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黄顺基 　　新科技革命实质上是新生产力革命，它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历史进程，影响现代化的未来走向。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我们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对我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入探讨。 　　新科技革命把现代化进程从工业化提升到信息化阶段 　　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机器大工业。机器是划时代的劳动工具，它取代了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地位，按照自身的面貌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过程，从而改变了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 　　信息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电子计算机工业。电子计算机是又一个划时代的劳动工具，以它为基础的计算机工业与通信业结合，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它对传统农业、传统工业进行了信息化改造。计算机工业是新的社会生产力，它产生了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对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消费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20世纪90年代，在分子生物学与生态学基础上兴起的生物工程与生态工程的迅速发展，标志着生物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这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新的生态化的发展方式，它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首位。 　　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未来走向 　　新科技革命的特点是：“科学—技术—生产—社会”一体化；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跃居第一位。在这个新形势下科技业一跃而成为振兴国家的战略产业，其中的高技术产业化随之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日益复杂尖锐，突出表现为两类矛盾：一是物质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二是人与人的矛盾。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威胁人类生存的严峻形势下，大国加紧掠夺、剥削引起的国际纷争连绵不断，贫国与富国的差距愈来愈大。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所有国家都在现代化道路上向前奔跑。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形势下，发展高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成为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过程中，生物科学技术革命逐渐崭露头角，它以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技术、生态学与环境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标志。后者主要是解决物质生产中环境与资源的问题，目标是寻求物质生产方式的生态化，以维护自然界再生产的能力；前者主要是解决人类自身生产中的结构失调与质量下降问题，目标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可以预料，生物科学技术革命必然会影响世界发展的未来走向，现代化进程必然会从工业化、信息化走上新的发展阶段——生态化。 　　新科技革命为我国现代化提供了发展战略机遇 　　新科技革命为我国现代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战略机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世界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就要求： 　　一要反思旧中国一百多年被迫走上现代化的历程。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90年代维新运动的“新学”与“新政”，20世纪初辛亥革命运动的《建国方略》，1919年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30年代的“本土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反映了旧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历程。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政治与经济的独立，这是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有关现代化的论述，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提出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论断，是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此外，还要学习借鉴国外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三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国际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处在中期阶段，信息化起步也较晚；在国内，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许多配套的改革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必须同时跟上。经济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动，带来了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人口的结构与比例失调等矛盾日益明显，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纵览全局，研究分析由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对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高度的概括与总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李喜先：二十一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春天 加速科学技术全面全新后现代化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2008-3-17 发布时间：2008-03-17 【字号： 小 中 大 】 自1978年迎来中国科学技术的春天，已经30年过去了。在21世纪，为了开创新时代科学技术的春天，必须全面迈向全新的后现代化。 所谓全面全新的后现代化，即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也必须包括社会科学和技术、数学科学和技术等的后现代化，唯此，才能满足科技自身发展、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多种需求，加速社会知识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三个黄金期 1956年，中国全面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这一社会环境下，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真正开始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包括分子生物学、地球化学、天体物理学，以及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喷气技术等等，为科学技术进行开创性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963年，中国又制定了10年规划。其间，科学技术重大成就不断出现：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原子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等。这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开始起飞了，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期”。 1978年，中国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可以说，这才是中国科学技术进入全面发展的现代时期，也真正称得上是“第三个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科学技术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现代化性质的巨大变化。 其一，科学观和技术观的变化。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文化系统中的精致部分，是精神产物，在全社会提倡并弘扬科学精神，按科学方法、科学态度行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其二，对知识分子认识的变化。纠正以往对知识分子的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等错误观念，在国家政策中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在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观念，从而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其三，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复杂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国防系统和教育系统等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紧密关系。 其四，科学技术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识到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其五，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系统。这主要包括由门类科学、学科及其分支学科三级结构组成的庞大系统，以及相应的研究机构、各级管理机构和各类基础设施等。 总体上，中国科学技术约在半个世纪里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与世界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相比，尚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还存在着在观念、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和管理上阻碍创新的根本性障碍。 世界科学技术后现代化态势 在21世纪里，国际社会、国际政治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而世界科学技术必然地要加速发展，快速地迈向全新的后现代化。 世界科学技术后现代化的特征集中表现为： 其一，科学技术全面地加速创新，引起多种增值效应。许多国家都在各个领域进行着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从根本上说，凡科学技术创新富有成效，就会导致知识越来越富有，从而出现知识加速增长的新“马太效应”，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高速发展，以致改变世界格局。 其二，呈现出系统性。各类创新要素必然地相互联系、彼此依赖，形成有机的创新系统，即科学技术创新与其制度、机制、管理创新以及观念、理论创新等形成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缺失，必将影响其他要素，以致整个创新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其三，表现出递推现象。科学技术创新，必须依赖其制度、体制、机制和管理层次上的创新；而后者又依赖于思想、观念和理论层次上的创新；进而又依赖于国家在政策、决策系统层次上的创新。最后，揭示科学技术创新的规律性还在于，真正认识和掌握“元创新”(met-innovation)——指导如何具体创新的高层次创新，实际上是“创新的二阶微分”，即以创新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认识和掌握创新规律而形成高一层次的创新。 在新世纪里，人类必然要将科学与人文融合起来，形成崭新的科学人文文化。相应地，世界科学技术后现代化也必然以实现人性化为最高理想，进而必定以追求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相应地，中国科学技术后现代化也必然更加人性化和道德化。 中国科学技术的后现代化 我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后现代化的起点，应以《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为标志；在21世纪中期，要进入世界科学技术主流，在世界科学技术参照系中，进入中心地带；在21世纪末期，要进入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中心，全面地实现后现代化。 为了加速向后现代化迈进，要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形成合理的战略性布局，进行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构建优化的创新环境等。这包括： 强化基础、前沿、战略性科学技术和交叉科学技术。在中长期内，重点发展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科学技术和交叉科学技术，包括大门类交叉科学技术，如横断科学、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尖端技术等等，这对提高科学技术整体水平、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 科学技术体制、机制、管理创新。构建高效、合理的各级领导和管理体制；遵循科技创新的规律，构建科学技术创新的机制或机理；依照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实时地进行改革，以保证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制定合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方针、法律和政策，并相应地采取重大的战略举措。 构建科学技术创新的优化环境。提供创新所需的自由空间、充足的资源、法律保护、制度保证、管理支持等，包括：永续地起作用的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深层次上影响创新思想和观念的文化环境，最直接地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大政方针、法律、政策和管理等环境，每时每刻接触到的科研经费、仪器设备等硬环境，产生创新的火花所需要的无限制地进行学术思想交流、能涌现自主创新和自由创新精神的学术环境。这5个要素构成了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创新环境系统的整体。 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和数学科学技术长期分离，这是不合理的，为加速实现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全新的后现代化，应将其作为有机整体。为此，要持长远的观点、全新的大视野，重新统一调整国家科学技术体制；建立国家统一基金制；全面进行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改革；制定国家统一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政策；国家相关管理部门明确分工、合作；重新常设国家统一的教科领导机构。 温家宝：科学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历史的本质是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史。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带动了新文明与现代工业的兴起，并影响着民族的兴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论文发表和专利 申请 关于撤销行政处分的申请关于工程延期监理费的申请报告关于减免管理费的申请关于减租申请书的范文关于解除警告处分的申请 数量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中国在载人航天、高性能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及第三代通讯技术等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占制造业15%强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将科学誉为改善人类命运的手段。今天，300多万公顷的农田种上了中国科学家研制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已经成为满足中国本国粮食需求和促进世界谷物产量的“金钥匙”。科学与技术在医药健康领域的发展也将中国的人均寿命提高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了进一步促进创新，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强调基础科学领域和前沿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在能源、水资源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我们努力在信息技术以及新材料等领域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并强调将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工业、人口和健康。   从根本上讲，中国科技的未来取决于今天我们如何吸引和训练年轻科学家，并发挥他们的才干。因此，我们的科技政策的核心是将各种各样的人才特别是青年才俊吸引到科研创新中来，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让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力。   在科技领域，我们将加强机构改革，重组科研体系，合理分配公共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我们提倡在活跃的学术氛围下进行自由的讨论，鼓励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不断探索，并且宽容失败。   科学无国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种种努力需要融入世界，世界也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创新的中国。正如碰撞产生火花，交流有助于丰富想像力，提高创造力。许多中国科学家已经步入了国际学术舞台，他们与国际同行相互学习，共同为世界科学与技术发展做出贡献。   为鼓励公众掌握和使用科学技术，我们要大力提倡科学文化，促进科学理性，同时珍惜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科学之光的普照下，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必将更加辉煌灿烂。   我坚信，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当今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实经济发展就显得尤其重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科技，而科技也必须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我们将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改革发展模式，确保食品与能源安全，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坚信，中国将在科技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将对全人类的文明和福祉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科学网 何姣/译） 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是实现现代化必然选择 记者　金振蓉　发布时间： 2010-01-31 08:42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记者金振蓉）今天发布的《中国现代化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2010》，其主题为“世界现代化概览”。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完成的这份《报告》，对世界现代化400年的进程进行了梳理，研究者期望通过系统和科学地研究现代化，全面提示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从而构建我国现代化的科学基础。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在18—21世纪期间，世界现代化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根据《报告》的研究结果，2006年世界上有29个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有90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有12个国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数百个少数民族生活在原始社会。在21世纪，预计有100多个国家将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有80多个国家将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达国家将完成第二次现代化。根据过去300年的历史经验，21世纪发达国家大约为20个左右，发展中国家有100多个；发达国家有可能降级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升级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3组国家，他们分别是中等发达、初等发达和欠发达国家。21世纪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成功机会,他们将争夺5张升级发达国家的门票。 　　2006年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初等发达水平，处于第一次现代化成熟期。如果按1990年—2005年年均增长率测算，我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面实现现代化，预计要到21世纪末。2006年,我国人口约13亿,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0亿，从人口规模角度看，我国现代化任务超过发达国家总和。如果完全按照国际经验，21世纪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概率约为4％，显然，国际经验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我们需要寻求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现代化路径。 　　“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件”。在今天召开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专家座谈会上，专家们对中科院路甬祥院长的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华民族是农业文明的创造者，工业文明的学习者，在知识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将成为开拓者。我们虽然现代化起步晚了100年。但历史是人类创造的，未来是人类谱写的。历史经验证明，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只要我们抓住历史机遇，正确判断，把握大势，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专家们对我国未来现代化的发展充满信心。 近代以来的科学化追寻历程与中国现代化的回顾与思考解庆宾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071） 　　[摘 要] 近代以来众多国人孜孜不倦，欲通过科学技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通过科学化来实现现代化。从19世纪中叶自强运动中开始的“师夷之长技”和“求强求富”到20世纪初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从5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到20世纪末的“科教兴国”战略，再到21世纪的信息化与创新型国家的提出，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多少希望、梦想和憧憬！虽然科学并非万能，但总体而言科学化的追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路径，特别是在当代，意义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战略、信息化、创新型国家的提出和实施大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 科学化 现代化 思考 　　1 近代国人对科学的认知与实践 　　“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严复等人的著述中。首次用“科学”者当推康有为，由他编译的《日本书目志》一书的1册2卷理学门中赫然列有《科学入门》与《科学之原理》。严复译著《原富》一书中也曾多次出现“科学”一词。而在此之前，中国人一般以“格致”或“格物”来指代科学。 　　鸦片战争爆发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近代早期开明士人在战争中首先目睹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改变传统的“华夷”观念，学习西方以自强御侮。思想家魏源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他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明确主张，迈出了向西方学习艰难而可贵的一步。这里的“长技”主要指外国先进的军事力量，包括枪炮、战舰及养兵练兵之法，并不涉及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但这种进步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直至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创巨痛深”之后，晚清统治者才不得不承认今日西人绝非昔日“四夷”可比，应付目前“变局”之法，惟有学习西方。李鸿章痛切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西人。”[2]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继承林、魏“师长”之说，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军事国防，开矿设厂，并在一定程度上“采西学”，创立了一批新式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这些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上重视格致科，从同文馆的课程设置上即可窥见一斑[3]。晚清一些科技士人始以兴学、译著等方式引进西方科学。1874年，徐寿等人主持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以“格致书院”名之，旨在“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李善兰与英国人韦廉臣合译《植物学》，与伟列亚力、傅兰雅合译《自然哲学》等；华蘅芳与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合译美国地质学家代那（J.D.Dana）的《金石识别》、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等。在1867～1873年的数年间，译述有关矿物、地质、军事、气象等方面的科技书籍多达70余卷。受“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制约，洋务时期对科学的认识总体而言还处在表层，其引进与介绍西方科学缺乏系统性，也并未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 　　甲午之役，洋务运动30余年的军事成果在战争中不堪一击，这向人们表明器物方面的学习不足以自强。随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变法维新，尝试于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与此同时，康、梁等对西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予以介绍，引进西方伦理学、社会学、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促进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康有为认为，西方“炮、舰、农、商之本，皆由工艺之精奇，皆由实用科学及专门业学为之”[4]。严复也强调，“凡学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教往知来者，乃称科学”[5]，只有运用科学才能达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至此，科学已不再完全是物化的形态，其地位在国人心目中明显得到提升。但“科学”并未迅速取代“格致”，二者一度混用不清。1903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将自然科学称为“格致”科，从而限定了“格致”的应用范围。辛亥革命后，格致科改为理科，“格致”一词也就逐渐为人们所抛弃，科学最终成为一独立的名词。 　　20世纪初的留美生志在“科学救国”，出国前一般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具备一定中学之根柢；进而，他们也接受过一定的新式教育，对西方文化具备了初步的认识。在国外，系统的西方科学教育理论、广博的科学实践活动，耳濡目染，使留美生的视野大开，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经过深入剖析中西文化之优长劣短，他们将欧美的国富民强诉诸于科学。任鸿隽指出：“吾此时于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以谓西方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之所以异于东方者，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6]感于中国科学之缺乏，留美生组织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月刊，向国内宣传科学。从其成立之日起，中国科学社一直积极致力于全方位、多渠道的科学传播与普及，致力于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推进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几乎与此同时，1915年国内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呼吁“德先生”与“赛先生”，提倡民主与科学，矛头直指民初以来甚嚣尘上的复古思潮，与尚在域外的中国科学社遥相呼应。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开宗明义：“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它族者，科学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也。”在新文化运动那里，科学被冠以“赛先生”之称号，其地位一度上升到与民主（“德先生”）并立。科学被无限扩展至价值观领域。陈独秀呼吁：“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7]对科学的尊崇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1923年，胡适颇为形象地指出：“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8]中国当时的诸多思想家、学者染指其间，为之推波助澜，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为一股势力巨大的思潮，包括郭颖颐等在内的一些海内外学者将其称为“唯科学主义”。人们特别是一些留学背景的知识人试图通过科学来救国，以科学教育中国国民以实现国民性的现代化，以技术推动工业化，以科学理性促进社会观念的现代化。 　　2 科学万能论、唯科学主义和科学化追寻的歧路 　　近代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结构面临全面解组，使知识分子普遍地感受着强烈的疏离感、挫折感而陷于彷徨、迷茫和迫切的寻求之中，急需一确定的权威或信仰来消除这种焦虑与不安。科学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科学一开始就被赋予救亡富国的使命，到五四时期它已突破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绵延半个世纪的“体—用”原则，真正具有了新文化权威的根本意义，成为普遍的和终极的价值，被用来批判一切既存的制度和文化，也被用作一切新尝试的价值准则[9]。五四以来，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已开始致力于科学研究，在急切的救亡主题面前其科学研究的呼声显得苍白无力、少有响应。而科学论战后的唯科学主义的泛滥和民国教育中“推行实学，裁汰文科”运动的开展使得民国科学化追寻走上了歧路。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取得了胜利，科学家也出尽了风头。通过论战，科学派维护了科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但与此同时，胡适、吴稚晖等相继参战，将科学的地位绝对化，定为一尊。科学的绝对真理性和权威性淹没了科学赖以存在的自由批判精神。正如林毓生所言：“流行的科学主义对科学抱持的形象，不但专能提供对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更切实的领悟与理解所需的资源；相反地，它剥夺了中国公众获得这项领悟与理解的机会。由于主张‘科学的基础不是依靠其题材而是依靠其方法’，并强调形式与机械方面的归纳法是科学方法的优先部分，中国的‘科学主义’实际上颠倒了对于科学本质及其方法的先后秩序的正解。随之而来的结果则是，信奉‘科学主义’的人们，极少愿意去发展一项经由成功地形成在科学研究上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实例来获得科学素养的意识；这些在科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则是通过一项对个人所关心的具体而专门的题材所产生的个人的知识而形成的。因此，在‘科玄论战’这一重要论争的灾难性后果中，理知训练的创造性传统，找不到扎根的沃土。”[10] 　　从舆论上的科学启蒙始，而后进入真正的科学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与趋向。也应是科学化追寻的应有路径，中国科学社社员王琎则直接道出了隐忧： 　　“时至今日，其形势复一大变。国内‘科学’、‘科学’之声，洋洋盈耳。社会中教育界实业界之望科学，如饥渴者之望饮食，此后科学在中国，或将培植得宜，耕耘不替，庶良禾不致复为稂莠所毁也。惟杞人之忧，以为学术专制及学术依赖之风，在中国犹未全减。一般学者之视科学，或但以方法视之，或但以技术视之，立论稍一不慎，即能使科学丧其独立之资格，以至于退化。须知科学者，其职务为搜求天然真理，维持人类文明，其自身之价值，固不在道德宗教政治之下也。”[11] 　　科学的发展非空谈可以兴，非保持独立的地位亦难以进步，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此时的国人将科学过于政治化、信仰化。诚然科学对于国民性的现代觉醒、工业化的起步等现代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科学并非万能，时代背景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使科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军，科学救国走上了科学化追寻的歧路。 　　3 60年科学化追寻与中国现代化 　　建国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以科学技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5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到20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再到21世纪的信息化与创新型国家的提出，中国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国的文盲率大大下降，高校在读生人数大大增加，大批新技术产生并应用于生产。科学教育化浪潮使得国民的素质显著提高，人、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脚步显著推进，科学技术有力地推进工业化，科学观念也深入到政治生活中去，科学执政成为共识并切实推进。科学化切实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要路径。 　　3.1 向科学进军的成就与问题 　　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2]毛泽东把发展经济技术问题提高到了同社会革命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3]。在前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正式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口号，并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优先发展尖端科技和国防事业，进而带动了科学技术事业的全面复兴。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14]。随后积极创办和扩建了一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其中尤以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和不断壮大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作用巨大。还派遣了一大批的科技人员到苏联等一些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国家进而实现现代化。1959年中苏交恶后，我们自力更生，依然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即使在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的科技战线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也取得了结晶牛胰岛素等一批成就。 　　但这一时期科学化追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高度政治化的科学化进程使得向科学进军的步伐有些紊乱。受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局限和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一些军事和重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确实，这些技术对于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国防安全意义重大，但科学的普及和开放性的科学化却被忽略，对外交流不足，国人的科学素质还是较低，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仍很慢，并且忽视农业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集体化时代里人的因素的过分拔高，使得科技发展出现了失误，以及大炼钢铁、除四害中的错误认识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3.2 科学与现代化：世纪末的呼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科教兴国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进一步以科学化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78年第二次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88年邓小平作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95年第三次全国科技大会正式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并将其定为国策。世纪末20年里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科学化推动现代化的最强声，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神州系列载人飞船、袁隆平的高产稻、人类基因组计划；科学转化为生产力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专利技术应用于生产，以科技高速发展为基础大步推进工业化，以往被忽视的农业科技也受到了重视，用于大力推进农业的现代化；科学理性促使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国人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大大加快。 　　3.3 信息化与创新型国家战略 　　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科学化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面对新的时代特点，江泽民提出了跨越式的发展思想，“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推出了科技创新的理念，“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5]。 　　2005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将创新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命题：“要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16] 　　进入21世纪的两代领导人，进一步将科学化的追寻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要路径，并不断深化发展。 　　但钱学森的“三问”也切中要害地指出了我们科学化追寻中，以及在具体的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显著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大厦中，中国人的贡献还相当有限；高等教育的功利化；创新型人才的短缺与培养机制；科学化高扬下所带来的人性部分的缺失，国民教育与社会责任感的错位，等等。 　　总体而言，科学化的追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路径，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更要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改进。