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

1 《清明上河圖》爲何千漢一胡 2001 年 6 月，在鄧小南教授和我一起主辦的“唐宋婦女史研究與歷史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上，佐竹靖彥教授發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清明上河圖〉爲何千男一女》，分析了《清明上河圖》中不多 的幾個婦女在宋代社會生活中的角色1，給我們非常深刻的印象。 2005年 10月，故宮博物院定制了專門的展櫃，將總長五米多的《清明上河圖》畫卷全 部展開，呈現給觀眾2。筆者與鄧小南教授、張希清教授和博士生梁建國一起，在故宮博物 院展宣部的孟嗣徽研究員陪同下，一起觀摩了這幅珍貴的畫卷。但展室內觀者排成長龍，雖 然我們被特許在畫卷前面多停留了片刻，也無法仔細觀察那上面八百多個形形色色的人物— —這是我去參觀的主要目的。好在故宮方面早就理解像我這樣的參觀者的心情，用極其高精 度的數碼攝影技術，將全卷攝製成數位圖像，我們可以在另外的展室的電腦螢幕上，清楚地 看到畫卷上每一個人物的形象。鄧小南教授在數點著上面的女性人物，而我則想看看上面到 底有沒有胡人，因爲我近年來一直關注中古時期活躍在絲綢之路沿線，包括唐朝東西兩京的 粟特胡人。 一、《清明上河圖》上的唯一胡人 我們從長卷的開始部分仔細觀察，遠郊的行旅，河岸邊勞動的人群，熱鬧的過橋場面中 嘈雜的人眾，城內外酒樓、店鋪、宅院內外和街道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我們借助電腦 1 文載鄧小南主編，高世瑜、榮新江副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785 －826頁。 2 關於故宮藏卷的基本情況和早期研究，參看鄭振鐸《〈清明上河圖〉的研究》，原載《文物精華》1959年 第 1期；張薔編《鄭振鐸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221－247頁；徐邦達《清明上河 圖的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期，1958年，35－49頁。關於《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汴梁都城 景觀的詳細考察和相關問題的爭論，參看 R. Whitfield, “Chang Tse-tuan’s Ching-ming shang-he t’u”,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 Taipei, 1972（未見）；徐邦達《清明上河圖地 理位置小考》，《美術研究》第 2期，1979年，75－76頁；木田知生《宋代開封と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史林》第 61卷第 5期，1978年，130－144頁；伊原弘《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と宋都開封の風景》，《中 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第 4號，1980年，15－36頁；伊原弘編《清明上河圖をわむ》，勉誠出版，1994年； L. C. Johnson, “The Place of Qingming shanghe tu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ng Dynasty Dongjing”; V. Hansen, “The Mystery of the Qingming Scroll and Its Subject: The case against Kaifeng”; 以上二文載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6, 1996, pp.145-182, 183-200; J. K. Murray, “Water under a Bridge: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Qing-ming Scroll”; J. R. Allen, “Standing on a Corner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Asemiotic-Reading of a frozen moment in the Qingming shanghe tu”; S. Wang, “Consistencies and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gate to the river-bend in the Qingming shanghe tu”; 以上三文均載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7, 1997, pp.99-107, 109-125, 127-136；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49－128頁； Tsao Hsingyuan（曹星源）, “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the Handscroll ‘Qingming shanghe tu’”,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3, 2003, pp.155-179；伊原弘《王朝の都·豐饒の街》，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6年， 147－202頁。關於《清明上河圖》的繪製年代，一般認爲在 12世紀初，R. Barnhart認爲在 11世紀中葉， 見所撰“The Five Dynasties (907-960) and the Song Period (960-1279)”,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eds. Yang Xin et al., New Heven and Beij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d Waiwen Press, 1997, p.105。曹 星源上引文對其結論做了補充。但這一年代差異對於我們的討論影響不大。 2 的放大技術，對於這些人物形象一一審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物，不論從服飾還是面相，都 不能看作是深目高鼻、奇裝異服的胡人。在即將沒有信心的時刻，當我們看到畫卷後半那座 雄偉的城門時，眼前爲之一亮，因爲那一隊正在穿越城門向外行駛的駱駝，負載著沉重的商 品馱囊，自然而然地給予了我們強烈的異域景象。於是，我們的目光很快集中到城門前中心 位置的那位牽駝人的臉上。他的穿戴和旁邊的人物沒有什麼區別，但他那突出的顴骨，深陷 的眼窩，高翹的鼻樑，厚重的嘴唇，都讓我們不得不把他和周邊的漢人區分開來。我想這就 是畫卷上唯一可以看到的胡人了（圖 1）。雖然與唐代的胡人形象相比，他面部的種族特徵 已經不是特別的典型，但我們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個胡人，因爲我們不僅僅從他的種族特徵 來認定他是一個胡人，而且也從他牽的駱駝以及駱駝身上馱載的商品上，也就是從文化屬性 上判定畫家張擇端這裏所表現的一定是個胡人。 回來後翻檢圖書，纔發現張慶捷先生早就在討論北朝隋唐時期的胡商圖像時，注意到了 《清明上河圖》上的這幅圖像。他說：“檢核胡商圖大量存在時間的上下限，上限是北齊、 北周，下限是唐後期，與胡商駱駝俑存在的時間基本相當。到唐晚期，胡商圖漸趨減少。但 到宋遼時，由於社會上仍有胡商，因此在當時的繪畫中，還有反映這方面的內容。”雖然他 沒有提到《清明上河圖》，但他這裏所附的圖四二，就是《清明上河圖》城門的部分3。可惜 的是圖中所示只是城門內側部分，其中並沒有胡人圖像，而胡人圖像其實是在城門之外，這 大概是排版時的手民之誤。在討論《清明上河圖》的論著中，很少有人注意城門內外的這個 場景，作爲例外的大概是張琳德（Linda C. Johnson）的《〈清明上河圖〉在宋代東京的歷史 地理位置》一文，此文雖然沒有談到這個胡人，但指出經過城門的這個駝隊是西方世界的象 徵，因爲中古北方城市如長安、東京的西門正是這些駝隊沿絲綢之路前往西方的出發點，所 以她把《清明上河圖》上的這座城門比定爲開封的西門4。 《清明上河圖》中的這個胡人，左手抬到肩的位置，大概是牽著韁繩；右手指向前方的 道路，似乎在吆喝前面的人閃開，有駝隊經過。他的身後是一匹高大的駱駝，大半個身子已 經從城門中顯現，背上馱著貨物（圖 2）。在城門的另一側，有一峰駱駝的頭部已經被城牆 擋住，但大半身露在外面（圖 3）。另外還有兩峰駱駝跟在後面，身上也都馱著貨物或者架 子之類的東西，也可能是旅途中的用具（圖 4）。從駱駝的步伐上看，行駛緩慢，好像馱載 的貨物很沉。駝隊行走的方向是走向城外，好像是要出遠門的樣子。 張慶捷先生在《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圖與胡商文書》一文中，已經系統地探討並揭 示了北朝隋唐墓葬發現的成組或單個的胡人牽駝俑、胡人俑、駱駝俑，也注意到雕刻和壁畫 上的圖像5。以這些圖像來和《清明上河圖》中的胡人牽駝圖加以對比，可以看出兩者不少 相同的地方，比如牽駝的姿勢、駱駝的負載等，這無疑有助於我們確認《清明上河圖》中的 這個胡人形象。 駱駝和胡人，原本都不是中原城市中的主要形象，但是隨著絲綢之路上商品貿易的發 達，這種形象逐漸被中原漢人所熟悉。過去，學者們已經注意到，中原地區的墓葬中大量出 3 張慶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圖與胡商文書》，榮新江、李孝聰合編《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194－195頁，圖 42。 4 L. C. Johnson, “The Place of Qingming shanghe tu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ng Dynasty Dongjing”, p.161；日文翻譯，見伊原弘編《清明上河圖をわむ》，324頁。 5 張慶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圖與胡商文書》，174—194頁。 3 土表現異域風情的陶制的胡人俑和載貨駱駝，無疑是絲綢之路胡商貿易給中原人帶來的深刻 印象的反映6。牽著駱駝的胡人形象，應當是當時唐朝許多地方都能夠看到的景象。 從公元 3世紀以來，以粟特商人爲主體的胡人構成的商隊，牽著他們的運載工具——駱 駝、馬、驢，馱載著各種珍稀物品，如香料、珍貴藥材、金銀器、玻璃器皿、珍禽異獸等等， 從中亞來到中國，在絲路沿線的城市中興販貿易（圖 5），唐代首都長安的東西兩市和東都 洛陽的南北兩市，應當是這些胡商集中的地方。 筆者曾經根據傳統文獻、出土文書、石刻碑誌、圖像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等，勾勒出從粟特商人的本土 索格底亞那，經西域、河西走廊，一直到東北營州，以及流寓江南的粟特商人的行跡7，並 且根據近年來陸續出土的粟特系統石棺牀圖像，分析了以粟特商人爲首的粟特商隊的人員構 成、馱載牲畜的種類等情況8。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理解《清明上河圖》上的胡人牽駝圖像， 特別是近年發現的粟特商隊首領——薩保的墓葬中所描繪的粟特商隊，都有胡人或則步行， 或則騎馬，牽著或者帶著駝隊前進的形象，如史君墓石槨、安伽墓石屏、Miho 美術館所藏 粟特石屏、青州（益都）出土的石屏（圖 6），可見這是當時絲路商隊最主要的特徵。 可以說，《清明上河圖》上的胡人牽駝圖像，應當也是表現的絲綢之路的情況，並且把 這個形象放在整個畫卷的重要位置——城門的地方。然而，這裏的胡人牽駝圖是否就是北宋 汴梁城社會面貌的真實表現呢？ 二、相同場景下的唐都長安的街市 我們先以唐朝都城長安爲對照物，看看相同場景下與北宋都城汴梁的不同之處。換句話 說，就是看看唐長安城中胡人應當出現的場所在宋代東京汴梁城中是否也有同樣的現象。 《清明上河圖》所繪城門內外，都有一些表現集市的場景，在街道兩邊，有酒店（正店、 腳店均有）、香藥鋪、醫藥鋪、邸店、卦肆、衙門、寺院等等，還有各色各樣的人物在買賣、 飲酒、算命……但是，在這些嘈雜的人眾當中，沒有看到一個胡人的模樣。 如果我們走進唐代長安的西市街區，那顯然是另一番景觀。胡人在西市中扮演著極其重 要的角色。過去，前輩學者已經從唐代典籍中，找到許多有關胡人在西市尋寶的故事。故事 中的胡人以驚人的鑒賞能力，在嘈雜的市場中發現極其珍貴的寶物。比如《酉陽雜俎續集》 五《寺塔記》上“菩提寺”條所記宰相李林甫贈予寺僧的一件寶物，後被寺僧攜至西市，示 予商胡。商胡見之大驚，以一千萬市去，僧人問實爲何物，胡人曰：“此骨寶也。” 9同類 故事的流傳，透露出長安西市有不少經營珠寶的商胡。玄宗時人元澄所著《秦京雜記》，提 6 參看齊東方《絲綢之路的象徵符號——駱駝》，《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 6期，6—25頁。 7 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馬大正等編《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7—172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 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27—85頁；兩文修訂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9—36、37—110頁； 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 2期，1—11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 落補考》，《歐亞研究》第 6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65—178頁；又《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流寓南 方的粟特人》，韓昇編《古代中國：社會轉型與多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38—152頁。 8 榮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文物》2005年第 3期，47——56頁＋圖 1—6。 9 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253頁；亦見《太平廣記》卷四〇三“寶 骨”條，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3251頁。 4 到西市有波斯客10。牛僧孺（779—847）著《玄怪錄》卷一“傳奇”中，記長安西市有“波 斯邸”11，即波斯人經營的邸店。這些胡人買寶故事的輯錄和解說，可以參看石田幹之助的 《長安之春》12，以及薛愛華（E. H. Schafer）《唐代傳奇中的伊朗系商人》13等論著，前輩學 者已經從這些故事中把胡人和西市緊密聯繫起來14。 如果說唐代傳奇還有一些杜撰的因素，我們或許不能肯定故事中的胡人是否真實的存 在。但 20 世紀初葉以來陸續出土的唐代墓誌，印證了西市周邊居住的胡人的真實存在。比 如醴泉坊的胡人安令節，其墓誌記：“處長安遊俠之窟，深鄙末流；出京兆禮教之門，雅好 儒業。……開北阮之居，接南鄰之第。翟門引客，不空文舉之座；孫館延才，還置當時之驛。 金鞍玉怗，連騎而不以驕人；畫卯乳○（左犬右屯），陳鼎而未爲矜俗。加以馮良居室，端 肅如對於嚴賓；仇覽定交，矜莊豈聞於媟狎。義之所去，縱千乘而猶輕；道之所存，雖一介 而猶重。聲高郡國，名動京師。豈獨柳市萬章，貴人爭揖，茂陵原□，羣公慕之。”15居住 在西市邊上的安令節，已漸染漢風，他一邊雅好儒業，一邊又經商致富，應當說是入居長安 的一位亦儒亦商的粟特人，他像《世說新語·任誕》所說的阮仲容道北的諸阮一樣，所居宅 第廣闊，接南鄰之第；其門庭如《史記·汲鄭列傳》所說的翟公之門，賓客闐門；其家富有， 出入則金鞍玉怗，連騎而行，仗義疏財，縱千乘而猶輕，頗有俠士風格；因此，“聲高郡國， 名動京師”。安令節可以說是居住在西市周邊並經常出入西市的粟特商人代表。雖然沒有唐 朝時期的西市胡人圖像保存下來，但我們可以從安伽墓出土圍屏石榻上描繪北周末年粟特首 領、同州薩保安伽的日常生活場景中，依稀看到安令節在長安類似的居家宴飲、觀看胡人舞 蹈、出門狩獵和經商等等胡人常有的行跡16。 其實，就在唐代，人們早就已經把西市看作是胡人集中的地方。最有名的故事見於唐人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 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 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 俄果獲賊。”17所以，在“商賈所湊，多歸西市”18的商人中，就有許多胡人在內。而胡商之 外，還有宿衛的質子、禁軍的將領、傳法的胡僧、跳舞的藝人、當壚的胡姬等等各種各樣的 10 《類說》卷四引元澄《秦京雜記》“壓驚錢”條，《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 873冊，58—59頁。 11 又見《太平廣記》卷一六“杜子春”條，題出自《續玄怪錄》，109頁。 12 石田幹之助《（增訂）長安の春》，東京：平凡社，1967年。 13 E. H.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A Volume Presented to William Popp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October 29, 1949, ed. by W. J. Fisch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p.403-422. 14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37頁；妹尾達彥《世界都市長安における西 域人の暮らし》，シルクロ－ド研究センタ－編《シルクロ－ド研究叢書》9，2004年，50—66頁；畢波《中 古中國的粟特胡人——以長安爲中心》，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15《安令節墓誌》，《全唐文補遺》第 3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36頁。 16 關於安伽等胡人首領墓葬圖像表現的日常生活場景，參看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內部形態》，作者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111—168頁；又《有關北周同州薩保安伽墓的幾個問題》，張慶捷等編《4～6世 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126—139頁。 17 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九《從善》第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38頁。《太 平廣記》卷二四九《尹君》篇引《御史臺記》亦記此事。 18 宋敏求《長安志》卷八。 5 胡人。 妹尾達彥教授曾經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的成果，描繪出一幅 9世紀前半葉長安西市 中部地區的局部圖像（圖 7）19：大街的中央有一隊沿絲綢之路而來的駝隊，前面一個胡人 牽引著駱駝；對面是騎著高頭大馬的年輕人，馬背上蹲著狩獵用的獵豹——他們是粟特人輸 入和馴養的；大街上有各色人物，包括來自異國的胡人和僧侶；街道兩邊的店鋪前，有胡姬 在招攬生意；也有波斯來的胡姬在與客人調笑…… 由於我們現在沒有像《清明上河圖》那樣的唐代城市的風俗畫卷，所以妹尾達彥教授在 這幅西市畫卷上顯然也借用了《清明上河圖》中的“正店”、“趙太丞[家]”這樣的招牌。但 畫卷中間位置的“安家店”的牌子，顯然是考慮到粟特安國商人在唐朝西市開設店鋪的可能 性，所以沒有借用《清明上河圖》上著名的“孫羊店”招牌。妹尾教授的這幅傑作應當是非 常真實地表現了長安西市的社會風貌，其中胡人的比重是相當大的。我們把這幅畫和《清明 上河圖》的集市部分相比較，就會清楚地發現兩者的不同，那就是，雖然都是市場，但《清 明上河圖》表現的宋代都市里似乎沒有胡商、胡客、胡姬。 三、汴梁胡人的“消逝”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汴梁這樣一座北宋的都城真的像《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那樣沒 有胡人了嗎？或者只有作爲城市點綴的那樣一個胡人了嗎？ 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後周時期，顯德二年（955）四月周世宗規劃擴建東京城的詔書中說： “東京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20這樣的表述似乎說明，當時的東京 城中外來胡人還是相當可觀的。 但是，進入宋朝以後，由於西邊受到西夏、吐蕃的阻隔，來自中亞的胡人要比唐朝時期 少得多了，而從海路來的高麗、東南亞、印度、大食（阿拉伯）人相對於陸路來講要多得多。 然而，來到東京城的外國人主要是使者，他們攜帶著珍貴的香料、藥材等等，入貢於朝廷， 宋朝以回賜的方式與之進行貿易。雖然這些來使往往都攜帶一些屬於自己的商品，“私與商 賈牟利”21；也有的商人冒充使者，入宋交易；但這種限制在貢賜形式下的貿易，使外來的 商人很難在市場上自由地買賣22。因此我們很少看到東京的市場上有像唐朝西市中那樣的胡 商，這或許就是《清明上河圖》繪製了這樣繁華的市場，卻沒有外來的胡商的緣故吧。在記 載北宋東京的著作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唯一一位屬於真正伊朗系胡人後裔的，大概是 卷五“京瓦伎藝”條留下的嘌唱弟子之一“安娘”23，但她已經不能代表粟特後裔的存在， 而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藝人而已。 鄧小南教授在《試談五代宋初“胡∕漢”語境的消解》一文中，詳細分析了宋代初年 19 妹尾達彥《世界都市長安における西域人の暮らし》，66—67頁，86頁（圖）。 20 《五代會要》卷二六《城郭》條。 21 《宋史》卷四九〇《于闐國傳》。 22 參考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585—591頁。 23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鄧之誠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32頁；入矢義高、梅原郁譯注《東 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東京：岩波書店，1983年，172頁；伊永文《東京夢華錄箋注》下，北 京：中華書局，2006年，461頁。以上三家注釋都沒有具體考釋“安娘”。 6 具有沙陀、粟特、奚等外族背景的軍事將領，認爲他們“一代代相互通婚造成的血緣混溶關 係，長期磨合中發展起來的共有文化傾向、文化心理，使他們步步融入了中原社會”，加之 “宋人觀念乃至敍事書寫方式的演變”，使得宋代初年以來，胡人的背景似乎已經被世人淡 忘，“胡∕漢”語境逐漸消解24。因此可以認爲，北宋汴梁城中雖然生活著一些從五代延續 下來的胡人家族，但他們此時已經自我認定爲漢人，周邊的漢人也毫無疑義地把他們看作漢 人，從重文化而不重體質特徵來判定民族歸屬的觀點來看，這顯然是我們在史料中和在《清 明上河圖》中很難看到有關胡人的重要原因。 筆者曾經討論過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其中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中原的許多胡人 向安、史部將建立的河北三鎮遷移，因爲在此他們不被漢人所歧視。與河北三鎮接壤的宣武 節度使衙所在的汴州（開封），應當也有一些胡人進入其地，我曾舉出宋人張邦基《墨莊漫 錄》卷四的有關記載爲證：“東京城北有祆廟。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 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 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2）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 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956）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樸也。 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樸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 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逾二百年，斯亦異矣。”25 這裏負責祆廟宗教事務的廟祝姓史，顯 然是粟特史國的後裔，他們世代任職，使這座祆廟的聖火一直不滅，持續兩百年，至宋代還 爲京師人所敬畏26。除去城北這一祆廟外，開封“大內西去右掖門”也有祆廟27。鄧小南教授 說：“儘管東京城內祆廟不止一處，但看來已經很少有人知悉火祆教之詳悉來歷。早年進入 中土的‘胡人’（特別是粟特）屬裔，除祆祝之類的宗教人士外，似乎少有能夠堅持本民族 之固有文化信仰者。”28 總之，我們應當說北宋東京城內原本就有一些胡族居民，同時也一定有隨時而來的胡族 （主要是指西方來的回鶻、于闐、大食）商人、使臣，但在整個東京的社會生活中，他們已 經不再是都市歷史的主角，因此退居到人們視線之外，或者隱藏在畫家的幕布後面了。 四、結語： 《清明上河圖》中的胡人——唐代長安的歷史記憶 《清明上河圖》是一幅表現真實社會風俗的畫卷，那麼繪畫於圖像明顯地方的牽駝胡 人，是否是宋代都城胡人的真實反映。從以上的探討中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爲，由於胡人並 非宋代都市中的重要角色，因此這個胡，與其說是宋代汴梁的真實寫照，不如說是唐代長安 以粟特商胡爲代表的西域胡人的歷史記憶。 唐代長安街市中常見的粟特商隊在後世的記憶中不僅通過圖像顯示出來，在文學作品 24 文載《文史哲》2005年第 5期，57—64頁。 25《墨莊漫錄·過庭錄·可書》，孔凡禮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10頁。 26 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紀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第 2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 社，2003年，12頁。 27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82—83頁。 28 鄧小南《論五代宋初“胡∕漢”語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 5期，62—63頁。 7 中，這種記憶也時常用文字表述。如描寫唐僧西天取經的《西遊記》，在被學者認爲是祖述 元代版本的世德堂本第八十二回中，有“祆廟煙沉嘉會空”句。這個“祆廟”，正是唐代來 自粟特胡人所傳的夷教，而“火燒祆廟”也是元人常用的典故29。但是到了明代的李卓吾（李 贄）評本，“祆廟”已經改成了後世各本普遍遵循的“佛廟”30。這一現在只具版本意義的 “祆”字的變遷，其實也表現出唐代長安的歷史記憶在中古以後的元明之際逐漸湮沒的歷程。 （2007年 6月 29日完稿，原載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 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11月，658－666頁。） 29 參見陳垣《火祆教傳入中國考》，原載《國學季刊》第 1卷第 1號，1923年；此據《陳垣學術論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327—328頁；劉銘恕《元人雜劇中所見之火祆教》，《金陵學報》第 11卷第 1 期，1941年；羅新《元散曲所見祆教資料》，《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 3期，138頁。。 30 這個版本異同的發現，應歸功於程毅中、程有慶《〈西遊記〉版本探索》，《文學遺產》1997年 3期；此據 《程毅中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