《左传事纬》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形式之外，还融合 了其它各种体裁，颇有创新。诚如本书《征言》所云：“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 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 《绎史》在马骕生前就有刊刻，顾炎武看到此书，认为是“必传之作”。时人还将马骕的《绎 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称清初“三大奇书”。康熙四十 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特别垂问《绎史》之事，命大学士张玉书搜集马骕 所撰史籍，令人至马氏本籍邹平，以二百两白金买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运抵京师，由内府 收藏。 （二） 马骕曾说：“原夫载籍浩博，贵约束以刈其烦；群言异同，宜胪陈以观其备。”[3]（征言） 这是《绎史》选取资料的总原则。从形式上看，《绎史》带有极浓的资料汇编的意味，很容 易让人们看成是一部先秦史的资料集成。实际上，该书在编排资料时，是遵循一定原则来进 行的。在资料选取、甄别、整理上有鲜明的特点和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 其一，广搜博采，援据浩博。马骕作《绎史》，本着博取详稽的精神，对典籍中有关先 秦之记述，竭泽而渔，搜括无遗，汇为一编。除了士子常习的《四书》之外，“经、传、子、 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3]（征言）只《绎史·征言》中开列的引用书籍就达200余种， 如果将注引书目也统算在内的话，竟多达300余种，资料丰富详备堪称先秦诸史之冠。马骕 引书，范围至广，除经、史之外，子、集、传、笺、注以至类书、纬书等等，无不涉猎。李 清在为《绎史》作序时，形容该书搜罗之富云：“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 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下，摘抉搜猕，使芒芒坠绪，粲然复著于斯世， 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可见，马骕对上古资料的采择，以博为胜。 对点滴可用资料，都要搜集，使先秦时期很多湮没之事，粲然复彰。这是《绎史》成功编撰 的基础，也是该书受人推重的原因之一。 其二，对不同的史料采用不同的取舍标准。马骕著《绎史》，广收资料，但不是滥收。 对于不同的资料，马骕有不同的取舍标准。他把史料分成八类，认真鉴别，区别使用。 1、“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如《十三经》、《国语》、《战国策》、《老子》、《庄 子》、《文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司马法》、《楚辞》、 《文选》等等。这类文献全书具在，流传比较完整，又比较可靠，“或取其事，或取其文， 或全录，或节抄”，使用率最高。 2、“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阴符经》、《山海 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越绝书》等等。这类文献，“皆未必果出当年， 要亦先秦遗书”，故也要利用。 3、“真赝杂错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孔子家语》、《孔丛子》等等。 这类文献，“或原有其书而后世增加，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真假参半，需要认真鉴别， 小心使用。 4、“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如《三坟》、《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 《于陵子》等等。这类文献，“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言，浅肤不伦”，可信度较小， 故只存其一二。 5、“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如《史记》、《汉书》、《后汉书》、 《白虎通》、《风俗通》、《淮南子》、《新书》、《新语》、《说苑》、《春秋繁露》、《论衡》、《新论》、 《潜夫论》、《颜氏家训》、《华阳国志》、《拾遗记》、《搜神记》、《博物志》、《法言》、《盐铁论》、 《焦氏易林》、《抱朴子》、《文心雕龙》、《高士传》、《列仙传》、《方言》、《释名》等等。这类 文献，“去古未远”，虽为后人追述，但仍然保存了多少不等的有关先秦历史的信息，故而“采 取详略不同”。 6、“全书阙轶，其名仅见”。如《黄帝内传》、《轩辕本纪》、《太公金匮》、《公孙尼子》、 《尸子》、《鲁连子》、《燕丹子》、《金楼子》、《丧服要记》等等。这类文献，或真或伪，有佚 有残，对于其中能加以利用者，亦谨慎使用。 7、谶纬之书，亦加搜罗。如《易》之《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诗》之《含 神雾》、《推灾度》，《书》之《璇玑钤》、《考灵曜》，《春秋》之《元命苞》、《演孔图》，《礼》 之《含文嘉》、《稽命征》，《乐》之《动声仪》、《稽耀嘉》，《孝经》之《援神契》等等。这类 文献，“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但其中也决非一无可取。 马骕审慎采择，以补文献不足。 8、“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如《十三经注疏》、《史记索隐》、 《史记正义》、《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注》等等。这类 笺、注之文，保存有很多远古传说资料，“旁证尚论，存古最多”。而《通典》、《初学记》、 《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献通考》、《通志》、《玉海》等等“类萃之帙”， “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都在采择之列。 由于马骕能根据资料的不同情况进行合理的取舍，故《绎史》一书，不仅取材宏富，而 且运用资料恰当，体现出既“约”又“备”的特点。“约”表明作者对各类史料的价值有清楚的认 识，决不不分轻重地滥收；“备”表明作者视野宏阔，决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其三，疑则传疑，考订鉴别。《绎史》汇集诸家记载，加以精心排纂以成书，然诸家所 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在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上有出入。遇到这种情况，马骕就将诸家记载胪列 并陈，“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3]（征言）甚至诸书用字不同， 马氏抄录时也都依原样，不作改动。如同是记载周人杀苌弘，《左传》、《史记》、《韩非子》、 《说苑》、《淮南子》、《拾遗记》等文献的说法均不相同，马骕云：“诸言杀苌弘不同，并载 之，以备考。”[3]（P1819）《绎史》这样处理史料，不仅做到了疑则传疑，而且给后人以考 证的余地。 疑则传疑不失为忠实传述历史的好方法，但在《绎史》中，马骕并非事事处处都疑则传 疑，对于自己能够进行考订的资料，均进行了考订鉴别。其形式有：1、指出诸种文献记载 的歧异。如“雍廪”一词，《左传》与《史记》记载不同，马骕指出：“《左传》以雍廪为人名， 此（《史记》）以雍廪（林）为地名。”[3]（P1002） 2、对各种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指出 正确的或错谬的一种。如关于齐国的世系，马骕在比较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史记》等的记载之后，指出：“《史》叙诸公明晰。”[3]（P1182） 3、指出文献记载的谬 误。如《新序》记载楚国的司马子反与昭奚恤共同接待秦使，马骕考订云：“子反、昭奚恤， 前后异时人也，此篇所载，不可据以为信。”[3]（P2288） 4、对各种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提 出质疑。如先秦诸子记述尧、舜之间问答之语，马骕云：“诸子记尧、舜问答之言，未足据 信。”[3]（P110）又如《高士传》、《古史考》等典籍记述许由之事，马骕云：“尧让（许） 由辞，其人其事，俱在有无之间。”[3]（P98） 5、考订各种文献的讹、误、衍、倒等文字 错误。如《礼记》云：“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马骕考订云：“桓，宣之误。”[3]（P2577） 又如《韩非子》云：“《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马骕指出：“菽当为草。”[3] （P2605）凡此种种，通过马骕的考订，不但增加了《绎史》的可靠性，而且为人们利用这 些文献起了指示作用。另外，马骕还时常在所征引的文献之后针对征引文献的叙事、文笔、 思想等发表极为简短的议论，也颇能帮助我们了解原著的优劣。 马骕在《绎史》中间作考证的做法，对其后纪事本末体史著影响很大，高士奇的《左传 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都专立“考异”等项目，有明显 的考史意味。 其四，征引资料，注明出处。在马骕之前，史料纂辑性的著作有不少，但在引用史料时 大多不注明出处，而且时常删改原文。明代这类著述尤甚。章学诚曾言：“比类相从，本非 著作，而汇收书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5]（P483）马骕《绎 史》避免了这一缺点，所引资料皆一一标明出处，对于部头较大的著述，在引文后又注明了 章节。这即节省了后人遍阅群书的劳力，又便于人们去复查原书，为人们进一步利用这些资 料提供了方便。 在资料选择上，《绎史》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亦有不足之处。首先，马骕取材， 以博为胜，这就使《绎史》不免有“芜杂”之感。其次，在鉴别史料上，仍有识别不精的缺憾。 王利器先生在《绎史·整理说明》中就指出马骕鉴别史料有以不误为误者，有以讹传讹者， 有删节未当者，有引书不具备者，有出马氏臆为者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利用 《绎史》时要注意的。但不管怎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绎史》）虽其疏漏抵 牾，间亦不免，而蒐罗繁复，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6] （P444） （三） 马骕撰作史书，对纪事本末体非常青睐，早期的《左传事纬》和晚年的《绎史》都是以 纪事本末体为主的。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左传事纬》还是一部继南宋袁枢《通鉴纪事 本末》之后的纯粹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而《绎史》则有了很大变化，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主， 同时又融合了各种史书体裁形式，可以说是一部综合各种体裁的新综合体史书。李清在为《绎 史》作序时称该书“独胜古人者有四”，其中“体制之别创”，盖指此也。 对于《绎史》的体裁，前人有不少的误解。人们往往把它与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 王大纪》、邓元锡的《函史》并提。实际上，《路史》、《皇王大纪》是编年体著作，《函史》 则仿郑樵《通志》而作，都与《绎史》的综合题材不同。此外，以上三部著作都有取材芜杂、 且多荒诞的特点，与《绎史》“无征不信”占有资料的精神也是不一样的。 《绎史》在纂录资料时，可谓独出心裁。该书因事命篇，篇成本末，依时间顺序，次第 相接，清楚地勾勒出自“开辟原始”至“秦亡”的先秦历史发展之大势。在表现不同的历史内容 时，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中心，如叙述“商汤灭夏”、“武王克殷”、“王 子朝之乱”、“三桓弱鲁”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明显的纪事本末体。但又熔编年、纪传、典制、 学案诸种体裁以及图表于一炉，大胆创新，在历史编纂学上有重大突破。 《绎史》第一部分为“太古部”，描述三代以上较为朦胧的历史情况，因这段历史，文献 不足，难以以事命篇，马骕就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撰写《开辟原始》、《皇王异说》、《太暤 纪》、《炎帝纪》、《黄帝纪》一直到《有虞纪》，连缀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融编年体形式于 纪事本末体之中。在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时，《绎史》往往采用纪传体的形式，如《屈 原放流》、《宋子罕为政》、《子产相郑》、《晏子相齐》等，内容极似纪传体史籍中专传的规模， 显然是将纪事本末与纪传体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先秦典制以及名物风俗，则采用了典制体的 写法，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以及《外录》中所载《天官书》、《律吕通考》、《地理志》、 《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等，均将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结合在一起。先秦时期， 百家争鸣，学术繁荣，马骕在表述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情况时，则采用了学案体的形式，如 《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言行》、《列庄之 学》、《鬼谷纵横之术》、《鶡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系统地介绍了这 些学者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流派门户等情况，将明清时期新兴的学案体与纪事本末体揉为一 体，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领域的辉煌成就。在更多的情况下，《绎史》采用 的是综合的写法，如《孔子类记》中附载《孔子年谱》，《齐桓公霸业》中插入《管子著书》 等，前者将谱牒融入学案体裁，后者则将学案融入纪事之中，在同一篇中融合诸种体例的做 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绎史》还采用表（年表、古今人表）、谱（世系图、诗谱）、图 （地理图、天象图、器物图）等各种形式丰富记述内容，图文并茂，表现力很强。最后，马 骕还在某些篇章之后，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见解，少则几百言，多则几千言，这在其它 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也是不多见的。 《绎史》一书在历史编纂方面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马骕不为史书体裁所拘泥，而以全 面反映历史内容为目的，他融会贯通诸种史书体裁，大胆创新，用这种综合体裁表现历史， 扩大了史书的容量。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 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6]（P444）梁启超也充分肯定《绎史》的体例独创，认为 该书“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政令者盖有间焉”。[7]（P340）马骕著《绎 史》，继承袁枢纪事本末体的体式，又突破了袁枢旧体框架，自成一家之体，其体例的独创 实际上代表了17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编纂的新的发展趋势。 （四） 马骕作《绎史》，并不仅仅是要展现先秦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更重要的是他要探寻治 乱兴衰的原因，要研究“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 总结历史经验。他在某些篇章之后所发表的议论，充分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 其一，重变通，察民隐，考盛衰。马骕对夏、商、周三代的更替演变有深入的考察，他 的很多认识值得充分注意。马骕认为，三皇之时，各项制度开始出现。五帝之世，“以公天 下为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德治国的时期。到了 夏、商、周三代，尤其是三代之间的更替，即商汤灭夏、武王伐纣，是符合民心天意的历史 活动。马骕认为：“圣人之兴，因乎时会，顺天应人，古今一揆。”[3]（P193）商汤代夏与 武王伐纣一样，都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最初，商之逐步兴盛与夏之逐步衰落形成鲜明对 比，民心所向，全归于汤，所谓“四海归心，民情既有攸系”。商汤之“伐暴以救民”，实际上 是“因时会而变通”，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样，由于商王未能认真总结夏亡商兴的经验教训， 结果重蹈了夏亡的历史覆辙，被后起的周所灭。对于殷周兴亡，马骕指出：“读《戡黎》、《微 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读《泰誓》、《牧誓》之辞，知周之所以兴。”[3]（P317）在马骕 看来，殷亡周兴的根本原因是周“世德日积，仁声日著，殷则恶德日增，虐政日闻。故殷之 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纣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则天心弗忍，取 残救民之责，武王又安所让哉”，“纣之无道，亿兆离心久矣”。殷商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 取，是自坏长城。周代殷后，开始尚能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但时间一长，逸乐之心又起。 马骕在评论周宣王先兴后衰时曾提出一个论点：“从来国家之兴，必起于忧危；其衰也，常 由于逸豫。人主之勤惕，多生于患难，而懈怠恒积于晏安。宣承厉王之乱，恐惧克励，所以 兴也。迨其后，天下安宁，深宫晏起，宣王之志荒矣。于是不藉千亩，料民太原，立鲁侯不 以适，杀杜伯而非其罪，所为如此，安得而不复衰？幽王继之，不数年而君弑国亡，周遂东 迁，一迹不复起矣。”[3]（P837）很显然，马骕在三代兴衰治乱的认识上，承认“民心”的作 用，承认更替易代的合理性，并指出王朝盛衰要从自身找原因，这些思想都是应该引起我们 注意的。 其二，重视人才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人事。先秦时期，诸侯争霸，得人与不得人在国 家兴亡中非常关键。马骕在《绎史》中屡次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齐桓公能够称霸，得力 于管仲的辅助，“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君子是以知管子之所以贤也，能辅君也； 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贤也”。[3]（P1149）在马骕看来，“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他在《宋 子罕为政》中论述了宋国任用子罕为政前后的巨大变化，指出：“管子之秩，不参于高、国， 而齐桓用之以霸；子罕之位，不加于华、向，而宋国赖之以安。故曰：国有贤人，社稷之卫 也。”[3]（P1446）在评论子产相郑时，马骕罗列子产为政以后，作丘赋、铸刑鼎、杀不法 权贵、兴农田水利，使郑国大治、百姓乐业的事迹，指出：“郑小国耳，居南北之冲，自庄、 厉以来，晋、楚交躏其地，国之不亡幸矣。乃以五岁即位之简公，国家内乱，疆场外扰，悼、 共方争，边吏日警，而不数年间，外患以平，内政以修，解甲息民，国家晏然称治焉，谓非 子产之力乎？”并进一步指出：“子产为政，正郑国化弱为强之时也，而子产之贤，足以任之。” 在郑国的历史发展中，子产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此，马骕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 论：“国非有强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3]（P1553-1554）他充分肯定人才对国 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巨大作用，重视历史发展中人事的力量，无疑是要给以充分肯定的。 其三，重视“时势”。马骕评论历史，能窥知“时势”之不同，并进而指出不同“时势”之下 历史活动的不同。比如，同样是诸侯称霸，齐桓与晋文便有很大差异。齐桓称霸，以管仲为 相，进行系列改革，国力强大，威慑诸侯，南方的楚国尚没有完全北上；而晋文称霸时，楚 国方令中原，晋楚要相互角力。因此，“召陵之师以不战为武，城濮之战以克敌为威。时势 不同，迟速异效，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并著于《春秋》”。[3]（P1274）时势不同，称霸 方式便有差异，齐国以威，晋国以武，齐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晋国退避三舍后，仍然要诉诸 武力。再如吴、越争霸，亦是时势在起作用，“吴越同域，世为仇敌，非吴有越，越将有吴， 势使然也”。[3]（P2559）两国处于同一区域，都想强大自己，争霸在所难免。其它如对晏 婴相齐、孔子游说等的分析，也都贯彻了重视“时势”的思想。 其四，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马骕作《绎史》，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比如他在 论述上古历史演变、人类起源时，就推翻了很多荒诞不经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上古的各种 说法，要小心对待，“百世以下，遭秦燔灭之余，而妄称上世之遗事，岂不亦迂诞哉”？他本 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然则盘古以上，谓无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谓 尽可指数乎？吾亦弗敢信也。”他还指出，对于先秦的文献记载，应首先相信《诗》、《书》、 《六艺》之文，所谓“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信诸子谶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 之世及，而远求洪荒以上之氏号，斯好奇者之过也”。也就是说，《诗》、《书》、《六艺》中所 记载的上古史事，应该看作是可信的历史，舍此而不用，专门追述洪荒以上之史迹，就不是 作史者的态度了。马骕还认为，原始开辟，应注重人本身的出现以及君主的确立，他说：“乾 坤定位，万汇繁滋，民生总总，气禀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庶物以为之主者，由是君道立 矣。”[3]（P7）他认为，世界上先有了人，然后为了管理社会而出现了君主。马骕的论述并 不科学，但却是质朴的，没有荒诞的成分。另外，对于历史上传说黄帝、蚩尤诸人吞云吐雾、 铜头铁臂等怪异迷信的说法，马骕也进行了驳斥。 总之，马骕史学思想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方面，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给以充分的揭示， 以继承这份思想遗产。当然，马骕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的东西，诸如天人感应思想、忠君思 想、封建等级意识等等，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的。 钱穆在评价马骕《绎史》一书在清代的影响时这样说：“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 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 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 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 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著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 厥功至伟。”[8]（P172）《绎史》的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参考文献： [1]江藩.汉学师承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施闰章.灵璧县知县马公墓志铭[A].碑传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马骕.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朱东润.左传选前言[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