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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作用空间.doc

“三农”问题的作用空间

笑笑
2011-11-25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三农”问题的作用空间doc》,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空间海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索红摘要尽管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而不在于政府但是“三农”问题如此积重难返却是因为政府没有对此进行兜底应对从而构成政府职能在“三农”领域严重缺位的缘故。因此要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就必须把政府作用的这种零度空间扩展到常规空间进而再营造政府作用的立体空间。关键词“三农”问题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间常规空间和立体空间边缘化和中心化一、“三农”问题的成因: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间从理论上来说一个人的收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她)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二是这种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如果仅此而论则每个人的问题都可以在市场的框架下求解只要你愿意去市场上交易。然而问题在于首先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残疾人就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因此也不会有人来雇佣他们其次也不是所有交易都能满足双方的最低出价比如说在现代体育市场中就经常会有一些大牌名星找不到合适的“东家”。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有人流浪甚至饿死街头这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市场失灵”的典型场景。为了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这种缺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并且由此造就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积极地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干预希望最终达成“人人有工做个个有饭吃家家有房住”的理想状态。总之正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兜底式作用的互相配合才有了现代全世界经济的高度发达和绝大多数人的安居乐业。以这样的框架来审视我国的“三农”问题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就是在我国农民的经济活动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发生作用而且也一直存在失灵的诸多领域但是在这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内却基本上没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面兜底换句话说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政府并没有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从而填满市场遗留下来的空间。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政府的作用空间是几乎不存在的我们把政府对“三农”问题这种几乎为零的作用状态称之为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间。不仅如此基于某种不言而喻的原因我国政府还把农民能够自发地利用的市场空间人为地缩小了由此形成了相对于农民来说的政府作用的负向空间。政府作用的这种负向空间集中地表现在对民工的各种限制上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农民外出打工必须申请外出务工许可证在打工的城市必须办理居留许可证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还要受到以红头文件颁布下来的各种限制企业聘用外地民工也要交纳城市工人就业调节金等等。政府作用的这种零度空间使得我国农村市场失灵的各种后果逐渐累积起来最终导致了我国许多农村触目惊心的衰败。首先除了为数极少的五保户之外我国农村中几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养老体系许多辛劳一辈子的老农民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由此导致了许多失去劳动能力并且疾病缠身老农民处境悲惨还有许多患病的农民几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其次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相对应学龄儿童的教育也是一个大问题尽管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以希望工程为典型代表的社会救助体系募集到几十亿元的资金但是相对于几百万失学儿童来说缺失了以财政资金为保障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其受教育权总是得不到最终的保障。再次在我国很多农村包括许多东南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公共设施普遍缺乏道路仍然是泥面的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浆一片下水道和化粪池和垃圾箱则都是敞开朝天的污水横溢臭气熏天。目前的农村已经不再是清新整洁的世外桃源其污染程度比起城市来说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作为上述现象的精神内核我国农村的传统文化和凝聚力已经严重衰落年轻人外出打工能人精英则迁居城市留在农村里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发展的内在因素已经完全被掏空很多农村都已经不可挽回地在走向衰败。客观地说我国农村的衰败局面并不是由政府引起的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农村衰败是“市场失灵”的外化形式。但是间题在于我们之所以愿意支付昂贵的成本让政府来管理我们或者说政府存在“合法性”就在于政府要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失灵进行“接盘”由此形成“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分工合作最终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一种比较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国政府却没有对市场在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失灵空间进行有效的“接盘”从而形成了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间甚至负向空间由此才导致了中国农民不仅要忍受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失灵还得承受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缺失由此造成我国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逆境挣扎使大量的农业资源非农业化农民、农村和农业被不断地边缘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甚至已经由分治转化为断裂。二、“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构筑政府作用的常规空间由上可知尽管“三农”问题的根源在市场而不在政府但是政府却要为“三农”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地位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政府决策的诸多制约因素要真正改变“三农”的社会地位优化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态环境就不仅应当进行行政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更应当对我国社会的某些理念特别是政府作为决策主体的行政理念进行重构。、在“三个代表”的思想基础上重新架构我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理念并且通过政府行政理念的优化和完善从而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营造中国农民社会生活良好的生态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人民心目中赢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全国人民都认为共产党及其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由此我们也经常高歌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确实与此前各种政府相比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确实具有更大的先进性也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人民大众的利益第一次上升为国家的主体利益中国共产党因此也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竭力拥护和衷心爱戴。但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为什么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再地推行“三农”的边缘化政策呢?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政府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利益阶层他们也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要求和偏好政府原本也是一个和许多微观经济主体一样的“经济人”也要尽可能地趋利避害或者两利(害)相权择其大(小)。政治家们在“政治市场”上也要追求最大化利益(权力、地位和威望等)并且在追求这种“政治福利”的过程中也要计算自己的成本与收益由此也就形成了政府利益和民众利益错位的可能性。由于我国是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更由于农民和政府在产业上的分离和在空间上的错位政府的选择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农民的利益只有这样政府才能集中到足够的资源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利益偏离再加上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农民阶层的弱势地位到头来被伤害被抛弃的总是农民上山下乡是如此粮食收购是如此费改税是如此就是现在竭力维持的土地产权流转制度还是如此。因此要真正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具体政策的修正而是我国社会的某些基本观念特别是政府领导人行政理念的优化和完善把他们业已树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进一步落实在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上也即要强调其所要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城市居民还应当包括所有的农民并且把这种理念通过具体的机制落实到每一项政策之中。事实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的思想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第三第四两代领导人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对执政党价值观念的重新确定和强调。我们认为“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在政府决策层树立一种包含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和正义的理念“三个代表”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占到了总人口以上的农民都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那么“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涵又将何以体现呢?然而真正要把“三个代表”的光芒照耀在亿多农民身上完善和优化政府决策层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解和落实实乃首当之举。只有这样我国才会形成对于亿多农民来说真正平等和公正的政策环境获得与其城镇同胞同样的国民待遇。由此可见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科学内涵绝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告诫政府官员要勤政廉政还应当包含树立包括亿多农民在内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念以这种“悲怜天下”的心态来勤政和廉政“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两个伟大理论才能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最为深层的动力和保障也为政府作用空间从零度空间甚至负向空间扩展到常规空间奠定制度上的基础。、大力推进制度创新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制度基础。无可否认政府行政理念的优化和完善能够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更深层的动力但是这种基个人修养的道德理念存在着一个缺陷它缺乏强制力完全由官员个人的胸怀和素质来决定。在这种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来形成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制度基础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目前专家学者们都对我国的行政制度创新提出了许多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设想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些设想中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先生所倡导的“县政、乡派、村治”将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制度选择。所谓“县政、乡派、村治”是指将县一级政府设置为最基层的政权直接对全县人民负责乡则成为县的派出机构接受县政府的委派专事县政府委托的任务在村一级设立村民委员会搞好村民自治从而使村民委员会真正成为群众性自治组织。这种体系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可以大幅度地节省政府的运行成本特别是乡镇政权改变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之后可以大规模地精减工作人员由此也就从根本上解除了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根源。此外另一个同样也不可忽视的优越性是县级政府成为最为基层的政权机构后随之跟进的改革措施就是县级政府机构的直接选举而一旦实现这一步那么中国亿多农民所具有的人口优势就会转化为政治优势届时农民自然会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占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由此也就可以直接地从农民的角度来审视和制定各种法规和政策了。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国从年开始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由于政府并没有对市场在农民身上遗留的空间进行有效的接盘所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准确定位他们或者被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而难以享受市场经济的恩惠或者被卷进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之中而饱受其害由此造成了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的自生自灭。因此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就必须对这种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造使之形成适合于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国民经济体系。而要进行这种改造自然要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快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从身份上解放农民以此来拆除造成我国社会城乡二元分治的最大障碍把城市系统中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广普及到农村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费改税政策并不能真正地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并不是农村中混乱的税费体系而是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因此如果不解决我国的城乡分治问题那么任何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努力最终都必然要以“黄宗羲定律”而结局。但是如果能够把在城市中运行得相对比较规范的现代工商税制扩展到农村去把农民也当作城市居民来开征个人所得税或者营业税增值税那么不仅“黄宗羲定律”将会失去发挥作用的土壤而且也可以因此赋予农民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从而真正地优化和改善我国“三农”问题的生态环境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统一城乡税制”的做法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我国的税制其更为深层的目的在于改革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事实上只有达到这样一种政策效果我们才能真正构筑起对于农民来说的政府作用的常规空间从而把业已缺位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府职能给弥补上。三、“三农”问题的政策前瞻:营造政府作用的立体空间当然通过构筑的政府作用常规空间的改革措施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因为农民得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所能解决的问题只是作为低端的收入群体得到了原本就应当得到的最为基本的社会保障。问题在于农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弱质的难以赢利的行业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像其他行业那样任其衰退甚至消亡。因为农产品仍然是现代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在一定程度上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这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就更是如此。正是因为如此政府就有必要采取某些专门的保护措施从而形成对于农民来说的政府作用的立体空间。为了营造政府作用的立体空间我们设想应当在政府主持下在全社会形成农业资源的双向流动机制。众所周知一个行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优势资源的集聚和劣势资源的转化我国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严重的“三农”问题其根源也就在于整个社会的优势资源并没有在农业中集聚甚至农业中原本拥有的优势资源也大规模地外迁了在农业中沉淀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劣势资源。因此要改变我国“三农”发展的这种被动局面一个至为关键的原则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农业资源流动的大逆转使农业也能够吸引一定数量的优势资源。具体包括:、资金。资金是市场经济的血液是维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要素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高投入高产出低投入不产出的市场规律更加抬高了资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有效的农业资金集中制度就成了发展农业特别重要的物质前提。为此可以考虑下面几种途径:一是设立专门的农业发展基金由政府拨出专款对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项目进行直接资助二是对农产品或者农业从业人员进行普通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特殊补贴三是利用政府的税收和政策机制对投入农业的资金进行种种优惠鼓励。、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优势最终都要体现在技术领先上只有具有先进的技术才能生产出符合市场走向适应公众需要的产品在这方面政府也有必要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攻关。、管理。并不是有了资金和技术之后一个行业就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的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在这两方面都有优势但是其效益总是上不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但是管理水平的落后却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因此要把我国农业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效益的行业从而进一步吸引资金和技术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管理水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这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之后我国农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也就自然形成了由此农业也就可以真正地转型为一个具有较高收益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较高素质的人才自然也就愿意投身到农业中来由此也就达成了农业发展的第四种优势资源人才。与这种优势资源向农业集聚相反作为营造政府作用立体空间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劣势农业资源的转化。就当前来说我国农业目前最需要转化的劣势资源就是大量的低素质的劳动力正是因为这些数量庞大素质偏低的劳动力构成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直接约束。因此在一方面如何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使之适应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加快城市化步伐吸引农民进人城镇实现现代意义上来说的“农转非”应当是我国政府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而营造政府作用的立体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而言之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如此积重难返其原因就在于政府没有对市场失灵而遗留给农民的空间进行有效的接盘由此形成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间甚至是负向空间。因此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农民看成是我国既具有同样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具有同样的经济权力的公民赋予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在由此形成政府作用常规空间的基础上营造政府作用的立体空间那么我国农民真正“翻身得解放”也就为期不远了。参考文献:李昌平“三农”的困惑与出路J搜狐视线(NEWSSOHUCOM)秦晖“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J中国经济时报王敬尧财政危机与乡村衰败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公共财政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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