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转变_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人口与发展 � 2011年 � 第 17卷 � 第 4期 POPULAT ION & DEVELOPM ENT� Vo .l 17� No. 4� 2011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柳清瑞,金刚 (辽宁大学 � 人口研究所, 辽宁 � 沈阳 � 110036) 摘要: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原来的人口红利出现了转变的趋势, 也造 成了老龄化负担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具备了某种可能性, 因为人口红利的 逐渐消失和劳动力供求的逆转可能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推力,而养老金制度的老龄化危机则成为提高 退休年龄的拉力。在现实条件下, 考虑这一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冲击以及劳动力异质性的影响, 应该实施 渐进缓慢、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关键词: 人口红利,老龄化, 退休年龄 中图分类号: F241� 34� � � � 文献标识码: A� � � � 文章编号: 1674- 1668( 2011) 04- 0039- 09 Demographic D ividend, Population Aging and Raising the Retirem entAge L IU Q ing�ru,i JIN G ang ( Institute of P opula tion R esearch, L 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 ina) Abstract: Ch ina� s low fert ility comb ined w ith increase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s lead ing to disappearing demog raph ic div idend and popu lation ag ing crisis. In th is case, w emay have a pol� icy cho ice to ra ise the retirement age. Beacuse the d isappearing of demographic div idend gtadu� ally and the reversal o f labur supp ly and dem andmay be the driv ing fo rce o f ra ising the retire� ment age, and the payment crisis o f pension system wh ich caused by the popu lation ag ing may be the pu lling force o f raising the ret irement age. Ifw e consider the impact o f this po licy on ur� ban emp loyment and the labor heterogene ity in current conditions, w e shou ld carry out the prac� t ical po licy wh ich raise the retiremen t age slow ly progressive and gradua lly. Key words: demograph ic div idend; popu lation ag ing; retirem ent age 1� 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提出 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最主要的就是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较大冲击。 现实的情况是,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养老保险基金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缺口,这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带来 了挑战。根据克雷默等 ( C rem er, 2000)的观点,首先是人口因素,低生育率和死亡率增加了抚养的负担,其次 是制度因素,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和预期的抚养比将导致财政养老金制度难以为继。那么,人口老龄化给养 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危机如何化解呢? 显而易见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就是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即将养老金替代率、缴费 率或者退休年龄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未来人口结构将有一个重大变动, 收稿日期: 2010- 11- 22 作者简介: 柳清瑞 ( 1964� ), 男, 吉林农安人,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 �39� 人口与发展 � 2011年 � 第 4期 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这时,养老金制度将面临清偿的风险, 只有通过缴纳比例的提高或 者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才能获得相当程度的调节 (袁志刚, 2001)。从目前的情况看, 养老金替代率和缴费 率涉及养老金财务收支状况,改革的可能性不大。一是目前的企业职工替代率水平并不是很高,而且由于福 利的刚性也不可能做出向下调整。如果工资税率和退休年龄都保持不变,只用养老金替代率来对应人口的 变化, 那么将会看到老年人快速贫困的状况 ( C remer, 2000)。二是如果保持目前的替代率水平不变,就只有 提高企业缴费率水平,才能维持养老金制度的财务收支平衡。但是目前企业缴费率已经高达 20%左右, 普 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加上医疗、失业等项目的缴费, 企业负担就更沉重, 因此,企业缴费率向上调 整的空间也很小。由此,人们就提出了提高退休年龄的设想,试图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缓解老龄化危机带来 的养老金支付压力。 关于提高退休年龄,首要的问题是:在现在乃至未来的时间里,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具备了吗? 政策可 行吗? 首先,中国现实的退休年龄 (男职工为 60岁, 女干部 55岁, 女工人 50岁 ) ,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偏低, 而且与目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相比也不合适 (潘锦棠, 2003; 原新, 2006) , 具备了调整的可能性�。其 次,提高退休年龄的最大障碍是有可能对城镇就业带来冲击,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 面将出现逆转,这将为提高退休年龄提供初始条件,预示着这一政策不会给城镇就业带来严重影响。蔡昉 ( 2010)认为在中国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劳动力供求将出现一定逆转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着眼于通过经济 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来应对老龄化,如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这样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减轻 养老负担。最后,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政治决策过程既要考虑这一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 响,还要考虑它对劳动力异质性的影响,即这一政策是否能够被大多数各种类型的劳动者所接受。关于这一 问题不仅有政府和学者的广泛争论, 在社会层面上也引起了广大普通百姓的关注与热议。据网络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反对现在提高退休年龄的呼声非常高,反映了不同就业群体对提高退休年龄的不同偏好、理解和 诉求。根据美国的横截面数据,养老金收益对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和退休率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 ( Fr ied� berg, 1999)。中国大多数劳动者不愿意延迟退休的缘由也许与工作性质和养老金有关,既然工作岗位差、报 酬低, 退休后可以领到足额的养老金,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退休。这也是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看似水到渠成, 但无法真正制订和实施的根本原因。但从未来的人口转变、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因素考察,提高 退休年龄是中国必然的政策选择 (郑功成, 2008)。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口红利转变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推力; 其次分析了养老保险制度的老龄化危机对提高 退休年龄的拉力;第三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了提高退休年龄三种方案并对政策进行了讨论;最后给出了简要结论及政策建 议。提高退休年龄政策既然是一个政治决策过程, 就可能受到既得利益或者劳动力异质性的影响,这可能会 阻碍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异质性会造成这一政策一部分人支持, 另一部分人却反 对。关于这一问题本文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 因为从本质上看,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譬如弹 性退休、延迟退休的养老金补偿机制等,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 2� 人口红利转变:提高退休年龄的推力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经历了人口红利期, 这对经济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1 /4强, 如果把未来 15年左右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则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 1 /3左右 (王德文、蔡 昉, 2004)。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劳动力比例较高、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较低的发展阶段, 由 于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现象。陈卫等 ( 2007)将人口红利解释为有利于经济增长 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中,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 相应地, 抚养比较低。在其他因素相同 的情况下,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人口结构数据, 以及从近年来全国发生的民工荒现象 �40� � 英美等大多数发达国家男女退休年龄均为 65岁, 2009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超过 73岁。 柳清瑞等: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也就是说, 劳动力无限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正逐渐逆转, 这 被经济学家们称为 �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 ( 2007)认为 �民工荒 �或劳动力短缺, 并不是暂时的现象, 而是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蔡昉 ( 2007)进一步认为目前我 国劳动力增长速度大大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能够无限供给, 因此能比较快地在 2009年就到了 �第一个 刘易斯转折点�, 而大约在 2015年左右达到 �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实现城市和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基本相 等的均衡状态。尽管关于 �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 国内学者存有不同的争论, 但人口结构 转变造成的劳动力人口的逐步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表 1是基于 �五普 �资料, 利用 People软件对中国未来 人口变动趋势所做的预测,这一结果与世界银行的预测非常相近 �。 表 1� 2010� 205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 (单位:万人、% ) 年份 全国 城镇总人口 劳动力人口比重 总人口 劳动力人口比重 2010 136325. 85 55. 77 65010. 03 54. 15 2015 141486. 12 53. 22 73029. 32 50. 90 2020 145451. 93 49. 28 80014. 44 48. 11 2025 147793. 90 47. 21 86156. 19 47. 29 2030 149201. 19 45. 54 91847. 56 46. 30 2035 150110. 63 44. 41 97146. 18 45. 04 2040 150380. 60 43. 32 101742. 60 44. 26 2045 150005. 63 42. 34 105529. 76 43. 74 2050 148497. 34 41. 63 108918. 44 43. 97 � � 资料来源: 根据 �五普�资料,利用 People软件预测。 � � 注:劳动力人口是指男 20� 59、女工人 20� 49、女干部 20� 54岁的人口。 根据表 1的数据,到 2015年左右, 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明 显的下降趋势, 城镇劳动力人口占城镇 总人口的比重更下降至 50%。这表明 中国未来劳动人口将出现下降,劳动力 供及将不再无限供给,劳动力总量将出 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也客观上证明 中国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刘易斯转折 点在 2015年左右再次出现。李红岚 ( 2000)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将在 2015年左右结束, 此后人口转变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 人口负债阶段, 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 社会总抚养比上升,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在这一阶段未雨绸缪, 做出恰当 的制度安排,譬如说提高退休年龄,以规避风险,重新焕发人口红利优势。一些学者主张在 2015年左右劳动 力供求发生转变的条件下,应该考虑适当提高退休年龄 (林义, 1994; 邓大松, 2001)。蔡昉 ( 2009)认为一个 逐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只要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同样可以具有人口的优势, 即提供第二次人口红利。这 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包括三个主要来源。第一是来自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第二是来自教育资源的扩 大。第三是来自劳动参与率的扩大。延缓退休是扩大劳动力供给、缓解养老负担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在 劳动力供求出现逆转的情况下,提高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劳动者工作年限、降低抚养比, 无疑对于延长人口红 利期、应对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以及改善养老金收支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 人口老龄化:提高退休年龄的拉力 中国从 20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突出的标志就是伴随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老年抚养 比的显著上升,而且到本世纪 30年代将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呈现未富先老的人口 老龄化趋势。根据 �五普�资料, 2000年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1. 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0. 46% , 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882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7. 1%, 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达 1199万人, 占总人口的 0. 96%, 占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 9. 23%。根据民政部 �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 2009年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671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2. 5%;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1309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8. 5%, 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已达到 1805万人, 并正在以年均 100万以上的速度增长。这表明中国不仅已 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呈现类似日本的少子高龄化的特征。 中国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结构在未来将发生根本逆转,人口老龄化危机将日益加剧。生育率的下降和 �41� � 具体参见: W orld Popu lation P rospects: The 2008 Rev ision, http: / /esa. un. org /unpp。 人口与发展 � 2011年 � 第 4期 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是造成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根本原因, 即使在农村也是如此。根据我们对辽宁省农村的 实地调查,农村生育率也显著下降,一对年轻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为观察未来一段时期的 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老龄化的趋势,基于 �五普�资料, 我们利用 People软件对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及老龄化趋 势进行了预测 (见图 1)。 � � � � � 图 1� 2010� 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 � � � � 资料来源:根据 �五普�资料,利用 Peop le软件预测。 根据图 1, 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 显,在 2035年左右达到高峰。 2035年老 年抚养比达到了 32. 6%, 比 2010年提高 了约 20个百分点。2035年 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 4. 1亿人, 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 27. 6% ; 65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总数为 3. 1亿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0. 6%; 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量 将超过 60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4. 2% ,占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 达到 15. 2%。当生育率和劳动生产率下 降的时候, 大多数证据表明老龄化危机 是由寿命期增加造成的 ( C rem er, 2000)。 人口老龄化危机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 很大影响,并给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于老龄化导致的制度赡养比 (退休人口占工作人口的比重 )的上升,城镇养老 保险制度面临巨大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全国大部分省市养老金财务收支出现了赤字。在美国,老龄化也带来 了相似的问题。 1940年男、女职工在退休后各平均领取 12年、13年的养老金;相比之下, 1997年男、女职工 在退休后则各平均领取 16年、19年的养老金。这表明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扩大、待遇的提高及人口寿 命的延长都增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负担 ( Pecchen ino, 1998)。因此,为保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一些学者把现收现付制视作老龄化危机的罪魁祸首,并且主张向完全基金制转轨。 因为完全基金制的回报率确实比现收现付制高而且稳定, 如果考虑股票市场的回报率, 那就更有吸引力 ( C remer, 2000)。倘若能够实现向完全基金制转轨,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较高的基金投资回报改善养老 金的财务收支状况。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基金制转轨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 ( Fe ldste in, 1998) ,而且 至少把一部分养老基金投资到股票上, 收益一般不会是中性的 ( Pestieau, Possen, 1998)。然而,一些学者对 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即使在出生率下降和寿命期增加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向完全基金制转轨也不能达 到帕累托最优,因为至少有一代人要付出两倍的成本 (为退休的上一代和他自己这代 ) ( Docquier, 2002)。实 际上, 中国现阶段也不具备向完全基金制转轨的 �艾伦条件 �, 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是一种现实选择 (袁志刚, 2001)。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考虑扩展的 �艾伦条件 �, 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 的时间内,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体系可以作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 (封进, 2004)。由此, 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危机,中国对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模式, 从 2004年辽宁试点结束后开始在全国推广。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只能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某些参数进行适度调整。正如克雷 默 ( Cremer, 2000)所说,养老保障制度的威胁实际上不是来自人口老龄化以及现收现付制度,因为它能够通 过适当的改革加以解决,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参数, 既养老金替代率、工资税和退休年龄应调整到一 个合适的水平,并主张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应对老龄化,而替代率和工资税不用改变。由此可见, 人口老龄 化既然是一种自然规律,客观上就要求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应做出某种恰当调整, 以应对老龄化危机对养老保 �42� 柳清瑞等: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威胁。也就是说,中国未来人口转变与老龄化危机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拉力。在 人口老龄化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适时、适势、适度推迟退休年龄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对养老保险制 度的冲击所作出的某种政策选择 (唐钧, 2006)。原新 ( 2005)利用一个提高退休年龄的宏观经济模型, 对提 高退休年龄的政策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虽然提高退休年龄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危机, 但这一政策的制订 要充分考虑就业、养老金给付等多种因素,做出恰当的选择。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正 在酝酿延迟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巨大压力。根据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 �退休政策对就业影响 研究�课题组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四国的考察, 这些国家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基本上是在老龄化导致公共 养老金负担加重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且都是提早实施并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美国在 2000� 2020年、德国 在 2000� 2012年把退休年龄提高 2岁 )。这也给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带来了一定启示, 趁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之前,提早进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 不失是一种未雨绸缪、防 患未然、化解危机的正确选择。 4� 关于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方案设计及讨论 根据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劳动力供求在 2015年发生逆转的状况,将 2015年确定为提高退休年龄初 始年, 按照 �女先男后、小步渐进、男女同龄 �的基本原则 (郑功成, 2008),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提高退休年龄方 案 (见表 2)。下面, 我们就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效应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 表 2� 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三种方案 基本原则 方案 具体内容 目标退休年龄 女先男后 小步渐进 男女同龄 方案 1 (较快 ) 2015年开始,女工人每 1年、女干部每 2年提高 1 岁,至 2025年女职工提高为 60岁。 2025年开始,男女职工同时每 2年提高 1岁, 至 2034年提高为 65岁。 男 65岁 女 65岁 方案 2 (弹性选择 ) 2015� 2025年,女工人 55岁,女干部 60岁, 实行 弹性退休。 2025� 2035年, 男女职工均 65岁, 实行弹性退休。 2035年开始,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均 65岁,不实行 弹性退休。 男 65岁 女 65岁 方案 3 (较慢 ) 2015年开始,女工人每 2年提高 1岁,女干部每 3 年提高 1岁; 2020年开始, 男职工每 5年提高 1 岁,至 2045年男女退休年龄提高为 65岁。 男 65岁 女 65岁 首先,考察一下这 些方案对城镇养老金 收支平衡的影响。很 明显,这三种方案都有 利于改善养老金收支 平衡 (见图 2 )。根据 专家测算,退休年龄每 提高 1年,我国养老统 筹基金可增收 40亿 元, 减支 160亿元, 减 缓基金缺口 200 亿 元�。这与我们所做 的分析有相似之处,提 高退休年龄可以显著的增加缴费、推迟给付,改善因老龄化造成的养老金收支失衡。以方案一为例,在合意 条件下,至 2029年养老金缺口消除之前,养老金需求年均减少约 1600亿元, 养老金收入年均增加约 400亿 元,年均消除养老金缺口约 2000亿元。 根据图 2,三种方案对改善统筹养老基金的效应不尽相同,提高退休年龄的步伐越快, 消除养老金收支 缺口的时间就越早。例如,方案一在 2030年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 就消除了养老金缺口,实现了养老金 的收支平衡。 其次,提高退休年龄将因增加缴费人数,减少退休人数,使制度赡养比显著下降。在保持现行退休政策 不变的情况下,制度赡养比在 35% � 70%之间,而假如按照方案一提高退休年龄, 将使制度赡养比显著降 低,仅在 35% � 42%之间。提高退休年龄导致制度赡养比显著降低,是改善养老金财务收支平衡的根本原 因。与此同时,提高退休年龄还将显著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因为延迟退休增加了缴费期限, 从而增加了 社会统筹的替代率水平,并且由于个人账户积累额的增加和给付时间的缩短,将显著提高个人账户替代率水 �43� � 见劳动保障部和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主报告 [ R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人口与发展 � 2011年 � 第 4期 � � � � 图 2� 提高退休年龄对统筹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影响 � � � � 资料来源: 人口数据根据 �五普�资料,利用 People软件预测,养老金收支 缺口 � � 根据现行筹资与给付模式测算。 平。在未来养老金财务收支状况好 转的情况下, 有可能降低企业缴费 率,从而减轻企业负担, 提高企业竞 争力, 从老龄化负债中产生人口红 利。 再次,提高退休年龄将有助于增 加劳动力供给,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 失造成的损失。很明显, 三种提高退 休年龄方案都将显著增加全国劳动 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保持现 行退休政策不变的情况下, 全国劳动 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 43% � 56%之间,而假如按照方案一提高退 休年龄,这一指标变化为在 50% � 56 之间, 年均增加约 5个百分点。从提 高退休年龄政策对城镇劳动力供给影响的角度来观察, 也会获得相似的结论。 第四,提高退休年龄虽然有助于补贴人口红利,但是初步的研究结论是这一政策毕竟会对城镇就业产生 一定冲击,这也是一些学者对这一政策的可行性提出质疑的原因。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提高退休年龄与就业 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 提高退休年龄也未必对城镇就业产生致命的冲击 (李珍, 1998)。实际上, 提 高退休年龄对年轻就业者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确定,因为较早退休的职工可能会选择再就业,不一 定会把就业岗位腾给年轻人 (左学金, 2001;何平, 2002)。从 2015年起, 在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会不断下 降,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较大转变,老年劳动者与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已趋于失调的背景下,鼓励老年劳动 者继续就业,以缓解届时因老龄化压力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在此意义上,劳动力市场供求 与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主张应该说并行不悖 (林义, 1994)。然而, 其他一些学者却主张考虑提高退休年龄 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应慎重对待甚至延缓提高退休年龄。李绍光 ( 2005)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不 太一样,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比重较大, 因此延长退休年龄不影响就业的假设未必成立。1995� 2007年我国 劳动力供给的年均增长率为 1. 5% ,而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1. 0% ,劳动力的供求 缺口在 2004年达到 1. 4亿人, 2005年达到 1. 3亿人。在这种情况下,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必然会挤占劳动力 就业的岗位 (刘钧, 2007)。当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劳动力资源丰富并且当前面临着沉重 的就业和失业压力,没有必要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姜向群, 2004)。根据我们 的测算,倘若保持现行退休政策不变, 2015� 2050年城镇劳动力数量年均增加约 300万人,而按照方案一提 高退休年龄,同一时期城镇劳动力数量年均增加约 507万人,增加的幅度很大,这势必将对城镇就业产生一 定冲击。因此,考虑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对城镇就业影响的不确定性,应该采取渐进缓慢、分阶段逐步提高的 改革策略。 最后,提高退休年龄政策本身也是一个政治决策过程, 这一政策不仅受既得利益的影响,也受劳动力异 质性的影响。前者表现为从养老金制度受益很高的就业群体, 譬如石油、电力等垄断性国有企业员工,因退 休收入与工作收入的替代水平较高, 可能更愿意选择如期退休。后者表现为一些个体、灵活就业群体由于工 作岗位差、收入不高, 而且需要个人独立缴费, 越延迟退休,缴费时间就越长,领取时间越滞后,相比较而言更 不愿意提高退休年龄。因为劳动力人口还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不同的就业群体对提高退休年龄政策也存在 不同的偏好与需求,所以他们对这一政策的接受意愿就不尽相同。在完全资本市场、寿命一定、养老金待遇 存在差异的条件下,低收入群体更愿意选择提前退休 ( C raw ford, 1981)。在关于社会保障改革的政治经济性 �44� 柳清瑞等: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调查中,不同年龄的就业群体关于退休年龄政策持有不同的态度, 大多数中老年劳动者不愿意延长退休时 间,但总体上看大多数群体宁愿提高退休年龄, 也不愿社会保障税率的提高或者替代率的下降 ( Ga lasso, 2002)。在中国劳动力人口中,如果按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四种群体划分, 这些 群体在就业岗位、工作强度、报酬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这就导致除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外的绝大多 数群体将不赞成提高退休年龄,约是赞成者的 10倍 (唐钧, 2005)。魏征宇 ( 2009)通过对浙江五城市的问 卷调查分析, 大体只有 28%的城镇居民愿意提高退休年龄,这在不同程度上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岗 位、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综合考虑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以及劳动力人口异 质性对这一政策的不同认知度和意愿,应该审谨地制订这一政策, 并采取小步渐进、灵活弹性、逐步实施 的策略。 5� 简要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人口红利、老龄化以及提高退休年龄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不难看出三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逻 辑关系。首先,中国从 2015年开始,将要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人口老龄化负债加剧的两难局面, 这对经 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需要我们及早制订应对和解决之策。其次,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及劳动力供 求出现逆转的条件下,应该考虑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以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并发挥人 力资本的优势以焕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再次, 中国未来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日渐加剧的考验,在生育率下 降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考虑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冲击,应该实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的 政策。由此可见,基于人口红利消失的推力以及老龄化危机的拉力的双重作用, 提高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然而,提高退休年龄政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受到人口、就业、劳动力异质性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决策过程。因此,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现实, 应 该采取小步渐进、逐步提高的策略,适时、适势和适度提高退休年龄, 这可能是中国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 理性选择。 首先,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对经济、社会、政治都有很大影响, 且这一政策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均密切相 关,必须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提高退休年龄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 每次关于退休年龄的提案或 动议出台,都会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网络调查显示, 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民众支持率并不高。因此, 为平稳有序实施这一政策,就需要充分考虑全体劳动者的异质性和需求, 建立有效的政策宣传和引导机制, 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不至于因此而造成群众的不满甚至社会波动。第一,要利用各种媒介向全社会宣传 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现状与趋势,以及它对经济社会发展, 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利影响。通过宣传和引 导,使广大民众全面了解和认识提高退休年龄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第二,要利用网络等大众传媒广泛征求各 社会群体的态度、意见和建议, 对提高退休年龄的原则、方案以及制度中诸如男女同龄退休,女性内部退休年 龄差异、弹性退休制度及养老金调整机制等问题展开调研,以制订适合国情并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政策。第 三,在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宣传中,要充分重视和正确对待因提高退休年龄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能过分夸 大,也不能视而不见, 并形成有效的政策宣传和引导预案。第四,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对提高退休年龄方案的 宣传与解释,对提高退休年龄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耐心的引导, 加强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 从而使这一政策能够被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接受。 其次,在 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本世纪 30年代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之前,应及早制订 并全面细化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第一,基于 �女先男后、小步渐进、男女同龄 �的原则,在全面论证的基础 上,制订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提高退休年龄方案。在一定周期内,如 2015� 2050年, 对提高 退休年龄的各种方案进行模拟,并考察这些方案对城镇就业、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福利等的影响,从而制订切 实可行、副作用较小的方案。第二,在提高退休年龄总体方案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 同职业、不同性别的差异, 全面细化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如弹性退休政策、养老金利益补偿机制、老年人就 业保护机制等,从而实现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结构、人力资本结构的协调与平衡。第三, 要在提高退休年龄 �45� 人口与发展 � 2011年 � 第 4期 政策中,细化提高女性劳动者退休年龄方案,保障女性劳动者退休的公平权利,逐渐消除因男女退休年龄差 异所造成的养老金给付的不公平现象。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 可以判定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在处理性别利益 确有不尽合理之处,应逐步合理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 (潘锦棠, 2002)。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高出男性 3 岁左右,而退休年龄却低于男性 5� 10岁。这与国外多数国家的女性劳动者退休年龄相比偏低, 与国内男性 劳动者相比调整空间很大。因此,如果实施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建议遵循女先男后的原则,最终实现男女 同龄退休,并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完成。第四,应充分考虑劳动力异质性对提高退休年龄的影响, 要重点区别对待高危行业、重体力劳动行业、有职业病潜在危险的行业的人员,以及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专业 技术人员,制订灵活弹性的提高退休年龄方案。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来看,应根据行业不同,选择有弹性的 法定退休年龄制度,如提高人力资本密集程度高的领域的退休年龄,降低危险、有害领域的退休年龄,这在现 实中也更容易得到政治上的赞同 (原新, 2005)。例如, 高学历劳动者工作时间晚, 退休时间早,不利于发挥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对养老金收支平衡造成一定冲击。提高这一群体的退休年龄,不仅有利于 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实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不是一项孤立的社会制度改革,而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到 全社会劳动者工资水平、养老金待遇等切身利益,而且还会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 制度的调整与衔接等诸多问题产生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未来临之前, 应提早制订提高退休年龄政 策,并合理有序地加以推进,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第一,在实施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 它对城镇就业的不利影响,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根据中国未来人口转变和劳动力供求趋势,在 2025年之 前男女退休年龄推迟 1� 2岁为宜。在这之后, 城镇就业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城镇劳动力人口数量将出 现下降,占城镇总人口比重下降至 50%以下,此时再逐步加快提高男女退休年龄。第二,在提高退休年龄政 策实施之前,应严格执行现行退休政策,加强对非正常退休行为的监管,有效控制违规操作的提前退休行为, 为退休制度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应解决的重点不是延迟退休,而是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退休年龄,抑 制提前退休现象 (董克用, 2004)。这就需要逐步建立退休立法制度, 从法律层面上有效规范和约束退休行 为。第三,在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全面实施前,可以选择一些地区开展试点。例如, 2010年上海已率先开展柔 性提高退休年龄改革,这将为全国制订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实验。通过试点,不仅为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在全 国实施积累宝贵的经验,而且还将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理解和接受制度的心理预期。第四, 立足现实,建立合 理有效的政策推进机制。要充分重视地区差异、行业差异、性别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统筹兼顾、小步渐进、适 时适度地逐步推进退休制度改革。由于人力资本差异和偏好的不一致性,应该考虑劳动者对提高退休年龄 的认可度,逐步推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蔡昉, 2009)。因此, 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要平衡国 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 平衡近期和远期利益,进行恰当的制度安排与设计, 并采取小步渐进、合理有 序的策略加以推进。 最后,加强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弹性退休制度、养老金利益补偿与激励机制等配套制度建设, 以提高政 策的吸引力与激励作用,确保政策的平稳实施并实现其预期目标。第一, 应在开始阶段建立弹性退休制度, 给予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一定的选择余地,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这有利于被一些劳动者所接受,减少政 策的阻力。根据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 �退休政策对就业影响研究 �课题组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四国提 高退休年龄政策的考察,这些国家都实行弹性退休政策,抑制提前退休, 鼓励延期退休。从制度运行效果来 看,实行弹性退休政策一方面可以减轻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缓解失业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逐步退休或部分 退休的方式,能够使退休者逐步适应退休生活,缓解他们突然退出劳动领域的心理压力。第二, 完善就业制 度与职业培训制度,改善劳动力就业状况,为劳动者延迟退休创造条件。劳动力市场条件的优劣对劳动者的 退休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就业环境,人们就可能不愿意退出劳动力市场 (艾斯平 � 安德森, 2003)。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不同就业和闲暇偏好的劳动者通过延迟退休, 能够增加人力 资本存量和延缓人力资本折旧,有助于产生刺激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在中国, 延缓退休是扩大劳动力供 �46� 柳清瑞等: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给、缓解养老负担的重要途径。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障碍在于, 接近退休年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比较 低,延长退休年龄会使他们陷入脆弱境地。因此,开发这种人口红利的关键, 是在继续扩大教育特别是高中 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加强对就业者培训的基础上,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以 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 (蔡昉, 2010)。第三, 建立养老金待遇和退休时间选择相匹配的利益补偿和激励 机制, 从而减少政策实施初期劳动者的心理阻力, 实现政策实施后个人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Samw ick ( 1998) 通过代际模型,分析了养老金计划对退休决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延迟退休的养老金收益相应增加,将有 利于人们更愿意选择延迟退休,因而主张通过经济激励来遏制提前退休,鼓励推迟退休。在养老保险制度中 建立养老金待遇与退休时间选择的有效利益对接机制, 不仅可以激励劳动者延迟退休,而且有可能规避提前 退休的道德风险以及企业逃费的逆向选择行为。这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劳动者可 以领取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养老金,提前退休的劳动者只能领取部分养老金,而延迟退休劳动者的养老金待遇则按一定比例 提高。这种利益补偿机制既能够体现个人养老金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又能弥补延迟退休劳动者因领取年限 缩短引发的养老金收益损失,更好地体现养老金收入再分配功能,从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第四, 在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实施过程中,老年劳动者由于延迟退休,在人力资本与工作技能上可能缺乏市场竞争 力,因此应建立老年群体的就业保护机制。这一方面将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消除不利于提高退休年龄的人 为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为老年劳动者自愿延迟退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于自愿 选择延迟退休的老年劳动者,政府应完善就业政策和相关法规,着力改善老年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消 除就业歧视,尤其是要重点保护老年女性劳动者的就业权益。例如,政府对吸纳老年劳动者就业的企业给予 一定的政策优惠或者财政补贴。完善退休立法,建立老年群体的就业保护机制, 将有利于提高退休年龄政策 的实施,并达成预期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 [ J].中国社会保障, 2007, ( 5): 24� 26. 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 [ A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8[ R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蔡昉. 未来的人口红利 � � � 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 ( 1) : 2- 10.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 J].经济研究, 2010, ( 4): 4� 13. 陈卫、都阳、侯东民. 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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