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性的本质与三重境界
人性并非简单的善与恶，善恶仅仅是一种视角，而且是社会性视角。高度不够。
人性也并非是理性与非理性那么简单，因为目的结果论在实践中并不是最佳视角。
什么是俯视人类的最佳视角呢？利益的背后是人的三重属性
地铁里每天都可能发生的小摩擦和冲突，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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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是一种动物性利益的零和博弈。甚至连博弈都谈不上，而是一种动物性的自我保护本能。这种感悟让我突然意识到，人的动物性一面是很常见的，人面临威胁时，瞬间反应一定是基于动物性的本能保护。比如脏话，或者肢体反应，或者怒发冲冠。这种东西很难用善恶或者明确的攻击目的来衡量。
由此，真正的视角应该是从超越人类与动物界的高度来看人性背后的利益，人的利益来自人的三重属性。人的动物性、社会性和神性。动物性是人作为动物界的一个物种的属性。社会性是人作为人类的一种属性。而神性则超越自然与人类，作为宇宙一份子的属性。
人生的三重境界
人性衍生出三大典型需求，依次是欲望，权力和信仰。人们如何发挥三种属性，哪个属性更占主导，也决定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凡人的欲望世界，政客的权力世界，宗教家的信仰世界。“凡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基因与文明的一对一传承，“政客”的生命意义在于帮助周围有限的人获得成功，并传播文明，而“宗教家”则是为最多的人传播文明与信仰。然而人的真实境界不是取决于你做什么，你是政客(或领导)不代表你就处在权力世界，你是传教士不代表你是宗教家。处在哪一重境界不在于你做什么工作，而是你内心的三种人性是如何分配，谁来主导的。拥有普渡众生情怀的打工者一样可以进入神性的信仰世界。而一个堕落的神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被欲望奴役的凡人。贪污腐化的高级政客和企业高管比比皆是。
三大宗教与三个基本矛盾
人的三种属性面临三个基本矛盾。人与自己的矛盾意味着如何控制欲望，人与人类社会的矛盾意味着如何分配彼此权力，人与宇宙的矛盾意味着如何履行使命，实现世界大同。分别有三个宗教来试图解决，依次是佛教，儒学，（基督教与科学）。因为三大宗教的重心不同（虽然原教旨差异不大）导致了三种结果。佛教重在向内看，强调自我修为，导致了人在“道”和终极问题上的思考。儒学和基督都是向外看，一个分配权力，一个改造世界，所以都利于“术”的发展，儒学导致了中国政治智慧的巅峰，基督则使得以物理为核心的西方科技在全球独领风骚。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能源技术，基因生物，以及智能机器人达到一定阶段时，如果人类不毁灭，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将不再是资源（比如走出地球），而是全球政治文明与管理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尼斯·阿尔文在88年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另外，在中国，儒释道三种哲学一直并存发展下来，也说明中国历史在智慧上是兼容并包的。这造就了连续的五千年文明，华人的智商和财富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不仅仅是因为勤奋。而近百年的衰败是咎由自取，比如为什么中国智慧的巅峰是2000多年前？为什么古代中国的诗词歌赋如此发达，韵律平仄叹为观止？就像饱暖思淫欲一样，人一旦富贵必然开始想干别的，提升境界，自己小康之后，第一步就是分配权力，管理和领导别人，第二步实现世界大同。个人如此，企业和国家也如此。中国，古罗马都努力过也都失败了，美国取代英国之后，这半个世纪也把自己的能量折腾的够呛。最后，大多英雄晚年皆皈依于佛教或重新反躬自省，和自己玩去，直到一切结束。
与马斯洛的对话
回到现实，当我们看待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时，动机不是简单的善恶或者理性感性，而是他是基于动物性的欲望本能，还是基于社会性的权力影响力，抑或基于神性的世界大同呢？
同样，你会发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更加进步（德鲁克亦十分赞同马斯洛）。在1970年马斯洛把需求层次由5个修改为7个，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在我看来，这些需求层次仍然可以从三重属性中得到对应。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和安全需求（safety needs）都属于动物性的一面，而隶属与爱的需求（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自尊需求（self - esteem needs）属于社会性一面。而知的需求（need to know），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s），自我实现需求（self - actualization needs），则有些神性的味道了。而且从马斯洛的学说中，你可以看到这位大师充满善意和人文关怀，应该讲，每个人其内在的三种属性权重都不相同。也因此决定了人生的境界高低。
从这个意义上，斯蒂芬·柯维的四项天赋（身体/头脑/情感/灵魂）也比较接近。
压力多来自动物性反应，动力多来自社会性和神性自觉
多数情形下，人的瞬间反应与动物无二，比如大部分地铁里的冲突多属此类。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就是试图解决人如何通过习惯来提升自己的境界，多用社会性和神性发力，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在刺激与反应之间都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用简单的动物性本能来反应。
大部分共识都是愚见，那是立场和利益调和的产物。真知灼见往往是隐藏着的，如同真相一样。索罗斯的“反身性”理念与我大学时的“集体非理性”论文是一个东西，他在二战时逃亡的刺激与这次金融危机感觉一样。这些皆是源于一种动物性的危机本能。从源头角度讲，压力激起了人的动物性危机本能，而动力则多是来自人类使命感的自发自觉。压力虽然能制造，却瞬间即逝，所以逼着你不断制造压力，而动力虽不易产生，却能持久，绵绵不绝。这种差异反过来告诉做管理和做领袖的，压力有其价值，比如通过界定责任来达到持续稳定的压力，但压力不可滥用，经常人为制造压力的后果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机器式的麻木，一个则是爆发反抗。动力则不然，动力是唤醒每个人内在的心声，当每个人的神性被唤起时，人会自驱动，而且效果远不是外在的压力所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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