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人际关系网络与家族兴衰以宋代明州为例

科举、人际网络与家族兴衰：以宋代明州为例 柳立言 [摘 要] 本文研究科举及人际网络对精英家族兴衰的作用。研究科举时，必须探讨家族是如何 中举的，这要从科举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重要环节切入，包括考试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解额、解试、省试和殿试、特奏名、举 业与考试，和家学与文衡之臣。对不同形态和性质的家族来说，同是中举，作用便会不同，例如有 时是从”被统治”上升为”统治”阶级，有时是从精英阶级的”下层”上升至”中、上层”，这是 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流动。研究人际网络时，必须探讨它是如何形成的，更要留意，家族成员不是全 都笼罩在一张网里，而是分属不同的好几张网，这些网有时并无交集，并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 且，即使在同一张网里，也有内围、中段和边缘的区别，不会是所得利益一体均沾。此外，这些网 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功效，例如中举，连到考官的网就可能功效大于连到知州的网了。 [关键词] 科举、人际网络、精英家族、社会流动、研究方法 前言 每个朝代的家族史研究都有其特别关注的问题，不能作一条鞭式的探讨。由于史料的限 制，宋代的研究限于中上层家族，又以士大夫居多。与唐代长期盘踞政坛享受世爵世禄的世 家大族对照，宋代家族史的特定问题自然是：一、宋代的家族是否出现一个新的形态？二、 家族如何兴起、维持和衰落？三、家族对宋代的重要领域，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 事、宗教及文化等有何影响？ 对第一和第三个问题，已有专文论述，1 本文只针对第二个问题中的科举进士和人际网 络两个因素，检讨目前尚在流行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理念，指出它们可商榷的地方。本文以宋 代明州的家族为例，因为它们是最多人研究的，遍及最重要的楼氏、汪氏、史氏、高氏和袁 氏五个家族（附录一）。假如我们能够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将来的成果必能一新耳目。 为节省篇幅，昔日的知识已变为今日的常识的，以及引用附录一各篇论著时，就不一一 加注了。 一、进士对家族的兴衰有何意义？ 众所周知，何炳棣先生主张科举引发社会流动，使寒户有机会成为名门，但以郝若贝 （Robert Hartwell）和韩明士（Robert Hymes）师徒为代表的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学人则主张，不少士人在中举之前就来自精英家庭，不是中举之后才成为精英，故中举不是 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家族的互助和人际网络。2 究竟进士的重要性何在？ 一位学人用四句话概括目前对士人家族盛衰的研究发现：”经济是基础，科举是关键， 联姻很重要，关系不可少”。3 读者未免疑惑，这四个条件难道不是大部分士人家族都拥有 的一般条件吗，为甚么拥有同样的条件，甲家盛而乙家衰？一个立即的答案，就是甲所拥有  本文在 2008年 12月 8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讲论会报告，先后得到洪金富和邢义田等先生提出 意见和鼓励，谨此致谢。常建华先生曾邀请我参加「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会议」， 不克赴会，谨以此文略表歉意。 1 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1（2010），待刊，及〈士人家 族与地方主义〉，《历史研究》2009.6，10–18。 2 Robert M. Hartwell ﹙郝若贝﹚,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1982）, pp.365-442. Robert Hymes（韩明士）,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还有下文引用的Linda Walton﹙万安 玲﹚和 Hugh Clark﹙克拉克﹚等。 3 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2，页 170–179。 的条件比乙的好，例如甲的朋友比乙的朋友有财有势，甲的太太比乙的太太有才又有财。接 下来的问题，自然是甲凭甚么条件娶得那么好的太太？答案也许是甲本身就有才又有财，所 以娶得一个门当户对的太太，亦即甲本身的成就带来了好的婚姻，不是好的婚姻带来了甲的 成就。这个发现可以挑战宾大学人上述的主张，因为我们发现，士人在联姻之前就是精英， 不是联姻之后才是精英，故婚姻对家族的盛衰也不是那么重要。这当然是泛论，要深入研究， 学人必须在列举一般条件之余，找出某个家族的特殊条件，才能说明这个家族为何能够胜过 其它家族。事实上，只要我们注意到一般条件之中的异常情况（例如大部分士人家族都有能 力从事举业是一般条件，某个家族登科的人数特别多则是异常情况），并尝试加以解释，就 可发现某些特殊条件。下面先谈进士和仕进。 很简单的说，宋代的科举包含贡举、制科、武举，和童子试等。最重要的是贡举，几乎 成了科举的代名词，它主要分为两个科目（进士科、诸科）和三级考试（地方解试、中央省 试即尚书省礼部试、御前殿试）。只有通过省试或殿试考中进士科的，才得泛称为”及第进 士”，一共五甲，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等（徽宗时是第一甲和二甲）是”进士及第”，又称” 进士甲科”，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第二等（三甲和四甲）是”进士出身”，又称” 进士乙科”；第三等（五甲）是”同进士出身”，又称”进士丙科”。学人时常将泛称五甲的” 及第进士”与专称最高甲的”进士及第”混为一谈，说”某人进士及第”，读者却不知道某 人究竟是第一甲还是第五甲，故本文不用”及第进士”而跟随《登科录》用”某人进士登科” 和”某人是登科进士”来泛称这五甲的进士。必须注意，史料尤其是褒美不遗余力的墓志所 提到的”进士”，不一定指登科进士，而可能是”未”登科进士：一种是指尚未通过解试的 同里进士、业进士，和举进士等，相当于肄业生，必须得到乡里贤达或长官的推荐，才能参 加解试；一种是指通过解试的解进士、乡进士、州进士、路进士、漕进士，和乡贡进士等， 俗称贡士或举人，虽享有免除个人丁役丁税等若干优待，但并无功名可言，他们若不能通过 省试，便要从解试重新再考，通过三次以上则可跳过解试直接参加省试，谓之免解进士；另 一种是指参加省试的南省（尚书省）进士、到省进士，和贡院进士等，也就是省试的考生， 要考过了才有机会登科。4 假如将各种称谓的进士混为一谈，就会影响我们对登科进士有何 重要性的评估。不用说都知道，家族跟登科进士缔婚与跟同里进士缔婚是很不相同的。本文 只谈登科进士，简称登第、登科或进士，它的重要性对个人、家庭和家族是不完全相同的， 但为免斤斤计较之讥和水清则无鱼之惧，以下就稍为混作一谈好了。 1、如何评估进士的相对重要性？ 进士本身的重要性是不必怀疑的，单看数字便可知道：5 两宋登科人数 科目 进士科 诸科 合计 正奏名进士 特奏名进士 正奏名诸科 特奏名诸科 北宋 19281 粗估 9319 16331 粗估 7350 52281 南宋 23198 22442 停废 停废 45640 小计 42479 31761 4 丁鼎，〈科举称谓「进士」的历史考察〉，《烟台大学学报》1994.3，页 68–75。龚延明，〈宋代 登第进士之鉴别〉，《文史》41（1996），页 77–100。 5 张希清，〈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古籍整理与研究》5（1990），页 129–146；〈北宋贡举登 科人数考〉，《国学研究》2（1994），页 393–426。何忠礼的数字是：正奏名进士四万二千三百 九十人，诸科一万五千五十四人，特奏名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二人，合计九万一千一百八十六人， 〈两宋登科人数考索〉，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宋史研究集刊》2（杭州：杭州大学， 1988），页 163–201。 合计 74240人 23681人 97921人 两宋三百二十年约有 97,921 人登科，其中约 74,240 位是进士，平均一年只有 232 人， 而平均人口有八千多万，其社会地位之崇高，不言可喻。这 232位进士中，较乐观的估算， 未婚的只有 21.5%大抵 50人，6 他们在婚姻市场之奇货可居，亦不言可知，难怪世家大族要 在榜下抢婿，也难怪富商要及早把女儿嫁给穷才子，因为穷才子一旦登科，就不见得会挑上 商人之女了。进士入仕之后，合家便成官户，从”被统治阶级”﹙ruled class﹚一跃而为”统 治阶级”﹙ruling class﹚，并享有各种特权，例如经济上免役减税，而且泽及子孙；法律上， 一般罪名不得拘提，不必亲自出庭，有罪亦可减赎。要从政，进士不但是最有力的敲门砖， 而且在权力的金字塔上，许多重要的职位，例如被视为天子侍从和耳目的翰林学士和给舍台 谏等，几乎都是进士的禁脔，而高职带来高薪和诸多恩荫，子弟皆得官位。此外，家族的转 型（质变）亦靠进士，本来是土豪甚至劣绅，登科后便变为衣冠大户，缓和或至少遮掩了土 豪劣绅的成分。不过，即使有心转型，也不一定能立即见效，例如以扮演人头户起家的青州 麻氏，成为官户后还杀人灭尸。德兴张氏入宋后的第二代里，五位儿子就出了两位进士，第 三代有三位特奏名进士，家族却在神宗时被朝廷勒令析居，张邦炜说这”证实朝廷并非一味 提倡『义门』”，不过这句话有两个疑问：第一，张氏是否义门？第二，析居与义门是否有关？ 黄宽重说，张氏第二代的两位进士的哥哥张潜”急公好义的豪杰行为，被乡里推为长者，因 此乡里之间，凡有斗殴、诉讼的情形，多决于张潜，他的意见超越官府赏罚，已然成为地方 上举足轻重的仲裁者”，以致墓志说”一时豪杰皆拜其家如子姓”。7 这就迹近土豪甚至江湖 老大了，也许官府乐见民事纠纷能够私下和解，但斗殴等刑事案件由张潜来解决，实在太侵 越国家的司法权了，这是必须分清楚的。此外，张氏虽仍聚居，但已异财，并非义门，他们 被勒令分散居住，应是形迹未脱豪强所致，纵使家里已有五位进士，也无法庇护。 从阶级、身分、地位、婚姻、出仕到家族转型，都是有形和合法的好处，至于无形（如 朝中有人好办事）和游走法律边缘的好处，如例卷﹙有些即所谓陋规﹚和公使钱的使用，更 难细数。简单说，进士可带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种种特权或资源，何其宝贵，故 学人所要辩论的，不是进士重要不重要，而是有多重要，即所谓相对重要性为何？ 这个问题的答案实在十分复杂，完全要依赖个案研究，不能举一反三，例如一位未婚的进 士，被高门大族选为女婿，照顾有加，从此扶摇直上，泽及家族，那进士登科就十分重要。 一位已婚的进士，依制度从低层官吏做起，才能有限，又缺乏奥援，无法取得名公大卿的推 荐信，升迁总落人后，却又奉公守法，主要的收入就是正薪。族人以其为官，诸多需索，以 一份不算丰厚的官俸照顾家人和族人，乃沦为贫宦，老死他乡，甚至要同僚合资济助才能归 葬。对他来说，登科出仕一方面是荣誉，另方面也是负担，它的重要性就万万不如那位未婚 进士了。无论如何，进士的相对重要性至少受下面三个因素所影响： 因素一： 研究者对”兴起”、”社会地位”和”没落”的界定 黄宽重（1998）在研究楼氏家族时提出：”大多数家族的兴起，还是经由科举考试取得 入仕资格，拥有社会地位而起家的”。假如我们在”兴起”、”科举”、”入仕”、”社会地位”， 和”起家”五者之间画上等号，那科举自然最重要，而且，一旦这样界定，自然会衍生出” 宋代是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的推论，但这是科举制度本身的效应，是不待研究 家族便可知道的。 然而，正如前面宾大学人所质疑的，楼家在产生第一位进士楼郁之前，是否没有社会地 6 John W. Chaffee（贾志扬）, “Status, Family and Locale: An Analysis of Examination List from Sung China,”论集刊行会编，《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社，1989），页 341 –356。 7 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2，页 170–179，引文见 171。 黄宽重，〈乡望与仕望—厚经营的张氏家族〉，收入氏着，《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书局， 2006），页 207、211。 位、没有入仕，和还没有成为精英家庭？恐怕都不是。第一，楼家”世以财雄于乡里”。第 二，楼家资助佛庙的兴建和雕印《法华经》一百部赠送各寺，信徒看到耸立的殿堂和经书， 自然感受到楼家的身分和地位。第三，根据宗谱，楼家在唐代虽然没有进士﹙唐代平均一年 只有三、四十位进士﹚，但已经出仕，至五代曾任县令。根据楼钥的自述，楼郁的祖父楼皓 在真宗时纳资得官，就在家乡奉化县当上录事，故楼家称得上官户，至少是形势户，包伟民 亦说这是”开始了楼氏从地方富族向官宦世家的转化”。第四，楼郁勤于治学，在登科之前， 就得地方人士推荐，先后在奉化县学和州学任教，并从乡间移居州城，得到”城南先生”的 称号。结合这四点来看，楼氏的仕宦身分和社会地位，早在楼郁登科之前就建立了。 那么，进士对楼家有何重要性？是否如宾大学人所说的，不过是锦上添花，抑或是更上 一层楼？正如上述，中举入仕之后，楼家的官户地位得以确立，享受各种特权，而且，也许 是最重要的，是符合了新王朝取士任官的新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有一种”正名”或”验明正身”的作用， 使家族从”非正途”（买官属杂流入仕）的”无出身人”或”杂出身人”，转化为”正途”（贡 举）出身的仕宦家族，而且在贡举的三级考试中，通过最高级（进士登科）的标准，不但是 实力的证明，而且成为”有出身人”，在迁转的路上，是跟无出身人判若两途的，例如有时 在官阶上加”左”字（如左朝奉大夫），以别于无出身的”右”字。文献提到的”进士起家” 和”起进士”等，往往就是指以登科进士的资格踏入仕途，有别于其它的资格，代表一种自 豪和与别不同。 不过，楼郁的仕途并不顺遂，初调外县主簿，不久摄理录事参军，因司法案件获罪，退 休去了。回到家乡，再到州学任教，学生中有不少日后的达官贵人，学人视之为楼氏的人脉。 不难看到，能够让楼郁提早退休，不靠官俸维生，并继续培养人脉的，应是财富和学术，而 不是只有一年半载的入仕。事实上，这些正牌官户可能贫富悬殊，如是温良恭俭让的，有时 还会受到有财有势但非正途出身的杂牌官户或形势户的欺凌，甚至家破人亡。 总之，科举入仕不能保证起家顺遂，但它绝对是一种国家认证，上面写着”统治阶级暨 正途最高出身之官户”，这应是进士登科的最大意义，它既表达社会流动所注重的由某一” 阶级∕身分”转变为另一”阶级∕身分”（如从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从商人身分变为 士人身分），也表达在某一阶级里的”地位”转变（如在统治阶级里从杂牌官户上升为正牌 官户，在商人阶级里从白顶商人变为红顶商人），这是我们研究社会流动时所应掌握的基本 概念，绝不是宾大学人那种笼统的说法，认为中举不过是正式承认精英们在地方上早已获得 的地位。不是的，还有”阶级∕身分”的转变，和在同一阶级之中”地位”的提升。 “没落”的标准又是甚么？既然以进士作为起家的标准，逻辑上似乎也应以进士之有无作 为没落之标准。黄宽重（1999b）颇为一致，认为汪氏家族经汪思温以太学上舍中第起家之 后，到其子大猷的子孙二代，在仕途与家族发展上，显然趋于没落，因为他们甚少登科，官 位也不高。然而，也许宋人没有这样严格。我们都知道，要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里连番登 科，机率是不高的，要祖父孙三代都有高官，机率就更低，以此作为没落的标准，似乎脱离 宋代之现实。在宋代开始编纂而在元代完成的《成都氏族谱》，把四十五个唐宋士大夫家族 列入，视之为名族，所根据的标准，在”起家”上跟黄宽重一致，即进士出身，但在”没落” 上，似稍有差异。从附录二可见：（1）要成为氏族，出仕是必要条件，亦即成为官户。（2） 出仕的途径不拘，不一定是登科，故有登科一次而有多人出仕的，但必须强调，至少要登科 一次，才能上榜，表明是正途出身，然后开始计算出仕人数。（3）只有登科一次的氏族有五 家，其世代从七至四代不等，由此可知，暂时没有登科，不妨碍它们仍被视为氏族。这个氏 族谱包括成都一府六县，底稿大约在南宋庆元四至六年间（1197–99）编成，出自当地人之 手，很可能要收入地方志，难免有吹捧地方成就甚至家族虚构仕历之嫌，但不至于跟当代的 标准相去太远。它尚有不少疑问，很值得进一步研究。8 此外，将绍兴十八年（1148）的《同 年小录》和宝佑四年（1256）的《登科录》平均计算，略少于一半的新科进士来自官户家庭， 8 此图表摘录自森田宪司，〈《成都氏族谱》小考〉，《东洋史研究》36.3（1978），页 101–127。 祖先三代中有人是品官，尽管有些品位并不算高，但学人仍视之为旧的精英家庭，不视之为 已经没落和中举再兴，不计入社会流动，否则宋代的社会流动就会大幅度增加了。9 学人认 为德兴张家第五代张焘的两个儿子”既无法因科举入仕，全凭前人遗荫，所历官位不高，事 迹不显，显然家道是没落了”。但张焘位至执政，封鄱阳郡开国公，是一等一的官户，各种 特权泽及子孙数代毫无问题，而子孙”缔婚的对象也都属名门望族之后”，包括孝宗之兄的 孙子和宰相陈康伯的孙子， 10 难道这些皇族近亲和名门大家会跟没落之家缔婚吗？北宋中 期，宗正司言：”宗室女舅姑、夫族未立仪制，皆当创法”，乃下诏：”婿家有二世食禄，即 许娶宗室女”；后来严了一些，”应婚嫁者，委主婚宗室择三代有任州县官或殿直以上者，列 姓名、家世、州里、岁数奏上，宗正司验实召保，… 听期而行”。11 可见一个家庭（不是 家族）有二至三世出任八九品官员便不算寒酸了，我们不必采用比皇室更严格的标准。 综合上述，假如单独以进士作为评估盛衰的标准，那么进士起家之后，如三代（中举者 –子–孙）都能够保持官户的身分，亦即学人不算入社会流动的精英家庭，就不算太没落了， 如三代都有官职，甚至可称为”世家”，可以跟皇族通婚了。12 也许要到丧失了”官户”的 身分后，亦即学人算入社会流动的庶民家庭，就可称为没落吧。这应该比较接近宋人的标准， 用社会流动的话来说，是从”统治阶级”的官户，变回”被统治阶级”的民户，就谓之没落 了。 因素二：家族的等级与竞争 陶晋生和王善军先后指出起家的途径有多种，除了进士之外，还有军功、吏人出职、纳 粟入官，和远远超过科举入仕的门荫补官等，基本上是以民户上升为官户作为起家的标准。 13 这标准固然相当客观，高级的武人家族还频频与高级的文臣家族缔婚，甚至被誉为拥有 文化和德行的”儒将”，14 但它们毕竟是少数。非科举正途出身的，即使起了家，似乎总是 矮人一等，例如自真宗以后，没有进士就几乎不可能进入掌管军机的枢密院了，而三衙的最 高将领（今天的五星上将之类），看到宰相还要立正敬礼。时人认为，官吏之出身主要有五：” 国家有三岁进士之外，由特科进者多昏耄，﹝荫﹞补进者多骄佚，由杂进者多舞文，由鬻爵 进者多贪污”。15 其实进士何尝不昏耄、骄佚、舞文和贪污，而且进士爬上高位的机会大于 其它出身的人，而职位愈高为害就愈大，故五种官吏的主要差别其实只是出身，几乎注定了 身分和地位的高低贵贱。我们也相信，《成都氏族谱》里的四十五个家族，是有等级之别的。 王明清的《挥麈录》和徐度的《却扫编》清楚告诉我们，宋代的家族是有排名（ranking）的， 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继世柄政（即职位的高低和任职的频繁）和出仕者众，这都离不开进 9 E. A. Kracke, Jr.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0.2（1947）, pp. 103–123. 利用地方志进士数据证实此说的是 周藤吉之，《宋代官僚大土地所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0），页 54–73、104–107。后来贾 志扬稍加修订，见John W. Chaffee, “Status, Family and Locale: An Analysis of Examination List from Sung China”. 10 黄宽重，〈乡望与仕望—厚经营的张氏家族〉，页 220–221。 11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 115，页 2739。 12 张端义说：「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接着所举例子，几乎只是两代为官而已，《贵耳集》（丛 书集成初编）上，页 9–10。王善军即以三代出仕为世家，见其〈宋代世家初探〉，《文史》1999.3， 页 69–82，收入氏着，《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3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页 10 –22；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个案与综合之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后学位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2003），页 102 –111。 14 如真定曹氏，见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页 50–67。王先生指出曹琮与曹利用是连襟而非 连姻，更正了《宋史》卷 258曹琮小传所谓「与曹利用连姻」和我的错误，特此致谢。 15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卷 103，页 842。 士。 16 所以，起家成为官户之后，要挤入上层仕宦家族，非要取得进士，否则恐怕永远停 留在中下层，这也是若干上层家族成员在得到荫补的官位和官职后，仍要参加科举猎取进士 的原因。学人也指出，上层家族的婚姻仍然讲究门户和身分，要成为它们的女婿，若非门当 户对，就非进士不可，举人和买来的官是不够资格的（详后文）。 之处。 既有排名就有竞争，而进士已凌驾唐代的族望，成为最重要的竞争资本。假如我们相信墓 志，许多宋代士人家族的来源，都是汉唐名族，苏轼也说，在唐五代时，”﹝眉州﹞大家显 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但 这种排他性的族望婚，到宋代中期已无法维持了。 17 同样，根据韩琦自述，鄢陵崔氏本唐 代世家大族，”与卢、李、郑数家相为婚姻，它族不得预。夫人〔琦妻〕曾祖母、祖母，犹 皆卢、李二姓，故世高其门风”，但入宋之后，崔家不但参加科举，也跟新兴士人家庭缔婚 了，否则不会轮到韩琦。18 事实上，宋代士人家族多是登科显达之后才攀附唐代世家大族 的族望，是登科擦亮了族望，但族望不能使登科者升官发财，这是唐宋大不同 不但下层家族要靠进士上升为中上层家族，即使在下层家族之间，也靠进士来竞争高低。 大家都没有科名，科名就较不重要，别人有了，大家只有急起直追。家族之间也会弱肉强食， 进士无疑是一道有用的护身符，楼氏失去了这道护身符，连昼锦义庄都一度被一个富户夺去， 这是认为科举不是那么重要的学人所应考虑的。 因素三：家族的性质、类型，和发展方向 一个以从政为志业，打算登上权力尖峰的家族，除极少数情况外（如皇亲国戚），进士 登科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条件，而进入仕途之后，政绩、婚姻和人脉也十分重要，最好兼备 财富。一个只要求拥有官户身分的家族，中举和买官可能同样重要，例如一个商人家族取得 科名，变为官户，实际没有放弃从商，甚至志不在仕，那么评估它的盛衰时，恐怕要算财富， 不能算科名，那可能仅是作为一道护身符或投资而已。一个走学术和教育路线的家族，婚姻 和财富就不一定最重要，而藏书、教学、学友、学生十分重要，当然最好有科名，尤其是走 学官路线的话﹙如太学博士、国子监祭酒﹚。那些只志在举业的，藏书其实不大重要，几本 考试用书就够了，很多西方学人不晓得甚么是科举培训班（或补习班），一直以为从事举业 是多了不起的事业，以至高估了考生的家庭实力，泛称之为精英，并推而论之，认为中举不 过是精英社会里的茶杯风波，没有甚么流动可言，这当然是以偏概全的。对一个武将家族来 说，科举（包括武举）就几乎不重要，如赫赫有名的四川吴氏家族，几乎没有进士，对他们 来说，重要的是讨伐的机会，才能立功升官。但对文人来说，国难当头，要投笔从戎，未尝 不可以借着考中武举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也许是明州在南宋时出了二十名武进士﹙楼氏有 一位﹚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学而优则仕是一种理想，但不是人人都能适应官场宦海的勾心 斗角和行政事务的繁琐庸俗。从官箴的研究可知，即使是仕宦世家如权倾一时的东莱吕氏， 也有后人视仕进为畏途的，甚至有人说：”官不必高，但愿衣冠不绝而常为士类”。19 一个 官僚家族转型为学术家族，以前或可用官位之高低来衡量其盛衰，现在便要改用学术名望或 教育成就了，即使用官位，也应该用跟学术（如翰林、馆阁）和教育（如太学、国子监、州 县学）有关的官位，不应再用宰执等职位，纵使这个家族曾有人担任过宰执。简单说，衡量 不同性质（士、农、工、商、军、宗室、外戚等）和不同类型（如士人家族中有官僚型和学 术型）的家族的盛衰，应有不同的标准，例如人口的多寡、财富的增减、名望的起落、姻亲 和朋友的地位的高低、进士的多寡、学生的增减、著作的多少，和官位的大小等。很多宋代 士人家族是官僚、地主和商人的混合，更要用不同的标准才能得其全貌，即使采取单一标准 16 王善军，〈宋代世家初探〉。 17 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 352，详见 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页 182–193。 18 陶晋生，《北宋士族》，页 255。 19 费兖，《梁溪漫志》（傅毓钤标点；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卷 9，页 112–113。 （如上述的进士），亦最好说明根据是甚么，以便展开讨论。学人一直批评郝若贝和韩明士 等对”精英”的界定太宽， 20 以致连民户变为官户都不算社会流动，但若是界定太严，例 如只以进士之有无作为没落的标准，不管这个家庭是否仍在享受荫补，那社会流动自会大增， 但恐怕是以现代人的标准来取代宋代人的标准了。 2、如何评估家族在科举竞争中是否占有优势？ 进士既然重要，学人就去数算一个家族出了多少位进士，多的就视为盛，少的就视为衰。 这恐怕只能算是研究的过程，不是研究的结果。我们难道不要追问，为何一个家族能够产生 那么多的进士吗？他们是否集中在某一房支？他们是如何考中的，真的是母教良好，子弟拚 命读书或特别聪明吗，还是有其它的因素？这家族的进士何以增加，何以减少，个中原因又 跟”家族”有何关系？这也是以”家族”为单位来研究社会流动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假如家 族中举的表现跟一般庶民差不多，那的确是科举引发社会流动，但如此一来，家族就没有甚 么优势可言，我们为何要以家族为研究单位？假如家族中举的表现远远超越庶民，表示家族 的确拥有优势，那自然应以家族作为研究单位，但如此一来，又怎会是”宋代是一个竞争性 强、开放性高的社会”呢？正如上述，在两份新科进士名单里，非官户出身的进士占一半强， 表面看来跟另一半官户出身的进士平分秋色，但前者占非官户人口（平均约八千万）的比例 是多少？后者占官户人口（平均不到四十万）的比例是多少？很明显这是不符合比例的，反 映士人家庭等官户在科举竞争中占有相当的优势。我们承认宋代科举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公平 和公正，但不能将之神奇化，刘子健先生很早就指出考场的八大弊端，John W. Chaffee（贾 志扬）的名著《棘闱》亦有一章特别名为〈公正性的破坏—南宋的科举〉。21 无论如何，研 究家族在科场的表现可以挑战宋代科举是十分公正和公平的定见或成见。 根据贾志扬的统计，在科举竞赛中，明州的士人家族似乎表现非常优异，22 这引起两 个问题：（1）按照比例，进士名额是否被士人家族占去多数？或者说，士人家族是否有异乎 寻常的录取率？（2）进士名额是否被士人家族中的某些家族占去多数？或者说，某些士人 家族﹙如楼氏﹚是否有异乎寻常的录取率？由于史料的不完整，我们是不可能用数目字来回 答的，但未尝不可以从科举制度的各个环节切入，探讨家族是否和如何占有优势，亦即他们 取得进士的蹊径。 必须先行声明：第一，下文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提供答案，因为目前的研究对士人家族 的科场优势几乎全无着墨，虽再三捧读，仍找不到多少数据。第二，下文只是探讨士人家族 如何占有优势，绝不是说”只有”士人家族占有优势。有些富裕的庶民家族也占有某些优势， 谁占有的优势较多，谁胜出的机会就增加。第三，也不是所有的士人家族都能够占有下文所 指出的各种优势，甚至一个家族之中也不是所有房支都能占有同样的优势，这也许就是甲家 能够胜过乙家的原因。第四，下文所探讨的教育优势，限于科举制度”之内”的教育机构， 20 Thomas H. C. Lee﹙李弘祺﹚, “Book Review —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9.3 ﹙1989 ﹚, pp.494-497. Joseph P. McDermott﹙周绍明﹚,“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by Robert P. Hym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1 (1991), pp. 333–357. 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唐研究》11（2005），页 653 –670。周鑫，〈韩明士：《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中国社会历史评论》7（2006）， 页 411–420。 21 刘子健，〈宋代考场弊端—兼论士风问题〉，收入氏着，《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 公司，1987），页 229–247，原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1965）。John W. Chaffee（贾 志扬）,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95–115。中文译本名曰《宋代科举》（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1995），但不知译者是谁。 22 参见 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pp.142–156. 例如占有省试名额的太学，而不是泛论教育，因为大家都知道，士人家族的教育条件大都胜 于一般庶民，但那是跟科举制度无关的，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分别清楚，正如一位工读生的读 书时间不如非工读生，但不能说他们参加的考试本身不公平。第五，虽然是常识，仍不能不 提醒读者，科举的主要任务是”取士”（挑选人才）而非”养士”（培养人才），更非故意制 造社会流动或机会平等，而是充满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弱肉强食，这正是研究”家族与科举” 所应着力之处。任何一种制度，只要有考试的存在，就必然有竞争，下文所希望引起讨论的， 就是在号称公正和公平的科举考试及与其紧扣的教育机构里，士人家族如何互相竞争和跟一 般庶民竞争，从中透露它们是否和如何占有优势。 2.1考试内容 很简要的说，在王安石大事改革之前，贡举从解试至殿试，都分为两大科目，士子择一 来考：一是进士科，主要是考诗、赋、论和策，又以诗、赋为重；二是诸科，如《九经》、 《五经》、《三史》、《三礼》和《三传》等，主要考帖经和墨义。尽管两大科目的录取名额差 不多（见上表），人数势均力敌，通过省试和殿试后都是赐本科及第、出身和同出身，以至 墓志可以含混其辞（如泛称”及第”），让学人跌入圈套，但由于诸科主要是考记诵，一直为 人所轻，故早有”焚香礼进士，嗔目待明经”之说。无论如何，明州家族士人两科都考，他 们中举的机会均受两科的变化所影响，前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变化是在仁宗嘉佑二年（1057），翰林学士欧阳修利用担任省试主考官的大好机 会，大量录取为文平淡造理的考生，排斥怪僻的太学体，结果被落第士子送上祭文，但也掀 起了古文运动。这次变化主要影响进士科，不过尚算是文体的改革，不算内容的限制，但还 是造就了一向喜好古文的四川士人如苏轼兄弟，也形成了以进士为基础的”欧门”集团，后 来一度由苏轼主盟。23 最重要的，是随着古文的风行，以古文撰写的策和论逐渐超越诗和 赋，成为决定名次高低的重要标准。范仲淹推行庆历改革，打算先考策论然后考诗赋，并没 有成功，反映这两种考试内容背后利益的冲突。第二次是王安石的大变革，彻底改变了诸科 和进士科的内容，既要取消诸科，又要废除进士科的诗赋，在省试以经义定去留﹙可视为对 诸科只重记诵的改革﹚，在殿试以策问定甲次﹙可视为对进士科只重诗赋的改革﹚。策问对 有仕宦背景的家族子弟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平日耳濡目染，熟悉时务，自然胜过只有书本知 识的庶人子弟。当时就有人留意到”近岁﹝熙宁中﹞宰执子弟多占科名，…或疑糊名之法稍 疏，非也。廷试策问朝廷近事，远方士人未能知，宰执子弟素熟议论，所以辄中尔”。24 而 神宗为了”一道德以同风俗”，采用王安石的新学《三经新义》和《字说》为考试 范本 协议范本下载族谱范本下载临帖范本下载公司章程范本下载监理月检范本下载 ，经 义唯王安石的解释为是，这就是限制考试的内容了，后来连王安石自己都慨叹”本欲变学究 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变成了千篇一律。对不喜欢王学的士子来说，实在不知如何 适从，尤其是绍圣新旧党争时，元佑学术受到焚书毁版之厄，前后长达二十余年，”今之程 文，出入诸史或误用东坡公一句，即谓之不纯正，有司虽爱其文而弃不敢取”。25 程颐之洛 学不久亦遭禁止。定于一尊的王学推行既久，蔚成学风，即使是旧党重新执政，也无法扭转， 故王学一直风行至南宋高宗时期，26 只是绍兴十五年确定恢复以诗赋取士（诗赋进士），与 经义（经义进士）两科并行，而诗赋科逐渐后来居上，王学乃渐衰。此后进入百家争鸣，期 间有孝宗朝的道学之禁和理宗朝的庆元党禁，程朱之学受到短期的打击，但门人弟子众多， 位居要津者亦不少，真德秀特别推崇朱熹和张栻，认为”二先生之书，旁贯群言，博综世务。… 23 王水照，〈嘉佑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页 198–243。 24 朱彧，《萍州可谈》（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页 18。 25 王庭珪，《卢溪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47，页 2。详见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 230–257。 26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 6–29。刘成国，《荆公新学研 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 156–171。 至于文章之妙，浑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佛。…以之应举，直余事矣”。27 就是劝告 举子，无论在文体还是内容，都要学习朱熹和张栻。第三次的改变就是程朱之学继王氏新学 之后被奉为学术正统，成为科举的标准答案，陆学等退居下风。 三次科举内容的变化，对只求功名不问是非的士人来说，也许可以随波逐流，但对有学派 归属和家学渊源的士人家族，如分别被称为洛学和陆学传人的高家和袁家来说，究竟有何影 响，有无减少了他们登科的人数？士人家族究竟如何对应这三次变化？他们有没有参与推 动，还是加以反对？也许这三次变化对某些士人家族来说是打击，令他们处于劣势而非优势。 研究者必须列一个大事年表，一边是科举内容的变化，一边是家族的中举，才能看到两者有 何关系。 2.2解额 《宝庆四明志》在楼家第一位进士楼郁的名字下注明”贯开封”，28 这是甚么一回事？ 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这位本贯明州奉化的州县学老师游学到了首都开封，想了点办法取得 户籍，就地应试。他为何这样做？ 宋代各府州军有不同的解额（地方解送至京师参加省试的考生名额），有些地方的考生 少而解额多，录取的机会就增加，外地的考生就想办法至该地应试，假如用了非法的手段， 便谓之冒贯。根据程民生的统计，从太宗中期﹙约 988 年﹚至理宗末年﹙约 1259 年﹚，明 州 841位正奏名进士中（不算 20位武进士），疑似冒贯的共有 48人，冒开封府的占了 26人， 主要原因是开封府的解额特别多，有关科举的消息最灵通﹙如考官可能是谁，他们喜好甚么 文风﹚，和在特殊情况和条件下，政府允许外地人应试。29 开封居，大不易，尤其是通过 购买田产屋舍来取得户籍的，非有一定的财力不可，这就是富户的优势。 除了开封府外，国子监辖下的太学和国子学的解额也最令人垂涎。尽管已经平民化，要 进入太学等中央和地方的官立学校并不容易，张潜”好贤乐士，宾至如归，…是以知识姻旧 遍四方，俱一时名士大夫，子孙官学有所托焉”。30 说得很坦白是靠一时名士大夫的帮忙在 官学就读，这不但要有财，更要跟士大夫有交情，自然是士人家族略胜于一般商人富户的优 势。 从庆历四年﹙1044﹚建立至熙宁元年﹙1068﹚，太学的学生名额只有二百名，有办法的 就购买由国子监颁发的学生证明文件”监牒”来冒充生员应试。元丰二年﹙1079﹚后，由于 朝廷已经打算以学校养士和取士来取代科举的单一取士，太学的学生名额增加至 2400 人， 外地士子可以通过每年四次的补试入学，取得国子监解试的机会，而解额也逐渐增加至 500 名，几乎是五名学生录取一人了，取代了一直占最大优势的开封府解额。 31 可以想见，进 入太学是如何的竞争激烈。 事实上，蔡京大力推行的太学三舍法是以”乡举里选”为起点，与范仲淹的兴学并无两 样，跟北宋初年解试考生拿着公卷拜会乡里名公大吏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无依靠家庭背景和 社会关系。后来他把三舍法推行至地方州学，时人便讥其”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 不利贫”，32 对拥有各种人际关系的士人家族是十分有利的。明州士人家族进入太学的子弟 并不少，例如高硕和高闶五兄弟，及淳熙四先生（舒璘、沈焕、杨简、袁燮），后者且有同 一位老师（陆九龄），并先后中举。当然，进入太学不一定是为了解额和入仕，而可能是为 27 真德秀，〈劝学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卷 40，页 603–604。 28 罗浚，《宝庆四明志》（宋元地方志丛书）卷 10，页 5197。 29 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2002.6，页 108–113。 30 万如石，〈通直郎张潜行状〉，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页 87，详见黄宽重，〈乡望与仕望—厚经营的张氏家族〉，页 211。 31 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页 42–44、50–54。 32 马端临，《文献通考》（国学基本丛书）卷 31，页 296。参考祖慧，〈两宋「上舍释竭」考述〉， 《文史》2007.4，页 237–246。 了更好的教育环境，我们要追问的是，他们是如何进入的。 要言之，即使我们不能一一找出家族子弟到外地应试﹙含转运司漕试﹚或进入官学的背 景，但也应该尽可能指出他们的数量，让读者知道他们登科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同时更应 指出到外地应试和进入官学需要甚么条件，让读者知道家族子弟享有的优势。最让我们好奇 的是，家族子弟如何适应考试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例如太学三舍法推行后，与科举并行， 33 他们是继续参加科举以入仕，还是采取配合的态度进入太学三舍以入仕，又如何在新的 制度里找到利己之处，是很值得研究的。科举和教育的改革固然有一定的理想，但也牵涉庞 大的利害关系，士人家族必然卷入，这是我们应探究的。 2.3解试 在地方解试、中央省试和御前殿试的三级考试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省试，但不表示它最 难考中。省试平均十人取一人，南宋 153年共有 45,640位进士，每年 298人，省试三年一次， 每次考生约 7000人，每年 2333人，故是八人取一人。反观地方解试，从十取一至百取一不 等，平均数十取一，竞争激烈多了，南宋的明州正是如此，34 那么士人家族子弟如何胜出？ 在庆历元年﹙1041﹚以前，参加解试进士科的考生跟唐代一样，怀着得意的作品拜见地 方上的名公大吏，希望得到奥援，谓之公卷，这对有着各种人际关系的士人家族当然有利。 我们不妨比较家族子弟在公卷废除之前和之后的中举情况。 掌握考生命运的主要是考官，笼统来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出题、改卷，监考和确定名 次等。他们主要是幕职州县官、学官、寄居和待阙官员等；原则上，假如考生有他们的五服 亲，他们就要回避。当然，知州是高高在上，据说可以临时否决主考官的题目，另行出题。 35 考官的偏好直接影响考生，例如徽州的解试一度不考取书经和诗经，治诗经的方氏乃向 礼部反应，终于替诗经争取到一个解额，结果方氏一家两代之中，兄弟子侄三人先后中选：” 徽郡贡擢诗经，自庆元元年乙卯（1195）始，由先君﹝方回之父﹞有请于礼部也；而先君首 中是选，故徽之言诗学者，自歙邑方氏始。先君旣入学登名，嘉定九年丙子（1216），先叔 父先贡元琛复中是选，至寳佑三年再见乙卯（1255），而先兄百三贡元崈又中是选。是经是 选，前乙卯以方氏创之，后乙卯造物者仍以畀之方氏”。36 究竟是人为还是天造，见仁见智 了，这也再次反映，考试的范围和内容影响士人家族（尤其是专治某经的家族）的权益，而 这些家族比一般士人更有能力向政府争取他们的权益。 解试跟省试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本地官员考取本地士子了。这让我们立即想到担任州县 学官的楼郁和知州楼异，及家族里退休和待阙的官员，也想到他们跟考官平日的往来酬酢， 但偶然也有敌对的时候，例如秦桧之弟曾担任明州知州，与洛学士人不相得。李弘祺曾说：” 发解虽由州郡主持，但解额分配则以县为单位。每县额数有限，因此很容易受地方巨贾大姓 所影响，这是可以想象的事。因此可以这么说，宋代的考试制度至少在地方上很容易受地方 势力的影响”。37 这是很值得追究的。 太学的课试和解试亦操于学官，”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 33 据最近的研究，科举取士与太学三舍法取士是同时并行的，至少省试和殿试并没有停止，见 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页 221–228；祖慧，〈两宋「上舍释竭」考述〉。 34 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pp. 153–156. 35 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9），页 18–48。 36 方回，《桐江集》（续修四库全书）卷 8，页 50–51。吕午，〈左史家传〉，《左史谏草》（文渊 阁四库全书），页 1。详见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4），页 89–90。《诗经》与科举之关系，见陈晓兰，《南 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页 222–266。 37 李弘祺，〈宋代的举人〉，国际宋史研讨会秘书处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 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系，1988），页 297–313，引文见页 309。 例被黜落”，以至御史上疏，请”不令直讲判监为开封国学试官”。38 这些学官不乏家族中 人，如袁燮、高闶、高文虎。石田肇就指出，高闶替太学设计的考试，是元丰、元佑和绍圣 的混合体，可说是三方都讨好，难怪会被批评为依违其间，加上本人好讲尊王攘夷的春秋学， 最后被弹劾曾经逢迎蔡京（主绍圣）和赵鼎（主元佑）而去职。高文虎一再担任国子监学官，” 久司学校，专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绌焉”，39 是否有学派利害或家族利益的考虑， 尚待追究。无论如何，从高闶和高文虎的例子可知，政治动向和个人学术倾向都会影响教育 的方向和内容，转而影响士子入学、受教，和通过解试的权益。40 陈晓兰正确指出，”研究 宋代地方科举，往往重视乡试，甚至将乡试等同于发解试，而国子监试、漕试等其它地方发 解试的方式与作用则很少提及。四明地区科举状况则表明，国子监试与漕试作为发解试，对 南宋四明士子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乡试”。41 2.4省试和殿试 如前所述，古文运动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欧阳修在嘉佑二年凭着省试主考官的身分， 大量录取为文平淡造理的考生，而排斥怪僻的太学体。这种其实不算公正的情况在南宋仍然 发生，根据田浩（Hoyt Tillman）的研究，道学吸引士子的一个原因，就是吕祖谦等人担任 省试的考官时，让很多道学子弟登科：”当大环境敌视道学时，吕祖谦致力保护他所谓的『吾 道』与『吾党』，并且在 1172年出任进士科主考时，他和尤袤录取大批重要的道学家，是宋 朝历史上最多道学家登科的进士考试”。 42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读对书（道学），上对补 习班（吕氏书院），和押对宝（补习班名师变为主考官）。 御前殿试影响考生的排名，排名影响入仕的先后和职位的优劣，同样受考官左右。杨寄 林研究挑选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十二种异常现象，其中六项与考官有关：主 考官心存偏爱、主考官考场暗示、主考官政见不同、主考官褊狭抑贤、主考官明哲保身、主 考官粉饰太平。43 吴越钱家在北宋连中制科，考官中就有他们的好友和姻家。 擔任省試和殿試考官的﹙如權知貢舉、權同知貢舉、試卷點檢官和參详官﹚，大都是翰 林學士、知制誥、館閣官員、殿院官員，和學官﹙如國子司業﹚等所謂清要官和文學侍從， 他們跟家族有何關係？岡元司在十年前（1998）發表的〈南宋期科挙の試官をめぐる地域性 ──浙東出身者の位置づけを中心に──〉可說是目前最重要的創作，指出 1462 位考官裡， 1355 位可確知出身地，其中 62.9%來自兩浙東路（370 位佔 25.3%，明州佔 45 位，其中樓氏 所在的鄞縣佔 39 位）、福建路（286 位）和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